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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疆与中原的交流起源很早，汉代以后随着西域都护府的设置，这里成为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移民多源于政治、军事等原因，被迁徙和强制迁徙特征明显。民族间的迁徙和融合日益频繁，且规模呈逐渐放大趋势。民族的流动和播迁，不仅促进了新疆经济的发展，也加深了新疆与中原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互动，为我国多元文化的融合和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关键词：新疆;中原;移民
中图分类号：K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編号：1003-0751（2019）11-0138-05
有关新疆和中原移民的研究，历来为学术界关注，有的学者侧重不同时期移民类型和作用的讨论，有的学者将焦点落在中原王朝在新疆屯田政策的变迁和移民方式的转变上，有的则探讨移民文化在新疆的形成和分布特征等。①本文试图以民族播迁为中心，在讨论不同时期民族迁徙的原因、方式和规模的基础上，把民族迁徙对社会经济及文化的作用和影响进行梳理和总结。
一、新疆与中原地区移民的历史分期
新疆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往大致可以追溯到殷商时代。②据《穆天子传》记载，西周穆王率领一干勇士由洛阳出发西巡，经天山西漠（今哈密），到达昆仑山，这是有关两地往来的最早文字记载。③自汉代开始，中原人或经商、或仕宦、或从戎、或务农，前往新疆，而同时也有不少西域少数民族东迁，多个民族的交流融合共同缔造了伟大的华夏文明。新疆与中原地区民族迁移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汉至南北朝时期是新疆与中原地区人口大规模迁徙融合的开始阶段。汉朝建立后，中原与西域的关系日益密切，移民方式有和亲、通商、屯田和战争几种。
和亲移民主要是出嫁公主及其随行人员定居与当地通婚。刘邦登基后，“使刘敬奉宗室女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以和亲”④。此后惠帝、吕后和文景时期一直有将宗女嫁入草原的记录。⑤公元前110年左右，江都王刘建之女细君公主远嫁昆莫（乌孙王号）猎骄靡，随其出嫁的，还有随行“官属宦官侍御数百人”⑥。和亲不仅巩固了政治联盟，也使两地人民有了血缘亲情。如细君公主为乌孙王军须靡生下1女;解忧公主为乌孙王翁归靡生下3子2女，长子元贵靡为乌孙大国王，次子为沙车国国王，幼子为乌孙大将，长女为龟兹国王后，次女为乌孙侯王之妻。⑦其他随行人员定居，也与当地居民联姻繁衍子孙。
自张骞开通西域交通后，来往商人增多，“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⑧，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交往的频繁，不少中原人徙居西域绿洲，也有一些西域人长居中原，如东汉时洛阳就有不少粟弋（即粟特）商贾经营贸易。大量商人往来贩运，形成一定的人口迁徙。
为保障通往西域道路的安全畅通，解决驻扎西域的汉军和往来使者的粮食供应，武帝太初四年（前101），汉政府设置使者校尉，率领数百名士卒在天山南部的轮台、渠犁等地驻兵屯田，之后随着西域都护府、戊己校尉、宜禾都尉等驻疆机构的陆续增设，中原的文官武将和士兵护卫进入新疆屯田居住的人数不断增多。两晋时期，高昌设置戊己校尉治所，成为西域屯田中心，屯田官军多有留居西域的。
战争也是造成这一时期人口迁徙的主要原因。据统计，西汉时期匈奴统治下的汉人可达十万，他们中除了军人、商人、使节，更多的应该是被匈奴掳掠的汉人奴隶。⑨东汉后期，北方陷入战乱，不少中原人为躲避战乱而西去新疆，高昌成为汉人集聚的中心，但是大规模移民还是发生在南北朝。公元421年，北凉灭掉西凉。西凉李氏是汉将李广的后代，李氏世代为凉州大族，西凉被灭后，残余部将唐和、唐契兄弟与外甥李宝“招集人众两千余家”⑩，避难伊吾。此后，《魏书·高昌传》称高昌（今吐鲁番哈密盆地）“国有八城，皆有华人”（11），说明彼时活动在西域的汉人数量已然不少。
第二，隋唐五代时期，新疆和中原地区的民族迁徙和交流进入一个高潮期。这是因为屯田、驻军、通商移民规模都有了明显增加。
其一是军事移民。如炀帝大业四年（608），“帝以右翊卫将军河东薛世雄为玉门道行军大将，与突厥启民可汗连兵击伊吾，师出玉门”，伊吾“请降。世雄乃于汉故伊吾城东筑成，留银青光禄大夫王威以甲卒千余人戍之而还”。（12）唐代安西、北庭都护府相继设置，都护府下面还设有州、县和军镇，随着职能机构的增加，驻西域官兵自然随之增多。据统计，玄宗时期数量一度高达4.4万人。（13）
其二是屯田形成的人口迁徙。除了军队屯田，隋唐时期犯屯规模扩张也非常快。隋朝曾发布“谪天下罪人配为戍卒，大开屯田”（14）的诏命，唐代也令“在京及诸州死罪囚徒，配西州为户;流人未达前所者，徙防西州”（15）。安西四镇是安史之乱前唐政府安置流放犯人的主要处所，伊、西、庭三州收纳的罪囚数量也十分可观。据统计，唐代屯田可达28万亩，屯田士卒最多时有十数万，再加上其他驻守兵将，汉族人口总数高时大概有15万左右。（16）
其三是战争造成的人口迁徙。唐代因战争而被劫掠到西域的中原人数量也不少。唐武德五年（622），突厥“颉利攻围并州，又分兵入汾、潞等州，掠男女五千余口”（17）。唐太宗即位，吐谷浑王伏允“遣其洛阳公来朝，使未返，大掠鄯州而去”（18）。估计整个隋唐时期被掠人口能达20万（19）。
其四是和亲移民。安史之乱后，为与回纥族保持友好来往，唐王先后6次将大唐公主下嫁回纥可汗，跟随公主的有官吏仆役使和大批的工匠和艺人。
其五是商业移民。汉唐五代时期，进入中原的西域商人数量很多。如京师长安回纥人“殖资产，开第舍，市肆美利皆归之”（20）。
第三，宋元明时期，新疆与中原地区的人口迁移和融合更加深入，尤其是元代大力开发西北，官兵以及大批民户进入。此外，明代新疆内部攻伐不断，为躲避战争不少西域部族迁往内地。 宋代因战争有大批中原人口被作为奴隶贩运至西域，如金天会八年（1130）“粘罕密谕诸路，令同日大索两河之民”，“应客户并籍入官刺其耳为官字”，“立价鬻之，或驱之于回鹘诸国以易马”。（21）元明时期新疆地区造成的战争移民人数也很多。如成吉思汗西征时曾大量征发女真人、契丹人、汉人和西夏人随行，其中不少中原人留在了新疆。13世纪中叶，回鹘残部东迁，“挈家以从，跋履险阻，行次永昌，相其地沃饶，岁多丰稔，以为乐土，因定居焉”（22），后来这些人分散居住于甘肃永昌、敦煌、酒泉、张掖等地，还有一部人内迁关中。明初，新疆在察合台汗国统治之下，佛教徒遭受迫害，許多畏兀儿人、蒙古人和汉人退居鄯善、哈密、若羌一线，正统年间，随着明廷收缩军事战线，这些人又迁至祁连山南北两麓。一部分人在肃州附近及甘州南山地区定居下来，形成了现在的裕固族，还有一部分融入汉族、藏族、蒙古族之中。
元代屯田和军事移民范围更广。如元在西域设立北庭都护府、宣慰司等对新疆进行军政管理，又将收编的南宋军队和其他部众相参并用，组成“新附军”，其中很大一部分被派往新疆屯垦。如至元二十四年（1287），十二月，“发河西、甘肃等处富民千人往阇鄽地，与汉军、新附军杂居耕植”（23）。元时大力开发西北，大量匠、儒、医、僧、道、阴阳等民户被征调入疆。同时，大都（今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聚集着不少来自新疆的上层人物，能够出入宫廷和贵族府邸的“高昌僧”，以及学者、艺人、工匠等。
第四，清朝建立后，中原与新疆地区之间的民族迁徙进入又一个高潮期。随着新疆的收复和开发，大量的官兵驻守新疆，清朝政府推行的鼓励屯垦和经商政策，吸引了中原大批商民前往新疆谋生。
屯田移民是清代主要移民方式。清朝收复新疆后，八旗、绿营军队驻守和屯田，总量有数万之多。（24）如康熙六十一年（1722），皇帝特命巴里坤调拨五千绿营兵赴吐鲁番“筑城种地驻防”（25）。雍正三年（1725），吐鲁番驻军主力撤回巴里坤大营，“将种地兵一千名，暂留彼处”（26）。雍正九年，“至于各营屯田”，“共拨兵五千余名”（27）。中期以后，犯屯和民屯垦殖面积迅速扩大。如乾隆二十三年（1758），军机大臣上奏朝廷，提出“应拟军流人犯，不分有无妻室，概发巴里坤，于新辟夷疆，并安西回目札萨克公额敏和卓部落，迁空沙地等处，指一屯垦地亩，另名圈卡，令其耕种”（28）。清代中期以后，中原因为人口增速过快而导致的人地矛盾日益加剧，而新疆地广人稀，在政府大力实边政策的鼓舞下，越来越多的中原人士踏上新疆土地，参与者除了商人、农户、佣工、手工业者、民间艺人、无业游民，还包括脱离军籍的绿营眷兵子弟和屯田期满后落户于边地的遣犯。
随着新疆的统一以及资源开发的深入，许多商人携妻挈子前来，“商贾贸易，佣工艺业，民人日多一日”，陕甘总督曾上奏朝廷请求嘉峪关关门“每日晨开酉闭，以利行人通行”。（29）新疆有不少中原人口流入较为集中的城市，如乌鲁木齐，清政府为了发展这里的工业，从内地调取工匠设立铁厂，就地取矿，至乾隆二十七年（1762），内地商户在这里开设的市肆已有500余间，“茶寮酒肆，优伶歌童、工艺技巧之人无一不备”（30），“市街宽敞，人民杂辏，与内地无异”（31）。清代中期，商人利用政府“如力能多垦者取结给照，永远管业”（32）的规定，大面积认垦土地，然后出资雇工，由此加速了新疆屯田移民的数量。乾隆五十五年（1790），陕甘总督勒保奏称，上年巴里坤、乌鲁木齐所属各地认垦人数为120537口，嘉庆末年又有所增长，总认垦人数大约为20万，如果加上商人地主雇工的人口，这个数字定会更大。（33）
二、新疆与中原移民迁徙的特点与规律
新疆与中原移民迁徙和交流主要以政治和军事为主，被迁徙和强制迁徙特征明显。
1.民族迁徙以中原移民进入新疆为主
民族交流和迁徙是双向的，由汉迄清，不但中原人源源不断流入西域，也有不少西域人留居中原。西汉时期京城长安西域商人颇多，其集中居住之区被称作蛮夷邸。除了通商易货的商贾，留居中原的还有西域诸国的人质，奉表献宝而来的使臣，以及僧侣祆神、乐舞艺人等。如建宁五年（172）汉灵帝车驾上原陵，随同者有“西域三十六国侍子”（34），“侍子”即质子，三十六国质子，加上陪同的家属及仆役，应该是一个不小数字。
不过从规模上来说，流入西域的中原人口肯定要大大超过反向流入的西域人口，虽然在某些特殊时期，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但是就整个历史时期来说，这种人口流动趋势基本稳定。这从不同时代中央王朝在新疆的屯田情况中可以一窥端倪。从战国晚期一直到两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农耕文明聚合力始终处于上升态势，中央王朝对外控制力也不断加强，在此背景下，中央移民呈现向外扩散的态势，汉代政府势力已经“达到了其移民所能生存的生态地理极限，以及帝国行政力量所能控制的政治地理极限”（35）。此后，随着中原人口的增长，以及中央王朝政治统治能力的增强，大规模向新疆移民屯田的情况不断发生。汉代为西域屯田的起步期，全部为军屯性质，规模总体不大，据袁祖亮在《丝绸之路人口问题研究》中估测，同一时期新疆屯田人口大概在万人左右。（36）唐代军屯较之两汉有了较大发展，屯田区扩大到63处，如果以每屯50顷地计，则有屯地315000亩，按照古代1人种地极限为20亩推算，则同一时期屯种人不少于15750人，这个数字显然高过汉代。元代屯田继续扩大，“已经从单纯的边镇屯田，发展为全面的内外屯田”（37），劳动者包括新附军、汉军、蒙古军等。清代，伴随着大清王朝统一新疆，屯田区域空前壮观。屯地从哈密、巴里坤，扩展至乌鲁木齐、辟展、木垒、昌吉，最后遍及天山南北。除了兵屯、犯屯，清代还有民屯，且发展非常迅速，以至于“凡有兵屯之处皆有民屯”（38）。有人估测乾隆四十二年屯丁可达14.5万人，其中大部分为迁入新疆的中原汉人。（39） 2.移民动因多源于政治和军事，被迁徙和强制迁徙特征明显
中原移民新疆的方式多种多样，包括和亲、为官、出征、驻守、屯田、商贸、宗教等，但以政治、军事居多。和亲是较早的出于政治目的的移民，汉唐时期颇为流行。通过与西域联姻而进入草原的汉人，除了公主宗女，还有数目不少的奴仆、侍婢、护卫以及各种艺人和工匠等。元康元年（前65），龟兹王娶乌孙公主女，汉宣帝还“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40）。派驻新疆的官吏和兵士以及出征的将士均为官方组织的移民，数量虽然每个时期都有变化，但整体来说规模庞大。如西汉时期李广利征大宛，征发二十万大军出征西域，“军还，入玉门者万余人”（41）。因为政府屯田被动留居西域的中原民众数量不亚于战争。屯田方式可以分为兵屯、犯屯和民屯。兵屯、犯屯的人员构成及规模均为政府掌握，生产的目的主要为满足驻疆机构和军队的需要，军事、政治目的显而易见。此外还有因为战乱逃难，或叛逃中原王朝，被掳掠和买卖，以及“移民实边”政策下被政府强行驱入新疆的各类人士。以上提到这些人，虽然具体入疆方式不同，但背后原因不出政治、军事这两大类，他们大都身不由己，具有明显的被迁徙或强制迁徙的特征。
三、人口迁移的影响和意义
历史时期中原民族的进入对于新疆政治、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民族迁徙还促进了两地文化的互动和交流，为我国多元文化的融合和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1.人口的迁徙和交流对新疆经济的促进
人口的迁徙和交流对新疆经济发展影响重大。古代中原的生产水平一直高于西域，中原王朝屡次在天山南北两麓屯田，大量中原移民的进入，解决了新疆地多人少的问题，使得这里大面积的荒地得以开发和利用。如经过汉军屯种，“轮台、伊吾屯田，禾菽弥望”（42），清代伊犁“乡村耕种者亦复不少，较之从前富裕数倍，实与内地无异”（43），促进了天山北麓以农业聚落和绿洲农业为主要特征的地理景观的出现。农业种植离不开水利，在中原王朝的支持下，新疆水利建设发展很快。汉代轮台以东出现过5000顷以上的灌溉田，说明此时期这里的水利设施已经相当完善。唐代在新疆南北专门设有管理水利设施和分配灌溉水量的知水官，许多屯军集聚之地都能够引水灌田。清代是新疆水利事业突飞猛进的历史阶段，各地开渠通河工程接连不断，成效显著。乾隆二十六年，巴里坤附近引黑沟水入尖山栅口，灌田3.8万亩。嘉庆十三年（1808），伊犁河南岸察布查尔大渠开凿，灌田7.8万余亩。道光十九年（1839），厄鲁特爱曼所属的塔什毕图正渠开通，灌田46万多亩。源自中原的坎儿井技术汉代开始传入西域，清代得到广泛推广，今吐鲁番一地就开凿了185处，为新疆农业经济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
汉代草原丝绸之路开通后，大量外地客商汇聚新疆，为新疆商贸发展增添了活力。清代天山以北不少中原移民聚居的地区都成为了手工业、商业中心区，如乌鲁木齐是北疆地区最早形成的中心市场，乾隆时期“商民流寓，往往不归，曰此地‘红花’”（44）（红花意指繁华），巴里坤“商贾辐辏，士马饱腾”（45），“自设官分治，商货云集，当商、钱商以及百货商，无不争先恐后”（46），许多店铺为中原商户在疆设立的分号。此外昌吉、玛纳斯、呼图壁等地也成为“商贾毕集”“商贾众多”的小市镇。中原客商的留驻以及各种商品贸易的开展，刺激了地方经济的进步，也使得新疆贸易与中原血脉相连，可以说新疆每一次大的经济飞跃都与中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2.民族的迁徙互动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大融合
民族迁移是中华民族形成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隋炀帝在接受西突厥处罗可汗降服时曾说“今四海既清，与一家无异，朕皆欲存养，使遂性灵”（47），唐太宗更进一步宣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48），可见追求民族的和谐共处与共同发展已经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主导思想。民族间的碰撞和融合促进了如今多民族交错杂居分布格局的形成，丰富了新疆文化的内涵，也为社会生产技术的传播与革新创造了条件。唐代以来，也有大量新疆民众东迁中原，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他们中的许多人与中原汉族、蒙古族和回族融合到一起，成为中原民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13世纪为躲避战争而举族迁移到甘肃武威地区的高昌回鹘亦都护部落，世代与当地汉人生活在一起，互相通婚，风俗习惯、饮食起居一般无二。（49）民族文化与血缘的交汇与融通，不仅使得中原地区的民族属性更为多元，也有力提升了民族间的文化认同感，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3.民族的迁徙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共同发展
“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每一次融合之后，无论是少数民族还是汉族，都展现出新的面貌和新的姿態。”（50）中原的传统节日、饮食服饰、娱乐活动被内地居民带到了新疆，如逢年过节中原人聚集的村落便会组织周期性的庙会活动，秦腔、眉户、花鼓戏、木偶戏，皮影子戏等均会出现。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原曲艺还与新疆文化互相融合，产生了新疆曲子戏这一新的艺术表演形式，为西域乐舞增添了又一篇章。（51）长期而持续的交往使得汉族文化与新疆少数民族文化融合在一起，不但汉制、汉典为少数民族学习和吸收，汉语和汉字也被引入少数民族语言中。公元9世纪前后哈密摩尼教徒使用的日历，虽然本身使用粟特语写成，但是日历中大量运用了汉文化的十二生肖和五行名称。（52）同时，新疆地区的文化也进入中原，如唐代流行一时的《伊州乐》具有浓厚的西域风情，此外源自新疆“胡舞”“胡服”“胡床”等也在内地流行。民族迁徙和互动使新疆与中原紧密联系在一起，文化上互相渗透，相互认同，共同构成华夏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注释
①李洁、郭琼：《历史上新疆汉族移民的类型及其作用》，《烟台大学学报》2008年第7期;王希隆：《清代西北屯田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年;于逢春：《西部边疆研究视域下的“中原中心”与“天山意象”》，《新疆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李媛：《清以来新疆北部汉族移民文化的形成与分布格局》，《民族论坛》2016年第12期;吴大旬：《从出土文书看唐代西州屯田》，《新疆大学学报》2004年第9期;姜黎、楚新正、李艳红、李真：《新疆天山北麓历史时期人地关系演化过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9期。 ②王炳華：《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页。
③郭璞注：《穆天子王传》，中华书局，1985年，第7—13页。
④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73年，第2895页。
⑤朱绍侯：《朱绍侯文集续集》，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71页。
⑥⑦（40）（41）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99年，第2786、2877、2876、2046。
⑧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2000年，第1982页。
⑨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78页。
⑩（47）李廷寿：《北史》，中华书局，1999年，第649、3302页。
（11）魏收：《魏书》，中华书局，1999年，第1517页。
（12）（13）（48）司马光：《资治通鉴》（第三册），岳麓书社，1990年，第352、834、596。
（14）魏征：《隋书》，中华书局，2000年，第466页。
（15）（17）（18）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99年，第36、3507、3605页。
（16）李洁、郭琼：《历史上新疆汉族移民的类型及其作用》，《烟台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19）（36）袁祖亮主编：《丝绸之路人口问题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55、60页。
（20）司马光：《资治通鉴》（第四册），岳麓书社，1990年，第30页。
（21）宇文懋昭著、崔文印校：《大金国志校证》卷六《太宗文烈皇帝四》，中华书局，1986年，第106页。
（22）《西宁王忻都公神道碑》，现存于甘肃省武威市永昌镇石碑村，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立。
（23）宋濂等：《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第303页。
（24）李洁：《新疆南疆地区汉族移民及民族关系研究》，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53页。
（25）（26）《清圣祖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第4页上、19页下。
（27）《军机处录副奏折·民族类·蒙古项·第二千一百九十五号卷·第4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雍正九年四月六日”条。
（28）《清高宗实录》，中华书局，1986年，第17页上、18页下。
（29）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初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第2885页。
（30）椿园：《西域闻见录·新疆纪略》，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第167页。
（31）纪昀：《乌鲁木齐杂诗》，广陵书局，2003年，第7页。
（32）《清高宗实录》，中华书局，1986年，第173页。
（33）王希隆：《清代实边新疆述略》，《西北史地》1985年第4期。
（34）王鸣盛撰、黄曙辉点校：《十七史商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339页。
（35）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85—187页。
（37）王毓铨：《王毓铨史论集》，中华书局，1993年，第927页。
（38）王希隆：《清代西北屯田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2页。
（39）周崇经：《中国人口：新疆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50页。
（42）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99年，第4646页。
（43）《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九）》，《景印文渊阁四库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36页。
（44）纪昀：《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乌鲁木齐杂记（第二帙，第二册）》，清光绪刊本。
（45）（46）高耀南、孙光祖：《新疆乡土志稿·镇西厅乡土志》，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1990年，第112、118页。
（49）《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现存于甘肃省武威市博物馆。
（50）何星亮：《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中华民族复兴》，《人民日报》2017年7月28日。
（51）郑成加主编：《哈密地区志》，新疆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237页。
（52）[法]路易·巴赞（Louis Bazin）：《古突厥社会的历史纪年》，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年，第292页。
责任编辑：何 参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Xinjiang and the Central Plains Under the threshold of ethnic migration
Xu Chunyan
Abstract：The origin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Xinjiang and the Central Plains was very early.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afeguard city in the western region in Han Dynasty， Xinjiang became an integral part of our country. Immigration was mostly from political， military and other reason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igration and forced migration were obvious. Inter-ethnic migration and integration had become more frequent， and the scale had gradually enlarged. The movement and transfer of ethnic groups not on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Xinjiang′s economy， but also deepened cultural exchanges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Xinjiang and the Central Plains， and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multi-cultural and multi-ethnic countries in China.
Key words：Xinjiang; the Central Plains; broadcast
关键词：新疆;中原;移民
中图分类号：K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編号：1003-0751（2019）11-0138-05
有关新疆和中原移民的研究，历来为学术界关注，有的学者侧重不同时期移民类型和作用的讨论，有的学者将焦点落在中原王朝在新疆屯田政策的变迁和移民方式的转变上，有的则探讨移民文化在新疆的形成和分布特征等。①本文试图以民族播迁为中心，在讨论不同时期民族迁徙的原因、方式和规模的基础上，把民族迁徙对社会经济及文化的作用和影响进行梳理和总结。
一、新疆与中原地区移民的历史分期
新疆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往大致可以追溯到殷商时代。②据《穆天子传》记载，西周穆王率领一干勇士由洛阳出发西巡，经天山西漠（今哈密），到达昆仑山，这是有关两地往来的最早文字记载。③自汉代开始，中原人或经商、或仕宦、或从戎、或务农，前往新疆，而同时也有不少西域少数民族东迁，多个民族的交流融合共同缔造了伟大的华夏文明。新疆与中原地区民族迁移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汉至南北朝时期是新疆与中原地区人口大规模迁徙融合的开始阶段。汉朝建立后，中原与西域的关系日益密切，移民方式有和亲、通商、屯田和战争几种。
和亲移民主要是出嫁公主及其随行人员定居与当地通婚。刘邦登基后，“使刘敬奉宗室女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以和亲”④。此后惠帝、吕后和文景时期一直有将宗女嫁入草原的记录。⑤公元前110年左右，江都王刘建之女细君公主远嫁昆莫（乌孙王号）猎骄靡，随其出嫁的，还有随行“官属宦官侍御数百人”⑥。和亲不仅巩固了政治联盟，也使两地人民有了血缘亲情。如细君公主为乌孙王军须靡生下1女;解忧公主为乌孙王翁归靡生下3子2女，长子元贵靡为乌孙大国王，次子为沙车国国王，幼子为乌孙大将，长女为龟兹国王后，次女为乌孙侯王之妻。⑦其他随行人员定居，也与当地居民联姻繁衍子孙。
自张骞开通西域交通后，来往商人增多，“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⑧，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交往的频繁，不少中原人徙居西域绿洲，也有一些西域人长居中原，如东汉时洛阳就有不少粟弋（即粟特）商贾经营贸易。大量商人往来贩运，形成一定的人口迁徙。
为保障通往西域道路的安全畅通，解决驻扎西域的汉军和往来使者的粮食供应，武帝太初四年（前101），汉政府设置使者校尉，率领数百名士卒在天山南部的轮台、渠犁等地驻兵屯田，之后随着西域都护府、戊己校尉、宜禾都尉等驻疆机构的陆续增设，中原的文官武将和士兵护卫进入新疆屯田居住的人数不断增多。两晋时期，高昌设置戊己校尉治所，成为西域屯田中心，屯田官军多有留居西域的。
战争也是造成这一时期人口迁徙的主要原因。据统计，西汉时期匈奴统治下的汉人可达十万，他们中除了军人、商人、使节，更多的应该是被匈奴掳掠的汉人奴隶。⑨东汉后期，北方陷入战乱，不少中原人为躲避战乱而西去新疆，高昌成为汉人集聚的中心，但是大规模移民还是发生在南北朝。公元421年，北凉灭掉西凉。西凉李氏是汉将李广的后代，李氏世代为凉州大族，西凉被灭后，残余部将唐和、唐契兄弟与外甥李宝“招集人众两千余家”⑩，避难伊吾。此后，《魏书·高昌传》称高昌（今吐鲁番哈密盆地）“国有八城，皆有华人”（11），说明彼时活动在西域的汉人数量已然不少。
第二，隋唐五代时期，新疆和中原地区的民族迁徙和交流进入一个高潮期。这是因为屯田、驻军、通商移民规模都有了明显增加。
其一是军事移民。如炀帝大业四年（608），“帝以右翊卫将军河东薛世雄为玉门道行军大将，与突厥启民可汗连兵击伊吾，师出玉门”，伊吾“请降。世雄乃于汉故伊吾城东筑成，留银青光禄大夫王威以甲卒千余人戍之而还”。（12）唐代安西、北庭都护府相继设置，都护府下面还设有州、县和军镇，随着职能机构的增加，驻西域官兵自然随之增多。据统计，玄宗时期数量一度高达4.4万人。（13）
其二是屯田形成的人口迁徙。除了军队屯田，隋唐时期犯屯规模扩张也非常快。隋朝曾发布“谪天下罪人配为戍卒，大开屯田”（14）的诏命，唐代也令“在京及诸州死罪囚徒，配西州为户;流人未达前所者，徙防西州”（15）。安西四镇是安史之乱前唐政府安置流放犯人的主要处所，伊、西、庭三州收纳的罪囚数量也十分可观。据统计，唐代屯田可达28万亩，屯田士卒最多时有十数万，再加上其他驻守兵将，汉族人口总数高时大概有15万左右。（16）
其三是战争造成的人口迁徙。唐代因战争而被劫掠到西域的中原人数量也不少。唐武德五年（622），突厥“颉利攻围并州，又分兵入汾、潞等州，掠男女五千余口”（17）。唐太宗即位，吐谷浑王伏允“遣其洛阳公来朝，使未返，大掠鄯州而去”（18）。估计整个隋唐时期被掠人口能达20万（19）。
其四是和亲移民。安史之乱后，为与回纥族保持友好来往，唐王先后6次将大唐公主下嫁回纥可汗，跟随公主的有官吏仆役使和大批的工匠和艺人。
其五是商业移民。汉唐五代时期，进入中原的西域商人数量很多。如京师长安回纥人“殖资产，开第舍，市肆美利皆归之”（20）。
第三，宋元明时期，新疆与中原地区的人口迁移和融合更加深入，尤其是元代大力开发西北，官兵以及大批民户进入。此外，明代新疆内部攻伐不断，为躲避战争不少西域部族迁往内地。 宋代因战争有大批中原人口被作为奴隶贩运至西域，如金天会八年（1130）“粘罕密谕诸路，令同日大索两河之民”，“应客户并籍入官刺其耳为官字”，“立价鬻之，或驱之于回鹘诸国以易马”。（21）元明时期新疆地区造成的战争移民人数也很多。如成吉思汗西征时曾大量征发女真人、契丹人、汉人和西夏人随行，其中不少中原人留在了新疆。13世纪中叶，回鹘残部东迁，“挈家以从，跋履险阻，行次永昌，相其地沃饶，岁多丰稔，以为乐土，因定居焉”（22），后来这些人分散居住于甘肃永昌、敦煌、酒泉、张掖等地，还有一部人内迁关中。明初，新疆在察合台汗国统治之下，佛教徒遭受迫害，許多畏兀儿人、蒙古人和汉人退居鄯善、哈密、若羌一线，正统年间，随着明廷收缩军事战线，这些人又迁至祁连山南北两麓。一部分人在肃州附近及甘州南山地区定居下来，形成了现在的裕固族，还有一部分融入汉族、藏族、蒙古族之中。
元代屯田和军事移民范围更广。如元在西域设立北庭都护府、宣慰司等对新疆进行军政管理，又将收编的南宋军队和其他部众相参并用，组成“新附军”，其中很大一部分被派往新疆屯垦。如至元二十四年（1287），十二月，“发河西、甘肃等处富民千人往阇鄽地，与汉军、新附军杂居耕植”（23）。元时大力开发西北，大量匠、儒、医、僧、道、阴阳等民户被征调入疆。同时，大都（今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聚集着不少来自新疆的上层人物，能够出入宫廷和贵族府邸的“高昌僧”，以及学者、艺人、工匠等。
第四，清朝建立后，中原与新疆地区之间的民族迁徙进入又一个高潮期。随着新疆的收复和开发，大量的官兵驻守新疆，清朝政府推行的鼓励屯垦和经商政策，吸引了中原大批商民前往新疆谋生。
屯田移民是清代主要移民方式。清朝收复新疆后，八旗、绿营军队驻守和屯田，总量有数万之多。（24）如康熙六十一年（1722），皇帝特命巴里坤调拨五千绿营兵赴吐鲁番“筑城种地驻防”（25）。雍正三年（1725），吐鲁番驻军主力撤回巴里坤大营，“将种地兵一千名，暂留彼处”（26）。雍正九年，“至于各营屯田”，“共拨兵五千余名”（27）。中期以后，犯屯和民屯垦殖面积迅速扩大。如乾隆二十三年（1758），军机大臣上奏朝廷，提出“应拟军流人犯，不分有无妻室，概发巴里坤，于新辟夷疆，并安西回目札萨克公额敏和卓部落，迁空沙地等处，指一屯垦地亩，另名圈卡，令其耕种”（28）。清代中期以后，中原因为人口增速过快而导致的人地矛盾日益加剧，而新疆地广人稀，在政府大力实边政策的鼓舞下，越来越多的中原人士踏上新疆土地，参与者除了商人、农户、佣工、手工业者、民间艺人、无业游民，还包括脱离军籍的绿营眷兵子弟和屯田期满后落户于边地的遣犯。
随着新疆的统一以及资源开发的深入，许多商人携妻挈子前来，“商贾贸易，佣工艺业，民人日多一日”，陕甘总督曾上奏朝廷请求嘉峪关关门“每日晨开酉闭，以利行人通行”。（29）新疆有不少中原人口流入较为集中的城市，如乌鲁木齐，清政府为了发展这里的工业，从内地调取工匠设立铁厂，就地取矿，至乾隆二十七年（1762），内地商户在这里开设的市肆已有500余间，“茶寮酒肆，优伶歌童、工艺技巧之人无一不备”（30），“市街宽敞，人民杂辏，与内地无异”（31）。清代中期，商人利用政府“如力能多垦者取结给照，永远管业”（32）的规定，大面积认垦土地，然后出资雇工，由此加速了新疆屯田移民的数量。乾隆五十五年（1790），陕甘总督勒保奏称，上年巴里坤、乌鲁木齐所属各地认垦人数为120537口，嘉庆末年又有所增长，总认垦人数大约为20万，如果加上商人地主雇工的人口，这个数字定会更大。（33）
二、新疆与中原移民迁徙的特点与规律
新疆与中原移民迁徙和交流主要以政治和军事为主，被迁徙和强制迁徙特征明显。
1.民族迁徙以中原移民进入新疆为主
民族交流和迁徙是双向的，由汉迄清，不但中原人源源不断流入西域，也有不少西域人留居中原。西汉时期京城长安西域商人颇多，其集中居住之区被称作蛮夷邸。除了通商易货的商贾，留居中原的还有西域诸国的人质，奉表献宝而来的使臣，以及僧侣祆神、乐舞艺人等。如建宁五年（172）汉灵帝车驾上原陵，随同者有“西域三十六国侍子”（34），“侍子”即质子，三十六国质子，加上陪同的家属及仆役，应该是一个不小数字。
不过从规模上来说，流入西域的中原人口肯定要大大超过反向流入的西域人口，虽然在某些特殊时期，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但是就整个历史时期来说，这种人口流动趋势基本稳定。这从不同时代中央王朝在新疆的屯田情况中可以一窥端倪。从战国晚期一直到两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农耕文明聚合力始终处于上升态势，中央王朝对外控制力也不断加强，在此背景下，中央移民呈现向外扩散的态势，汉代政府势力已经“达到了其移民所能生存的生态地理极限，以及帝国行政力量所能控制的政治地理极限”（35）。此后，随着中原人口的增长，以及中央王朝政治统治能力的增强，大规模向新疆移民屯田的情况不断发生。汉代为西域屯田的起步期，全部为军屯性质，规模总体不大，据袁祖亮在《丝绸之路人口问题研究》中估测，同一时期新疆屯田人口大概在万人左右。（36）唐代军屯较之两汉有了较大发展，屯田区扩大到63处，如果以每屯50顷地计，则有屯地315000亩，按照古代1人种地极限为20亩推算，则同一时期屯种人不少于15750人，这个数字显然高过汉代。元代屯田继续扩大，“已经从单纯的边镇屯田，发展为全面的内外屯田”（37），劳动者包括新附军、汉军、蒙古军等。清代，伴随着大清王朝统一新疆，屯田区域空前壮观。屯地从哈密、巴里坤，扩展至乌鲁木齐、辟展、木垒、昌吉，最后遍及天山南北。除了兵屯、犯屯，清代还有民屯，且发展非常迅速，以至于“凡有兵屯之处皆有民屯”（38）。有人估测乾隆四十二年屯丁可达14.5万人，其中大部分为迁入新疆的中原汉人。（39） 2.移民动因多源于政治和军事，被迁徙和强制迁徙特征明显
中原移民新疆的方式多种多样，包括和亲、为官、出征、驻守、屯田、商贸、宗教等，但以政治、军事居多。和亲是较早的出于政治目的的移民，汉唐时期颇为流行。通过与西域联姻而进入草原的汉人，除了公主宗女，还有数目不少的奴仆、侍婢、护卫以及各种艺人和工匠等。元康元年（前65），龟兹王娶乌孙公主女，汉宣帝还“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40）。派驻新疆的官吏和兵士以及出征的将士均为官方组织的移民，数量虽然每个时期都有变化，但整体来说规模庞大。如西汉时期李广利征大宛，征发二十万大军出征西域，“军还，入玉门者万余人”（41）。因为政府屯田被动留居西域的中原民众数量不亚于战争。屯田方式可以分为兵屯、犯屯和民屯。兵屯、犯屯的人员构成及规模均为政府掌握，生产的目的主要为满足驻疆机构和军队的需要，军事、政治目的显而易见。此外还有因为战乱逃难，或叛逃中原王朝，被掳掠和买卖，以及“移民实边”政策下被政府强行驱入新疆的各类人士。以上提到这些人，虽然具体入疆方式不同，但背后原因不出政治、军事这两大类，他们大都身不由己，具有明显的被迁徙或强制迁徙的特征。
三、人口迁移的影响和意义
历史时期中原民族的进入对于新疆政治、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民族迁徙还促进了两地文化的互动和交流，为我国多元文化的融合和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1.人口的迁徙和交流对新疆经济的促进
人口的迁徙和交流对新疆经济发展影响重大。古代中原的生产水平一直高于西域，中原王朝屡次在天山南北两麓屯田，大量中原移民的进入，解决了新疆地多人少的问题，使得这里大面积的荒地得以开发和利用。如经过汉军屯种，“轮台、伊吾屯田，禾菽弥望”（42），清代伊犁“乡村耕种者亦复不少，较之从前富裕数倍，实与内地无异”（43），促进了天山北麓以农业聚落和绿洲农业为主要特征的地理景观的出现。农业种植离不开水利，在中原王朝的支持下，新疆水利建设发展很快。汉代轮台以东出现过5000顷以上的灌溉田，说明此时期这里的水利设施已经相当完善。唐代在新疆南北专门设有管理水利设施和分配灌溉水量的知水官，许多屯军集聚之地都能够引水灌田。清代是新疆水利事业突飞猛进的历史阶段，各地开渠通河工程接连不断，成效显著。乾隆二十六年，巴里坤附近引黑沟水入尖山栅口，灌田3.8万亩。嘉庆十三年（1808），伊犁河南岸察布查尔大渠开凿，灌田7.8万余亩。道光十九年（1839），厄鲁特爱曼所属的塔什毕图正渠开通，灌田46万多亩。源自中原的坎儿井技术汉代开始传入西域，清代得到广泛推广，今吐鲁番一地就开凿了185处，为新疆农业经济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
汉代草原丝绸之路开通后，大量外地客商汇聚新疆，为新疆商贸发展增添了活力。清代天山以北不少中原移民聚居的地区都成为了手工业、商业中心区，如乌鲁木齐是北疆地区最早形成的中心市场，乾隆时期“商民流寓，往往不归，曰此地‘红花’”（44）（红花意指繁华），巴里坤“商贾辐辏，士马饱腾”（45），“自设官分治，商货云集，当商、钱商以及百货商，无不争先恐后”（46），许多店铺为中原商户在疆设立的分号。此外昌吉、玛纳斯、呼图壁等地也成为“商贾毕集”“商贾众多”的小市镇。中原客商的留驻以及各种商品贸易的开展，刺激了地方经济的进步，也使得新疆贸易与中原血脉相连，可以说新疆每一次大的经济飞跃都与中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2.民族的迁徙互动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大融合
民族迁移是中华民族形成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隋炀帝在接受西突厥处罗可汗降服时曾说“今四海既清，与一家无异，朕皆欲存养，使遂性灵”（47），唐太宗更进一步宣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48），可见追求民族的和谐共处与共同发展已经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主导思想。民族间的碰撞和融合促进了如今多民族交错杂居分布格局的形成，丰富了新疆文化的内涵，也为社会生产技术的传播与革新创造了条件。唐代以来，也有大量新疆民众东迁中原，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他们中的许多人与中原汉族、蒙古族和回族融合到一起，成为中原民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13世纪为躲避战争而举族迁移到甘肃武威地区的高昌回鹘亦都护部落，世代与当地汉人生活在一起，互相通婚，风俗习惯、饮食起居一般无二。（49）民族文化与血缘的交汇与融通，不仅使得中原地区的民族属性更为多元，也有力提升了民族间的文化认同感，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3.民族的迁徙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共同发展
“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每一次融合之后，无论是少数民族还是汉族，都展现出新的面貌和新的姿態。”（50）中原的传统节日、饮食服饰、娱乐活动被内地居民带到了新疆，如逢年过节中原人聚集的村落便会组织周期性的庙会活动，秦腔、眉户、花鼓戏、木偶戏，皮影子戏等均会出现。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原曲艺还与新疆文化互相融合，产生了新疆曲子戏这一新的艺术表演形式，为西域乐舞增添了又一篇章。（51）长期而持续的交往使得汉族文化与新疆少数民族文化融合在一起，不但汉制、汉典为少数民族学习和吸收，汉语和汉字也被引入少数民族语言中。公元9世纪前后哈密摩尼教徒使用的日历，虽然本身使用粟特语写成，但是日历中大量运用了汉文化的十二生肖和五行名称。（52）同时，新疆地区的文化也进入中原，如唐代流行一时的《伊州乐》具有浓厚的西域风情，此外源自新疆“胡舞”“胡服”“胡床”等也在内地流行。民族迁徙和互动使新疆与中原紧密联系在一起，文化上互相渗透，相互认同，共同构成华夏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注释
①李洁、郭琼：《历史上新疆汉族移民的类型及其作用》，《烟台大学学报》2008年第7期;王希隆：《清代西北屯田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年;于逢春：《西部边疆研究视域下的“中原中心”与“天山意象”》，《新疆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李媛：《清以来新疆北部汉族移民文化的形成与分布格局》，《民族论坛》2016年第12期;吴大旬：《从出土文书看唐代西州屯田》，《新疆大学学报》2004年第9期;姜黎、楚新正、李艳红、李真：《新疆天山北麓历史时期人地关系演化过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9期。 ②王炳華：《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页。
③郭璞注：《穆天子王传》，中华书局，1985年，第7—13页。
④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73年，第2895页。
⑤朱绍侯：《朱绍侯文集续集》，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71页。
⑥⑦（40）（41）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99年，第2786、2877、2876、2046。
⑧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2000年，第1982页。
⑨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78页。
⑩（47）李廷寿：《北史》，中华书局，1999年，第649、3302页。
（11）魏收：《魏书》，中华书局，1999年，第1517页。
（12）（13）（48）司马光：《资治通鉴》（第三册），岳麓书社，1990年，第352、834、596。
（14）魏征：《隋书》，中华书局，2000年，第466页。
（15）（17）（18）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99年，第36、3507、3605页。
（16）李洁、郭琼：《历史上新疆汉族移民的类型及其作用》，《烟台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19）（36）袁祖亮主编：《丝绸之路人口问题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55、60页。
（20）司马光：《资治通鉴》（第四册），岳麓书社，1990年，第30页。
（21）宇文懋昭著、崔文印校：《大金国志校证》卷六《太宗文烈皇帝四》，中华书局，1986年，第106页。
（22）《西宁王忻都公神道碑》，现存于甘肃省武威市永昌镇石碑村，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立。
（23）宋濂等：《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第303页。
（24）李洁：《新疆南疆地区汉族移民及民族关系研究》，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53页。
（25）（26）《清圣祖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第4页上、19页下。
（27）《军机处录副奏折·民族类·蒙古项·第二千一百九十五号卷·第4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雍正九年四月六日”条。
（28）《清高宗实录》，中华书局，1986年，第17页上、18页下。
（29）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初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第2885页。
（30）椿园：《西域闻见录·新疆纪略》，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第167页。
（31）纪昀：《乌鲁木齐杂诗》，广陵书局，2003年，第7页。
（32）《清高宗实录》，中华书局，1986年，第173页。
（33）王希隆：《清代实边新疆述略》，《西北史地》1985年第4期。
（34）王鸣盛撰、黄曙辉点校：《十七史商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339页。
（35）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85—187页。
（37）王毓铨：《王毓铨史论集》，中华书局，1993年，第927页。
（38）王希隆：《清代西北屯田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2页。
（39）周崇经：《中国人口：新疆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50页。
（42）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99年，第4646页。
（43）《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九）》，《景印文渊阁四库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36页。
（44）纪昀：《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乌鲁木齐杂记（第二帙，第二册）》，清光绪刊本。
（45）（46）高耀南、孙光祖：《新疆乡土志稿·镇西厅乡土志》，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1990年，第112、118页。
（49）《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现存于甘肃省武威市博物馆。
（50）何星亮：《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中华民族复兴》，《人民日报》2017年7月28日。
（51）郑成加主编：《哈密地区志》，新疆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237页。
（52）[法]路易·巴赞（Louis Bazin）：《古突厥社会的历史纪年》，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年，第292页。
责任编辑：何 参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Xinjiang and the Central Plains Under the threshold of ethnic migration
Xu Chunyan
Abstract：The origin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Xinjiang and the Central Plains was very early.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afeguard city in the western region in Han Dynasty， Xinjiang became an integral part of our country. Immigration was mostly from political， military and other reason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igration and forced migration were obvious. Inter-ethnic migration and integration had become more frequent， and the scale had gradually enlarged. The movement and transfer of ethnic groups not on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Xinjiang′s economy， but also deepened cultural exchanges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Xinjiang and the Central Plains， and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multi-cultural and multi-ethnic countries in China.
Key words：Xinjiang; the Central Plains; broadca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