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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外号“老六”的张立宪长着一张并不文化的脸。对陌生人而言，这个河北汉子更像是一名民警，而不是一份杂志书的主编。否则他的河北老乡高群书不会在获得台湾金马奖最佳影片的电影《神探亨特张》里邀请他领衔主演。
但老六却是北京文化圈内实打实的名人。2005年，在新闻和出版业摸爬滚打多年的老六如顿悟般放弃了高薪工作，自立门户，创办了符合自己理想的出版物——《读库》。
《读库》取“阅读的仓库”之意，是每两个月出一辑的杂志书，刊载历史、文化类非虚构特稿。在传统出版业遭遇寒流、业内人士频问“杂志书还办不办得下去”的今天，《读库》依然稳步前行。
即使《读库》关门 也能看淡
这个答案一定不包括他创刊之初的状态，那时老六的资金并不富裕，出版业的寄销制要他提心吊胆半年才能回款；他的作者和选题也很有限，一位作者“拖延症”发作，就可能让一期《读库》难产。
2006年，正在德国海德堡的他曾在博客里写道：“后半夜全部在打各种各样的电话，试图解决各种问题。晨曦初露时，我坐在阳台的一把椅子上，心力交瘁，几乎有一种撑不下去的感觉。我甚至想，为什么一定要做这行呢，摆摊卖冷饮是不是也比这样舒心？”
比他高一级的人大新闻系师兄、著名足球解说员刘建宏曾在不少场合提到老六的这段经历，他说，中国足球今天面临着跟老六当年相似的绝境。那么，中国足球也应该学习老六的坚持和勇气。
老六对师兄的抬举有些惶恐，如今他早已得心应手，以《读库》的品质借助网络的传播力，在14亿人的中国找到四五万读者并非难事。他没计算过《读库》的发行量至少要达到怎样的水准才是维持运营的临界点，只是说：“在当下的阅读氛围中，找到一群爱看书的人本身就意味着一些美好的东西。”
老六的一些选题的确不怎么经济。他策划《青衣张火丁》的画册总共历时五年，耗资百万，动用十余位摄影师，转战五座城市。最后，他干脆租下北京儿童艺术剧院的舞台，把国家京剧院的舞美、灯光、道具都拉来。五天时间内，专题拍摄。而这本定价660元的画册要收回成本无疑需要一段漫长的时间。
2013年，他又和上海电影译制厂老艺术家们合作出版有声读物。老六说：“如果说完全没有商业考虑是不切实际的，但跟那些追求快销的出版物相比，我更觉得自己有责任让这些声音、画面保留下来。因为时间过了，就再也没有了。”
老六36岁时创办《读库》，出发点是办一份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刊物。“做《读库》应该是让我摆脱对金钱的算计，而不是加重对金钱的算计。如果我现在还计算兜里有多少钱，要不要上市，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也不是有质量的生活。”他说，即使《读库》某天关张大吉，到了他这个年龄，也没有什么看不开的地方。
2011年7月，北京暴雨，山洪让《读库》在房山区的库房损失惨重。曾有媒体报道，《读库》库房八成库存都被冲走，仅余两成泡在淤泥中几近损毁。当天人在上海的老六，到了半夜2时，就安然睡下。后来朋友安慰他，他说就当是给老天爷打了两年工。
“《读库》办不下去了，我也能活得好好的。没有惋惜，没有想过办成百年刊物。我们有计划，但做不成也不会觉得欠了谁。我们去约稿，人家不接受你，不接受就不接受吧。撒下去100颗种子，可能只有1个结出果实。”
惟有发现一篇稿件的潜在价值，经过与作者的沟通，编辑出来，再通过美编印制，发行到读者手中，最后获得读者反馈的过程是让他至今沉迷不已的享受。从《读库》创办至今，作为主编的他一直是惟一的一名专职编辑。
“我就是一名编辑。我也适合做一名编辑。”老六从不怀疑自己是一个出色的编辑。他很意象地表达自己的生活状态。“就是种树的过程。先选好适合的土壤挖坑种树苗，之后的日子里有规律地浇水、剪枝、施肥，静静等待它一点点长高，越发茁壮。”
他的另一位人大新闻系同学、央视主持人张斌在微博上回忆说，“大约十几年前，老六说有本书很棒，是以色列前总理所著的《梅厄夫人自传》，找来找去新华社曾经小范围出过，书籍破损严重。前几天老六给邮来最新版本，他是策划编辑，人生至此，做些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真好。”
读书人的体面
虽然老六常说，一个人不能因为自己书看得多就有优越感。但言谈中，他藏不住一份属于读书人的骄傲。他聊到一个被他称作“种族主义”的观点：坐经济舱的人在玩ipad的时候，坐头等舱的人常常在看书。他没有对这个观点做任何评判，但说起不爱看书的人，他抬起右手做了个告别的姿势，坏坏地调侃：“祝他们幸福！”
或许正是这份骄傲，让老六成为一名拒绝轻佻的人。以书为业的老六不愿意给读者推荐书目。“现在我每天打开十本书，有七本是同行送的。我不能多说话。”
老六觉得，这不体面。他可以看淡《读库》的生死，却放不下一份体面。
2011年的山洪危机，他拒绝了很多人的帮助。“一个人是自食其力还是靠救济？大家已经在支持我们了，就不要再做情感绑架了，再找一个由头做销售经营，我觉得那样做很不体面。假如我们真的有资金困难，我宁愿去贷款。”
有媒体曾问他是否会对供应商赖账、拖欠，他回答说：“没有必要把情商、智商放在这个上，我觉得不体面。与我合作的商业伙伴，不管是上游还是下游，我都要让他们体会到一种好的商业伦理和道德。”
2011年，《读库》出版了《共和国教科书》。这是一套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12年首版的教育经典书目。杨绛先生看过这套书后十分兴奋，说她在北师大附小读书时用的就是这套书。这让老六想到了一句广告语：杨绛先生小时候用的就是这套书，那么你呢？但老六最终放弃了这个不体面的念头。“这套书是谁用过，是有用还是没用，用过它的人能够成为杨绛或者是谁，不是这套书决定的。这套书毕竟已经不是必看必修的教材了，把它拔高到这个地位，既不可能，也没必要。”
在读者会上，老六也检讨自己不体面的事：过去自己太在乎一本书的皮相。老跟大家讲，这本书做得多不容易，纸选了多少遍，印刷时费了多少劲，封面做成这样有多难。但一本书就是让人读的，说那么多，挺没品的。
聊起出版业，老六说：“我的书卖了4万本，不至于说见到卖4千本的就趾高气扬，见到卖40万本的就俯首称臣。大家都有体面和尊严。”
撕掉文艺标签
近两年，《读库》愈发“艰涩”。类似创刊初期的《周星驰的龙套家族》《好莱坞电影俗套》的文艺选题逐渐减少，诸如新疆考古、德国司法案例和台湾现代农业的文章倒占了不少篇幅。
“这和现在城市里的年轻人有什么关系呢，算是强制阅读。”老六介绍了他处心积虑的“筹谋”。
“《读库》选题的广度和宽度超出了原来的想像。一开始，迁就读者多一点儿，会有周星驰这种选题。文艺的内容在政治上也相对安全。但出版业应该提供读者应知而未知的信息。一篇关于新疆考古的文章，平时可能少有人看。但等读者对《读库》有了信任感，那么，他们也能接受之前望而却步的题目。”
在几年前南京的一场活动中，老六从包里掏出一本紫色封皮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说，这是自己非常喜欢看的一本书。每个人都会有喜欢读的一类书，但千万不要局限于此，不同的书籍能够扩大自己的视野。
“可能有的人读《读库》就是一种误会，结束这段感情也是应该的。有的人没有读到《读库》，可能是一种隔绝，现在遇见也是一种缘分。”老六说。“随缘”的老六也不让《读库》的作者像报纸、杂志的专栏作家固定下来，每榨干一名作者最精华的三五篇文字，他就毫不留情地换人。
“文章不能只是好看和温暖，与心灵的冲撞相比，我个人更看重智力的冲撞。”
但老六却是北京文化圈内实打实的名人。2005年，在新闻和出版业摸爬滚打多年的老六如顿悟般放弃了高薪工作，自立门户，创办了符合自己理想的出版物——《读库》。
《读库》取“阅读的仓库”之意，是每两个月出一辑的杂志书，刊载历史、文化类非虚构特稿。在传统出版业遭遇寒流、业内人士频问“杂志书还办不办得下去”的今天，《读库》依然稳步前行。
即使《读库》关门 也能看淡
这个答案一定不包括他创刊之初的状态，那时老六的资金并不富裕，出版业的寄销制要他提心吊胆半年才能回款；他的作者和选题也很有限，一位作者“拖延症”发作，就可能让一期《读库》难产。
2006年，正在德国海德堡的他曾在博客里写道：“后半夜全部在打各种各样的电话，试图解决各种问题。晨曦初露时，我坐在阳台的一把椅子上，心力交瘁，几乎有一种撑不下去的感觉。我甚至想，为什么一定要做这行呢，摆摊卖冷饮是不是也比这样舒心？”
比他高一级的人大新闻系师兄、著名足球解说员刘建宏曾在不少场合提到老六的这段经历，他说，中国足球今天面临着跟老六当年相似的绝境。那么，中国足球也应该学习老六的坚持和勇气。
老六对师兄的抬举有些惶恐，如今他早已得心应手，以《读库》的品质借助网络的传播力，在14亿人的中国找到四五万读者并非难事。他没计算过《读库》的发行量至少要达到怎样的水准才是维持运营的临界点，只是说：“在当下的阅读氛围中，找到一群爱看书的人本身就意味着一些美好的东西。”
老六的一些选题的确不怎么经济。他策划《青衣张火丁》的画册总共历时五年，耗资百万，动用十余位摄影师，转战五座城市。最后，他干脆租下北京儿童艺术剧院的舞台，把国家京剧院的舞美、灯光、道具都拉来。五天时间内，专题拍摄。而这本定价660元的画册要收回成本无疑需要一段漫长的时间。
2013年，他又和上海电影译制厂老艺术家们合作出版有声读物。老六说：“如果说完全没有商业考虑是不切实际的，但跟那些追求快销的出版物相比，我更觉得自己有责任让这些声音、画面保留下来。因为时间过了，就再也没有了。”
老六36岁时创办《读库》，出发点是办一份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刊物。“做《读库》应该是让我摆脱对金钱的算计，而不是加重对金钱的算计。如果我现在还计算兜里有多少钱，要不要上市，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也不是有质量的生活。”他说，即使《读库》某天关张大吉，到了他这个年龄，也没有什么看不开的地方。
2011年7月，北京暴雨，山洪让《读库》在房山区的库房损失惨重。曾有媒体报道，《读库》库房八成库存都被冲走，仅余两成泡在淤泥中几近损毁。当天人在上海的老六，到了半夜2时，就安然睡下。后来朋友安慰他，他说就当是给老天爷打了两年工。
“《读库》办不下去了，我也能活得好好的。没有惋惜，没有想过办成百年刊物。我们有计划，但做不成也不会觉得欠了谁。我们去约稿，人家不接受你，不接受就不接受吧。撒下去100颗种子，可能只有1个结出果实。”
惟有发现一篇稿件的潜在价值，经过与作者的沟通，编辑出来，再通过美编印制，发行到读者手中，最后获得读者反馈的过程是让他至今沉迷不已的享受。从《读库》创办至今，作为主编的他一直是惟一的一名专职编辑。
“我就是一名编辑。我也适合做一名编辑。”老六从不怀疑自己是一个出色的编辑。他很意象地表达自己的生活状态。“就是种树的过程。先选好适合的土壤挖坑种树苗，之后的日子里有规律地浇水、剪枝、施肥，静静等待它一点点长高，越发茁壮。”
他的另一位人大新闻系同学、央视主持人张斌在微博上回忆说，“大约十几年前，老六说有本书很棒，是以色列前总理所著的《梅厄夫人自传》，找来找去新华社曾经小范围出过，书籍破损严重。前几天老六给邮来最新版本，他是策划编辑，人生至此，做些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真好。”
读书人的体面
虽然老六常说，一个人不能因为自己书看得多就有优越感。但言谈中，他藏不住一份属于读书人的骄傲。他聊到一个被他称作“种族主义”的观点：坐经济舱的人在玩ipad的时候，坐头等舱的人常常在看书。他没有对这个观点做任何评判，但说起不爱看书的人，他抬起右手做了个告别的姿势，坏坏地调侃：“祝他们幸福！”
或许正是这份骄傲，让老六成为一名拒绝轻佻的人。以书为业的老六不愿意给读者推荐书目。“现在我每天打开十本书，有七本是同行送的。我不能多说话。”
老六觉得，这不体面。他可以看淡《读库》的生死，却放不下一份体面。
2011年的山洪危机，他拒绝了很多人的帮助。“一个人是自食其力还是靠救济？大家已经在支持我们了，就不要再做情感绑架了，再找一个由头做销售经营，我觉得那样做很不体面。假如我们真的有资金困难，我宁愿去贷款。”
有媒体曾问他是否会对供应商赖账、拖欠，他回答说：“没有必要把情商、智商放在这个上，我觉得不体面。与我合作的商业伙伴，不管是上游还是下游，我都要让他们体会到一种好的商业伦理和道德。”
2011年，《读库》出版了《共和国教科书》。这是一套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12年首版的教育经典书目。杨绛先生看过这套书后十分兴奋，说她在北师大附小读书时用的就是这套书。这让老六想到了一句广告语：杨绛先生小时候用的就是这套书，那么你呢？但老六最终放弃了这个不体面的念头。“这套书是谁用过，是有用还是没用，用过它的人能够成为杨绛或者是谁，不是这套书决定的。这套书毕竟已经不是必看必修的教材了，把它拔高到这个地位，既不可能，也没必要。”
在读者会上，老六也检讨自己不体面的事：过去自己太在乎一本书的皮相。老跟大家讲，这本书做得多不容易，纸选了多少遍，印刷时费了多少劲，封面做成这样有多难。但一本书就是让人读的，说那么多，挺没品的。
聊起出版业，老六说：“我的书卖了4万本，不至于说见到卖4千本的就趾高气扬，见到卖40万本的就俯首称臣。大家都有体面和尊严。”
撕掉文艺标签
近两年，《读库》愈发“艰涩”。类似创刊初期的《周星驰的龙套家族》《好莱坞电影俗套》的文艺选题逐渐减少，诸如新疆考古、德国司法案例和台湾现代农业的文章倒占了不少篇幅。
“这和现在城市里的年轻人有什么关系呢，算是强制阅读。”老六介绍了他处心积虑的“筹谋”。
“《读库》选题的广度和宽度超出了原来的想像。一开始，迁就读者多一点儿，会有周星驰这种选题。文艺的内容在政治上也相对安全。但出版业应该提供读者应知而未知的信息。一篇关于新疆考古的文章，平时可能少有人看。但等读者对《读库》有了信任感，那么，他们也能接受之前望而却步的题目。”
在几年前南京的一场活动中，老六从包里掏出一本紫色封皮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说，这是自己非常喜欢看的一本书。每个人都会有喜欢读的一类书，但千万不要局限于此，不同的书籍能够扩大自己的视野。
“可能有的人读《读库》就是一种误会，结束这段感情也是应该的。有的人没有读到《读库》，可能是一种隔绝，现在遇见也是一种缘分。”老六说。“随缘”的老六也不让《读库》的作者像报纸、杂志的专栏作家固定下来，每榨干一名作者最精华的三五篇文字，他就毫不留情地换人。
“文章不能只是好看和温暖，与心灵的冲撞相比，我个人更看重智力的冲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