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谦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影视传媒系纪录片硕士研究生
　　作品：2002年短片《红眼睛》 13分钟
　　2003年纪录短片《头发的故事》 21分钟
　　2003年短片《假钞》 5分钟
　　2004年短片《我怎样才能跳出格》 7分钟
　　短片《冬日阳光》 12分钟
　　纪录片《劳动号子》 66分钟
　　该片获第十三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录像短片大赛最佳长片奖
　　入选第二十七届东京录影节
　　入选2006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展映单元
　　
　　本片记录的，是一群来自各地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进入到城市的谋生的农民工—他们处于城市的最底层。
　　城市的人们对他们有不同的眼光：经常见到公交车上人们对民工的嫌恶，当然也有很多“上层人士”对他们完全视而不见，社会学者们把他们称为“弱势群体” 加以研究，有良知和责任感的人们把自己悲悯或关怀的目光投射到他们身上，艺术家们一边和他们“交流”，一边把他们纳入到自己的作品里面，成为活的素材……统统这些看法，用以对待他们，也用以照见自己。不管怎样，他们日复一日辛苦的工作，赚着微薄的工钱，怀揣着自己朴素的理想和追求。也许，他们更渴望的是人们能倾听一下自己的声音，甚至对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这一点比钱还重要。
　　法兰克福学派的著名学者泰奥多·阿多诺曾说，能否让每个阶层的人都发出自己的声音，标识着这个社会文明的程度。本片最大的成功之处就在于，记录者用自己的镜头纪录了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精神追求，记录了这个没有大众话语权的群体的一言一行。作者在题材选择、发掘方面体现出来的发现眼光和社会学、文化学意义上的思考，都有很强的社会现实意义。我们经常强调的媒体的良知，或者说公共频道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让每个群体的思想都得到人们的认识和尊重，你可以不同意别人的看法，但是你不能无视它的存在。就像本片导演自己说的，希望他们的想法被人们知道，也希望本片是途径之一。
　　现在有很多拍农民工的影片，有些作品也非常真诚，但似乎大家都陷入了一个套路，讨工钱、没工作、上访、孩子没学上等等，都是很惨的，光明的东西很少。但本片不同，首先表现在切入点上，《劳动号子》关注的是体现他们精神追求的活动，写作、排戏、唱歌等等，生活上的困境也没有回避，里面有的人没工作，卖血、试药、当群众演员，都是他们很现实的困难，但导演没有强化这些，而是更以此衬托他们坚持理想的可贵或是说一定程度上突出了这二者的矛盾，因为导演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是真正的积极向上，而不是表面做样子。
　　另外，导演在处理全片的结构时看得出也下了一定功夫，看似时间的顺序，一个完整的首尾呼应式结构，其实里面穿插着很多调剂性的段落和场次，甚至是有一些小噱头在里面。比如出去看戏的一个小过场，比如三机对拍的那个段落，这些部分的加入使得片子张弛有度，结构存在变化。也避免了那种一说到民工问题就苦大仇深的惯性思维。
　　此外，片子体现出的记录者和被记录者之间的交流是很有意思的，二者之间有讨论、纪录者也不拘于出现在画面里，甚至还有一个“我们拍他，他也拍我们”的设计，这些都间接的体现了他们对于拍摄者的一种“观看”。
　　在视听语言方面，摄制者们能较好地做到平实、客观，比如在他们讨论、争吵的几个段落，表现这种想法的冲突，既有较强的现场感，也体现出了作者对于记录对象精神追求的尊重。如果说不足，看得出，由于多机拍摄，不同的人掌机，导致个别段落摄影风格不太统一，多机位有很多好处，但诸如此类的不足需要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