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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天水棺床墓年代定为北周至隋初较为合理;天水棺床墓及出土石棺床与北朝隋初入华粟特人墓葬、石葬具差异明显，墓主人可能不是入华粟特人，其族属需要进一步探讨;据文献记载，北周鲜卑贵族宇文广葬于上邽（今天水市秦州区），南北朝诗人庾信为宇文广撰写的《墓志铭》与天水棺床墓、屏风画多处吻合，棺床屏风画与庾信《咏画屏风诗二十五首》中的8首诗作高度契合，为深入研究天水墓葬的族属、墓主人身份和屏风画提供了新的视角。
关键词：天水棺床墓;年代族属;宇文广墓志铭;庾信《屏风诗》;棺床屏风画
中图分类号：K87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1）01-0047-10
Abstract：The stone coffin tomb at Tianshui can reasonably be dated to the period between the Northern Zhou and the early Sui dynasties， though the coffin exhibits obvious differences from the Sogdian tombs and funeral items of the Northern Zhou and early Sui dynasty. The deceased buried in this tomb may be a non-Sogdian living in China; the ethnic background of this individual remains a question for further discussion.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records， Yu Wenguang， a Xianbe（Serbi） aristocrat of the Northern Zhou dynasty， was buried in Shanggui（Qinzhou district in contemporary Tianshui.） The epitaph of Yu Wenguang written by Yu Xin， a poet of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is consistent with both the stone coffin tomb and the accompanying screen paintings in many ways， and the screen paintings are also highly consistent with certain descriptions found in eight of the poems of Yu Xin’s Twenty-four Poems on Screen Paintings. This research angle has provided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analysis of the screen paintings and the ethnic grouping and social status of the tomb owner in the tomb at Tianshui.
Keywords：Stone coffin tomb at Tianshui; era and ethnic group; Yu Wenguang’s Epitaph; Yu Xin’s Poems on Screen Paintings; coffin bed screen paintings
1982年6月，甘肃天水市秦州区石马坪发现棺床墓一座，出土一具贴金彩绘屏风石棺床。2000年以来，随着北周安伽、史君、康業等入华粟特人墓葬和石葬具的发现，天水石棺床被认为是入华粟特人葬具而受到学界广泛关注。由于出土朱书墓志漫漶不清，加之，天水棺床墓及出土石棺床与北朝隋初入华粟特人墓葬、石葬具差异较大，致使学界对天水墓葬年代、族属和棺床屏风图像的研究解读上存有异议。本文拟依据相关考古、文献、墓志资料和研究成果，对天水棺床墓的年代、族属、墓主人身份和棺床屏风画等问题提出一些不同看法，敬请方家斧正。
一 墓葬年代、族属问题
关于墓葬年代，《天水市发现隋唐屏风石棺床墓》一文定为隋、初唐;姜伯勤先生认为年代为隋[1];邢福来先生认为是北周至隋初[2]。从墓葬形制、棺床形制工艺、出土文物年代等方面分析，其年代可以早到北周。
1. 从墓葬形制看，天水棺床墓为竖井单室砖墓，前有墓门、墓道，平面呈“凸”字形。“凸”形墓葬大致出现于东晋中期的穆帝永和间，南朝墓葬继续沿着这个轨迹发展，未有质变，整体呈“凸”字形[3]。北朝后期的墓葬形制受到南朝的影响，多为方形单室砖墓，前有甬道和墓道[4]。可见，天水棺床墓更接近这一时期的墓葬形制。此外，其墓道上呈拱形券顶，墓室砖砌、方形、四壁外弧、穹隆顶，这些墓葬特点也见于北魏、北齐、北周墓葬中，如：洛阳北魏孝昌二年（526）江阳王元义墓，墓室皆砖筑，平面近方形，四壁向外弧凸，墓门前有砖砌券顶甬道，墓室穹隆顶[4]294;太原南郊北齐壁画墓墓室呈“凸”形，左右及后壁呈略弧形[5];北周安伽墓墓室砖砌，平面基本呈方形，四壁略带弧凸，穹隆顶[6];山西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由墓道、甬道、墓室等组成，甬道顶部呈拱形，墓室呈弧边方形，顶为穹隆顶[7]。
2. 从棺床形制、工艺看，天水石棺床与出土于我国北方地区的北朝、隋初入华粟特人围屏石榻葬具相同。邢福来先生在《北朝至隋初入华粟特贵族墓随葬用围屏石榻研究》一文中列举了北周安伽墓围屏石榻、天水屏风石棺床、现藏日本的据称是出土于山西北齐墓的11块加彩石雕镶板，以及现藏于法国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等国外博物馆据称出土于河南安阳北齐墓的3块画像石及一对石阙。他认为：“除了天水石棺床外，其余三例一般认为都是北朝时期遗物，而天水石棺床年代应该在北周至隋初。”[2]227天水棺床石刻浮雕贴金彩绘工艺，亦与北周安伽墓、史君墓、康业墓石葬具相同，如：史君墓“石椁上到处是减地中浮雕的刻画，多为彩绘，局部还有贴金，色彩丰富。”[8]安伽墓石榻部分屏风，加上榻沿、榻腿共有56幅减地浮雕和绘彩贴金各类画像石[9]。康业墓石榻局部辅以减地浅浮雕、贴金等工艺[10]。 3. 从出土文物的年代看，天水棺床墓出土了5件乐伎俑，黄釉鸡首瓶、黄釉烛台、金钗、石枕、铜镜各一。倪润安先生认为，鸡首壶、烛台流行于南北朝墓葬[3]73，76。邢福来先生认为：“墓葬中出土的铜镜、瓷罐等具有北周至隋初的风格。”[2]239北周至隋（557—581）间隔时间短，隋可以看作北朝一系。
综合上述，笔者以为，天水棺床墓年代划定在北周至隋初较为合理。
关于墓葬族属，依据北朝、隋初粟特围屏石榻的形制特点，目前普遍的观点认为，天水棺床墓族属为入华粟特人。但是，对比这些材料，除了形制、工艺相同外，天水石棺床与入华粟特人围屏石榻之间差异较大。邢福来先生分析了二者在石刻题材、祆教特征上的差异，怀疑天水墓主人可能是胡人[2]228。因此，分析探讨天水棺床墓与入华粟特人墓葬之间的差异有助于墓葬族属的研究。这种差异在考古资料中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墓葬丧葬习俗不同于入华粟特人所保留的葬俗。天水棺床上有残存棺木痕和人骨痕迹，采用木棺敛尸的汉人传统葬俗。而北朝、隋初入华粟特人墓葬中仅有石床、石堂，没有发现木棺椁，并且不同程度地保留或表现了中土化后的粟特葬俗，如：安伽墓墓主人散乱的骨殖位于甬道，尸骨仅余头骨、腿骨[9]95-96;史君墓骨架散乱于石椁内外，“史君墓石堂南壁，雕刻内容与在粟特地区发现的盛骨瓮上的一些图像极为相似[8]。”对于这种葬俗现象，荣新江先生认为，这些入华粟特人的墓葬是糅合了中原土洞墓、汉式石棺椁以及粟特浮雕骨瓮的结果[11]。韩伟先生认为：“在北朝时期，不用石榻承放灵柩，乃是关乎入华粟特祆教徒保留本土葬俗之传统，故不可不辩。”[9]91-92
2. 棺床石刻粟特祆教特征不明显。从已知材料看，北朝、隋初入华粟特人石葬具多祆教画像石，在类型上可以大致分为祭祀类和会盟类，表现了祆教火坛、豪摩崇拜、粟特人与突厥人会盟，这些画像石脱离不了祭祆[12]。如：安伽墓石门额刻画了祆教圣火坛、人首鹰足的神祇，以及墓主夫妇礼拜圣火的图像[9]91-92;史君墓石堂、虞弘墓石椁壁面多处雕刻火坛与祭司的组合形象;康业墓石榻正面第5块屏风画墓主像正前方置有祆教祭祀火坛[10]32。一些流散在海外出土于我国北方地区的入华粟特人石葬具上也有类似的图像组合[2]227-239。此外，北周安伽石榻屏风画、北周至隋虞弘石椁均刻画了粟特人与突厥人盟会。而天水棺床屏风没有表现祆教祭祀内容，建筑画面都是汉式楼阁、亭榭、回廊，表现的场景、内容更接近中原风格。
3. 墓主人形象不具备粟特胡人特征。在已有的研究中，通常将墓葬壁画或葬具石刻居中的夫妇宴饮图认定为墓主人形象。郑岩先生指出：“在北朝墓中绘正面的墓主像也成为比较固定的做法，直至隋代山东嘉祥徐敏行墓仍有发现。”[13]姜伯勤先生以围屏正面居中一幅墓主夫妇对饮图为中心开始向两侧读起的顺序解读屏风画内容[14]。这些墓主人形象本民族特征一般较为明显，如：安伽石榻正面居中屏风3为夫妇居家宴饮图，男主人卷发;屏风6为居家宴饮舞蹈图，男主人头戴虚帽，身着白色翻领长袍。在安伽墓石刻图像中，普遍存在两种体貌特征及服饰的人物，一种卷发或头戴虚帽，一种披发，前一种可能为粟特人，后一种可能为突厥人[15]。虞弘墓石椁后壁居中的墓主夫妇宴饮图，人物皆深目高鼻黑发[16]。史君墓石堂北壁西起第二个画面为男女主人宴饮场面，男女主人周围有伎乐、侍者，这些人物的形象、服饰，所持乐器、酒器，均具有浓郁的中亚胡人特色[17]。天水棺床正面居中的屏风6为墓主夫妇宴饮图，墓主人和旁边侍女的胡人形象特征都不明显（图1）。
4. 出土随葬品的类别、数量不同于入华粟特人墓葬。根据已知材料，北朝、隋初入华粟特人墓葬中，除了出土石葬具、墓志外，随葬品少，多为随身物品，如：康业墓只有墓主人口含的东罗马金币，手握的铜钱，腰带铜配饰;安伽墓仅有铜腰带具。而天水墓葬除棺床、墓志外，还出土了釉陶器、石枕、铜镜、金钗、乐伎俑、镇墓兽等器物。在以往发掘的北周大墓中，多出土一些陶俑、陶明器、容器、玉器、瓷器、铜器等，可见，天水棺床墓出土文物情况更接近北周非粟特贵族墓葬。
此外，天水棺床石刻还具有较多的粟特胡文化元素，如：正面第四合屏风7（图2）中骑马而行，身着圆领紧袖长袍、高鼻深目的胡人;左侧第三合屏风9（图3）中坐在台上右侧，突眼高鼻、头发卷曲披肩齐的胡人形象;床前5件执横笛、贝蠡、排箫、笙和琵琶等龟兹乐器的胡人坐部乐伎俑（图4）;正面床沿上下镌刻连续联珠纹，是萨珊波斯及粟特地区祆教艺术中的典型纹样;右侧第一合屏风1图像下首塔内男子饮酒的器具——牛角杯，即波斯祆教史上著名的来通（图5）;床座下层壸门中6个两臂生翼的神兽（图6），李零先生认为，中国的有翼神兽，无论就文献记载看，还是从文物形象看，都与西亚、中亚和欧亚草原的艺术有不解之缘[18]。
綜上所述，天水棺床墓与北朝、隋初入华粟特人墓葬之间的差异远大于共性，尤其是葬俗和粟特祆教方面的差异关乎入华粟特人的民族文化特性。至于棺床中的粟特胡文化元素，应与当时“胡风”流行有关。《北史》《隋书》均记载了中亚胡风对北朝音乐、舞蹈、服饰、风俗等方面的影响。《隋书·礼仪志二》载：“后主末年，祭非其鬼，至于躬自鼓舞，以事胡天。邺中遂多淫祀。兹风至今不绝。后周欲招来西域，又有拜胡天制，皇帝亲焉。其仪并从夷俗，淫僻不可纪也。”[19]唐长孺先生认为，“胡天”当为中亚粟特敬奉的祆神[20]。北齐、北周皇帝亲自拜祆神，祆教信仰对当时社会风俗影响甚巨，“胡风”流行必然反映在墓葬文化上，如：在山西太原北齐娄睿墓、徐显秀墓壁画中发现了中亚胡人形象，以及带有联珠纹饰的服饰[21];在山西忻州九原岗北朝墓壁画的显著位置，出现了火坛加对称神鸟的祆教崇拜图像[22]。从历史文献、出土材料看，一度盛行于北朝、隋初入华粟特人墓葬中的屏风式石床葬具则来源于汉式石棺床。“石床”“石屏风”“石椁”诸名均见于晋代《西京杂记》。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鲜卑等代北民族的南迁，助长了“石室”“石坟”等葬式的发展[12]71。郑岩先生指出：“此类葬具在洛阳北魏晚期墓葬中亦多有所见，旧称石棺床，二者之间应有一定的传承关系。”[23]因此，在“胡风”广泛流行、祆教信仰深入影响的社会背景下，北周鲜卑贵族使用传统的屏风式棺床葬具，在其上表现粟特胡文化元素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综上所论，天水棺床墓族属可能不是入华粟特人，仅以屏风石棺床葬具作为其粟特族属的依据值得商榷。
二 墓主人揣测
依据前文墓葬年代判断，墓主人可能是葬于天水的某位北周贵族。根据相关文献、墓志资料记载，葬于上邽（今天水秦州区）的北周鲜卑贵族主要有3位：周文帝之长兄邵惠公次子、秦州刺史、豳国公宇文导，宇文导之长子、秦州刺史、豳国公宇文广和次子宇文廙。宇文导（510—554），魏恭帝元年（554）十二月，薨于上邽，葬于上邽城西无疆原[24]。宇文广（543—572），天和元年（572）元月薨，于天和六年六月（578）“归葬于秦州某原”[25]。宇文廙卒于天和三年（574），葬于孝公山[26]。北魏时期强化汉化政策，宇文导葬于上邽无疆原，其子广、廙归葬之地也不可能远离父荫之地，因此，“秦州某原”“孝公山”与“无疆原”系指一地。“无疆原”应为天水地区北周贵族墓葬区。
关于“无疆原”的位置，《北周·地理志》：“北周之世，有无疆原，在上封城西。”[27]上封旧称上邽，北魏时因避道武帝珪讳，改名上封。关于上邽、上邽城，《史记·秦本纪》集解引《地理志》曰：“陇西有上邽县”，应劭曰：“即邽戎邑也。”《水经注·渭水上》：“渭水又东南出桥亭西，又南得藉水口，水出西山，百涧声流，总成一川……藉水又东得毛泉谷水，又东迳上邽城南……藉河即洋水也，北有濛水注焉，水出县西北邽山，翼带众流，积以成溪，东流南屈，径上邽县故城西，侧城南出。上邽，故邽戎国也。秦武公十年伐邽，县之，旧天水郡治”[28]。按《水经注》记载，上邽县故城为“邽戎国”所在地，即秦“邽戎邑”，其地在“濛水”南入藉河沿岸东侧;上邽城南则位于“毛泉谷水”以东。据李晓杰先生考证，“上邽城”即北魏时期的“上封城”。“濛水”即今天水城区的罗峪河，“毛泉谷水”即今城区豹子沟。上邽县故城在今天水市区仁和里—弥陀寺巷—尚义巷以东，藉河以北，古邽山以南[29]。通过考察城区罗峪河、藉河流向，自仁和里—弥陀寺巷—尚义巷—藉河一线应为古“濛水”注入藉河的故道;“毛泉谷水”以东为吕二沟。石马坪西临吕二沟，其地理位置处于上邽城的西南侧（图7），符合“无疆原在上邽城西”的文献记载。“无疆原”之“原”同“塬”，这一区域只有石马坪北濒藉河，东接文山顶，南依头窑梁，地势略高，上呈台塬状，符合“塬”的地理特征。2002年，在临近棺床墓的区域又发现了第二座北朝棺床墓，两座墓葬的发现证实了石马坪为北朝贵族墓葬区。石马坪可能为北周时期埋葬宇文导父子的“无疆原”。
据《周书》记载，宇文导父子世镇陇右，担任过秦州刺史，是北周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北朝庾信为宇文广撰墓志铭。铭文有多处记载与天水棺床墓、棺床屏风画相关联：1. 《墓志铭》：“（广）年十一，孝公薨。”“太夫人以公羸瘠，悲泣相守。”[25]1013铭文记载了广父死后，广与母亲相守的童年经历。棺床右侧第三合屏风3表现墓主人母子相依、立于楼阁之上凭栏眺望的童年经历，图像题材与铭文记载相吻合（图8）。2. 《墓志铭》对宇文广墓葬环境的描述：“小山摇落，长林变衰。凄怆原隰，荒凉宅兆。树密人稀，山多路小。十里松城，千年华表。夜台方寂，穷泉无晓。”[25]1022天水民间有“先有周家坟、后有石马坪”之说，古代墓葬众多，人烟稀少荒凉。石马坪两侧山峦环绕，棺床墓处于山腰平台之上，其周边环境与《墓志铭》所述“小山摇落”“荒凉宅兆”“山多路小”“夜台方寂”[25]1022等墓葬环境十分相近。3. 《墓志铭》：“陵图石马，车画衮衣”。[25]1022可知，广墓拥有石刻、石马配置，图像刻画有车驾，并以红色彩绘。天水棺床正面第一合屏风4刻画车驾，石刻浮表贴金，以红色彩绘，其与铭文所记广墓情形相吻合（图9）。4. 棺床右侧第二合屏风2月明春瑞图像（图10）与《墓志铭》所描述的“兰叶芝花，碣石秋云，昭阳落月”[25]1022景色相合;左侧第二合屏风10水榭泛舟图像（图11）与《墓志铭》所写“乘舟向月”[25]1022的情景相合。以上情形说明，《墓志铭》与天水棺床墓之间可能存在着关联，这种联系为我们探讨墓主人身份提供了新的途径，即：墓主人可能是宇文广，或为其他北周鲜卑贵族，这一推断也符合前文对棺床墓族属的论述。
2002年，在石马坪发现的第二座棺床墓出土了形制、工艺相同的第二具屏风石棺床。现藏于法国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甘肃省考古研究所曾对墓葬进行过清理。该墓略早于第一座棺床墓，两座墓葬相距不足30米，应属同一茔域，很可能是同一家族墓地，可以将二者联系起来探讨墓主人身份。第二具棺床石刻表现了墓主人乘车、出行、宴饮、射猎等生活画面，以及较多的异域场景和祆教图像。棺床正面居中第5石屏风为墓主夫妇宴饮图（图12），墓主夫妇宽衣博带，形象高大，为中原汉人形象，榻前及周围多为形象低矮的中亚胡人，图像表现了胡人臣服和华戎融洽关系。据《周书》记载，广父宇文导“抚和西戎，威恩显著”，死后有华戎万余人到场奠基，悲号之声遍野[30]。屏風中的华戎图像与宇文导上述史实相合。因此，若该墓为宇文导墓葬，其在年代、葬地、家族归属和时代背景上与第一座棺床墓相符（关于该墓墓主人问题，笔者将另文详论）。可以说，石马坪两座棺床墓有着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其墓主人身份关系到中古墓葬史、中西文化交流和地方史研究，值得学界今后开展深入的考古、历史研究。
三 石棺床屏风画新释
关于北朝、隋初入华粟特人石床屏风画内容，学界有一些不同认识。荣新江先生认为，图像表现的是萨保或墓主人日常社会生活的场景[31];郑岩先生认为，这些画像属于一个时代特定的社会阶层，图像意在表现墓主的仪容、身份和地位[23]68。通过查阅文献，我们发现北朝庾信《咏画屏风诗二十五首》[25]353-356（后文为《屏风诗》）中有8首诗作，与天水石棺床7方屏风画内容相近，为解读屏风图像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下面对棺床屏风试作一分析：
屏风1，棺床右侧第一合。主体画面为马上问路和下桥饮酒，刻画了悬崖、浮桥、山林、花草、浮云、亭形建筑。《屏风诗》：“三危上风翼，九坂度龙鳞。路高山里树，云低马上人。悬崖泉淌响，深谷鸟声春。住马来相问，应知有姓秦。”[25]393“徘徊出桂苑，徏倚就花林。下桥先劝酒，跂石始调琴。蒲低犹抱节，竹断未空心。绝爱猿声近，唯怜花径深。”[25]355诗以悬崖、泉水、浮桥、山林、浮云为背景，描写马上人、驻马相问、下桥饮酒等情景，可与屏风画面相对应（图5）。 屏风2，棺床右侧第二合。整体画面表现了花好月明的林苑景色，刻画了满月、星云、河桥、青鸟，以及河岸边高低错落的树木、山石、芝草等。《屏风诗》：“上林春径谜，浮桥柳路长。龙媒逐细草，鹤氅映垂杨。水似桃花色，山如甲煎香。白石清泉上，谁能得月光。”[25]358诗中的浮桥、鹤鸟、树木、山石、明月等，与屏风画中林苑景色相一致（图10）。
屏风4，棺床正面第一合。主体画面为一男子驾车出游的场景，刻画了半映半现的城门楼、河水、拱桥和周边的花草树木。《屏风诗》：“河流值浅岸，敛辔暂经过。弓衣湿溅水，马足乱横波。半城斜出树，长林值枕河。今朝游使客，不畏风尘多。”[25]357诗以河水、半城、斜树为背景，描写了敛辔、驾车马、出游等情景，与屏风4画面相吻合（图9）。
屏风5，棺床正面第二合。画面主体为一花径长廊，刻画了长廊两侧的荷花水池、鱼跃花香、假山石墩、树木花草等林苑景色。《屏风诗》：“逍遥游桂苑，寂绝到桃园。狭石分花径，长桥映水门。管声警百鸟，人衣香一园。岂知欢未足，横琴坐树墩。”[25]354诗中描写的“狭石分花径”的林苑景色与屏风5花径、水池、树墩的画面相近（图13）。
屏风7，棺床正面第四合。画面表现主人和友人骑马前后错落，争上河桥，出行回归的场面。《屏风诗》：“侠客重连镳，金鞍被桂条。细尘障路起，警花乱眼飘。酒醺人半醉，汗湿马全骄。归鞍畏日晚，争路上河桥。”[25]386诗中描写了主人游玩桂苑，酒醉汗湿，日落天晚，急速回归，争上河桥的情景，画面惟妙惟肖，与屏风7出游回归、争上河桥的场景相合（图2）。
屏风8，棺床正面第五合。主体画面为一水榭建筑长廊，水榭与转角长廊以木柱相连，墙壁上开长窗，珠帘卷起，窗下涧水。水榭下花卉草木疏密有致。《屏风诗》：“高歌千里寻，长廊四柱连。歌声上扇月，无影入琴弦。涧水绕窗外，山花即眼前。但愿长欢乐，从今尽百年。”[25]354诗中描写的木柱长廊、窗外涧水、山花等景色也是屏风8的主体画面（图14）。
屏风11，棺床左侧第一合。此图为墓主人骑马射猎的场景，刻画了山岭沟壑、远山浮云。《屏风诗》：“将军息边务，校尉罢从戎。池台临戚里，弦管入新牛。浮云随马走，明月逐弯弓。比来多射猎，唯有上林中。”[25]358诗中描写边关战事暂平，将军回归狩猎。屏风画中的骑马射猎之人身着甲胄，外披披风，头戴盔，手提戟，显为武将，与诗中主人公的将军身份、騎马射猎的情景相同（图15）。
屏风3、6、10图像，可以根据前文《墓志铭》所述进行解读。屏风3，右侧第三合，为墓主人童年经历（图8）;屏风10，左侧第二合，可能表现了墓主人“乘舟向月”的人生追求（图11）;屏风6，正面第三合，刻画了墓主夫妇宴饮场面（图1）。
关于屏风9，即左侧第三合屏风。姜伯勤先生解读为祆教祭祀祈雨图。结合以上对屏风画的释读，我们发现，实际上，屏风9仍然与《屏风诗》描述内容有关。上述《屏风诗》中有“上林春径”“上林中”之语，比拟汉代皇家“上林苑”，可能与北周长安华林园的苑囿景色相关联。根据文献记载，南北朝时期宫廷三月三日上巳春褉活动盛行，文人士子列罍樽，飞羽觞，诗酒相和，称为“曲水流觞”。后赵主石虎在华林园正殿前作金龙吐酒，注入罍樽，容酒五十斛，供群臣饮用[32]。屏风9图像中部有两兽头，口中流淌美酒，兽头下有两个大瓮盛接，一人持瓶盛酒，一人捧碗饮酒，一人抱瓶运酒，其场面与“曲水流觞”、“龙吻吐酒”的情景相似（图3）。庾信曾写有《三月三日华林园马射赋》，描写北周华林园上巳活动。因此，屏风9图像可能与墓主人参加北周华林园上巳活动有关。
据《周书》记载，庾信（512—581）早年在梁朝为官，后奉使羁留西魏。北周明帝、武帝“雅好文学，信特蒙恩礼”[33]。庾信入北后创作了大量反映北朝贵族生活的宫体诗。《屏风诗》创作于北朝[34]。以上《屏风诗》除1首描写了自然景色外，其他7首均以阳春山水、亭台楼阁为背景，描写了游宴、射猎的贵族生活。天水棺床屏风画也多以自然山林花草、亭榭楼阁长廊为背景，表现出行、狩猎、宴饮等贵族生活场景。这些图像元素与《屏风诗》文学元素高度契合，这种情况说明，屏风画与《屏风诗》文学作品之间或是可以沟通的。
郑岩先生在《北周康业墓石榻画像札记》一文中对于这种绘画语言与文学语言沟通的可能性进行研究认为：“我们仍可从题材的细节中找到二者的关联。”[23]73不仅如此，北朝文献中也有北齐皇室以诗赋为蓝本制作屏风画的记载。另外，庾信在秦州的活动轨迹也为棺床屏风画与《屏风诗》之间的联系提供了旁证。据文献记载，保定五年（565）明帝行幸秦州，庾信在文学侍从之列，在秦州期间，庾信与宇文广、李允信等北周贵族关系至洽，后又为广撰写墓志铭[35]。可见，庾信《屏风诗》的创作年代、文学语言与棺床屏风画相合，所描写的贵族生活也符合宇文广的贵族身份，部分诗作内容可能与宇文广的生活有关。因此，鉴于庾信与秦州宇文广等北周贵族之间的交集，有理由推断，当时工匠在制作天水棺床墓石葬具时，可能以庾信《屏风诗》为蓝本刻画了屏风图像，通过借鉴《屏风诗》所描写的理想世界，体现墓主人生前的贵族身份、地位，反映墓主人的人生经历和志向及其对死后进入天堂世界的美好期望，这可能是屏风画所表达的主题意蕴，也是《屏风诗》部分诗作与棺床屏风画高度契合的主要原因。
结 论
天水棺床墓的年代划定在北周至隋初较为合理;天水棺床墓及出土石棺床与北朝隋初入华粟特人墓葬、石葬具差异明显，墓主人可能不是入华粟特人，其族属需要进一步探讨。经考证，北周鲜卑贵族宇文广葬于上邽无疆原（今天水市秦州区石马坪），南北朝诗人庾信撰《宇文广墓志铭》，以及《咏画屏风诗二十五首》部分诗作与天水棺床墓、屏风画高度契合，为深入研究天水棺床墓的族属、墓主人身份和屏风画提供了新的视角。
文中图片由宋朝摄影。承蒙魏文斌先生、董华锋先生指导，张卉英老师提供资料，在此一并致谢。 参考文献：
[1]姜伯勤.天水隋石屏风墓胡人“酒如绳”祆祭画像石图像研究[J].敦煌研究，2003（1）：13.
[2]邢福来.北朝至隋初入华粟特贵族墓随葬用围屏石榻研究[J].考古与文物，2006（增刊：汉唐考古）：239.
[3]倪润安.南北朝墓葬文化的正统争夺[J].考古，2013（12）：72.
[4]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544.
[5]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南郊北齐壁画墓[J].文物，1990（12）.
[6]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陕西北郊北周安伽墓发掘简报[J]. 考古与文物， 2000（6）：28.
[7]山西考古研究所，忻州市文物管理处.山西忻州市九原岗北朝壁画墓[J].考古，2015（7）：51-74.
[8]杨军凯. 西安又发现北周贵族史君墓[N].中国文物报，2003-09-26.
[9]韩伟.北周安伽墓围屏石榻之相关问题浅见[J].文物，2001（1）：90.
[10]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 西安北周康业墓发掘简报[J]. 文物，2008（6）：19.
[11]荣新江. 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156-157.
[12]姜伯勤.中国祆教画像石在艺术史上的意义[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1）：73.
[13]郑岩.墓主画像研究[G]//刘敦愿先生纪念文集.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450-468.
[14]姜伯勤. 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165-166.
[15]陜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发现的北周安伽墓[J].文物，2001（1）：14，17，23.
[16]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代虞弘墓清理简报[J].文物，2001（1）：37.
[17]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北周凉州萨保史君墓发掘简报[J].文物，2005（3）：4-33.
[18]李零.论中国的有翼神兽[M]//中国学术（第五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31-132.
[19]魏徵，等.隋书：卷七[M].北京：中华书局，1973：149.
[20]唐长孺. 魏晋杂胡考[M]//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中华书局，2011：416-417.
[21]荣新江.中古贵族墓室壁画上的胡风：猎豹、杂服及其他[M]//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396.
[22]渠传福.九原岗壁画中的神怪形象[N].太原日报，2019-12-23.
[23]郑岩.北周康业墓石榻画像札记[J].文物，2008（11）：67.
[24]令狐德棻.周书：卷10[M].北京：中华书局，1971：157.
[25]庾信.庾子山集注[M].倪璠，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1012.
[26]邵郁.北周宇文廙、宇文广墓志疏证[J].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4（3）：17.
[27]王仲荦.北周·地理志：卷2[M].北京：中华书局，1980：141.
[28]郦道元.水经注校证[M].陈桥驿，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428.
[29]李晓杰.水经注校笺图释：渭河流域诸篇：上[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45.
[30]李延寿.北史：卷57：周宗室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3110.
[31]荣新江.有关北周同州萨保安伽墓的几个问题[G]//张庆捷，等.4—6世纪的北中国与欧亚大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126-139.
[32]陆翙.邺中记[G]//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63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311.
[33]李延寿. 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2794.
[34]王晓鸥.《庾子山集》版本的整理与考订[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2）：12.
[35]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 麦积山石窟志校注[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22-23.
关键词：天水棺床墓;年代族属;宇文广墓志铭;庾信《屏风诗》;棺床屏风画
中图分类号：K87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1）01-0047-10
Abstract：The stone coffin tomb at Tianshui can reasonably be dated to the period between the Northern Zhou and the early Sui dynasties， though the coffin exhibits obvious differences from the Sogdian tombs and funeral items of the Northern Zhou and early Sui dynasty. The deceased buried in this tomb may be a non-Sogdian living in China; the ethnic background of this individual remains a question for further discussion.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records， Yu Wenguang， a Xianbe（Serbi） aristocrat of the Northern Zhou dynasty， was buried in Shanggui（Qinzhou district in contemporary Tianshui.） The epitaph of Yu Wenguang written by Yu Xin， a poet of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is consistent with both the stone coffin tomb and the accompanying screen paintings in many ways， and the screen paintings are also highly consistent with certain descriptions found in eight of the poems of Yu Xin’s Twenty-four Poems on Screen Paintings. This research angle has provided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analysis of the screen paintings and the ethnic grouping and social status of the tomb owner in the tomb at Tianshui.
Keywords：Stone coffin tomb at Tianshui; era and ethnic group; Yu Wenguang’s Epitaph; Yu Xin’s Poems on Screen Paintings; coffin bed screen paintings
1982年6月，甘肃天水市秦州区石马坪发现棺床墓一座，出土一具贴金彩绘屏风石棺床。2000年以来，随着北周安伽、史君、康業等入华粟特人墓葬和石葬具的发现，天水石棺床被认为是入华粟特人葬具而受到学界广泛关注。由于出土朱书墓志漫漶不清，加之，天水棺床墓及出土石棺床与北朝隋初入华粟特人墓葬、石葬具差异较大，致使学界对天水墓葬年代、族属和棺床屏风图像的研究解读上存有异议。本文拟依据相关考古、文献、墓志资料和研究成果，对天水棺床墓的年代、族属、墓主人身份和棺床屏风画等问题提出一些不同看法，敬请方家斧正。
一 墓葬年代、族属问题
关于墓葬年代，《天水市发现隋唐屏风石棺床墓》一文定为隋、初唐;姜伯勤先生认为年代为隋[1];邢福来先生认为是北周至隋初[2]。从墓葬形制、棺床形制工艺、出土文物年代等方面分析，其年代可以早到北周。
1. 从墓葬形制看，天水棺床墓为竖井单室砖墓，前有墓门、墓道，平面呈“凸”字形。“凸”形墓葬大致出现于东晋中期的穆帝永和间，南朝墓葬继续沿着这个轨迹发展，未有质变，整体呈“凸”字形[3]。北朝后期的墓葬形制受到南朝的影响，多为方形单室砖墓，前有甬道和墓道[4]。可见，天水棺床墓更接近这一时期的墓葬形制。此外，其墓道上呈拱形券顶，墓室砖砌、方形、四壁外弧、穹隆顶，这些墓葬特点也见于北魏、北齐、北周墓葬中，如：洛阳北魏孝昌二年（526）江阳王元义墓，墓室皆砖筑，平面近方形，四壁向外弧凸，墓门前有砖砌券顶甬道，墓室穹隆顶[4]294;太原南郊北齐壁画墓墓室呈“凸”形，左右及后壁呈略弧形[5];北周安伽墓墓室砖砌，平面基本呈方形，四壁略带弧凸，穹隆顶[6];山西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由墓道、甬道、墓室等组成，甬道顶部呈拱形，墓室呈弧边方形，顶为穹隆顶[7]。
2. 从棺床形制、工艺看，天水石棺床与出土于我国北方地区的北朝、隋初入华粟特人围屏石榻葬具相同。邢福来先生在《北朝至隋初入华粟特贵族墓随葬用围屏石榻研究》一文中列举了北周安伽墓围屏石榻、天水屏风石棺床、现藏日本的据称是出土于山西北齐墓的11块加彩石雕镶板，以及现藏于法国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等国外博物馆据称出土于河南安阳北齐墓的3块画像石及一对石阙。他认为：“除了天水石棺床外，其余三例一般认为都是北朝时期遗物，而天水石棺床年代应该在北周至隋初。”[2]227天水棺床石刻浮雕贴金彩绘工艺，亦与北周安伽墓、史君墓、康业墓石葬具相同，如：史君墓“石椁上到处是减地中浮雕的刻画，多为彩绘，局部还有贴金，色彩丰富。”[8]安伽墓石榻部分屏风，加上榻沿、榻腿共有56幅减地浮雕和绘彩贴金各类画像石[9]。康业墓石榻局部辅以减地浅浮雕、贴金等工艺[10]。 3. 从出土文物的年代看，天水棺床墓出土了5件乐伎俑，黄釉鸡首瓶、黄釉烛台、金钗、石枕、铜镜各一。倪润安先生认为，鸡首壶、烛台流行于南北朝墓葬[3]73，76。邢福来先生认为：“墓葬中出土的铜镜、瓷罐等具有北周至隋初的风格。”[2]239北周至隋（557—581）间隔时间短，隋可以看作北朝一系。
综合上述，笔者以为，天水棺床墓年代划定在北周至隋初较为合理。
关于墓葬族属，依据北朝、隋初粟特围屏石榻的形制特点，目前普遍的观点认为，天水棺床墓族属为入华粟特人。但是，对比这些材料，除了形制、工艺相同外，天水石棺床与入华粟特人围屏石榻之间差异较大。邢福来先生分析了二者在石刻题材、祆教特征上的差异，怀疑天水墓主人可能是胡人[2]228。因此，分析探讨天水棺床墓与入华粟特人墓葬之间的差异有助于墓葬族属的研究。这种差异在考古资料中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墓葬丧葬习俗不同于入华粟特人所保留的葬俗。天水棺床上有残存棺木痕和人骨痕迹，采用木棺敛尸的汉人传统葬俗。而北朝、隋初入华粟特人墓葬中仅有石床、石堂，没有发现木棺椁，并且不同程度地保留或表现了中土化后的粟特葬俗，如：安伽墓墓主人散乱的骨殖位于甬道，尸骨仅余头骨、腿骨[9]95-96;史君墓骨架散乱于石椁内外，“史君墓石堂南壁，雕刻内容与在粟特地区发现的盛骨瓮上的一些图像极为相似[8]。”对于这种葬俗现象，荣新江先生认为，这些入华粟特人的墓葬是糅合了中原土洞墓、汉式石棺椁以及粟特浮雕骨瓮的结果[11]。韩伟先生认为：“在北朝时期，不用石榻承放灵柩，乃是关乎入华粟特祆教徒保留本土葬俗之传统，故不可不辩。”[9]91-92
2. 棺床石刻粟特祆教特征不明显。从已知材料看，北朝、隋初入华粟特人石葬具多祆教画像石，在类型上可以大致分为祭祀类和会盟类，表现了祆教火坛、豪摩崇拜、粟特人与突厥人会盟，这些画像石脱离不了祭祆[12]。如：安伽墓石门额刻画了祆教圣火坛、人首鹰足的神祇，以及墓主夫妇礼拜圣火的图像[9]91-92;史君墓石堂、虞弘墓石椁壁面多处雕刻火坛与祭司的组合形象;康业墓石榻正面第5块屏风画墓主像正前方置有祆教祭祀火坛[10]32。一些流散在海外出土于我国北方地区的入华粟特人石葬具上也有类似的图像组合[2]227-239。此外，北周安伽石榻屏风画、北周至隋虞弘石椁均刻画了粟特人与突厥人盟会。而天水棺床屏风没有表现祆教祭祀内容，建筑画面都是汉式楼阁、亭榭、回廊，表现的场景、内容更接近中原风格。
3. 墓主人形象不具备粟特胡人特征。在已有的研究中，通常将墓葬壁画或葬具石刻居中的夫妇宴饮图认定为墓主人形象。郑岩先生指出：“在北朝墓中绘正面的墓主像也成为比较固定的做法，直至隋代山东嘉祥徐敏行墓仍有发现。”[13]姜伯勤先生以围屏正面居中一幅墓主夫妇对饮图为中心开始向两侧读起的顺序解读屏风画内容[14]。这些墓主人形象本民族特征一般较为明显，如：安伽石榻正面居中屏风3为夫妇居家宴饮图，男主人卷发;屏风6为居家宴饮舞蹈图，男主人头戴虚帽，身着白色翻领长袍。在安伽墓石刻图像中，普遍存在两种体貌特征及服饰的人物，一种卷发或头戴虚帽，一种披发，前一种可能为粟特人，后一种可能为突厥人[15]。虞弘墓石椁后壁居中的墓主夫妇宴饮图，人物皆深目高鼻黑发[16]。史君墓石堂北壁西起第二个画面为男女主人宴饮场面，男女主人周围有伎乐、侍者，这些人物的形象、服饰，所持乐器、酒器，均具有浓郁的中亚胡人特色[17]。天水棺床正面居中的屏风6为墓主夫妇宴饮图，墓主人和旁边侍女的胡人形象特征都不明显（图1）。
4. 出土随葬品的类别、数量不同于入华粟特人墓葬。根据已知材料，北朝、隋初入华粟特人墓葬中，除了出土石葬具、墓志外，随葬品少，多为随身物品，如：康业墓只有墓主人口含的东罗马金币，手握的铜钱，腰带铜配饰;安伽墓仅有铜腰带具。而天水墓葬除棺床、墓志外，还出土了釉陶器、石枕、铜镜、金钗、乐伎俑、镇墓兽等器物。在以往发掘的北周大墓中，多出土一些陶俑、陶明器、容器、玉器、瓷器、铜器等，可见，天水棺床墓出土文物情况更接近北周非粟特贵族墓葬。
此外，天水棺床石刻还具有较多的粟特胡文化元素，如：正面第四合屏风7（图2）中骑马而行，身着圆领紧袖长袍、高鼻深目的胡人;左侧第三合屏风9（图3）中坐在台上右侧，突眼高鼻、头发卷曲披肩齐的胡人形象;床前5件执横笛、贝蠡、排箫、笙和琵琶等龟兹乐器的胡人坐部乐伎俑（图4）;正面床沿上下镌刻连续联珠纹，是萨珊波斯及粟特地区祆教艺术中的典型纹样;右侧第一合屏风1图像下首塔内男子饮酒的器具——牛角杯，即波斯祆教史上著名的来通（图5）;床座下层壸门中6个两臂生翼的神兽（图6），李零先生认为，中国的有翼神兽，无论就文献记载看，还是从文物形象看，都与西亚、中亚和欧亚草原的艺术有不解之缘[18]。
綜上所述，天水棺床墓与北朝、隋初入华粟特人墓葬之间的差异远大于共性，尤其是葬俗和粟特祆教方面的差异关乎入华粟特人的民族文化特性。至于棺床中的粟特胡文化元素，应与当时“胡风”流行有关。《北史》《隋书》均记载了中亚胡风对北朝音乐、舞蹈、服饰、风俗等方面的影响。《隋书·礼仪志二》载：“后主末年，祭非其鬼，至于躬自鼓舞，以事胡天。邺中遂多淫祀。兹风至今不绝。后周欲招来西域，又有拜胡天制，皇帝亲焉。其仪并从夷俗，淫僻不可纪也。”[19]唐长孺先生认为，“胡天”当为中亚粟特敬奉的祆神[20]。北齐、北周皇帝亲自拜祆神，祆教信仰对当时社会风俗影响甚巨，“胡风”流行必然反映在墓葬文化上，如：在山西太原北齐娄睿墓、徐显秀墓壁画中发现了中亚胡人形象，以及带有联珠纹饰的服饰[21];在山西忻州九原岗北朝墓壁画的显著位置，出现了火坛加对称神鸟的祆教崇拜图像[22]。从历史文献、出土材料看，一度盛行于北朝、隋初入华粟特人墓葬中的屏风式石床葬具则来源于汉式石棺床。“石床”“石屏风”“石椁”诸名均见于晋代《西京杂记》。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鲜卑等代北民族的南迁，助长了“石室”“石坟”等葬式的发展[12]71。郑岩先生指出：“此类葬具在洛阳北魏晚期墓葬中亦多有所见，旧称石棺床，二者之间应有一定的传承关系。”[23]因此，在“胡风”广泛流行、祆教信仰深入影响的社会背景下，北周鲜卑贵族使用传统的屏风式棺床葬具，在其上表现粟特胡文化元素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综上所论，天水棺床墓族属可能不是入华粟特人，仅以屏风石棺床葬具作为其粟特族属的依据值得商榷。
二 墓主人揣测
依据前文墓葬年代判断，墓主人可能是葬于天水的某位北周贵族。根据相关文献、墓志资料记载，葬于上邽（今天水秦州区）的北周鲜卑贵族主要有3位：周文帝之长兄邵惠公次子、秦州刺史、豳国公宇文导，宇文导之长子、秦州刺史、豳国公宇文广和次子宇文廙。宇文导（510—554），魏恭帝元年（554）十二月，薨于上邽，葬于上邽城西无疆原[24]。宇文广（543—572），天和元年（572）元月薨，于天和六年六月（578）“归葬于秦州某原”[25]。宇文廙卒于天和三年（574），葬于孝公山[26]。北魏时期强化汉化政策，宇文导葬于上邽无疆原，其子广、廙归葬之地也不可能远离父荫之地，因此，“秦州某原”“孝公山”与“无疆原”系指一地。“无疆原”应为天水地区北周贵族墓葬区。
关于“无疆原”的位置，《北周·地理志》：“北周之世，有无疆原，在上封城西。”[27]上封旧称上邽，北魏时因避道武帝珪讳，改名上封。关于上邽、上邽城，《史记·秦本纪》集解引《地理志》曰：“陇西有上邽县”，应劭曰：“即邽戎邑也。”《水经注·渭水上》：“渭水又东南出桥亭西，又南得藉水口，水出西山，百涧声流，总成一川……藉水又东得毛泉谷水，又东迳上邽城南……藉河即洋水也，北有濛水注焉，水出县西北邽山，翼带众流，积以成溪，东流南屈，径上邽县故城西，侧城南出。上邽，故邽戎国也。秦武公十年伐邽，县之，旧天水郡治”[28]。按《水经注》记载，上邽县故城为“邽戎国”所在地，即秦“邽戎邑”，其地在“濛水”南入藉河沿岸东侧;上邽城南则位于“毛泉谷水”以东。据李晓杰先生考证，“上邽城”即北魏时期的“上封城”。“濛水”即今天水城区的罗峪河，“毛泉谷水”即今城区豹子沟。上邽县故城在今天水市区仁和里—弥陀寺巷—尚义巷以东，藉河以北，古邽山以南[29]。通过考察城区罗峪河、藉河流向，自仁和里—弥陀寺巷—尚义巷—藉河一线应为古“濛水”注入藉河的故道;“毛泉谷水”以东为吕二沟。石马坪西临吕二沟，其地理位置处于上邽城的西南侧（图7），符合“无疆原在上邽城西”的文献记载。“无疆原”之“原”同“塬”，这一区域只有石马坪北濒藉河，东接文山顶，南依头窑梁，地势略高，上呈台塬状，符合“塬”的地理特征。2002年，在临近棺床墓的区域又发现了第二座北朝棺床墓，两座墓葬的发现证实了石马坪为北朝贵族墓葬区。石马坪可能为北周时期埋葬宇文导父子的“无疆原”。
据《周书》记载，宇文导父子世镇陇右，担任过秦州刺史，是北周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北朝庾信为宇文广撰墓志铭。铭文有多处记载与天水棺床墓、棺床屏风画相关联：1. 《墓志铭》：“（广）年十一，孝公薨。”“太夫人以公羸瘠，悲泣相守。”[25]1013铭文记载了广父死后，广与母亲相守的童年经历。棺床右侧第三合屏风3表现墓主人母子相依、立于楼阁之上凭栏眺望的童年经历，图像题材与铭文记载相吻合（图8）。2. 《墓志铭》对宇文广墓葬环境的描述：“小山摇落，长林变衰。凄怆原隰，荒凉宅兆。树密人稀，山多路小。十里松城，千年华表。夜台方寂，穷泉无晓。”[25]1022天水民间有“先有周家坟、后有石马坪”之说，古代墓葬众多，人烟稀少荒凉。石马坪两侧山峦环绕，棺床墓处于山腰平台之上，其周边环境与《墓志铭》所述“小山摇落”“荒凉宅兆”“山多路小”“夜台方寂”[25]1022等墓葬环境十分相近。3. 《墓志铭》：“陵图石马，车画衮衣”。[25]1022可知，广墓拥有石刻、石马配置，图像刻画有车驾，并以红色彩绘。天水棺床正面第一合屏风4刻画车驾，石刻浮表贴金，以红色彩绘，其与铭文所记广墓情形相吻合（图9）。4. 棺床右侧第二合屏风2月明春瑞图像（图10）与《墓志铭》所描述的“兰叶芝花，碣石秋云，昭阳落月”[25]1022景色相合;左侧第二合屏风10水榭泛舟图像（图11）与《墓志铭》所写“乘舟向月”[25]1022的情景相合。以上情形说明，《墓志铭》与天水棺床墓之间可能存在着关联，这种联系为我们探讨墓主人身份提供了新的途径，即：墓主人可能是宇文广，或为其他北周鲜卑贵族，这一推断也符合前文对棺床墓族属的论述。
2002年，在石马坪发现的第二座棺床墓出土了形制、工艺相同的第二具屏风石棺床。现藏于法国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甘肃省考古研究所曾对墓葬进行过清理。该墓略早于第一座棺床墓，两座墓葬相距不足30米，应属同一茔域，很可能是同一家族墓地，可以将二者联系起来探讨墓主人身份。第二具棺床石刻表现了墓主人乘车、出行、宴饮、射猎等生活画面，以及较多的异域场景和祆教图像。棺床正面居中第5石屏风为墓主夫妇宴饮图（图12），墓主夫妇宽衣博带，形象高大，为中原汉人形象，榻前及周围多为形象低矮的中亚胡人，图像表现了胡人臣服和华戎融洽关系。据《周书》记载，广父宇文导“抚和西戎，威恩显著”，死后有华戎万余人到场奠基，悲号之声遍野[30]。屏風中的华戎图像与宇文导上述史实相合。因此，若该墓为宇文导墓葬，其在年代、葬地、家族归属和时代背景上与第一座棺床墓相符（关于该墓墓主人问题，笔者将另文详论）。可以说，石马坪两座棺床墓有着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其墓主人身份关系到中古墓葬史、中西文化交流和地方史研究，值得学界今后开展深入的考古、历史研究。
三 石棺床屏风画新释
关于北朝、隋初入华粟特人石床屏风画内容，学界有一些不同认识。荣新江先生认为，图像表现的是萨保或墓主人日常社会生活的场景[31];郑岩先生认为，这些画像属于一个时代特定的社会阶层，图像意在表现墓主的仪容、身份和地位[23]68。通过查阅文献，我们发现北朝庾信《咏画屏风诗二十五首》[25]353-356（后文为《屏风诗》）中有8首诗作，与天水石棺床7方屏风画内容相近，为解读屏风图像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下面对棺床屏风试作一分析：
屏风1，棺床右侧第一合。主体画面为马上问路和下桥饮酒，刻画了悬崖、浮桥、山林、花草、浮云、亭形建筑。《屏风诗》：“三危上风翼，九坂度龙鳞。路高山里树，云低马上人。悬崖泉淌响，深谷鸟声春。住马来相问，应知有姓秦。”[25]393“徘徊出桂苑，徏倚就花林。下桥先劝酒，跂石始调琴。蒲低犹抱节，竹断未空心。绝爱猿声近，唯怜花径深。”[25]355诗以悬崖、泉水、浮桥、山林、浮云为背景，描写马上人、驻马相问、下桥饮酒等情景，可与屏风画面相对应（图5）。 屏风2，棺床右侧第二合。整体画面表现了花好月明的林苑景色，刻画了满月、星云、河桥、青鸟，以及河岸边高低错落的树木、山石、芝草等。《屏风诗》：“上林春径谜，浮桥柳路长。龙媒逐细草，鹤氅映垂杨。水似桃花色，山如甲煎香。白石清泉上，谁能得月光。”[25]358诗中的浮桥、鹤鸟、树木、山石、明月等，与屏风画中林苑景色相一致（图10）。
屏风4，棺床正面第一合。主体画面为一男子驾车出游的场景，刻画了半映半现的城门楼、河水、拱桥和周边的花草树木。《屏风诗》：“河流值浅岸，敛辔暂经过。弓衣湿溅水，马足乱横波。半城斜出树，长林值枕河。今朝游使客，不畏风尘多。”[25]357诗以河水、半城、斜树为背景，描写了敛辔、驾车马、出游等情景，与屏风4画面相吻合（图9）。
屏风5，棺床正面第二合。画面主体为一花径长廊，刻画了长廊两侧的荷花水池、鱼跃花香、假山石墩、树木花草等林苑景色。《屏风诗》：“逍遥游桂苑，寂绝到桃园。狭石分花径，长桥映水门。管声警百鸟，人衣香一园。岂知欢未足，横琴坐树墩。”[25]354诗中描写的“狭石分花径”的林苑景色与屏风5花径、水池、树墩的画面相近（图13）。
屏风7，棺床正面第四合。画面表现主人和友人骑马前后错落，争上河桥，出行回归的场面。《屏风诗》：“侠客重连镳，金鞍被桂条。细尘障路起，警花乱眼飘。酒醺人半醉，汗湿马全骄。归鞍畏日晚，争路上河桥。”[25]386诗中描写了主人游玩桂苑，酒醉汗湿，日落天晚，急速回归，争上河桥的情景，画面惟妙惟肖，与屏风7出游回归、争上河桥的场景相合（图2）。
屏风8，棺床正面第五合。主体画面为一水榭建筑长廊，水榭与转角长廊以木柱相连，墙壁上开长窗，珠帘卷起，窗下涧水。水榭下花卉草木疏密有致。《屏风诗》：“高歌千里寻，长廊四柱连。歌声上扇月，无影入琴弦。涧水绕窗外，山花即眼前。但愿长欢乐，从今尽百年。”[25]354诗中描写的木柱长廊、窗外涧水、山花等景色也是屏风8的主体画面（图14）。
屏风11，棺床左侧第一合。此图为墓主人骑马射猎的场景，刻画了山岭沟壑、远山浮云。《屏风诗》：“将军息边务，校尉罢从戎。池台临戚里，弦管入新牛。浮云随马走，明月逐弯弓。比来多射猎，唯有上林中。”[25]358诗中描写边关战事暂平，将军回归狩猎。屏风画中的骑马射猎之人身着甲胄，外披披风，头戴盔，手提戟，显为武将，与诗中主人公的将军身份、騎马射猎的情景相同（图15）。
屏风3、6、10图像，可以根据前文《墓志铭》所述进行解读。屏风3，右侧第三合，为墓主人童年经历（图8）;屏风10，左侧第二合，可能表现了墓主人“乘舟向月”的人生追求（图11）;屏风6，正面第三合，刻画了墓主夫妇宴饮场面（图1）。
关于屏风9，即左侧第三合屏风。姜伯勤先生解读为祆教祭祀祈雨图。结合以上对屏风画的释读，我们发现，实际上，屏风9仍然与《屏风诗》描述内容有关。上述《屏风诗》中有“上林春径”“上林中”之语，比拟汉代皇家“上林苑”，可能与北周长安华林园的苑囿景色相关联。根据文献记载，南北朝时期宫廷三月三日上巳春褉活动盛行，文人士子列罍樽，飞羽觞，诗酒相和，称为“曲水流觞”。后赵主石虎在华林园正殿前作金龙吐酒，注入罍樽，容酒五十斛，供群臣饮用[32]。屏风9图像中部有两兽头，口中流淌美酒，兽头下有两个大瓮盛接，一人持瓶盛酒，一人捧碗饮酒，一人抱瓶运酒，其场面与“曲水流觞”、“龙吻吐酒”的情景相似（图3）。庾信曾写有《三月三日华林园马射赋》，描写北周华林园上巳活动。因此，屏风9图像可能与墓主人参加北周华林园上巳活动有关。
据《周书》记载，庾信（512—581）早年在梁朝为官，后奉使羁留西魏。北周明帝、武帝“雅好文学，信特蒙恩礼”[33]。庾信入北后创作了大量反映北朝贵族生活的宫体诗。《屏风诗》创作于北朝[34]。以上《屏风诗》除1首描写了自然景色外，其他7首均以阳春山水、亭台楼阁为背景，描写了游宴、射猎的贵族生活。天水棺床屏风画也多以自然山林花草、亭榭楼阁长廊为背景，表现出行、狩猎、宴饮等贵族生活场景。这些图像元素与《屏风诗》文学元素高度契合，这种情况说明，屏风画与《屏风诗》文学作品之间或是可以沟通的。
郑岩先生在《北周康业墓石榻画像札记》一文中对于这种绘画语言与文学语言沟通的可能性进行研究认为：“我们仍可从题材的细节中找到二者的关联。”[23]73不仅如此，北朝文献中也有北齐皇室以诗赋为蓝本制作屏风画的记载。另外，庾信在秦州的活动轨迹也为棺床屏风画与《屏风诗》之间的联系提供了旁证。据文献记载，保定五年（565）明帝行幸秦州，庾信在文学侍从之列，在秦州期间，庾信与宇文广、李允信等北周贵族关系至洽，后又为广撰写墓志铭[35]。可见，庾信《屏风诗》的创作年代、文学语言与棺床屏风画相合，所描写的贵族生活也符合宇文广的贵族身份，部分诗作内容可能与宇文广的生活有关。因此，鉴于庾信与秦州宇文广等北周贵族之间的交集，有理由推断，当时工匠在制作天水棺床墓石葬具时，可能以庾信《屏风诗》为蓝本刻画了屏风图像，通过借鉴《屏风诗》所描写的理想世界，体现墓主人生前的贵族身份、地位，反映墓主人的人生经历和志向及其对死后进入天堂世界的美好期望，这可能是屏风画所表达的主题意蕴，也是《屏风诗》部分诗作与棺床屏风画高度契合的主要原因。
结 论
天水棺床墓的年代划定在北周至隋初较为合理;天水棺床墓及出土石棺床与北朝隋初入华粟特人墓葬、石葬具差异明显，墓主人可能不是入华粟特人，其族属需要进一步探讨。经考证，北周鲜卑贵族宇文广葬于上邽无疆原（今天水市秦州区石马坪），南北朝诗人庾信撰《宇文广墓志铭》，以及《咏画屏风诗二十五首》部分诗作与天水棺床墓、屏风画高度契合，为深入研究天水棺床墓的族属、墓主人身份和屏风画提供了新的视角。
文中图片由宋朝摄影。承蒙魏文斌先生、董华锋先生指导，张卉英老师提供资料，在此一并致谢。 参考文献：
[1]姜伯勤.天水隋石屏风墓胡人“酒如绳”祆祭画像石图像研究[J].敦煌研究，2003（1）：13.
[2]邢福来.北朝至隋初入华粟特贵族墓随葬用围屏石榻研究[J].考古与文物，2006（增刊：汉唐考古）：239.
[3]倪润安.南北朝墓葬文化的正统争夺[J].考古，2013（12）：72.
[4]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544.
[5]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南郊北齐壁画墓[J].文物，1990（12）.
[6]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陕西北郊北周安伽墓发掘简报[J]. 考古与文物， 2000（6）：28.
[7]山西考古研究所，忻州市文物管理处.山西忻州市九原岗北朝壁画墓[J].考古，2015（7）：51-74.
[8]杨军凯. 西安又发现北周贵族史君墓[N].中国文物报，2003-09-26.
[9]韩伟.北周安伽墓围屏石榻之相关问题浅见[J].文物，2001（1）：90.
[10]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 西安北周康业墓发掘简报[J]. 文物，2008（6）：19.
[11]荣新江. 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156-157.
[12]姜伯勤.中国祆教画像石在艺术史上的意义[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1）：73.
[13]郑岩.墓主画像研究[G]//刘敦愿先生纪念文集.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450-468.
[14]姜伯勤. 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165-166.
[15]陜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发现的北周安伽墓[J].文物，2001（1）：14，17，23.
[16]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代虞弘墓清理简报[J].文物，2001（1）：37.
[17]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北周凉州萨保史君墓发掘简报[J].文物，2005（3）：4-33.
[18]李零.论中国的有翼神兽[M]//中国学术（第五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31-132.
[19]魏徵，等.隋书：卷七[M].北京：中华书局，1973：149.
[20]唐长孺. 魏晋杂胡考[M]//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中华书局，2011：416-417.
[21]荣新江.中古贵族墓室壁画上的胡风：猎豹、杂服及其他[M]//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396.
[22]渠传福.九原岗壁画中的神怪形象[N].太原日报，2019-12-23.
[23]郑岩.北周康业墓石榻画像札记[J].文物，2008（11）：67.
[24]令狐德棻.周书：卷10[M].北京：中华书局，1971：157.
[25]庾信.庾子山集注[M].倪璠，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1012.
[26]邵郁.北周宇文廙、宇文广墓志疏证[J].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4（3）：17.
[27]王仲荦.北周·地理志：卷2[M].北京：中华书局，1980：141.
[28]郦道元.水经注校证[M].陈桥驿，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428.
[29]李晓杰.水经注校笺图释：渭河流域诸篇：上[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45.
[30]李延寿.北史：卷57：周宗室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3110.
[31]荣新江.有关北周同州萨保安伽墓的几个问题[G]//张庆捷，等.4—6世纪的北中国与欧亚大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126-139.
[32]陆翙.邺中记[G]//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63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311.
[33]李延寿. 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2794.
[34]王晓鸥.《庾子山集》版本的整理与考订[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2）：12.
[35]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 麦积山石窟志校注[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2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