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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书，对于“85后”的我而言是一个有些距离的名词。上小学时学习写信，第一封家书写给了奶奶爷爷，后来翻看那封家书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再后来听到感动了一代人的《一封家书》，才知道原来上一代人的家书更多的是报喜不报忧。
《亲爱的安德烈》的封面上写着一句话“两代人共读的36封家书”。“两代人共读”和龙应台这名字让我对这本书充满了好奇。
在龙应台的人生三部曲之前，我关注过她在《南方周末》的专栏，读过她的《野火集》。针砭时弊，思想锐利，文风犀利，加上铿锵有力的名字曾让我误以为龙应台是一位很有阅历的先生。直到看到她的照片，我才发现她竟是一位女性作家。与龙应台之前有力度的文风和思想不同，从书中开篇的《认识一个十八岁的人》开始，作者的文风就充满了柔情，同时又夹杂着一位母亲的不安与担忧。一位独立的思想者，在书的一开始就为自己卸下了之前的盔甲，要回归母亲的身份，通过互通书信，重新认识自己的孩子。
“50后”与“80后”，中间隔着30年的“鸿沟”；中国人与德国人，中间跨越东西文化，这样的家书注定与众不同。在36封家书中，我看到不是鸿雁传书中的思念、教导与伤感，而是平等的对话姿态。
在我们熟知的环境中，辈分是判断话语权的最重要标准，不论子女长到多大，孩子在父母面前永远都是孩子，听教导的时候远远多于表达自己真实想法的时候，于是一部分有独立意识的“孩子”逐渐近亲情怯，而另一部分听话的孩子则成了永远长不大的“奶嘴男”和“巨婴”。
在中国，我们都切身感受到这十几年的发展快于之前二三十年的发展。在快速发展的社会中，这种传统的亲子关系可能更加大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代沟。父母亲通过子女的微信朋友圈了解他们的生活片段，随着他们的生活冷暖或悲或喜。子女对父母的问候仅寥寥数语。甚至有人说，你对自己父母的了解可能还不及你家周围卖保健品和保险的推销员。
毫无疑问，我们都爱自己的父母，而父母对子女的爱是无条件的。爱是天然，是亲子关系中的规定动作，而喜欢却不是爱之中的自带功能，它是一项自选动作。正如龙应台形容她与安德烈之间的关系：“我知道他爱我，但是，爱不等于喜歡，爱不等于认识。爱其实是很多不喜欢、不认识、不沟通的借口。”
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思考了很久，与自己最亲近的人形同陌路，是不是一种问题，甚至是一种病？当看完了龙应台与安德烈的36封家书后，我认为，就算那是一种病，也绝不能放弃治疗。虽然这个过程充满着失望、试探与遥望，那也要与最亲近的人一起走过。
龙应台并不是令人羡慕的“别人家的父母”。她接受过德国、美国的高等教育，在文中却毫不掩饰自己卑微的出身——一位渔村走出来的姑娘，以及出身的残缺对她现在品位与态度的影响。得知安德烈18岁开始抽烟喝酒，她也会紧张得深夜打跨洋电话询问。安德烈看似是人人羡慕的“别人家的孩子”，父母都是博士，母亲是有名的学者、作家，父亲是外交官。其实他也抽烟、叛逆，也有“少年维特的烦恼”，对未来感到迷茫。
他们真实的经历和心态很容易就引起了包括我在内的读者的共鸣。龙应台不写“育儿经”，因为她认为自己的“人生课”一直未毕业，且成绩不佳。她与安德烈的通信更多是开诚布公地探讨，共同面对现实，共同成长。这其中龙应台作为母亲的目送与寄托伴随着鞭长莫及的失落隐藏在字里行间。曾经自己的小安安已经是高大的青年人，而她又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曾经缺席。面对安德烈对自己权威的抗拒与挑战，她主动沟通、发现、引导，进而认识自己人生里第一个18岁的人。
安德烈作为一个中国台湾出生、德国长大、18岁前走遍半个地球的青年人，坚定地认为自己妈妈依然把他当14岁的小孩看待，完全无法理解他已经是21岁的成人。母亲给他的自由是“授权”或“施予”，而不是他天生的权利。他会大胆地问母亲“你到底有没有青年期，是人缘很好还是最让人讨厌的模范生”，要求母亲“问我，瞭我，但是不要‘判’我”，甚至诘问母亲“你怎么面对自己的‘老’”。龙应台对于这些步步紧逼的提问，忐忑又平静地照单全收，用自己的经历举例子、解答，然后向安德烈发问。他们讨论国家和民族意识，讨论什么是18岁应该做的事情，讨论道德与正义，讨论人人都要经历的“少年维特的烦恼”，讨论美学……如果不是每封信抬头的称呼，和龙应台不时表现出的对安德烈的担忧和关切，我可能会忘了这是母子之间的家书。
如果说孩子要有一个成人仪式，那应该不是一场宴席，而是在父母亲心中把他当成一个有独立思考和行为能力的成人，承认他有自己的想法、喜好、选择，并能为自己负责了。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这36封家书也是龙应台与安德烈一起完成的一场成人仪式。
书中除了安德烈与龙应台的书信，还穿插了读者来信。从中我看出来大部分读者都对这样的母子关系很是羡慕，虽然他们在公开刊登的信中也没有避讳双方的误解，甚至轻微的火药味。我想这些羡慕大部分来自于两方面，对于父母而言，他们羡慕安德烈与母亲沟通与交流的意愿；而作为子女的一方，则羡慕龙应台与安德烈平等对话的态度。读者在他们的信件中看到了自家的缩影，看到了亲子关系的另一种可能，是一种耳目一新的体验。
西方有句谚语叫房间里的大象（elephant in the room），用来比喻显而易见但都不愿意被说破的事情。也许，对于很多家庭而言，尴尬的亲子关系就是房间里的大象，父母和子女都意识到了，又都认为心中有爱就可以解决一切，于是省去了沟通与了解。殊不知这样反而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龙应台曾经在《目送》一书中写过这样一句话：“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掩卷沉思，也许每个人都应该做出来自己爱的自选动作，去主动了解和关注我们最亲近的人，不让父女母子一场仅仅是一场无可奈何的目送。
（所选图书《亲爱的安德烈：两代人共读的36封家书》，龙应台、安德烈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亲爱的安德烈》的封面上写着一句话“两代人共读的36封家书”。“两代人共读”和龙应台这名字让我对这本书充满了好奇。
在龙应台的人生三部曲之前，我关注过她在《南方周末》的专栏，读过她的《野火集》。针砭时弊，思想锐利，文风犀利，加上铿锵有力的名字曾让我误以为龙应台是一位很有阅历的先生。直到看到她的照片，我才发现她竟是一位女性作家。与龙应台之前有力度的文风和思想不同，从书中开篇的《认识一个十八岁的人》开始，作者的文风就充满了柔情，同时又夹杂着一位母亲的不安与担忧。一位独立的思想者，在书的一开始就为自己卸下了之前的盔甲，要回归母亲的身份，通过互通书信，重新认识自己的孩子。
“50后”与“80后”，中间隔着30年的“鸿沟”；中国人与德国人，中间跨越东西文化，这样的家书注定与众不同。在36封家书中，我看到不是鸿雁传书中的思念、教导与伤感，而是平等的对话姿态。
在我们熟知的环境中，辈分是判断话语权的最重要标准，不论子女长到多大，孩子在父母面前永远都是孩子，听教导的时候远远多于表达自己真实想法的时候，于是一部分有独立意识的“孩子”逐渐近亲情怯，而另一部分听话的孩子则成了永远长不大的“奶嘴男”和“巨婴”。
在中国，我们都切身感受到这十几年的发展快于之前二三十年的发展。在快速发展的社会中，这种传统的亲子关系可能更加大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代沟。父母亲通过子女的微信朋友圈了解他们的生活片段，随着他们的生活冷暖或悲或喜。子女对父母的问候仅寥寥数语。甚至有人说，你对自己父母的了解可能还不及你家周围卖保健品和保险的推销员。
毫无疑问，我们都爱自己的父母，而父母对子女的爱是无条件的。爱是天然，是亲子关系中的规定动作，而喜欢却不是爱之中的自带功能，它是一项自选动作。正如龙应台形容她与安德烈之间的关系：“我知道他爱我，但是，爱不等于喜歡，爱不等于认识。爱其实是很多不喜欢、不认识、不沟通的借口。”
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思考了很久，与自己最亲近的人形同陌路，是不是一种问题，甚至是一种病？当看完了龙应台与安德烈的36封家书后，我认为，就算那是一种病，也绝不能放弃治疗。虽然这个过程充满着失望、试探与遥望，那也要与最亲近的人一起走过。
龙应台并不是令人羡慕的“别人家的父母”。她接受过德国、美国的高等教育，在文中却毫不掩饰自己卑微的出身——一位渔村走出来的姑娘，以及出身的残缺对她现在品位与态度的影响。得知安德烈18岁开始抽烟喝酒，她也会紧张得深夜打跨洋电话询问。安德烈看似是人人羡慕的“别人家的孩子”，父母都是博士，母亲是有名的学者、作家，父亲是外交官。其实他也抽烟、叛逆，也有“少年维特的烦恼”，对未来感到迷茫。
他们真实的经历和心态很容易就引起了包括我在内的读者的共鸣。龙应台不写“育儿经”，因为她认为自己的“人生课”一直未毕业，且成绩不佳。她与安德烈的通信更多是开诚布公地探讨，共同面对现实，共同成长。这其中龙应台作为母亲的目送与寄托伴随着鞭长莫及的失落隐藏在字里行间。曾经自己的小安安已经是高大的青年人，而她又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曾经缺席。面对安德烈对自己权威的抗拒与挑战，她主动沟通、发现、引导，进而认识自己人生里第一个18岁的人。
安德烈作为一个中国台湾出生、德国长大、18岁前走遍半个地球的青年人，坚定地认为自己妈妈依然把他当14岁的小孩看待，完全无法理解他已经是21岁的成人。母亲给他的自由是“授权”或“施予”，而不是他天生的权利。他会大胆地问母亲“你到底有没有青年期，是人缘很好还是最让人讨厌的模范生”，要求母亲“问我，瞭我，但是不要‘判’我”，甚至诘问母亲“你怎么面对自己的‘老’”。龙应台对于这些步步紧逼的提问，忐忑又平静地照单全收，用自己的经历举例子、解答，然后向安德烈发问。他们讨论国家和民族意识，讨论什么是18岁应该做的事情，讨论道德与正义，讨论人人都要经历的“少年维特的烦恼”，讨论美学……如果不是每封信抬头的称呼，和龙应台不时表现出的对安德烈的担忧和关切，我可能会忘了这是母子之间的家书。
如果说孩子要有一个成人仪式，那应该不是一场宴席，而是在父母亲心中把他当成一个有独立思考和行为能力的成人，承认他有自己的想法、喜好、选择，并能为自己负责了。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这36封家书也是龙应台与安德烈一起完成的一场成人仪式。
书中除了安德烈与龙应台的书信，还穿插了读者来信。从中我看出来大部分读者都对这样的母子关系很是羡慕，虽然他们在公开刊登的信中也没有避讳双方的误解，甚至轻微的火药味。我想这些羡慕大部分来自于两方面，对于父母而言，他们羡慕安德烈与母亲沟通与交流的意愿；而作为子女的一方，则羡慕龙应台与安德烈平等对话的态度。读者在他们的信件中看到了自家的缩影，看到了亲子关系的另一种可能，是一种耳目一新的体验。
西方有句谚语叫房间里的大象（elephant in the room），用来比喻显而易见但都不愿意被说破的事情。也许，对于很多家庭而言，尴尬的亲子关系就是房间里的大象，父母和子女都意识到了，又都认为心中有爱就可以解决一切，于是省去了沟通与了解。殊不知这样反而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龙应台曾经在《目送》一书中写过这样一句话：“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掩卷沉思，也许每个人都应该做出来自己爱的自选动作，去主动了解和关注我们最亲近的人，不让父女母子一场仅仅是一场无可奈何的目送。
（所选图书《亲爱的安德烈：两代人共读的36封家书》，龙应台、安德烈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