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3日，这是开学的第一天，比往常早了一个小时，六点半，他准时来到学校，打开大门，敞开教室，推开窗户，等着迎接他的6个孩子的到来。其实，57天的暑假他几乎每天都像今天这样来学校看看、转转，似乎哪天不来心里就像缺点啥似的，毕竟35个年头，他从未离开过，从当时的打零工到后来的民办教师，再到新世纪的民师，直至今天的學点负责人，这里记录了他一生的足迹。
　　从教室的桌椅板凳到校园的角角落落又仔细检查了一遍，他才放心地来到学校大门口，带上工作证，迎接孩子们新学期入学。7点半孩子们陆陆续续来了，像往常一样孩子们见到熟悉的他都热情地喊着：“校长好！”家长也都亲切地喊着：“朱校长怪早啊！”其实这里面大部分孩子的家长也曾是他的学生。村里人热情都喜欢喊他校长，以前他总解释说：“啥校长啊，咱就是早来会儿，晚走会儿。”但村里人还是这样叫。
　　35年的坚守，他每天第一个到校，第一个给孩子打开教室，第一个为孩子烧好热水，第一个面带微笑站在大门口迎接他们的到来。做一件事也许不难，但难的是一辈子做着同样的事！
　　唯一的儿子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北京，为了让操劳一生的父亲享享清福在县城给他买上了房子，并为他申请到离县城最近的金佛联小任教，学校领导调令都下了，可开学的那天他又变卦了。他说他怕孩子家长们第一天来扑空了。其实，谁都知道，像司马联小这样四面不见路的偏远学点，哪个老师都不愿来。他走了，这里就真的没有老师了。从东河到司马十多里的田间小道，他一走就是35年，他说以前没有村村通的时候，最愁的就是遇上下雨天，六七十斤的大金鹿一抗就是好几里。但即便半尺后的雪窝一步步挪，他也从未迟到过。
　　当上学点负责人，他家婶子说他连家都没了。因为学校地处偏远，师资力量不足，村里很多孩子都流失了。七八岁的孩子到县城私立学校住校，他说太受罪了。于是，他挨家挨户地动员，有的家长碍于他是自己老师的面子留下了，有的家长直接把难听的话甩到他脸上：“现在受罪总比以后受罪好！”做了一辈子的老师，这句话对他来说是最大的打击。他家婶子说：“那些日子他就向着了魔一样，黑白不睡觉，烟一根接一根地抽，不知道的一进屋还以为着火了呢。”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把校舍改造好了，先进的教学设备也有了，可就是派不动年轻教师来。没有年轻的教师队伍，家长还是不认可。思来想去，他和学校领导多次商量，最后结合学校职称评聘方案，只要到偏远学校任教的老师有优先晋级权。也正因为这样，来的老师占了晋级名额，而他的职称就只能一拖再拖，55岁的他在履历档案上至今还是二级教师。他说不着急，学校不是有规定退休前一定给聘上中级吗，等退休一块就是了。在今天这个你争我夺的社会圈子里，他也许就是“奇葩”了吧，但就是这样的“奇葩”，在我年轻的教学生涯里却刻下了深深地印记。
　　办公网络化的到来，是对他最大的挑战，特别是学校所有的管理、报表全部实现无纸化办公。一直用着老年手机的他一个电话打给北京的儿子，儿子还以为老古董的爹终于开窍了，岂不知带着花镜的父亲正在家认真学习电脑操作呢。今年远程研修他第一个报名参加，17课时的视频学习他一分钟都没落下！
　　前两天，学校分教科书，看着他往电动车上绑属于他们学校的23套课本，我开玩笑似地说：“朱主任，听说现在迷上电脑了。”他憨厚地笑着说：“哈哈，用你们年轻人的话说，咱这不也是赶时髦吗！”看着走远的那个瘦小的身影，我又一次深深体会到啥叫一生的坚守，他所坚守的，我想就是那份平凡而又神圣的事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