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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这是西楚霸王项羽在垓下的悲歌，被汉代的太史令司马迁记录在《史记》之中，从此代代相传。项王慷慨而歌，“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每每读至这些段落，我的心总是会为项羽的悲剧深受震动。
这是只有历史才能带给我们的震动，虚构的文学影视，或无情的数据代码，都没有这样的功效。
我们从小就听过一个词：“以史为鉴”，把过去的经验作为未来行为的借鉴，这是很有道理的。
从大处着眼，举个例子，纵观历史，大约一个中央集权王朝的寿命为三百年。前一百年励精图治，太平盛世，一时无两；中间一百年承祖荫庇，中兴之业，勉勉强强；后一百年大厦将倾，天灾人祸，无力回天。从汉唐到明清，几乎每一个朝代都在重复这样一个周期，兴盛衰败，人亡政息，不外如是。
从个人来看，无论外在的技术多么发达，掩藏在人性深处的很多东西是不变的。就说鲁迅的作品中展示的当时社会的人性，比如阿Q那种对弱小的欺凌与对强势的畏惧，比如《药》中普通百姓的冷漠麻木，很多人觉得，对当下社会仍有讽刺意义。
所以，对任何人、任何行业，上至治国理政的统治者，下至庸庸碌碌的普通百姓，历史都有借鉴和指导意义，它能让人看清看透当下许多社会现象，它能让人警醒与反省自身，从而避免重蹈覆辙：“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矣！”
历史研究的主角是人，不是货币，不是武器，也不是文书。
战国时期，有一场长平之战。这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包围歼灭战，发生在公元前262年，交战双方是秦赵两国，战争结果是赵国遭受毁灭性打击。《史记》记载，秦国将领白起大败赵军后，坑杀俘虏45万人。
谈到这场战争，一般人会慨叹真是一场恢弘壮阔的战役。但你可曾想过，这45万个被坑杀的人，每个人背后都有一个家庭。他可能有一个双目失明的老母卧病在床，可能有一个贤良淑慧的妻子操持着家务，可能有一双乖巧的儿女盼着他归来，却不知人已成无定河边骨，45万个家庭轰然倒塌。
想到这些，不免心生悲凉，对这样的史实，我们做不到无动于衷。而历史研究，就是告诉我们，在那个地方，在那个时候，那些人，发生了那些事情。历史研究的主角永远是人，不是货币，不是武器，也不是文书，而是这些曾经鲜活存在过的人。
“史”有两层含义：一是确实存在过的人、事、物，二是我们对这些人、事、物的所有记忆和记录。
在中国古语中，“历史”原本只作“史”字。在甲骨文中，“史”的字形与“事”相同（如图），可见，最早的时候，人们对“史”的认识就是无数件“事”。这个字形表达的是“一只手中拿着一支笔，在做记录”。
所以，“史”其实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我们、我们的祖先和我们的子孙所经过的道路上的所有风景，是确实存在过的人、事、物，比如长平之战这场战争；二是我们对这些风景，对这些人、事、物的所有记忆和记录，是我们对真实过往的主观映射，比如记录长平之战的史书材料。这两层含义糅合在一起，就是历史学研究对象的大范畴了。
有了研究对象必然要有研究方法。现实中有个问题是，书籍在古代有很长一段时间是以手抄本形式存在的，在传抄过程中，不免出现遗漏、差错，挂名伪作现象也不在少数，不少史书还在流传过程中散佚了。这导致古书的记载变得不可信，也就导致祖辈相传的历史可信度大打折扣。而历史研究者要做的，就是掌握科学的考据、论证方法，运用这些方法，向世人展现历史的样貌，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研究者自己对历史独到的判断与见解。所以《The Handbook of Historical Linguistics（历史语言学手册）》中说，历史是“侦探、追究，以调查求知识”。
历史学家必须具备“三史”，即史才、史学与史识，历史系的所有课程也都是为了培养这样的人才而设的。
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提出，历史学家必须具备“三史”，即史才、史学与史识。
“史才”主要指文才，优秀的史学作品往往流畅优美，如文学作品一般引人入胜，《史记》便是其中翘楚。
“史学”则是说历史学家需涉猎广博，对于史学各个门类都要有所掌握，要具备扎实的专业功底。
“史识”是最难做到的，指的是要形成自己的历史观，也即前面提及的研究者自己对历史独到的判断与见解。
“三史”的说法，基本可以概括今天的历史学专业对学生在学术上的所有要求与期望，而历史学的所有课程也都是为了培养这样的人才而设的。
断代史（以朝代为断限的史实）、通史（连贯记叙各个时代的史实）是历史学最基本的课程。中国史部分，要学习从远古至当下的每一个朝代的历史；世界史部分，要学习世界上重要区域的历史，比如我校历史学专业设有世界上古中古史、世界近现代史以及日、俄两种国别史。
大学阶段，知识的传授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掌握研究历史的方法，养成严谨的治学态度。
比如历史学者最常用的“二重证据法”，如果考古发现能够印证古书上的记载，那历史真相不就被确认了吗？过去，不少学者都认为不存在《孙膑兵法》，《孙膑兵法》只是《孙子兵法》的误传。但上个世纪70年代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中，《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一起被发掘了出来。“古史辨”学派的诸位先生利用发现的甲骨文，结合传世经籍，考订出商王谱系……前辈们的研究成果灿然可见，都证明历史研究离不开科学的方法。
史学理论课和文献学、考古学、档案学等课程，可以教会我们如何查阅文献资料，如何利用“二重证据法”以及各种学术工具，从史料的字里行间发现问题……
另外还有专门史课程，提供给我们解读历史的各种思维途径，比如历史地理、经济史、社会史、思想史、学术史等。
历史地理学告诉我们，朝代更替、社会剧变与气候和地理环境的变迁有重要关系，而每一座城市和宫殿的规划设计都蕴含了丰富的历史智慧。比如汉代长安城内未央宫的前殿有三座大殿，这三座大殿都面南而坐，但未央宫却以北门为正门①，这是为什么？结合地理学知识就能知道，未央宫地势南高北低，让百官臣僚从北门进出，仰瞻殿宇，更能感受到天子的威严。 研究经济史的会认为“一切历史都是经济史”，研究思想史的会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其实，这些都是解读历史的不同思维方式。
学历史让人更严谨，学历史让人更理性，学历史让人更宽容。
有人戏称，历史学是“累死学”。确实，历史学的课业是比较繁重的，事实上，在文、史、哲三个专业中，历史学对学生勤奋程度的要求是最高的。
在清华，我们要先进入“人文科学实验班”进行一年半文史哲兼有的通识学习，而后再分流到中文、历史、哲学三个专业。这样一来，要在两年半的时间里学完别校学生四年的课程，压力就更大了。当然，通识学习中获得的文学、语言学、哲学等方面的知识，对于历史学习是很有帮助的。
我曾经做过一个作业：为了规范学术研究的态度与方法，老师要我对汉魏野史笔记《汉武故事》进行辑佚、校勘、注释，也就是将这一份在宋元时期散佚的文献重新整合，展现出它的原貌，并对文中字句进行注解疏通。《汉武故事》原文不超过万字，但我整整做了八万多字的校勘记和注释！
这个过程有多难？就说那些参考资料吧，都是古文繁体，没有一定的文言文功底就会抓瞎。而当遇上经济、思想、地理、科技等方面的知识时，还要能理解其中的道理。
比如，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货币为秦半两，汉高祖为了应对与项羽的战争而改铸一种更轻的“荚钱”。历史学家吕思勉指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劣币筹款”，这种价值低于秦半两的劣币在市场上过量流通，一方面帮助了汉政权筹措军费，另一方面也导致物价飞涨，“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关中百姓经受了严重的经济灾难。如果不知道经济学上“通货膨胀”的概念，就想不明白这其中的因果关联，也就无法看穿史料背后的道理。
虽然课业很重，但就我个人而言，历史学习带给我心理与性情上的变化也是极大的。
学历史让我更严谨。不敢引无出处之文，不敢言无根底之事，不敢出无逻辑之论。对学术如此，渐渐地对事务、对做人，都会变得谨慎而细致。每下一个结论之前，都会先想一想：我这样说，有没有证据？逻辑是不是严密？表达方式是不是严谨？
学历史让我更理性。不管是思维方式还是研究内容，历史学习都对理性思考有很高的要求。读《外戚传》，历史学科的理性思维不容许我们对后宫嫔妃争宠作伤春悲秋的假设，面对电视上的宫斗戏，历史学的学生会一笑了之：宫斗的本质从来都不是女人争宠夺爱，而是外戚集团抢夺权力的斗争。
学历史还让我更宽容。宽容是因为“太阳底下无新鲜事”，看过了历史上相似的例子，很容易理解眼前现象的本质，有了理解就能宽容。面对一些不合理的情况，我首先会想：这背后有没有苦衷？它的出现有怎样的机理？我们又应当怎样应对？看过了几千年的兴衰，再看当下，确实是沧海一粟，通透无遗。
就业面不广，工作之初较清贫，若非以历史学术研究为志，还请慎重考虑。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学以致用，从史料的浩瀚海洋回到现实中，学了四年面临毕业，这才发现，历史学的就业面太窄了。一般来说，历史学毕业的学生可以去：
（1） 各类学校。大部分历史学毕业生会选择进入学校工作。如果决心从事学术研究，则要读至博士，才能进入高校教授历史学课程，走上学术道路。硕士或本科毕业生，往往只能在高校从事行政工作，或进入中小学成为历史老师。
（2） 文博科研单位，包括图书馆、博物馆、文物保护单位和一些文史研究机构。在这些单位能从事专业对口的工作，但对个人的专业素质要求较高。
（3） 党政机关。因为历史学课程设置广泛、学科思维综合的缘故，历史学的学生在公务员考试中较有优势。这其中，有一个单位偏好招收历史学的学生，那就是保密局，因为历史学的学生收集、整理材料的能力很强。
（4） 新闻、出版、传媒行业及企业中的文职工作，即记者、编辑、策划、文秘等。
总体而言，历史系毕业生的就业面不广，并且工作之初都是比较清贫的。如果不是坚决以历史学术研究为志，还是慎重考虑为上。
这是只有历史才能带给我们的震动，虚构的文学影视，或无情的数据代码，都没有这样的功效。
我们从小就听过一个词：“以史为鉴”，把过去的经验作为未来行为的借鉴，这是很有道理的。
从大处着眼，举个例子，纵观历史，大约一个中央集权王朝的寿命为三百年。前一百年励精图治，太平盛世，一时无两；中间一百年承祖荫庇，中兴之业，勉勉强强；后一百年大厦将倾，天灾人祸，无力回天。从汉唐到明清，几乎每一个朝代都在重复这样一个周期，兴盛衰败，人亡政息，不外如是。
从个人来看，无论外在的技术多么发达，掩藏在人性深处的很多东西是不变的。就说鲁迅的作品中展示的当时社会的人性，比如阿Q那种对弱小的欺凌与对强势的畏惧，比如《药》中普通百姓的冷漠麻木，很多人觉得，对当下社会仍有讽刺意义。
所以，对任何人、任何行业，上至治国理政的统治者，下至庸庸碌碌的普通百姓，历史都有借鉴和指导意义，它能让人看清看透当下许多社会现象，它能让人警醒与反省自身，从而避免重蹈覆辙：“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矣！”
历史研究的主角是人，不是货币，不是武器，也不是文书。
战国时期，有一场长平之战。这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包围歼灭战，发生在公元前262年，交战双方是秦赵两国，战争结果是赵国遭受毁灭性打击。《史记》记载，秦国将领白起大败赵军后，坑杀俘虏45万人。
谈到这场战争，一般人会慨叹真是一场恢弘壮阔的战役。但你可曾想过，这45万个被坑杀的人，每个人背后都有一个家庭。他可能有一个双目失明的老母卧病在床，可能有一个贤良淑慧的妻子操持着家务，可能有一双乖巧的儿女盼着他归来，却不知人已成无定河边骨，45万个家庭轰然倒塌。
想到这些，不免心生悲凉，对这样的史实，我们做不到无动于衷。而历史研究，就是告诉我们，在那个地方，在那个时候，那些人，发生了那些事情。历史研究的主角永远是人，不是货币，不是武器，也不是文书，而是这些曾经鲜活存在过的人。
“史”有两层含义：一是确实存在过的人、事、物，二是我们对这些人、事、物的所有记忆和记录。
在中国古语中，“历史”原本只作“史”字。在甲骨文中，“史”的字形与“事”相同（如图），可见，最早的时候，人们对“史”的认识就是无数件“事”。这个字形表达的是“一只手中拿着一支笔，在做记录”。
所以，“史”其实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我们、我们的祖先和我们的子孙所经过的道路上的所有风景，是确实存在过的人、事、物，比如长平之战这场战争；二是我们对这些风景，对这些人、事、物的所有记忆和记录，是我们对真实过往的主观映射，比如记录长平之战的史书材料。这两层含义糅合在一起，就是历史学研究对象的大范畴了。
有了研究对象必然要有研究方法。现实中有个问题是，书籍在古代有很长一段时间是以手抄本形式存在的，在传抄过程中，不免出现遗漏、差错，挂名伪作现象也不在少数，不少史书还在流传过程中散佚了。这导致古书的记载变得不可信，也就导致祖辈相传的历史可信度大打折扣。而历史研究者要做的，就是掌握科学的考据、论证方法，运用这些方法，向世人展现历史的样貌，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研究者自己对历史独到的判断与见解。所以《The Handbook of Historical Linguistics（历史语言学手册）》中说，历史是“侦探、追究，以调查求知识”。
历史学家必须具备“三史”，即史才、史学与史识，历史系的所有课程也都是为了培养这样的人才而设的。
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提出，历史学家必须具备“三史”，即史才、史学与史识。
“史才”主要指文才，优秀的史学作品往往流畅优美，如文学作品一般引人入胜，《史记》便是其中翘楚。
“史学”则是说历史学家需涉猎广博，对于史学各个门类都要有所掌握，要具备扎实的专业功底。
“史识”是最难做到的，指的是要形成自己的历史观，也即前面提及的研究者自己对历史独到的判断与见解。
“三史”的说法，基本可以概括今天的历史学专业对学生在学术上的所有要求与期望，而历史学的所有课程也都是为了培养这样的人才而设的。
断代史（以朝代为断限的史实）、通史（连贯记叙各个时代的史实）是历史学最基本的课程。中国史部分，要学习从远古至当下的每一个朝代的历史；世界史部分，要学习世界上重要区域的历史，比如我校历史学专业设有世界上古中古史、世界近现代史以及日、俄两种国别史。
大学阶段，知识的传授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掌握研究历史的方法，养成严谨的治学态度。
比如历史学者最常用的“二重证据法”，如果考古发现能够印证古书上的记载，那历史真相不就被确认了吗？过去，不少学者都认为不存在《孙膑兵法》，《孙膑兵法》只是《孙子兵法》的误传。但上个世纪70年代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中，《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一起被发掘了出来。“古史辨”学派的诸位先生利用发现的甲骨文，结合传世经籍，考订出商王谱系……前辈们的研究成果灿然可见，都证明历史研究离不开科学的方法。
史学理论课和文献学、考古学、档案学等课程，可以教会我们如何查阅文献资料，如何利用“二重证据法”以及各种学术工具，从史料的字里行间发现问题……
另外还有专门史课程，提供给我们解读历史的各种思维途径，比如历史地理、经济史、社会史、思想史、学术史等。
历史地理学告诉我们，朝代更替、社会剧变与气候和地理环境的变迁有重要关系，而每一座城市和宫殿的规划设计都蕴含了丰富的历史智慧。比如汉代长安城内未央宫的前殿有三座大殿，这三座大殿都面南而坐，但未央宫却以北门为正门①，这是为什么？结合地理学知识就能知道，未央宫地势南高北低，让百官臣僚从北门进出，仰瞻殿宇，更能感受到天子的威严。 研究经济史的会认为“一切历史都是经济史”，研究思想史的会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其实，这些都是解读历史的不同思维方式。
学历史让人更严谨，学历史让人更理性，学历史让人更宽容。
有人戏称，历史学是“累死学”。确实，历史学的课业是比较繁重的，事实上，在文、史、哲三个专业中，历史学对学生勤奋程度的要求是最高的。
在清华，我们要先进入“人文科学实验班”进行一年半文史哲兼有的通识学习，而后再分流到中文、历史、哲学三个专业。这样一来，要在两年半的时间里学完别校学生四年的课程，压力就更大了。当然，通识学习中获得的文学、语言学、哲学等方面的知识，对于历史学习是很有帮助的。
我曾经做过一个作业：为了规范学术研究的态度与方法，老师要我对汉魏野史笔记《汉武故事》进行辑佚、校勘、注释，也就是将这一份在宋元时期散佚的文献重新整合，展现出它的原貌，并对文中字句进行注解疏通。《汉武故事》原文不超过万字，但我整整做了八万多字的校勘记和注释！
这个过程有多难？就说那些参考资料吧，都是古文繁体，没有一定的文言文功底就会抓瞎。而当遇上经济、思想、地理、科技等方面的知识时，还要能理解其中的道理。
比如，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货币为秦半两，汉高祖为了应对与项羽的战争而改铸一种更轻的“荚钱”。历史学家吕思勉指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劣币筹款”，这种价值低于秦半两的劣币在市场上过量流通，一方面帮助了汉政权筹措军费，另一方面也导致物价飞涨，“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关中百姓经受了严重的经济灾难。如果不知道经济学上“通货膨胀”的概念，就想不明白这其中的因果关联，也就无法看穿史料背后的道理。
虽然课业很重，但就我个人而言，历史学习带给我心理与性情上的变化也是极大的。
学历史让我更严谨。不敢引无出处之文，不敢言无根底之事，不敢出无逻辑之论。对学术如此，渐渐地对事务、对做人，都会变得谨慎而细致。每下一个结论之前，都会先想一想：我这样说，有没有证据？逻辑是不是严密？表达方式是不是严谨？
学历史让我更理性。不管是思维方式还是研究内容，历史学习都对理性思考有很高的要求。读《外戚传》，历史学科的理性思维不容许我们对后宫嫔妃争宠作伤春悲秋的假设，面对电视上的宫斗戏，历史学的学生会一笑了之：宫斗的本质从来都不是女人争宠夺爱，而是外戚集团抢夺权力的斗争。
学历史还让我更宽容。宽容是因为“太阳底下无新鲜事”，看过了历史上相似的例子，很容易理解眼前现象的本质，有了理解就能宽容。面对一些不合理的情况，我首先会想：这背后有没有苦衷？它的出现有怎样的机理？我们又应当怎样应对？看过了几千年的兴衰，再看当下，确实是沧海一粟，通透无遗。
就业面不广，工作之初较清贫，若非以历史学术研究为志，还请慎重考虑。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学以致用，从史料的浩瀚海洋回到现实中，学了四年面临毕业，这才发现，历史学的就业面太窄了。一般来说，历史学毕业的学生可以去：
（1） 各类学校。大部分历史学毕业生会选择进入学校工作。如果决心从事学术研究，则要读至博士，才能进入高校教授历史学课程，走上学术道路。硕士或本科毕业生，往往只能在高校从事行政工作，或进入中小学成为历史老师。
（2） 文博科研单位，包括图书馆、博物馆、文物保护单位和一些文史研究机构。在这些单位能从事专业对口的工作，但对个人的专业素质要求较高。
（3） 党政机关。因为历史学课程设置广泛、学科思维综合的缘故，历史学的学生在公务员考试中较有优势。这其中，有一个单位偏好招收历史学的学生，那就是保密局，因为历史学的学生收集、整理材料的能力很强。
（4） 新闻、出版、传媒行业及企业中的文职工作，即记者、编辑、策划、文秘等。
总体而言，历史系毕业生的就业面不广，并且工作之初都是比较清贫的。如果不是坚决以历史学术研究为志，还是慎重考虑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