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底，解总、赵方新老师的几个电话，便将在广州闲混的我又拉回了济南。
　　当时，我在广州过着昏天暗地的生活，先后在几家单位干了几个月，最终因为觉得无趣就放任自己处于一种无所事事的状态。
　　那大半年的广州之行，最有价值的就是在阳江工作了几个月——这是一个位于南海边上的地级市，因为核工业、南海沉船以及黑社会而出现在新闻里。因为遥远，这座沉静的小城抹亮了我无趣生活中的一点诗意。
　　所有的工作都是漫无目的，那时，我并没有给自己制定一个切实的计划，离开济南来到广州不过是一场逃离，源于对某种境况的厌倦。
　　很快，我就又厌倦了广州，因为失意和茫然。恰逢其时的是，周刊的解总和赵老师打来电话，很直接了当地告诉我，别在那瞎鸡毛混了，赶紧回来吧。这其实是我当时自己的内心话语，周刊在我骑虎难下的时候，给了我一个最坚实的台阶。
　　我记得回济南刚下火车时，已是深夜。磊落的寒风中，几位还滞留在济南的大学兄弟与我一起喝酒。我离开济南时，他们乘着酒兴帮我打了一架。我回到济南时，他们酒兴已散，从大学毕业到那天晚上，纠葛了7年的城市青春就要散场。之后，有的人去了北京，有的人去了太原，有的人去了青岛，只有我，又一次回到了济南。
　　那个飘满雪的冬天，那些不带伞的少年，2007年的那个冬天，一个句号终止了一段青涩时光，又有一个段落仓促开头，我没想到的是，这个段落竟然一写再写，又是7年。
　　记得当时面试时，我被张总的追问惊得汗流浃背，那是一场拷问，目的在于探究我的知识边界。后来，我又多次被张总逮住，问我最近看的是什么书，采访的是什么人，自己写的稿有何反响。我本不善言辞，经常在这种透彻心扉的审视中惊慌不已。
　　后来，当我不得不面对一些无趣的人的时候，我才知道这种惊慌的可贵：它在时时刻刻提醒你避免庸常，避免成为那种程式化的人。
　　这种绝不流俗的气质渲染了整个编辑部，高谈幽赏，激扬文字，每个人都试图含着最后一口血来喷一句最动人的话，甚至是最诛心的话。我们谈论文学，谈论公共空间，甚至谈论革命。这里的革命并不是夺取政权的暴动，我们所谈论的革命是源自内心的行侠仗义和自由抒情，是一种在路上的流浪，是一种内心诗意的抒发，是一种对自由的向往。
　　革命是一种童心，是我们改变世界的出发点。的确，这种童心不可避免地会让我们陷入一种时而昂扬时而无力的状态中，但幸运的是，我们并不孤独。
　　于是我们相聚喝酒。从清晨、傍晚喝到深夜，喝到在空无一人的大街上歌唱。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我曾暗暗猜测，我们这些可爱的同事来到周刊之前，都经历过什么？那些没有彼此陪伴的岁月，他们曾面临什么样的选择以及对未来有着怎样的期待？是否也像当初的我一样，带着尘土与不知所措？7年时间，太短，恨不相逢年少时。
　　之所以发出这样有些矫情的追问，是因为我们这些曾经的年轻人，已相处了太多的时光，在一起的时间，比妻子老公还要长。
　　被酒莫惊春睡静，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