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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绥远省是民国时塞北四省之一，其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日本侵略者为实现其“大陆政策”便指挥伪匪军侵犯绥远。为了保卫国土，以傅作义为代表的晋绥军积极应战，并取得绥远抗战的胜利。此时，退居西北的张学良在绥远抗战的刺激下，欲援绥抗战进而收复失地，而蒋介石拒绝其援绥要求，这是导致西安事变爆发直接的原因之一。西安事变的爆发使西北地区民众异常兴奋，积极开展抗日援绥行动，这在《解放日报》（西安）刊载的陆续成立的援绥服务团等组织以及活动的报道可以反映出来。
关键词：西安事变；绥远抗战；《解放日报》（西安）
中图分类号：K26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17）12-0028-05
绥远抗战与西安事变皆是发生于西北地区的中国抗战时期的重大事件，其爆发和解决促成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20世纪30年代，“因为绥远是屏障蒙疆的要地”，[1]80日本侵略者为了占领内蒙，便利用伪匪军侵占绥远，绥远抗战爆发。绥远抗战对西安事变有一定的影响，张学良、杨虎城等将领希望发兵援绥抗战，但蒋介石拒绝张、杨援绥之请，这也是触发兵谏最直接的原因之一。[2]251西安事变的爆发，使得西北地区的民众更为激动，他们纷纷组成援绥组织和军队，如救护队、慰劳队、后援会义勇军等，赶赴绥远参加抗战。西北民众这种激动奋发之情在西安事变后创刊的《解放日报》（西安）①上有充分地反映。
鲜有学者将绥远抗战与西安事变联系起来研究，经搜索在中国知网上只有张永华《论绥远抗战与西安事变》一篇，提出绥远抗战是西安事变爆发的直接动力和契机。本文主要参考《解放日报》（西安）上的报道来探讨西安事变与绥远抗战，因此有必要对它们进行分别梳理。
绥远抗战是全国抗战的先声，其研究论文较多，主要有余子道的《绥远抗战述论》《全国抗战之先声——绥远抗战》，杨奎松《蒋介石与1936年绥远抗战》，杨天石《绥远抗战与蒋介石对日政策的转变》《绥远抗战与蒋介石对日政策的转变——蒋介石日记解读》，扬天石与魏宏运主要涉及蒋介石与绥远抗战关系的研究《绥远抗战时蒋介石的两副面孔》，王贵安《傅作义绥远抗战原因探析》、韩艳娟《傅作义绥远抗战胜利原因探析》对傅作义与绥远抗战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究，还有晓晋《阎锡山与绥远抗战》，宋雅岚《绥远抗战再研究——论绥远抗战的特殊背景》等。学位论文直接谈及绥远抗战的主要有三篇，王丰楠《绥远抗战时期的<绥远日报>研究》，杜警厅《绥远抗战与援绥运动研究》和刘凤茹《试论傅作义与绥远抗战》。关于西安事变的研究中外学者的成果有很多，有整体性研究，有与西安事变有关各方研究，如中共与西安事变、东北籍势力、关键人物（如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等）、欧洲列强与日本等，有对与事变相关史实的考证，有对事变善后的探讨，还有舆论和新闻论调中的西安事变。而《解放日报》（西安）则主要是与西安事变联系进行研究，并多集中在1990——2000年间，有丁雍年《西安事变期间出版的西安<解放日报>简介》、吴宝春《西安事变后第一张报纸出版始末——丛德滋与<解放日报>》、周晓红《西安事变期间我党秘密领导的<解放日报>》、罗朋《西安事变中的西安<解放日报>》等。近年来对其进行研究的有王颖超《历史性地出场与历史性地建构——西安事变中的<解放日报>》、张可《框架理论视野下西安事变的媒体呈现——以<大公报>、<解放日报（西安版）>、 <中央日报>为样本》和赵娜《西安事变中的西安<解放日报>研究》三篇学位论文。
一、西安事变近因——绥远抗战爆发
绥远抗战正式爆发是一九三六年（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四日晚，蒙伪匪军受日本策动犯我陶林境的红格尔图起[3]390……（十二月）九日晚因金甲三之继起反正，复将大庙克服。[3]391在数月间，晋绥军、中央军相继取得了红格尔图战役、百灵庙战役和锡拉木楞庙战役的胜利，绥远抗战遂告一段落。
（一）绥远抗战的背景
察哈尔、绥远两省是民国时塞北四省（热河省、察哈尔省、绥远省及宁夏省）中的两省，位于现今内蒙古自治区，其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日本侵略者认为“内蒙古是中国本土与‘满洲国’利害冲突点，也是中、日、苏利害交叉点。”[4]90其既可以鉗制苏联又可以南下控制华北，所以日本势必要将之纳入其势力范围。曾担任过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的松室孝良，在其“秘密文件”中曾经这样提及：“依帝国大陆政策的满蒙主义，在占领满州之后，应继续图蒙。”侵占包括绥远在内的内蒙古广大区域，早已是日本的大陆政策和“满蒙积极政策”的重要目标。[5]129实际上日本对内蒙的真正企图在其陆军部文件中有明确的表述：“对西部内蒙开展工作”，“其目的在于‘使多年被汉族压制的西部内蒙民族投靠日满，并阻止与中国共产党及苏联势力范围的外蒙古联系，并在确保满洲国治安的同时，对外蒙古采取怀柔政策，以利于我对苏的作战准备’。”[6]86
日本侵略者不是一开始就直接对察、绥两省发兵侵占，而是先利用汉奸以武力夺取察、绥。在日本侵略者的扶植下先后成立多个伪匪政权，主要有殷汝耕于1936年春在冀东二十二县设立“防共自治政府”，1936年1月初李守信、卓什海等侵占察北六县（指沽源、宝昌、张北、康保、尚义、商都），及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于1936年6月脱离中央，在察省嘉卜寺（新明）设立“内蒙自治军政府”，德王任“总裁”。日本侵略者染指察、绥目的之一，是为控制华北，但是日本虽在冀东和察北扶植了这些伪政权，并没有达到其钳制整个华北的目的，此时恰逢发生了成都事件、北海事件、汉口事件、上海事件等，于是日本借机与南京政府进行谈判，想要通过“和平”的方式来实现其完全侵入华北的企图。但此次谈判却出乎日方预料，日方坚持华北特殊化与共同防共两大要求[3]388，而蒋介石当局坚持要求冀东伪组织的取消，察北六县的收回，华北中央化的彻底实现，走私的彻底取缔等最后立场[3]387。由于此次中国政府坚持立场没有妥协，致使从1936年9月15日就在南京开始的七次谈判都没有达成一致，最终此次南京谈判搁置。日本想要通过兵不血刃的方式侵占华北的企图没有成功，便不得不转向武力。这就是由日本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大佐为指挥，指使伪匪军侵绥，绥远抗战爆发。 （二）绥远抗战的过程
绥远抗战分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1936年11月13日至19日，由彭毓斌和董其武指挥的“红格尔图战役”（包括围歼土木尔台、土城子之敌），后一阶段是11月23日由孙长胜、孙兰峰指挥的“百灵庙战役”（包括尔后全歼大庙残敌及伪军反正）。[7]86绥远抗战的胜利与当时绥远省主席傅作义有极大的关系，其在绥远抗战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并提出当时抗战口号为“一、誓保国土，己尽责任！二、决心牺牲，以雪耻辱！”[8]288傅作义具有坚定的守土决心，面对伪匪军的进攻加之日军飞机助战，并没有退缩。在首战红格尔图时他就指出：“我们的对策是一条黄瓜打中间——全断。红格尔图就是黄瓜的中间，我们不但要坚守住这个战略要点，还要在这里狠狠地挫败敌人。”[7]91在傅作义的指挥下，经过彭毓斌和董其武等几方面军队的互相配合，顶住了敌伪炮空协同攻击，于18日上午7时，红格尔图之战大获全胜。于18日将红格尔图附近之敌袭破后，傅作义即于平地泉（集宁）电令预定使用之各部队开始行动，遂行收复百灵庙之军事行动。[8]13当时，驻百灵庙的敌方兵力主要有伪第七师穆克登宝全部骑兵约1800余人，德王所属蒙古队700余人，前叛扰西公旂骑匪300余人，另有专任指导之某国（指日本）军官四五十人，总数约3000余人。[8]13经过9小时之彻夜激战，往返冲锋前后计7次，将被伪匪盘据六七个月之久的大根据地百灵庙全部收复，夺获军需等品颇多，成为绥远军事上的一大胜利。收复百灵庙之后，德王逃往嘉卜寺，日本侵略者组织的“大元帝国”也随之破灭。百灵庙为军事上的战略要点，日本侵略者数年以来，经营该地，耗费大量的金钱与心血，自是不甘心其失败，将残部集于大庙（距百灵庙东北60里）整顿，企图“以大庙为基地，夺回百灵庙”。[9]117 12月2日晚，敌伪军从大庙出发，“以装甲车10辆为前导，以汽车载兵千余人”，[5]144于3日晨到达百灵庙附近，并在7架敌机的轰炸下，发起对百灵庙的攻击。但在接连失败的打击下，伪军内部发生了严重分化，王英部下石玉山和金宪章部已与晋绥军秘密接洽投诚事宜。在12月6日，晋绥军向王英部发起攻击。石玉山和金宪章先后于阵前反正，并发表通电，谓“宪章与玉山等个人，虽幸自拔，而有下列数义不能不为社会及友邦告者……吾中华民族当此国难严重，势须团结自救，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殆为全民一致心理。”[10]9日上午，傅作义部进占锡拉木楞庙，大庙被收复。随后一批伪军（安廷华、王子修两旅）相继反正，王英带着残部逃回张北，被日军缴械，“大汉义军”随之覆亡。
二、西安事变爆发——援绥抗战被拒
绥远抗战的消息传到西安后，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将士皆喊出“我们要援绥抗日，收复失地”的口号。东北军部分高级将领甚至向张学良要求：“即使中央不同意，我们也要自行组织队伍援绥。”张学良面对曾为自己部下的傅作义为抵御日本侵略者展开绥远抗战，并取得胜利，肃清了绥远境内的伪匪军，打破了日本建立“蒙古大元帝国”的妄想感到欣慰，又为自己丢失东北退居西安，遭受国人的责骂而痛苦。东北军将士要求赴绥远前线与日军战斗，“打回老家去”，以收复故土，更深深刺激了他。张学良曾在1936年10月下旬委婉地向蒋介石提出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的建议，但遭到拒绝，蒋甚至表示“共党当面以手枪拟之，亦不与之妥协也”。绥远抗战爆发后，张学良于11月27日向蒋介石提交《援绥请缨抗敌书》，要求国民政府“调派东北军全部或一部，克日北上助战，则不独私愿得偿，而自良以下十余万人，拥护钧座之热诚，更当加百倍。”[11]在日寇入侵之际，杨虎城多次声援并请缨杀敌，特别是自从绥远抗战爆发以后，西北也就随之而变为抗日前线，杨虎城向蒋介石请求援绥抗战，但蒋介石又将其要求拒绝，引起了他极大不满。与此同时，西北民众更是抗日情绪高涨，他们皆认为“绥远战争是一幕现实的和平阵线与侵略阵线的战争，是中华民族求解放求生存的战争，我们要认清这是一个复兴的机会，是一个清算的关头，绝不能忽视了这个事实。”[12]在12月9日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大会上，西安学生喊出“欢迎武装同志援绥”的口号，在《张杨发表对时局宣言，八项主张要求全国采纳，蒋委员长在兵谏保护中，但安全问题可保无虞》的報告中更是明确表明西北民众要求出兵援绥的态度：“自敌伪进攻绥远以来，举国人民救亡情绪异常热烈，西北地处边陲，已成国防之第一线，军队及民众抗敌意志尤为坚决……数月来即请求蒋委员长将全国武力北上援绥，接受民意。”但是蒋介石始终不以民意为重，反而亲赴西北以强令剿共，“蒋委员长认为攘外必先剿赤，督率大军，北上陕甘，势必将赤匪剿尽，方能对外。”[13]并在王曲军官训练团训话时声色俱厉地说：“现在值国家存亡之际，敌人有远有近，事情有缓有急，最近之敌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远，为害尚缓。急事，就是要消灭共产党。”[14]276西北军民目睹国势垂危，实不容许任何削弱国力举动，在蒋介石拒绝西北军民援绥抗日要求并欲酿成内战惨祸的情况下，西北军民忍无可忍，最终激起了西安事变。
1946年12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人民举行的西安事变十周年纪念会上演讲时指出：“唯独蒋介石先生别具心肠，硬要在日寇进攻绥东之际，拒绝东北军请缨抗日，强迫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继续进行内战。但他这种倒行逆施，不仅未能达到目的，反而激起了西安事变。”[15]21民众抗日愿望长期遭受压制、不得实现的情况下，西安事变的爆发打破了这种局势，特别是地处西北的民众，原本就对绥远抗战充满热情，“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但迫于时局的压力不能尽情地报国，于此时爆发的西安事变使他们的爱国热情得以释放，这在《解放日报》（西安）上有充分反映。当时《解放日报》（西安）接连几天刊载《慰劳绥远将士书》：“前方将士是为争民族生存而奋斗！前方将士是在饥寒交迫中为争国家生存而奋斗！我们民众是应竭诚援助！尽力鼓励！”而且不间断地刊载绥远抗战的后续动态，有《大庙克复后日方震怒派机轰炸》《傅王赵赴百灵庙视察战后情况并对士兵训话》《匪伪即总攻绥东》《绥东情形复趋紧张》《绥东前线近平靖匪伪内部分化极烈》《红格尔图一带安谧南壕暂确已无匪踪》等，此外对援绥运动情况也予以大量报道。 三、西安事变后续——抗日援绥运动
随着西安事变的爆发，西北地区民众的抗敌热情进一步激发，对绥远抗敌与收复失地充满了信心，在当局的支持下，各界积极组织抗日援绥运动，“当时，百灵庙大捷的消息，于十一月二十四日传出，各地报纸竞先发行《号外》，全国军民闻之，无不扬眉吐气，欢欣鼓舞，各方人士发起抗日援绥运动。”[7]105在西北地区最为显著的便是成立了陕西援绥战地服务团和陕西援绥战地服务团后援会。
（一）陕西援绥战地服务团和后援会
西安事变后的第3天（1936年12月14日），以青年学生为主的各界爱国力量，宣布组成陕西援绥战地服务团。[16]7服务团以“抗日救亡实施战地服务”为宗旨，大家推举吴雪汉为团长，蔡毅之、黄云兴为副团长，愿为救国献身的积极分子踊跃参加战地服务团，全体团员政治热情极高。[17]90在该团成立报告中，陈述其成立缘由“自‘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四省失去，华北五省亦岌岌可危。而日帝国主义，尤纵其贪欲，更嗾使伪匪，进寇绥省。傅主席督率士卒，浴血抗战，我后方国人，自亦不能坐视，且迩来杀敌胜利，士气振奋。故本团特应时组织，亟希国人一致参加，俟稍训练，即当正式趋赴前线。”[18]陕西援绥战地服务团成立之后就着手征求队员，为了出发绥东前线，实行战地服务。该团计划设立义勇队、慰劳队、宣传队、救护队、交通队五个部门。援绥抗敌战地服务团为使外县民众明瞭“双十二”事变意义，及获得更为广大战地服务同志，曾派宣传队赴渭南、华县一带实地工作。22日上午12时，复派第二批宣传员15人，由该团黄云兴带领赴咸阳、三原各地宣传。[19]1936年12月25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但是援绥战地服务团前往绥远的计划并没有终止，按预定的日期1937年1月1日由团长率领团员80余人从西安出潼关取道山西前往绥远，进行战地工作。
该团于1937年1月1日由宣传队长王杰率领第一批团员30余人出发，2日由吴团长率领第二批团员40余人出发，前后两批共计80余人，于2日在渭南集齐后，徒步经赤水抵华县，3日搭火车出发前赴潼关，出发绥东前线，实行战地服务。但是由于国民党当局4日在潼关将服务团全体成员扣留，而且将扣留之青年，欲送洛阳军分校受训，第一、二批援绥服务团未能成行。消息传到西安后，各方极为愤慨，陕西援绥抗敌战地服务团及后援会（陕西援绥战地服务团成立之后，谢葆真主动提出要为战地服务团组织“后援会”，于12月17、18两日连续邀请了西救会、西安学联会、西北妇女救国会、东北民众救亡会、东北大学校友会、绥署军官眷属慰劳将士后援会、西安新闻界救国会以及长安商会等8个团体在西救会商讨成立“后援会”的事，于同月22日开始成立，谢葆真女士被公推为该团主任[20]）、陕西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等团体和杨虎城等人纷纷发表通电，致电各方，阐述服务团组成及实质，“该团系爱国组织，各团员均为爱国青年学生，自动参加抗敌御侮之举，其行动一切极为纯洁，”[21]说明赴绥援助被拘真相，“伊等途经潼关竟被驻军留难，吴团长行踪不明”，[22]并请全国各界一致声援，以维民运。除分电各方设法营救外，对于应行工作，服務团仍在积极进行丝毫不懈，如募捐大批药物，排演戏剧，“据负责方面谈称，现准备团员尚有六七十名，刻正在加紧训练期间，预定于月终出发赴绥，决不因前两批人员之被扣，而稍减锐气。”[23]
（二）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
除了民众自发组织的援绥服务团与后援会外，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②组织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由孙蔚如、王以哲分别担任正副军团长，郭锡鹏为第一军团骑兵指挥官，何宏远为第一军团炮兵指挥官，等到兵力集结完毕后，就开赴绥远战场。后派抗日名将马占山为抗日援绥骑兵集团军总指挥，黄师岳为总指挥部中将参谋长，襄助马总指挥，策划援绥军事。马占山将军“自受命为抗日援绥骑兵集团军总指挥以来，即着手编组总指挥部，并令所属各骑兵师，急向蒲城富平一带集结，闻该集团军，日内即可北上。”[24]张、杨二将军除了组建军队前赴绥远援助，并致电慰劳绥远将士，张、杨等人“与各将士目标一致，甚足加强抗战力量。各将士爱国心切，当荷同情。此后共赴国难，杀敌致果，民族前途，实多力赖！”[25]随后又发表《告绥远抗日将士书》，向绥远将士揭示敌人有计划地侵占中国，而南京政府的外交却“完全是欺骗民众的出卖民族利益的替帝国主义作清道夫的外交”，对内“是一寸一寸地争”，对外“是千里千里地让”，两位将军希望绥远将士能够抗战到底，收复失土。
四、结语
“自绥远战争发生以后，全国人民，以数年来困处不生不死的苦闷环境中，受此刺激，无不兴奋异常！咸以此次战争，为我整个民族生死存亡之莫大关键。”[26]271其胜利，给日本以迎头一击，破灭了借助伪匪之手侵占绥远的奢望，而且延缓其侵略中国的步伐，同时也“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精神，推动了民族战争的步伐，成为全国抗战之先声。”[27]46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正是在绥远抗战胜利的刺激之下，特别是拱手让出东北三省，背负“不抵抗将军”之名的张学良，热切希望“在这个时机，我们的中央政府，我们素日所拥护的领袖，应该如何激励全国军民，发动全国的整个的抗日战争”，[28]但在蒋介石一意孤行，拒绝张、杨援绥之请，坚持“剿共”政策，为了民族大义，张、杨二将军暨西北将领发动划时代意义的西安事变。正是因为西安事变的爆发，使得蒋介石不得不暂停其一贯主张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全民抗战奠定了基础。
注 释：
①《解放日报》（西安）是东北军和西北军在西安事变的第二天（1936年12月13日）开始出版的，它是由接管的《西京日报》改办的。由张学良推荐张兆麐任社长，经李一氓派韩进、魏文伯任编辑，到1937年2月10日停刊。
②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于1936年12月14日正式取消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设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并由众公推张学良为委员长，杨虎城为副委员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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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张代总司令昨在西安电台广播[N].解放日报，1936-12-15（1）.
作者简介：周红月（1993—），女，作者单位为：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
（责任编辑：李直）
关键词：西安事变；绥远抗战；《解放日报》（西安）
中图分类号：K26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17）12-0028-05
绥远抗战与西安事变皆是发生于西北地区的中国抗战时期的重大事件，其爆发和解决促成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20世纪30年代，“因为绥远是屏障蒙疆的要地”，[1]80日本侵略者为了占领内蒙，便利用伪匪军侵占绥远，绥远抗战爆发。绥远抗战对西安事变有一定的影响，张学良、杨虎城等将领希望发兵援绥抗战，但蒋介石拒绝张、杨援绥之请，这也是触发兵谏最直接的原因之一。[2]251西安事变的爆发，使得西北地区的民众更为激动，他们纷纷组成援绥组织和军队，如救护队、慰劳队、后援会义勇军等，赶赴绥远参加抗战。西北民众这种激动奋发之情在西安事变后创刊的《解放日报》（西安）①上有充分地反映。
鲜有学者将绥远抗战与西安事变联系起来研究，经搜索在中国知网上只有张永华《论绥远抗战与西安事变》一篇，提出绥远抗战是西安事变爆发的直接动力和契机。本文主要参考《解放日报》（西安）上的报道来探讨西安事变与绥远抗战，因此有必要对它们进行分别梳理。
绥远抗战是全国抗战的先声，其研究论文较多，主要有余子道的《绥远抗战述论》《全国抗战之先声——绥远抗战》，杨奎松《蒋介石与1936年绥远抗战》，杨天石《绥远抗战与蒋介石对日政策的转变》《绥远抗战与蒋介石对日政策的转变——蒋介石日记解读》，扬天石与魏宏运主要涉及蒋介石与绥远抗战关系的研究《绥远抗战时蒋介石的两副面孔》，王贵安《傅作义绥远抗战原因探析》、韩艳娟《傅作义绥远抗战胜利原因探析》对傅作义与绥远抗战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究，还有晓晋《阎锡山与绥远抗战》，宋雅岚《绥远抗战再研究——论绥远抗战的特殊背景》等。学位论文直接谈及绥远抗战的主要有三篇，王丰楠《绥远抗战时期的<绥远日报>研究》，杜警厅《绥远抗战与援绥运动研究》和刘凤茹《试论傅作义与绥远抗战》。关于西安事变的研究中外学者的成果有很多，有整体性研究，有与西安事变有关各方研究，如中共与西安事变、东北籍势力、关键人物（如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等）、欧洲列强与日本等，有对与事变相关史实的考证，有对事变善后的探讨，还有舆论和新闻论调中的西安事变。而《解放日报》（西安）则主要是与西安事变联系进行研究，并多集中在1990——2000年间，有丁雍年《西安事变期间出版的西安<解放日报>简介》、吴宝春《西安事变后第一张报纸出版始末——丛德滋与<解放日报>》、周晓红《西安事变期间我党秘密领导的<解放日报>》、罗朋《西安事变中的西安<解放日报>》等。近年来对其进行研究的有王颖超《历史性地出场与历史性地建构——西安事变中的<解放日报>》、张可《框架理论视野下西安事变的媒体呈现——以<大公报>、<解放日报（西安版）>、 <中央日报>为样本》和赵娜《西安事变中的西安<解放日报>研究》三篇学位论文。
一、西安事变近因——绥远抗战爆发
绥远抗战正式爆发是一九三六年（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四日晚，蒙伪匪军受日本策动犯我陶林境的红格尔图起[3]390……（十二月）九日晚因金甲三之继起反正，复将大庙克服。[3]391在数月间，晋绥军、中央军相继取得了红格尔图战役、百灵庙战役和锡拉木楞庙战役的胜利，绥远抗战遂告一段落。
（一）绥远抗战的背景
察哈尔、绥远两省是民国时塞北四省（热河省、察哈尔省、绥远省及宁夏省）中的两省，位于现今内蒙古自治区，其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日本侵略者认为“内蒙古是中国本土与‘满洲国’利害冲突点，也是中、日、苏利害交叉点。”[4]90其既可以鉗制苏联又可以南下控制华北，所以日本势必要将之纳入其势力范围。曾担任过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的松室孝良，在其“秘密文件”中曾经这样提及：“依帝国大陆政策的满蒙主义，在占领满州之后，应继续图蒙。”侵占包括绥远在内的内蒙古广大区域，早已是日本的大陆政策和“满蒙积极政策”的重要目标。[5]129实际上日本对内蒙的真正企图在其陆军部文件中有明确的表述：“对西部内蒙开展工作”，“其目的在于‘使多年被汉族压制的西部内蒙民族投靠日满，并阻止与中国共产党及苏联势力范围的外蒙古联系，并在确保满洲国治安的同时，对外蒙古采取怀柔政策，以利于我对苏的作战准备’。”[6]86
日本侵略者不是一开始就直接对察、绥两省发兵侵占，而是先利用汉奸以武力夺取察、绥。在日本侵略者的扶植下先后成立多个伪匪政权，主要有殷汝耕于1936年春在冀东二十二县设立“防共自治政府”，1936年1月初李守信、卓什海等侵占察北六县（指沽源、宝昌、张北、康保、尚义、商都），及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于1936年6月脱离中央，在察省嘉卜寺（新明）设立“内蒙自治军政府”，德王任“总裁”。日本侵略者染指察、绥目的之一，是为控制华北，但是日本虽在冀东和察北扶植了这些伪政权，并没有达到其钳制整个华北的目的，此时恰逢发生了成都事件、北海事件、汉口事件、上海事件等，于是日本借机与南京政府进行谈判，想要通过“和平”的方式来实现其完全侵入华北的企图。但此次谈判却出乎日方预料，日方坚持华北特殊化与共同防共两大要求[3]388，而蒋介石当局坚持要求冀东伪组织的取消，察北六县的收回，华北中央化的彻底实现，走私的彻底取缔等最后立场[3]387。由于此次中国政府坚持立场没有妥协，致使从1936年9月15日就在南京开始的七次谈判都没有达成一致，最终此次南京谈判搁置。日本想要通过兵不血刃的方式侵占华北的企图没有成功，便不得不转向武力。这就是由日本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大佐为指挥，指使伪匪军侵绥，绥远抗战爆发。 （二）绥远抗战的过程
绥远抗战分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1936年11月13日至19日，由彭毓斌和董其武指挥的“红格尔图战役”（包括围歼土木尔台、土城子之敌），后一阶段是11月23日由孙长胜、孙兰峰指挥的“百灵庙战役”（包括尔后全歼大庙残敌及伪军反正）。[7]86绥远抗战的胜利与当时绥远省主席傅作义有极大的关系，其在绥远抗战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并提出当时抗战口号为“一、誓保国土，己尽责任！二、决心牺牲，以雪耻辱！”[8]288傅作义具有坚定的守土决心，面对伪匪军的进攻加之日军飞机助战，并没有退缩。在首战红格尔图时他就指出：“我们的对策是一条黄瓜打中间——全断。红格尔图就是黄瓜的中间，我们不但要坚守住这个战略要点，还要在这里狠狠地挫败敌人。”[7]91在傅作义的指挥下，经过彭毓斌和董其武等几方面军队的互相配合，顶住了敌伪炮空协同攻击，于18日上午7时，红格尔图之战大获全胜。于18日将红格尔图附近之敌袭破后，傅作义即于平地泉（集宁）电令预定使用之各部队开始行动，遂行收复百灵庙之军事行动。[8]13当时，驻百灵庙的敌方兵力主要有伪第七师穆克登宝全部骑兵约1800余人，德王所属蒙古队700余人，前叛扰西公旂骑匪300余人，另有专任指导之某国（指日本）军官四五十人，总数约3000余人。[8]13经过9小时之彻夜激战，往返冲锋前后计7次，将被伪匪盘据六七个月之久的大根据地百灵庙全部收复，夺获军需等品颇多，成为绥远军事上的一大胜利。收复百灵庙之后，德王逃往嘉卜寺，日本侵略者组织的“大元帝国”也随之破灭。百灵庙为军事上的战略要点，日本侵略者数年以来，经营该地，耗费大量的金钱与心血，自是不甘心其失败，将残部集于大庙（距百灵庙东北60里）整顿，企图“以大庙为基地，夺回百灵庙”。[9]117 12月2日晚，敌伪军从大庙出发，“以装甲车10辆为前导，以汽车载兵千余人”，[5]144于3日晨到达百灵庙附近，并在7架敌机的轰炸下，发起对百灵庙的攻击。但在接连失败的打击下，伪军内部发生了严重分化，王英部下石玉山和金宪章部已与晋绥军秘密接洽投诚事宜。在12月6日，晋绥军向王英部发起攻击。石玉山和金宪章先后于阵前反正，并发表通电，谓“宪章与玉山等个人，虽幸自拔，而有下列数义不能不为社会及友邦告者……吾中华民族当此国难严重，势须团结自救，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殆为全民一致心理。”[10]9日上午，傅作义部进占锡拉木楞庙，大庙被收复。随后一批伪军（安廷华、王子修两旅）相继反正，王英带着残部逃回张北，被日军缴械，“大汉义军”随之覆亡。
二、西安事变爆发——援绥抗战被拒
绥远抗战的消息传到西安后，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将士皆喊出“我们要援绥抗日，收复失地”的口号。东北军部分高级将领甚至向张学良要求：“即使中央不同意，我们也要自行组织队伍援绥。”张学良面对曾为自己部下的傅作义为抵御日本侵略者展开绥远抗战，并取得胜利，肃清了绥远境内的伪匪军，打破了日本建立“蒙古大元帝国”的妄想感到欣慰，又为自己丢失东北退居西安，遭受国人的责骂而痛苦。东北军将士要求赴绥远前线与日军战斗，“打回老家去”，以收复故土，更深深刺激了他。张学良曾在1936年10月下旬委婉地向蒋介石提出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的建议，但遭到拒绝，蒋甚至表示“共党当面以手枪拟之，亦不与之妥协也”。绥远抗战爆发后，张学良于11月27日向蒋介石提交《援绥请缨抗敌书》，要求国民政府“调派东北军全部或一部，克日北上助战，则不独私愿得偿，而自良以下十余万人，拥护钧座之热诚，更当加百倍。”[11]在日寇入侵之际，杨虎城多次声援并请缨杀敌，特别是自从绥远抗战爆发以后，西北也就随之而变为抗日前线，杨虎城向蒋介石请求援绥抗战，但蒋介石又将其要求拒绝，引起了他极大不满。与此同时，西北民众更是抗日情绪高涨，他们皆认为“绥远战争是一幕现实的和平阵线与侵略阵线的战争，是中华民族求解放求生存的战争，我们要认清这是一个复兴的机会，是一个清算的关头，绝不能忽视了这个事实。”[12]在12月9日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大会上，西安学生喊出“欢迎武装同志援绥”的口号，在《张杨发表对时局宣言，八项主张要求全国采纳，蒋委员长在兵谏保护中，但安全问题可保无虞》的報告中更是明确表明西北民众要求出兵援绥的态度：“自敌伪进攻绥远以来，举国人民救亡情绪异常热烈，西北地处边陲，已成国防之第一线，军队及民众抗敌意志尤为坚决……数月来即请求蒋委员长将全国武力北上援绥，接受民意。”但是蒋介石始终不以民意为重，反而亲赴西北以强令剿共，“蒋委员长认为攘外必先剿赤，督率大军，北上陕甘，势必将赤匪剿尽，方能对外。”[13]并在王曲军官训练团训话时声色俱厉地说：“现在值国家存亡之际，敌人有远有近，事情有缓有急，最近之敌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远，为害尚缓。急事，就是要消灭共产党。”[14]276西北军民目睹国势垂危，实不容许任何削弱国力举动，在蒋介石拒绝西北军民援绥抗日要求并欲酿成内战惨祸的情况下，西北军民忍无可忍，最终激起了西安事变。
1946年12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人民举行的西安事变十周年纪念会上演讲时指出：“唯独蒋介石先生别具心肠，硬要在日寇进攻绥东之际，拒绝东北军请缨抗日，强迫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继续进行内战。但他这种倒行逆施，不仅未能达到目的，反而激起了西安事变。”[15]21民众抗日愿望长期遭受压制、不得实现的情况下，西安事变的爆发打破了这种局势，特别是地处西北的民众，原本就对绥远抗战充满热情，“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但迫于时局的压力不能尽情地报国，于此时爆发的西安事变使他们的爱国热情得以释放，这在《解放日报》（西安）上有充分反映。当时《解放日报》（西安）接连几天刊载《慰劳绥远将士书》：“前方将士是为争民族生存而奋斗！前方将士是在饥寒交迫中为争国家生存而奋斗！我们民众是应竭诚援助！尽力鼓励！”而且不间断地刊载绥远抗战的后续动态，有《大庙克复后日方震怒派机轰炸》《傅王赵赴百灵庙视察战后情况并对士兵训话》《匪伪即总攻绥东》《绥东情形复趋紧张》《绥东前线近平靖匪伪内部分化极烈》《红格尔图一带安谧南壕暂确已无匪踪》等，此外对援绥运动情况也予以大量报道。 三、西安事变后续——抗日援绥运动
随着西安事变的爆发，西北地区民众的抗敌热情进一步激发，对绥远抗敌与收复失地充满了信心，在当局的支持下，各界积极组织抗日援绥运动，“当时，百灵庙大捷的消息，于十一月二十四日传出，各地报纸竞先发行《号外》，全国军民闻之，无不扬眉吐气，欢欣鼓舞，各方人士发起抗日援绥运动。”[7]105在西北地区最为显著的便是成立了陕西援绥战地服务团和陕西援绥战地服务团后援会。
（一）陕西援绥战地服务团和后援会
西安事变后的第3天（1936年12月14日），以青年学生为主的各界爱国力量，宣布组成陕西援绥战地服务团。[16]7服务团以“抗日救亡实施战地服务”为宗旨，大家推举吴雪汉为团长，蔡毅之、黄云兴为副团长，愿为救国献身的积极分子踊跃参加战地服务团，全体团员政治热情极高。[17]90在该团成立报告中，陈述其成立缘由“自‘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四省失去，华北五省亦岌岌可危。而日帝国主义，尤纵其贪欲，更嗾使伪匪，进寇绥省。傅主席督率士卒，浴血抗战，我后方国人，自亦不能坐视，且迩来杀敌胜利，士气振奋。故本团特应时组织，亟希国人一致参加，俟稍训练，即当正式趋赴前线。”[18]陕西援绥战地服务团成立之后就着手征求队员，为了出发绥东前线，实行战地服务。该团计划设立义勇队、慰劳队、宣传队、救护队、交通队五个部门。援绥抗敌战地服务团为使外县民众明瞭“双十二”事变意义，及获得更为广大战地服务同志，曾派宣传队赴渭南、华县一带实地工作。22日上午12时，复派第二批宣传员15人，由该团黄云兴带领赴咸阳、三原各地宣传。[19]1936年12月25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但是援绥战地服务团前往绥远的计划并没有终止，按预定的日期1937年1月1日由团长率领团员80余人从西安出潼关取道山西前往绥远，进行战地工作。
该团于1937年1月1日由宣传队长王杰率领第一批团员30余人出发，2日由吴团长率领第二批团员40余人出发，前后两批共计80余人，于2日在渭南集齐后，徒步经赤水抵华县，3日搭火车出发前赴潼关，出发绥东前线，实行战地服务。但是由于国民党当局4日在潼关将服务团全体成员扣留，而且将扣留之青年，欲送洛阳军分校受训，第一、二批援绥服务团未能成行。消息传到西安后，各方极为愤慨，陕西援绥抗敌战地服务团及后援会（陕西援绥战地服务团成立之后，谢葆真主动提出要为战地服务团组织“后援会”，于12月17、18两日连续邀请了西救会、西安学联会、西北妇女救国会、东北民众救亡会、东北大学校友会、绥署军官眷属慰劳将士后援会、西安新闻界救国会以及长安商会等8个团体在西救会商讨成立“后援会”的事，于同月22日开始成立，谢葆真女士被公推为该团主任[20]）、陕西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等团体和杨虎城等人纷纷发表通电，致电各方，阐述服务团组成及实质，“该团系爱国组织，各团员均为爱国青年学生，自动参加抗敌御侮之举，其行动一切极为纯洁，”[21]说明赴绥援助被拘真相，“伊等途经潼关竟被驻军留难，吴团长行踪不明”，[22]并请全国各界一致声援，以维民运。除分电各方设法营救外，对于应行工作，服務团仍在积极进行丝毫不懈，如募捐大批药物，排演戏剧，“据负责方面谈称，现准备团员尚有六七十名，刻正在加紧训练期间，预定于月终出发赴绥，决不因前两批人员之被扣，而稍减锐气。”[23]
（二）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
除了民众自发组织的援绥服务团与后援会外，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②组织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由孙蔚如、王以哲分别担任正副军团长，郭锡鹏为第一军团骑兵指挥官，何宏远为第一军团炮兵指挥官，等到兵力集结完毕后，就开赴绥远战场。后派抗日名将马占山为抗日援绥骑兵集团军总指挥，黄师岳为总指挥部中将参谋长，襄助马总指挥，策划援绥军事。马占山将军“自受命为抗日援绥骑兵集团军总指挥以来，即着手编组总指挥部，并令所属各骑兵师，急向蒲城富平一带集结，闻该集团军，日内即可北上。”[24]张、杨二将军除了组建军队前赴绥远援助，并致电慰劳绥远将士，张、杨等人“与各将士目标一致，甚足加强抗战力量。各将士爱国心切，当荷同情。此后共赴国难，杀敌致果，民族前途，实多力赖！”[25]随后又发表《告绥远抗日将士书》，向绥远将士揭示敌人有计划地侵占中国，而南京政府的外交却“完全是欺骗民众的出卖民族利益的替帝国主义作清道夫的外交”，对内“是一寸一寸地争”，对外“是千里千里地让”，两位将军希望绥远将士能够抗战到底，收复失土。
四、结语
“自绥远战争发生以后，全国人民，以数年来困处不生不死的苦闷环境中，受此刺激，无不兴奋异常！咸以此次战争，为我整个民族生死存亡之莫大关键。”[26]271其胜利，给日本以迎头一击，破灭了借助伪匪之手侵占绥远的奢望，而且延缓其侵略中国的步伐，同时也“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精神，推动了民族战争的步伐，成为全国抗战之先声。”[27]46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正是在绥远抗战胜利的刺激之下，特别是拱手让出东北三省，背负“不抵抗将军”之名的张学良，热切希望“在这个时机，我们的中央政府，我们素日所拥护的领袖，应该如何激励全国军民，发动全国的整个的抗日战争”，[28]但在蒋介石一意孤行，拒绝张、杨援绥之请，坚持“剿共”政策，为了民族大义，张、杨二将军暨西北将领发动划时代意义的西安事变。正是因为西安事变的爆发，使得蒋介石不得不暂停其一贯主张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全民抗战奠定了基础。
注 释：
①《解放日报》（西安）是东北军和西北军在西安事变的第二天（1936年12月13日）开始出版的，它是由接管的《西京日报》改办的。由张学良推荐张兆麐任社长，经李一氓派韩进、魏文伯任编辑，到1937年2月10日停刊。
②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于1936年12月14日正式取消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设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并由众公推张学良为委员长，杨虎城为副委员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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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张代总司令昨在西安电台广播[N].解放日报，1936-12-15（1）.
作者简介：周红月（1993—），女，作者单位为：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
（责任编辑：李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