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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将对现存国际秩序造成怎样的影响，权力转移论和新自由制度主义对此给出了不同的预测。权力转移论认为，国际秩序是国家间实力对比的反映，当实力对比发生变化后，崛起国会推翻既有国际秩序。权力转移论者判定，伴随着中美实力差距的缩小，中国将会重塑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而这将引发与美国的冲突；权力转移论者将中国最近的一些外交行动视作其重塑国际秩序的表现。新自由制度主义则认为，国际秩序中的制度不仅能为各国创造共同利益，还能通过调整，消化实力对比变化给自身带来的震动。新自由制度主义者认为，随着中美实力对比发生变化，既有国际秩序也能适应中国崛起，中国近期的外交创新是在弥补既有秩序的不足，中美也能继续保持关系稳定。中美需理性认识彼此相对实力的变化，为讨论既有国际秩序的走向奠定坚实的基础；中国也应该从自身正当的国家利益出发，理性对待现存国际秩序；学界也需尝试提炼一个研究一国在国际秩序中角色的新框架，为准确描述新时代中国国际秩序实践打下理论基础。
【关键词】 国际秩序 中美实力对比变化 权力转移论 新自由制度主义
【作者简介】 游启明，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吉林 邮编：130012）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19）02-0021-19
【DOI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1902002
中美实力差距正在逐步缩小。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国际格局从两极变为单极。小布什时期，美国陷入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泥潭，消耗了自身的国力，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更使其元气大伤。与美国国力下降不同，中国加入WTO后经济快速发展，经济总量跃升至世界第二位；即使在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也保持了很高的经济增速。2006—2010年，中国GDP平均增长率为11.2%，美国为0.9%，这期间中国GDP总量占美国的比重从17.9%上升至40.2%。 《经济学人》预测，中国将在2025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则估计，中国将在2030年前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军事上，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称，中国的国防开支占美国的比例也在不断提升，从2011年的15%左右上升到了2016年的40%左右。
虽然引起中美实力对比发生变化的原因多种多样，但中国融入既有国际秩序无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区别不仅在于它是在比以往更加发达的国际制度环境中‘成长’，更重要的是，它在成长的同时还积极利用这些制度来促进自己全球性实力地位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时，国际体系充满美苏冷战色彩，中国坚持“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而美国也积极拉拢盟友与伙伴，封锁和孤立中国，此时中国只能获取少量的国际资源来发展自身。20世纪60到70年代，中国实行“反霸”和“反苏”的外交政策，独立于苏联和美国两大阵营，坚持自力更生的发展战略，基本上没有从国际秩序中获取多少发展资源。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一改以往游离于国际秩序的做法，不断加快开放步伐，积极融入国际秩序，而美国也乐见中国融入其中。從那时起，中国充分利用国际资源，走上了经济腾飞之路，GDP持续高速增长，中美两国的相对实力差距也在逐渐缩小。需要注意的是，随着中美实力差距的持续缩小，这一变化对现有国际秩序的影响是什么，中国会继续支持现有国际秩序，还是会推翻它并另起炉灶，关注这些问题，不仅涉及现有国际秩序的未来，还关系到中美关系的稳定。
由于理论高度抽象了影响事物发展的主要变量，提供了预测事物未来演化的分析框架，使分析者能见微知著，因此预测中美实力对比变化对既有国际秩序的影响，也需要理论支撑。鉴于权力转移论和新自由制度主义是分析该问题的两种主要理论，因此本文在比较这两种理论的基础上，探讨它们关于中美实力对比变化对既有国际秩序影响的观点，并提出自己的见解。
一、国际秩序的定义及其当代形态
国际秩序是各种国际行为体，在一定控制形式下，进行有规则互动而形成的集合体，它不同于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经过时间的演变和空间的推移，美国主导建立了当代国际秩序，该秩序在构成主体、实力格局、制度规则以及规范理念等方面都有鲜明特点。
（一）国际秩序的定义
基辛格认为，任何国际秩序都需要回答几个问题：“它的基本单位是什么？它们的互动方式是什么？” 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把国际秩序定义为：“一群国家中的‘控制性’安排，其中包括基本的规则、原则和制度……这些规则、原则和制度是秩序中的焦点，它们确定了秩序创建参与国之间的核心关系。” 按伊肯伯里的定义，国际秩序的互动单位是国家，国家间的互动方式是有规则地互动。根据以上两位学者对国际秩序含义的思考，国际秩序可以定义为：“一种通过以某种控制形式进行有规则互动而联结在一起的多种多样的实体的集合体” 。
国际秩序由三个部分组成，即多种多样的实体、有规则的互动和控制形式。虽然国际秩序中存在着国家、跨国公司、国际组织以及个人等各种实体，但国家是国际秩序的主要构成主体，因为国家在国际政治中拥有丰富的行动资源，其他行为体需要通过影响国家才能实现自身主张；而大国对国际政治尤其拥有非同一般的影响力，大国互动的结果会塑造整个国际政治环境，进而影响其他国家和国际行为体的后续行为。有规则的互动，指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互动范围、规模、频率等。控制形式指调节国家间关系的方式和手段，它由实力分配格局、威望等级以及各种规则和制度组成。国际秩序中的实力分配格局可以是单极、两极和多极等，不同的实力格局意味着不同的威望等级，如两极表示有两个国家处在国际威望阶梯的顶端，对国际事务拥有最大影响力，单极则代表单个国家实力超群，威望显著。国际秩序中规则和制度指在经济、政治、军事等领域的行为准则以及体现在这些准则中的理念。 国际秩序不同于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有充分的互动，一国的政治决策会影响他国时，国际体系就出现了。“如果一群国家意识到它们具有某些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观念，即它们认为在彼此之间的关系中受到一套共同规则的制约，并且一起确保共同制度的运行，那么国际社会就形成了。” 国际体系是国际秩序的基础，只有当国家间能互相影响时，才能进一步建立调节彼此关系的规则、制度和控制形式。国际秩序是国际体系的进阶，因为在国际体系内，国家间可能无意识地相互影响，如无政府状态可能会导致各国间实力对比自动趋向平衡，而在国际秩序中，各国都有意通过一定的形式来处理彼此关系。国际社会是国际秩序的进阶，因为在国际秩序中，国家间并非共享同一套价值观念也能追求共同利益。例如，虽然冷战后的国际秩序带有鲜明的美式自由主义色彩，但仍不妨碍东方文明古国中国加入其中，谋求自身的国家利益。然而，国际社会的出现，不仅标志着国家间享有共同利益，也表明各国共享同一套价值观念，此时各国会实现身份认同的进化，形成一种竞争者或朋友的认同，从而摆脱国际秩序中可能还存在的敌对式冲突。 比如，欧盟就是一种地区性国际社会，其成员国不仅共享繁荣、发展的利益，也共同具有民主、自由等方面的价值观，它们之间还形成了一种朋友式的认同，所有这些都使其摆脱了旧欧洲时代的无序与冲突，形成了安全共同体。比较三个概念，可以把它们视为一段连续光谱上的不同点，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处在光谱的左右两端（不是两个极端），而国际秩序处在中间位置。
（二）当代国际秩序的历史演变
美国是当代国际秩序的主要建设者。 二战期间，当时的美国领导人把战争归因于世界的分裂。经济上，各国以邻为壑，追求本国的国家利益，损害他国利益；政治上，各国无视国联的集体安全原则，坐视轴心国四处侵略。此时的美国主张创建一个“同一世界体系”，避免战前紧张迭现的国家间关系以及惨烈的战争。经济上，美国主张建立一种自由贸易体系，促使各国进行自由贸易和投资，为此美国组织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政治上，美国建议组建一套集体安全制度，督促大国在其中负责任地行动，为此美国牵头成立了联合国。随着冷战的到来，美苏对抗加剧，美国放弃了“同一世界体系”理念，开始组建以自身为主导的地区秩序。此时，美国与相关国家签订“大契约”，承诺为它们提供经济和安全上的援助，以换取它们对遏制苏联的支持。经济上，美国在欧盟实施了“马歇尔计划”，在亚洲扶持了日本的发展；安全上，美国在欧洲成立了北约，在亚洲与日本和韩国等国家结盟；政治上，美国组建了自由主义国家联盟，对抗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最终，整个冷战期间共存有四种秩序：美苏对抗的冷战秩序、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秩序、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秩序以及以联合国为首的国际秩序。其中，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变得不那么像全球体系，更多是一种西方体系，在很多方面，这一秩序本身成了美国的延伸物。” 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冷战秩序以及苏联主导的地区秩序也随之崩溃。借助有利的国际形势，美国不断在其原本主导的地区秩序中添砖加瓦，将其向外扩展。经济上，美国推动将关贸总协定转变成世界贸易组织，并准予吸收符合其条件的国家加入，如中国就在2001年加入了WTO；安全上，美国实施北约东扩，把原本属于苏联阵营的国家拉入其中；政治上，美国依旧强调自由主义国家联盟，并支持联合国对全球性事务进行协调。最终，美国确立的这些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的规则和制度构成了当代国际秩序。
（三）当代国际秩序的特征
当代国际秩序在构成主体、实力格局、制度规则以及规范理念上都有鲜明的特点。在构成主体上，当代国际秩序既包括国家實体，也涵盖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各种非国家实体。其中，大国是主要的构成主体。联合国的五大常任理事国，能影响国际秩序的各个方面，它们既能作用于世界政治，也能影响世界经济。在实力格局上，美国是当代国际秩序的第一强国，拥有超强的国家实力。例如，在2014年，它的国防开支占世界总开支的40%左右，它的GDP占世界总额的1/5左右。 当代国际秩序在每个领域的每个层面都存在着制度的身影。经济上，既有全球层面的WTO，也有地区层面的各种经贸合作安排；政治上，既有全球层面的联合国，也有地区层面的欧盟和东盟等。当代各国间的互动也呈现出新特点。首先，互动规模大，如在全球范围内，每年有十多万亿美元的贸易往来。其次，互动影响广，地球已经成为一个“村落”，一处发生之事，可以影响全球。最后，互动速度快，例如信息通过互联网在几秒之内就可以传递至全球各地。自由主义是当代国际秩序的主要理念，它强调政治民主、贸易自由和普世人权等。
二、两种视角与国家间实力对比变化的秩序性影响
权力转移论和新自由制度主义，分别论述了国家间实力对比变化对国际秩序的影响。两种理论在秩序与实力的关系、国家间相对实力变化的秩序性后果、核武器对国际秩序变迁的影响等议题上，都存在不同的观点（见表1）。
表1 两种理论的比较
比较维度
理论视角 秩序的属性 实力对比变化的秩序性影响 崛起国与
霸权国的
关系 核武器的
作用
权力转移论 实力的副产品 重塑 冲突 不明显
新自由制度主义 客观、中立 稳定 合作 阻止秩序重塑
行为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一）权力转移论的核心论点
权力转移论认为，一定时期的国际体系中，会有一个在军事、经济和科技等实力上处于超群地位的霸权国家，它会利用自己的实力与威望，创建和维护一种符合自己利益和需求的国际秩序。比如，19世纪的英国处于世界首强地位，它利用自身强大的实力，构建了一种国际秩序，创造了“英国治下的和平” 。在该理论看来，霸权国之所以会组建国际秩序，不仅是因为它在全球范围内的利益，要求其创立一种能维护这些利益的国际秩序，还因为当霸权国创立国际秩序后，它就成为秩序的垄断者，这种垄断者地位能为其提供不成比例的“垄断租金”，“这种租金包括：更高的安全、在全球交易中的谈判力和议程设定权，这些特殊利益帮助霸权国创造了一个‘黄金时代’，使其成为各国的模仿对象。” 譬如，二战后美国建立的西方国际秩序，不仅反映了其对抗苏联威胁的关切，还映衬着美式平等、自由的价值理念。权力转移论认为，作为理性行为者，当霸权国占有实力优势时，崛起国不会自不量力地重塑国际秩序，此时的国际秩序处于稳定状态；而随着实力对比发生变化，崛起国将不满由霸权国单独享有国际秩序“垄断租金”的做法，为表达自身的不满，它会选择重塑国际秩序，直到重塑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为止。 在权力转移论看来，崛起国重塑秩序的动机将与霸权国的秩序护持目标相矛盾，最终两国只能通过战争来解决其在国际秩序中的排序冲突。吉尔平（Robert Gilpin）就认为，霸权战争是重塑国际秩序的主要方式，“因为它改变了这一秩序，以适应新的国际实力分配；它带来了对该秩序基本组成部分的重新安排；它也决定了谁将统治国际秩序，谁的利益将在新的国际秩序中得到优先照顾。” 莫德尔斯基也认为，霸权战争“一直是全球政治系统出现的转折点” ，它是国际系统的组成部分，能够解决国际系统的组织难题，并重新确认新的全球领导国和国际秩序，它在系统运作中发挥着“选择机制” 的重要作用。
权力转移论认为，即使核武器出现，也不会改变国家间实力对比变化的秩序重塑后果，相反，它甚至还有助于崛起国的重塑行为。随着核武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诞生，有人认为，核武器的出现将会给国际秩序带来稳定，因为战争是国际秩序重塑的主要手段，而由于核武器会给战争带来毁灭性成本，导致战争不再是政治的继续而是政治的毁灭，因此通过战争重塑国际秩序将变得不可能。 可是，在权力转移论者看来，因为核武器和已有国际秩序是同时存在的，而既有国际秩序还未出现根本性变化，因此缺乏现实的历史案例来验证前述论点。而且，权力转移论者还认为，通过逻辑检验可以发现，核武器甚至有可能不利于国际秩序的稳定。原因在于，首先，在历史上，武器技术的进步并没有阻止战争的爆发，如一战前先进防御武器的出现并没有阻止战争爆发，核武器出现后，也没有根除游击战、反恐、代理人等各种形式的战争。 其次，在国际谈判中，核武器的拥有者能把它当作筹码，不轻易让步，寻求利益最大化，而这将使国家间的和平谈判更加不易。最后，国家也可以把核武器当作一种保护自身安全的武器，通过蚕食战略，一步一步地重塑国际秩序。
（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主要观点
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国际秩序的核心是一种制度网。按学者们普遍接受的定义，“制度是一系列围绕行为体的预期汇聚到一个既定国际关系领域而形成的隐含的、明确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 随着各国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全球事务的各个领域都存在国际制度。在贸易上，大多数国家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该组织内，各国讨论全球经济形势、商讨全球贸易政策、解决贸易纠纷。在政治上，联合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成员国数量最多、涵盖范围最广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它为成员国提供了商讨人权、难民以及战争与和平等问题的平台。在金融上，各国可以通过世界银行讨论汇率、货币和财政政策等相关问题。最终，各种国际制度联结成了网络，促进了国家间有规则的互动，并形成了一种国际秩序。在新自由制度主义看来，虽然国家实力在创建制度网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也会被制度所限制，因为制度网络相当精密，它“具有自己的逻辑和生命力，甚至可以影响和制约建立它们的国家” 。
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制度的作用加上核武器，能消化相对实力变化所带来的秩序震动，使崛起国和霸权国的关系保持平稳。 首先，国际制度可促进“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 ，为各国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这自然就降低了包括崛起国在内的国家重塑既有秩序的意愿。比如，当崛起国从国际制度促进的合作中获得了发展后，如果它想进一步发展自身，就需要继续利用既有秩序，动员有利的国际资源；此外，它也需要利用既有制度规则，获取其他国家的合作保证，为自身崛起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其次，当崛起国融入现存制度网络时，国内各种利益团体就在其中投入了大量的“沉没成本”。这样，“对其中几方而言，依赖（国际秩序）是一种安慰；对其他方而言，依赖是一种必要。” 因此，崛起国没必要承担巨大的成本来重塑秩序。再次，制度网络中也制定了详细的程序，规定了制度内改革的步骤。为此，崛起国可依据这些程序，在秩序内提升地位，而没必要将其推翻重建。然后，制度网络通过为各参与国提供巨大的经济、安全、政治等方面的利益，为自身赢得了大量的支持者。假如崛起国想重塑国际秩序，它就会遇到很大的阻力而无法施展。最后，在新自由制度主义者看来，历史的经验表明，国际秩序的重塑一般都发生在“大战胜利之后” ，而核武器把世界带入了“大国无战争时代” ，它既使得崛起国无法采用战争手段重塑国际秩序，也能抑制崛起国与霸权国的结构矛盾，使两国关系保持稳定。
当然，新自由制度主义不反对变革国际秩序的行为。该理论认为，国际秩序是各国为应付外部挑战、实现共同利益而创建的一种制度网络，假如它不能有效应对外部环境，满足国家的需要，就应该对其进行改革。最终，通过这种适应性改革，也可在国际秩序内给予崛起国应有的地位，从而纾解崛起国与霸权国在秩序内的地位争夺危机。尽管如此，在新自由制度主义者看来，即使要改革，也依旧是一种渐进式变革，它在已有的国际秩序中进行，通过增加新的制度和规范，改变或抛弃低效的制度和规范，以弥补既有秩序的不足；这些新的制度与规范也“不需要与已有的多边安排展开竞争……而需要与历史更长久的全球机制共存互补” 。
三、两种理论在中美国际秩序竞争中的应用
权力转移论者和新自由制度主义者对中美实力对比变化的秩序性后果存在争论。权力转移论者认为，随着中美实力差距持续缩小，中国会寻求改变既有国际秩序，以匹配自己提升了的国家实力；他们将中国最近的一些外交举动也视为其重塑国际秩序的表现；而且他们还认为，中美会因国际秩序问题而爆发冲突。新自由制度主义者则认为，鉴于中国在國际秩序中的利益以及重塑国际秩序的巨大成本，中国不会重建新秩序；他们还认为，中国最近的外交实践提升了现有国际秩序的治理能力，而中美关系也会在既有秩序中保持稳定。
表2 两种视角关于中美秩序竞争的比较分析
比较维度
理论视角 现存国际秩序的未来 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性质 中美关系的未来
权力转移论 重塑 修正主义 冲突
新自由制度主义 保持稳定 维持现状 稳定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一）权力转移论视角：中国将是国际秩序的“修正者”
权力转移论者认为，崛起的中国必定会重塑国际秩序。他们认为，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不是中立的。首先，该秩序为美国提供了特殊利益。比如，美国不但不受国际制度的约束，可随意发行作为国际货币的美元，从而转嫁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就通过大量发行美元，把负担转移到了其他国家身上，而且美联储也间接变成了全球性央行，利用货币发行权，变相向他国征税。 其次，国际秩序也无法约束美国的行为，当美国的国家利益与国际制度相矛盾时，美国就会轻易抛弃国际制度，采取单边行动。当2003年美国没能从联合国获得出兵伊拉克的授权时，它就单边组建“意愿联盟”，攻占伊拉克。权力转移论者认为，既不中立也无法约束美国单边行为的国际秩序，之所以能保持稳定，是因为美国的强大实力使潜在的挑战国无法轻易撼动既有国际秩序。在权力转移论者看来，随着中美实力差距的缩小，这一切将会发生变化。中国实力的增长将改变其“自我认知、对国家利益与国际地位的界定以及对他者的期望值” 。中国将不满美国独享国际秩序的“特殊利益”，从而会要求国际秩序改变偏向美国的制度和规范，并给予中国部分特权；中国也会不满美国的单边行动，并要求国际制度授予自身行动的自由，以匹配其提升了的国家实力；而且，作为文明古国，中国也不会被动接受美国所提出的国际秩序理念，它会要求把自身的治国理政观念植入国际秩序中。库普乾（Charles A. Kupchan）就认为，伴随中美实力对比发生变化，中国必定会要求国际秩序植入有自身特色的理念，这些理念包括地缘政治的“天下”观念、国家调控型的市场经济理念以及儒家文化。 阿查亚（Amitav Acharya）也认为，中国的崛起“肯定有助于阻止美國继续维持‘自由主义霸权’” 。
依据权力转移论，一些学者将中国最近的一些言行，视作其重塑现有国际秩序的表现。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中国在南海、东海的举动，以及创建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为代表的新国际机构的行为，都是修正主义的表现。 卡根（Robert Kagan）也认为，中国在东海设立防空识别区，在南海积极维权的举动表明，中国并未遵守现有国际规则，而是在挑战现状。 比斯利（Nick Bisley）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主导建立的“亚投行”，以及协调创立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是为了架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建立自己主导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彼得·费迪南德（Peter Ferdinand）则认为，“中国梦”的提出不仅表明中国想重新成为世界强国，还意味着中国想重新成为亚太地区的主导者。 《华盛顿邮报》也在2014年12月的一篇报道中过度解读“亚洲梦”和“中国梦”，认为前者是后者在国际上的自然拓展，而这种拓展是通过“一带一路”实现的，最终目标则是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亚太秩序。 尼尔森·维克特（Nilsson Wickett）认为，习近平主席2014年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提出“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的说法，表明中国想把美国排除在亚洲事务之外，推出亚洲版的“门罗主义”。 施韦勒（Randall L. Schweller）则认为，中国学界出现的“天下秩序”理念和“王道秩序”理念，说明其也在从理论上酝酿新的替代性秩序理念。
权力转移论者认为，中国重塑秩序的举动将会引发与美国的冲突。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就认为，中国正快速崛起，即使未来几年中国的发展速度放缓，它也已经并还会继续集聚实力，并且它也会利用自身巨大的实力，谋求霸权地位。 他推断，中国在崛起过程中首先会把美国挤出亚洲，在该地区追求支配地位，这将与美国的霸权护持战略相冲突。因为，美国是二战后唯一的霸权国，其核心利益是阻止任何地区出现挑战美国霸权的国家，为此它与苏联冷战40多年对其进行遏制，所以美国也会为了护持霸权而遏制中国，最终两国可能会通过战争来解决在亚洲甚至全球的地位追求矛盾。 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也认为，伴随着中国的崛起，中美两国围绕全球秩序主导权的竞争时机也在不断成熟，这将使两国关系不可避免地驶入冲突的快车道。 同上述悲观预测相呼应，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也预言，崛起的中国很可能同一战前的德国一样，都对现存国际秩序充满怨恨，并同英德最终陷入冲突一样，中美两国也很可能因无法就现有秩序的改革达成共识而陷入新一轮的“修昔底德陷阱”中。
（二）新自由制度主义视角：中国将是国际秩序的“现状维护者”
新自由制度主义者认为，崛起的中国重塑现存国际秩序的做法，既不必要，也不可行。首先，实施改革开放战略以来，中国通过积极融入现存国际秩序，已获得了宝贵的外资、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前沿的科学技术，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其经济的发展。比如，从2001年加入WTO到2015年，中国的外汇储备从0.16万亿美元增长到了3.8万亿美元， 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从496亿美元增长到了1 262亿美元，中国的进出口总额从约5 000亿美元增长到了3.9万亿美元。 随着新一轮改革事业的深入进行，中国不仅需要继续从现存国际秩序中动员资源，支持自身发展，还需要利用国际秩序中既有的制度和规则，为自身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而这一切都将激励中国继续做一个秩序的“现状维护者”。其次，伴随着加入现存国际秩序的进程，中国国内很多政府部门、公司、个人等行为体也深深地嵌入了国际秩序的制度网络中，它们在其中投入了大量“沉没成本”，如果中国选择重塑国际秩序，就会面临这些利益团体的阻挠，从而举步维艰。再次，既有国际秩序取得了很大成就。经济上，世界经历了持久繁荣；安全上，大国之间没有爆发过冲突；政治上，民主国家数量持续增加。 在新自由制度主义者看来，这些成就得益于当代国际秩序的“宪制”特征。一方面，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利用自身实力，创建并维持了经济、政治和安全领域的相关国际制度，使各国能充分合作。另一方面，美国通过降低权力回报、增加制度回报，使自身在安全共享、经济开发、合作治理的自由主义秩序中运作，从而减轻了各国对美国的恐惧，催生了各方积极合作的意愿。 在新自由制度主义者看来，这些成就为当代国际秩序积聚了强大的支持力量。例如，作为当代国际秩序的支持者的民主国家的数量，从1997年的44个增加到2015年的86个，它们占据了全球GDP的68%，全球人口的40%，而假如中国想重建该秩序，就会面临这些支持力量的抗衡，从而将降低成功的可能。 最后，因为秩序的重塑一般都发生在大战之后，而核武器的出现使得大国之间的战争变得无法想象，所以在新自由制度主义者看来，当前的国际秩序只能演变，不能推倒重来。 新自由制度主义者也承认当今的国际秩序需要改革，并赞赏中国的一些改革措施。 他们认为，当代国际秩序出现了治理危机，全球正进入“失序时代” 。其中，有些领域没有完备的规则可循，如网络空间；有些规则需要调整，如主权原则；有些规则正面临执行难的问题，如现有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肩负着促进国家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重任，但它们要么缺乏行动资源，要么对贷款施加额外条件。在新自由制度主义者看来，中国最近的一些国际秩序实践，能有效克服现存秩序的不足，提升该秩序的治理能力。中国提倡建立的“亚投行”，填补了亚洲一些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缺口，能促进整个欧亚大陆甚至世界经济的发展，它有力地补充了已有的国际经济制度。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有利于克服在某些国家出现的逆全球化思潮，拉动各国的自由贸易，促进全球经济公平和可持续发展。 中国还为联合国注入了新活力。2016年中国在联合国的维和预算已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贡献国，习近平主席2015年在联大的发言承诺，中国将建立一支8 000人规模的“待命”部队，支持联合国的维和行动，提升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的能力。他们还认为，中国最近提出的一些理念也迎合了国际秩序的需要。比如，中国学者提出的“创造性介入”理念，强调在尊重各国主权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外交主动性，积极协调各方立场，使彼此的行为达到双赢，该理念既尊重了国际秩序中的主权规范，也为各国提供了在相互依赖时代的行为指南。 新自由制度主义者还认为，中国最近提出的一些倡议，借鉴了已有国家的经验，而不是在规划国际秩序新蓝图。例如，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吸收了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的有关想法，但把倡议的目的调整为共同发展，而不是美式的独自发展，更强调参与方式的包容性，而不是美方的选择性，因此它将会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更持久、公平的活力。
新自由制度主义者认为，中美不会因国际秩序而爆发冲突。首先，中美在经济上已形成一种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如从2001年到2015年，中国对美进出口总额从约800億美元增长到了约5 500亿美元，这种关系能缓和实力对比变化所引发的结构矛盾。其次，作为拥有核武器的两个大国，无法想象中美之间爆发战争所带来的毁灭性后果。再次，由于现有国际秩序为各国提供了在秩序内改革的程序和切入点，而作为主导国的美国也承诺会调整秩序以适应新现实，因此中国可以在秩序内提升地位，而不必推翻它。比如，在多次拖延后，最终美国还是同意了扩大中国在IMF中的投票权，美国也同意把人民币列为国际储备货币之一，这些都表明其认可了中国的经济地位。所以，“美国无法阻挡中国的崛起，但它可以确保其在已有国际秩序中拥有权力。”
（三）两种中国国际秩序角色的比较及分析
两种视角对中美国际秩序竞争的分析存在三个差异。第一，现存国际秩序的未来。权力转移论者认为，美国既从现行国际秩序中获取了特殊利益，又凭借自身的实力维持了它的稳定，而随着中美实力差距不断缩小，中国会不满美国独享国际秩序的特殊利益，也将有能力改变这一秩序。新自由制度主义论者则认为，已有国际秩序不存在特殊利益，它不仅为中国和其他国家带来了共同的利益，还为所有国家提供了秩序内改革的“切入点”，因此，即使美国实力在下降，“自由国际秩序的根基也会继续存在和兴旺” 。第二，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性质。权力转移论者认为，新时代中国开始从行为和理念两方面重塑国际秩序；新自由制度主义者则认为，中国的上述行为弥补了现存国际秩序的不足，而不是在“另起炉灶”。第三，中美关系的未来。权力转移论者认为，中国重塑国际秩序的行为会与美国的护持行为产生摩擦，最终两国需要用战争来解决矛盾；新自由制度主义者则认为，中美关系会继续保持稳定，因为美国正在变革既有国际秩序，以适应中国的崛起，而两国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也会缓和双方在国际秩序中的紧张关系。
上述三个差异源于两种理论对中美关系的不同假设。权力转移论者假定，中美两国的利益存在根本矛盾，一方所得即是另一方所失；两国的互动模式是相对实力对比的体现，当中美实力对比发生变化时，中国必定会想方设法，甚至不惜与美国发生冲突，来改变既有的互动模式。新自由制度主义者则假设，中美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利益矛盾，两国可通过合作实现共同利益；即使发生实力对比的变化，两国也依然能够协调彼此关系，保持动态平衡。
结 束 语
自中国决定融入现存国际秩序以来，综合国力得到了持续增强，中美实力差距在持续缩小，对此外界很关心，中美实力对比变化将会对既有国际秩序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比较了权力转移论者和新自由制度主义论者对该问题的回答。基于对这两种视角的比较研究，本文提出三点思考。
第一，准确认识中美实力对比的现状。上述两种理论对中国国际秩序战略走向的判断，都以中美实力对比为基础。为此，需要正确、理性地认识中美的实力对比现状，既不夸大中国崛起的程度，也不忽视双方相对实力变动的现实。党的十八大以来，虽然中国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越来越自信和坚定，但中国也清醒地认识到自身还是发展中国家的事实，没有妄自尊大地夸大自身的实力。但是，美国却不能从容地看待中国的发展，总在夸大中美相对实力变动的程度，如特朗普政府“中美战略竞争”说辞中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中国正在超越美国。 因此，未来中美双方需要展开持续对话，在彼此相对实力的变化现状上取得共识，从而为两国互动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二，中国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一项符合自身正当利益的国际秩序战略。中国实力的不断提升，意味着自身利益范围也在逐步扩大，各种结构层面的因素也将会影响中国国家利益的维护和实现，为此中国需要推出一项国际秩序战略，影响国际环境的运作，从结构层面维护和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在谋划国际秩序战略时，中国应避免上述两种理论的极端化倾向，既不能一味地反对现存国际秩序，也不能为了稳定而稳定，从而影响自身的正当利益。为此，首先，中国应该明确自己正当的国家利益是什么；其次，中国应该评估已有国际秩序与自身正当国家利益的相容度，评估哪些有利于国家利益的实现，哪些不利于利益的实现；再次，中国应该根据评估，规划自己的国际秩序战略，来兑现和维护自身正当的国家利益。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就重新评估了自身的国际秩序战略，表现出很强的“退群”倾向，对此中国应该理性估计美国此举对中国的可能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既不盲目“扛旗”，也不无所作为，而是依据自身利益和国际形势，合理考虑自身的应对之策。
第三，上述两种理论都将国际秩序进行了整体化处理，使得一国的国际秩序角色，要么是权力转移论下的修正者，要么是新自由制度主义下的现状维护者。未来可以尝试提出新的研究中国在国际秩序中角色的理论框架，从而为准确评估崛起国在国际秩序中的角色提供一个相对精细化的理论模型。例如，假设将国际秩序从总体上划分为规则和规范结构两部分，那么依据一国对这两部分的态度，就能将其国际秩序角色划分为修正者、改革者、现状维护者三种类型。 现状维护者对两种结构都感到满意；修正者却寻求推翻这两种结构；而改革者在变革规则结构的同时，还会表明自身维护规范结构的良善意图。运用这一框架评估当今中国的国际秩序实践可以发现，中国既不是修正者，也不是现状维护者，而是一个改革者。虽然新时代中国在踊跃改革既有秩序不合时宜的规则及其背后所体现的资源分配格局，但中国也在通过自身的言行，积极表明自身维护国际秩序、多边主义和大国协调等规范的决心。假如上述猜想能够成立，就可利用这一新框架，更准确地描述当今中国的国际秩序角色，向世界自信、准确地讲述中国故事，让世界感受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从而改变中国被动应对外界各种猜疑的局面。
[责任编辑：石晨霞]
【关键词】 国际秩序 中美实力对比变化 权力转移论 新自由制度主义
【作者简介】 游启明，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吉林 邮编：130012）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19）02-0021-19
【DOI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1902002
中美实力差距正在逐步缩小。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国际格局从两极变为单极。小布什时期，美国陷入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泥潭，消耗了自身的国力，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更使其元气大伤。与美国国力下降不同，中国加入WTO后经济快速发展，经济总量跃升至世界第二位；即使在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也保持了很高的经济增速。2006—2010年，中国GDP平均增长率为11.2%，美国为0.9%，这期间中国GDP总量占美国的比重从17.9%上升至40.2%。 《经济学人》预测，中国将在2025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则估计，中国将在2030年前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军事上，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称，中国的国防开支占美国的比例也在不断提升，从2011年的15%左右上升到了2016年的40%左右。
虽然引起中美实力对比发生变化的原因多种多样，但中国融入既有国际秩序无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区别不仅在于它是在比以往更加发达的国际制度环境中‘成长’，更重要的是，它在成长的同时还积极利用这些制度来促进自己全球性实力地位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时，国际体系充满美苏冷战色彩，中国坚持“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而美国也积极拉拢盟友与伙伴，封锁和孤立中国，此时中国只能获取少量的国际资源来发展自身。20世纪60到70年代，中国实行“反霸”和“反苏”的外交政策，独立于苏联和美国两大阵营，坚持自力更生的发展战略，基本上没有从国际秩序中获取多少发展资源。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一改以往游离于国际秩序的做法，不断加快开放步伐，积极融入国际秩序，而美国也乐见中国融入其中。從那时起，中国充分利用国际资源，走上了经济腾飞之路，GDP持续高速增长，中美两国的相对实力差距也在逐渐缩小。需要注意的是，随着中美实力差距的持续缩小，这一变化对现有国际秩序的影响是什么，中国会继续支持现有国际秩序，还是会推翻它并另起炉灶，关注这些问题，不仅涉及现有国际秩序的未来，还关系到中美关系的稳定。
由于理论高度抽象了影响事物发展的主要变量，提供了预测事物未来演化的分析框架，使分析者能见微知著，因此预测中美实力对比变化对既有国际秩序的影响，也需要理论支撑。鉴于权力转移论和新自由制度主义是分析该问题的两种主要理论，因此本文在比较这两种理论的基础上，探讨它们关于中美实力对比变化对既有国际秩序影响的观点，并提出自己的见解。
一、国际秩序的定义及其当代形态
国际秩序是各种国际行为体，在一定控制形式下，进行有规则互动而形成的集合体，它不同于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经过时间的演变和空间的推移，美国主导建立了当代国际秩序，该秩序在构成主体、实力格局、制度规则以及规范理念等方面都有鲜明特点。
（一）国际秩序的定义
基辛格认为，任何国际秩序都需要回答几个问题：“它的基本单位是什么？它们的互动方式是什么？” 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把国际秩序定义为：“一群国家中的‘控制性’安排，其中包括基本的规则、原则和制度……这些规则、原则和制度是秩序中的焦点，它们确定了秩序创建参与国之间的核心关系。” 按伊肯伯里的定义，国际秩序的互动单位是国家，国家间的互动方式是有规则地互动。根据以上两位学者对国际秩序含义的思考，国际秩序可以定义为：“一种通过以某种控制形式进行有规则互动而联结在一起的多种多样的实体的集合体” 。
国际秩序由三个部分组成，即多种多样的实体、有规则的互动和控制形式。虽然国际秩序中存在着国家、跨国公司、国际组织以及个人等各种实体，但国家是国际秩序的主要构成主体，因为国家在国际政治中拥有丰富的行动资源，其他行为体需要通过影响国家才能实现自身主张；而大国对国际政治尤其拥有非同一般的影响力，大国互动的结果会塑造整个国际政治环境，进而影响其他国家和国际行为体的后续行为。有规则的互动，指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互动范围、规模、频率等。控制形式指调节国家间关系的方式和手段，它由实力分配格局、威望等级以及各种规则和制度组成。国际秩序中的实力分配格局可以是单极、两极和多极等，不同的实力格局意味着不同的威望等级，如两极表示有两个国家处在国际威望阶梯的顶端，对国际事务拥有最大影响力，单极则代表单个国家实力超群，威望显著。国际秩序中规则和制度指在经济、政治、军事等领域的行为准则以及体现在这些准则中的理念。 国际秩序不同于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有充分的互动，一国的政治决策会影响他国时，国际体系就出现了。“如果一群国家意识到它们具有某些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观念，即它们认为在彼此之间的关系中受到一套共同规则的制约，并且一起确保共同制度的运行，那么国际社会就形成了。” 国际体系是国际秩序的基础，只有当国家间能互相影响时，才能进一步建立调节彼此关系的规则、制度和控制形式。国际秩序是国际体系的进阶，因为在国际体系内，国家间可能无意识地相互影响，如无政府状态可能会导致各国间实力对比自动趋向平衡，而在国际秩序中，各国都有意通过一定的形式来处理彼此关系。国际社会是国际秩序的进阶，因为在国际秩序中，国家间并非共享同一套价值观念也能追求共同利益。例如，虽然冷战后的国际秩序带有鲜明的美式自由主义色彩，但仍不妨碍东方文明古国中国加入其中，谋求自身的国家利益。然而，国际社会的出现，不仅标志着国家间享有共同利益，也表明各国共享同一套价值观念，此时各国会实现身份认同的进化，形成一种竞争者或朋友的认同，从而摆脱国际秩序中可能还存在的敌对式冲突。 比如，欧盟就是一种地区性国际社会，其成员国不仅共享繁荣、发展的利益，也共同具有民主、自由等方面的价值观，它们之间还形成了一种朋友式的认同，所有这些都使其摆脱了旧欧洲时代的无序与冲突，形成了安全共同体。比较三个概念，可以把它们视为一段连续光谱上的不同点，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处在光谱的左右两端（不是两个极端），而国际秩序处在中间位置。
（二）当代国际秩序的历史演变
美国是当代国际秩序的主要建设者。 二战期间，当时的美国领导人把战争归因于世界的分裂。经济上，各国以邻为壑，追求本国的国家利益，损害他国利益；政治上，各国无视国联的集体安全原则，坐视轴心国四处侵略。此时的美国主张创建一个“同一世界体系”，避免战前紧张迭现的国家间关系以及惨烈的战争。经济上，美国主张建立一种自由贸易体系，促使各国进行自由贸易和投资，为此美国组织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政治上，美国建议组建一套集体安全制度，督促大国在其中负责任地行动，为此美国牵头成立了联合国。随着冷战的到来，美苏对抗加剧，美国放弃了“同一世界体系”理念，开始组建以自身为主导的地区秩序。此时，美国与相关国家签订“大契约”，承诺为它们提供经济和安全上的援助，以换取它们对遏制苏联的支持。经济上，美国在欧盟实施了“马歇尔计划”，在亚洲扶持了日本的发展；安全上，美国在欧洲成立了北约，在亚洲与日本和韩国等国家结盟；政治上，美国组建了自由主义国家联盟，对抗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最终，整个冷战期间共存有四种秩序：美苏对抗的冷战秩序、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秩序、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秩序以及以联合国为首的国际秩序。其中，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变得不那么像全球体系，更多是一种西方体系，在很多方面，这一秩序本身成了美国的延伸物。” 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冷战秩序以及苏联主导的地区秩序也随之崩溃。借助有利的国际形势，美国不断在其原本主导的地区秩序中添砖加瓦，将其向外扩展。经济上，美国推动将关贸总协定转变成世界贸易组织，并准予吸收符合其条件的国家加入，如中国就在2001年加入了WTO；安全上，美国实施北约东扩，把原本属于苏联阵营的国家拉入其中；政治上，美国依旧强调自由主义国家联盟，并支持联合国对全球性事务进行协调。最终，美国确立的这些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的规则和制度构成了当代国际秩序。
（三）当代国际秩序的特征
当代国际秩序在构成主体、实力格局、制度规则以及规范理念上都有鲜明的特点。在构成主体上，当代国际秩序既包括国家實体，也涵盖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各种非国家实体。其中，大国是主要的构成主体。联合国的五大常任理事国，能影响国际秩序的各个方面，它们既能作用于世界政治，也能影响世界经济。在实力格局上，美国是当代国际秩序的第一强国，拥有超强的国家实力。例如，在2014年，它的国防开支占世界总开支的40%左右，它的GDP占世界总额的1/5左右。 当代国际秩序在每个领域的每个层面都存在着制度的身影。经济上，既有全球层面的WTO，也有地区层面的各种经贸合作安排；政治上，既有全球层面的联合国，也有地区层面的欧盟和东盟等。当代各国间的互动也呈现出新特点。首先，互动规模大，如在全球范围内，每年有十多万亿美元的贸易往来。其次，互动影响广，地球已经成为一个“村落”，一处发生之事，可以影响全球。最后，互动速度快，例如信息通过互联网在几秒之内就可以传递至全球各地。自由主义是当代国际秩序的主要理念，它强调政治民主、贸易自由和普世人权等。
二、两种视角与国家间实力对比变化的秩序性影响
权力转移论和新自由制度主义，分别论述了国家间实力对比变化对国际秩序的影响。两种理论在秩序与实力的关系、国家间相对实力变化的秩序性后果、核武器对国际秩序变迁的影响等议题上，都存在不同的观点（见表1）。
表1 两种理论的比较
比较维度
理论视角 秩序的属性 实力对比变化的秩序性影响 崛起国与
霸权国的
关系 核武器的
作用
权力转移论 实力的副产品 重塑 冲突 不明显
新自由制度主义 客观、中立 稳定 合作 阻止秩序重塑
行为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一）权力转移论的核心论点
权力转移论认为，一定时期的国际体系中，会有一个在军事、经济和科技等实力上处于超群地位的霸权国家，它会利用自己的实力与威望，创建和维护一种符合自己利益和需求的国际秩序。比如，19世纪的英国处于世界首强地位，它利用自身强大的实力，构建了一种国际秩序，创造了“英国治下的和平” 。在该理论看来，霸权国之所以会组建国际秩序，不仅是因为它在全球范围内的利益，要求其创立一种能维护这些利益的国际秩序，还因为当霸权国创立国际秩序后，它就成为秩序的垄断者，这种垄断者地位能为其提供不成比例的“垄断租金”，“这种租金包括：更高的安全、在全球交易中的谈判力和议程设定权，这些特殊利益帮助霸权国创造了一个‘黄金时代’，使其成为各国的模仿对象。” 譬如，二战后美国建立的西方国际秩序，不仅反映了其对抗苏联威胁的关切，还映衬着美式平等、自由的价值理念。权力转移论认为，作为理性行为者，当霸权国占有实力优势时，崛起国不会自不量力地重塑国际秩序，此时的国际秩序处于稳定状态；而随着实力对比发生变化，崛起国将不满由霸权国单独享有国际秩序“垄断租金”的做法，为表达自身的不满，它会选择重塑国际秩序，直到重塑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为止。 在权力转移论看来，崛起国重塑秩序的动机将与霸权国的秩序护持目标相矛盾，最终两国只能通过战争来解决其在国际秩序中的排序冲突。吉尔平（Robert Gilpin）就认为，霸权战争是重塑国际秩序的主要方式，“因为它改变了这一秩序，以适应新的国际实力分配；它带来了对该秩序基本组成部分的重新安排；它也决定了谁将统治国际秩序，谁的利益将在新的国际秩序中得到优先照顾。” 莫德尔斯基也认为，霸权战争“一直是全球政治系统出现的转折点” ，它是国际系统的组成部分，能够解决国际系统的组织难题，并重新确认新的全球领导国和国际秩序，它在系统运作中发挥着“选择机制” 的重要作用。
权力转移论认为，即使核武器出现，也不会改变国家间实力对比变化的秩序重塑后果，相反，它甚至还有助于崛起国的重塑行为。随着核武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诞生，有人认为，核武器的出现将会给国际秩序带来稳定，因为战争是国际秩序重塑的主要手段，而由于核武器会给战争带来毁灭性成本，导致战争不再是政治的继续而是政治的毁灭，因此通过战争重塑国际秩序将变得不可能。 可是，在权力转移论者看来，因为核武器和已有国际秩序是同时存在的，而既有国际秩序还未出现根本性变化，因此缺乏现实的历史案例来验证前述论点。而且，权力转移论者还认为，通过逻辑检验可以发现，核武器甚至有可能不利于国际秩序的稳定。原因在于，首先，在历史上，武器技术的进步并没有阻止战争的爆发，如一战前先进防御武器的出现并没有阻止战争爆发，核武器出现后，也没有根除游击战、反恐、代理人等各种形式的战争。 其次，在国际谈判中，核武器的拥有者能把它当作筹码，不轻易让步，寻求利益最大化，而这将使国家间的和平谈判更加不易。最后，国家也可以把核武器当作一种保护自身安全的武器，通过蚕食战略，一步一步地重塑国际秩序。
（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主要观点
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国际秩序的核心是一种制度网。按学者们普遍接受的定义，“制度是一系列围绕行为体的预期汇聚到一个既定国际关系领域而形成的隐含的、明确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 随着各国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全球事务的各个领域都存在国际制度。在贸易上，大多数国家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该组织内，各国讨论全球经济形势、商讨全球贸易政策、解决贸易纠纷。在政治上，联合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成员国数量最多、涵盖范围最广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它为成员国提供了商讨人权、难民以及战争与和平等问题的平台。在金融上，各国可以通过世界银行讨论汇率、货币和财政政策等相关问题。最终，各种国际制度联结成了网络，促进了国家间有规则的互动，并形成了一种国际秩序。在新自由制度主义看来，虽然国家实力在创建制度网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也会被制度所限制，因为制度网络相当精密，它“具有自己的逻辑和生命力，甚至可以影响和制约建立它们的国家” 。
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制度的作用加上核武器，能消化相对实力变化所带来的秩序震动，使崛起国和霸权国的关系保持平稳。 首先，国际制度可促进“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 ，为各国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这自然就降低了包括崛起国在内的国家重塑既有秩序的意愿。比如，当崛起国从国际制度促进的合作中获得了发展后，如果它想进一步发展自身，就需要继续利用既有秩序，动员有利的国际资源；此外，它也需要利用既有制度规则，获取其他国家的合作保证，为自身崛起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其次，当崛起国融入现存制度网络时，国内各种利益团体就在其中投入了大量的“沉没成本”。这样，“对其中几方而言，依赖（国际秩序）是一种安慰；对其他方而言，依赖是一种必要。” 因此，崛起国没必要承担巨大的成本来重塑秩序。再次，制度网络中也制定了详细的程序，规定了制度内改革的步骤。为此，崛起国可依据这些程序，在秩序内提升地位，而没必要将其推翻重建。然后，制度网络通过为各参与国提供巨大的经济、安全、政治等方面的利益，为自身赢得了大量的支持者。假如崛起国想重塑国际秩序，它就会遇到很大的阻力而无法施展。最后，在新自由制度主义者看来，历史的经验表明，国际秩序的重塑一般都发生在“大战胜利之后” ，而核武器把世界带入了“大国无战争时代” ，它既使得崛起国无法采用战争手段重塑国际秩序，也能抑制崛起国与霸权国的结构矛盾，使两国关系保持稳定。
当然，新自由制度主义不反对变革国际秩序的行为。该理论认为，国际秩序是各国为应付外部挑战、实现共同利益而创建的一种制度网络，假如它不能有效应对外部环境，满足国家的需要，就应该对其进行改革。最终，通过这种适应性改革，也可在国际秩序内给予崛起国应有的地位，从而纾解崛起国与霸权国在秩序内的地位争夺危机。尽管如此，在新自由制度主义者看来，即使要改革，也依旧是一种渐进式变革，它在已有的国际秩序中进行，通过增加新的制度和规范，改变或抛弃低效的制度和规范，以弥补既有秩序的不足；这些新的制度与规范也“不需要与已有的多边安排展开竞争……而需要与历史更长久的全球机制共存互补” 。
三、两种理论在中美国际秩序竞争中的应用
权力转移论者和新自由制度主义者对中美实力对比变化的秩序性后果存在争论。权力转移论者认为，随着中美实力差距持续缩小，中国会寻求改变既有国际秩序，以匹配自己提升了的国家实力；他们将中国最近的一些外交举动也视为其重塑国际秩序的表现；而且他们还认为，中美会因国际秩序问题而爆发冲突。新自由制度主义者则认为，鉴于中国在國际秩序中的利益以及重塑国际秩序的巨大成本，中国不会重建新秩序；他们还认为，中国最近的外交实践提升了现有国际秩序的治理能力，而中美关系也会在既有秩序中保持稳定。
表2 两种视角关于中美秩序竞争的比较分析
比较维度
理论视角 现存国际秩序的未来 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性质 中美关系的未来
权力转移论 重塑 修正主义 冲突
新自由制度主义 保持稳定 维持现状 稳定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一）权力转移论视角：中国将是国际秩序的“修正者”
权力转移论者认为，崛起的中国必定会重塑国际秩序。他们认为，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不是中立的。首先，该秩序为美国提供了特殊利益。比如，美国不但不受国际制度的约束，可随意发行作为国际货币的美元，从而转嫁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就通过大量发行美元，把负担转移到了其他国家身上，而且美联储也间接变成了全球性央行，利用货币发行权，变相向他国征税。 其次，国际秩序也无法约束美国的行为，当美国的国家利益与国际制度相矛盾时，美国就会轻易抛弃国际制度，采取单边行动。当2003年美国没能从联合国获得出兵伊拉克的授权时，它就单边组建“意愿联盟”，攻占伊拉克。权力转移论者认为，既不中立也无法约束美国单边行为的国际秩序，之所以能保持稳定，是因为美国的强大实力使潜在的挑战国无法轻易撼动既有国际秩序。在权力转移论者看来，随着中美实力差距的缩小，这一切将会发生变化。中国实力的增长将改变其“自我认知、对国家利益与国际地位的界定以及对他者的期望值” 。中国将不满美国独享国际秩序的“特殊利益”，从而会要求国际秩序改变偏向美国的制度和规范，并给予中国部分特权；中国也会不满美国的单边行动，并要求国际制度授予自身行动的自由，以匹配其提升了的国家实力；而且，作为文明古国，中国也不会被动接受美国所提出的国际秩序理念，它会要求把自身的治国理政观念植入国际秩序中。库普乾（Charles A. Kupchan）就认为，伴随中美实力对比发生变化，中国必定会要求国际秩序植入有自身特色的理念，这些理念包括地缘政治的“天下”观念、国家调控型的市场经济理念以及儒家文化。 阿查亚（Amitav Acharya）也认为，中国的崛起“肯定有助于阻止美國继续维持‘自由主义霸权’” 。
依据权力转移论，一些学者将中国最近的一些言行，视作其重塑现有国际秩序的表现。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中国在南海、东海的举动，以及创建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为代表的新国际机构的行为，都是修正主义的表现。 卡根（Robert Kagan）也认为，中国在东海设立防空识别区，在南海积极维权的举动表明，中国并未遵守现有国际规则，而是在挑战现状。 比斯利（Nick Bisley）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主导建立的“亚投行”，以及协调创立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是为了架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建立自己主导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彼得·费迪南德（Peter Ferdinand）则认为，“中国梦”的提出不仅表明中国想重新成为世界强国，还意味着中国想重新成为亚太地区的主导者。 《华盛顿邮报》也在2014年12月的一篇报道中过度解读“亚洲梦”和“中国梦”，认为前者是后者在国际上的自然拓展，而这种拓展是通过“一带一路”实现的，最终目标则是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亚太秩序。 尼尔森·维克特（Nilsson Wickett）认为，习近平主席2014年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提出“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的说法，表明中国想把美国排除在亚洲事务之外，推出亚洲版的“门罗主义”。 施韦勒（Randall L. Schweller）则认为，中国学界出现的“天下秩序”理念和“王道秩序”理念，说明其也在从理论上酝酿新的替代性秩序理念。
权力转移论者认为，中国重塑秩序的举动将会引发与美国的冲突。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就认为，中国正快速崛起，即使未来几年中国的发展速度放缓，它也已经并还会继续集聚实力，并且它也会利用自身巨大的实力，谋求霸权地位。 他推断，中国在崛起过程中首先会把美国挤出亚洲，在该地区追求支配地位，这将与美国的霸权护持战略相冲突。因为，美国是二战后唯一的霸权国，其核心利益是阻止任何地区出现挑战美国霸权的国家，为此它与苏联冷战40多年对其进行遏制，所以美国也会为了护持霸权而遏制中国，最终两国可能会通过战争来解决在亚洲甚至全球的地位追求矛盾。 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也认为，伴随着中国的崛起，中美两国围绕全球秩序主导权的竞争时机也在不断成熟，这将使两国关系不可避免地驶入冲突的快车道。 同上述悲观预测相呼应，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也预言，崛起的中国很可能同一战前的德国一样，都对现存国际秩序充满怨恨，并同英德最终陷入冲突一样，中美两国也很可能因无法就现有秩序的改革达成共识而陷入新一轮的“修昔底德陷阱”中。
（二）新自由制度主义视角：中国将是国际秩序的“现状维护者”
新自由制度主义者认为，崛起的中国重塑现存国际秩序的做法，既不必要，也不可行。首先，实施改革开放战略以来，中国通过积极融入现存国际秩序，已获得了宝贵的外资、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前沿的科学技术，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其经济的发展。比如，从2001年加入WTO到2015年，中国的外汇储备从0.16万亿美元增长到了3.8万亿美元， 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从496亿美元增长到了1 262亿美元，中国的进出口总额从约5 000亿美元增长到了3.9万亿美元。 随着新一轮改革事业的深入进行，中国不仅需要继续从现存国际秩序中动员资源，支持自身发展，还需要利用国际秩序中既有的制度和规则，为自身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而这一切都将激励中国继续做一个秩序的“现状维护者”。其次，伴随着加入现存国际秩序的进程，中国国内很多政府部门、公司、个人等行为体也深深地嵌入了国际秩序的制度网络中，它们在其中投入了大量“沉没成本”，如果中国选择重塑国际秩序，就会面临这些利益团体的阻挠，从而举步维艰。再次，既有国际秩序取得了很大成就。经济上，世界经历了持久繁荣；安全上，大国之间没有爆发过冲突；政治上，民主国家数量持续增加。 在新自由制度主义者看来，这些成就得益于当代国际秩序的“宪制”特征。一方面，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利用自身实力，创建并维持了经济、政治和安全领域的相关国际制度，使各国能充分合作。另一方面，美国通过降低权力回报、增加制度回报，使自身在安全共享、经济开发、合作治理的自由主义秩序中运作，从而减轻了各国对美国的恐惧，催生了各方积极合作的意愿。 在新自由制度主义者看来，这些成就为当代国际秩序积聚了强大的支持力量。例如，作为当代国际秩序的支持者的民主国家的数量，从1997年的44个增加到2015年的86个，它们占据了全球GDP的68%，全球人口的40%，而假如中国想重建该秩序，就会面临这些支持力量的抗衡，从而将降低成功的可能。 最后，因为秩序的重塑一般都发生在大战之后，而核武器的出现使得大国之间的战争变得无法想象，所以在新自由制度主义者看来，当前的国际秩序只能演变，不能推倒重来。 新自由制度主义者也承认当今的国际秩序需要改革，并赞赏中国的一些改革措施。 他们认为，当代国际秩序出现了治理危机，全球正进入“失序时代” 。其中，有些领域没有完备的规则可循，如网络空间；有些规则需要调整，如主权原则；有些规则正面临执行难的问题，如现有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肩负着促进国家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重任，但它们要么缺乏行动资源，要么对贷款施加额外条件。在新自由制度主义者看来，中国最近的一些国际秩序实践，能有效克服现存秩序的不足，提升该秩序的治理能力。中国提倡建立的“亚投行”，填补了亚洲一些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缺口，能促进整个欧亚大陆甚至世界经济的发展，它有力地补充了已有的国际经济制度。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有利于克服在某些国家出现的逆全球化思潮，拉动各国的自由贸易，促进全球经济公平和可持续发展。 中国还为联合国注入了新活力。2016年中国在联合国的维和预算已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贡献国，习近平主席2015年在联大的发言承诺，中国将建立一支8 000人规模的“待命”部队，支持联合国的维和行动，提升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的能力。他们还认为，中国最近提出的一些理念也迎合了国际秩序的需要。比如，中国学者提出的“创造性介入”理念，强调在尊重各国主权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外交主动性，积极协调各方立场，使彼此的行为达到双赢，该理念既尊重了国际秩序中的主权规范，也为各国提供了在相互依赖时代的行为指南。 新自由制度主义者还认为，中国最近提出的一些倡议，借鉴了已有国家的经验，而不是在规划国际秩序新蓝图。例如，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吸收了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的有关想法，但把倡议的目的调整为共同发展，而不是美式的独自发展，更强调参与方式的包容性，而不是美方的选择性，因此它将会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更持久、公平的活力。
新自由制度主义者认为，中美不会因国际秩序而爆发冲突。首先，中美在经济上已形成一种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如从2001年到2015年，中国对美进出口总额从约800億美元增长到了约5 500亿美元，这种关系能缓和实力对比变化所引发的结构矛盾。其次，作为拥有核武器的两个大国，无法想象中美之间爆发战争所带来的毁灭性后果。再次，由于现有国际秩序为各国提供了在秩序内改革的程序和切入点，而作为主导国的美国也承诺会调整秩序以适应新现实，因此中国可以在秩序内提升地位，而不必推翻它。比如，在多次拖延后，最终美国还是同意了扩大中国在IMF中的投票权，美国也同意把人民币列为国际储备货币之一，这些都表明其认可了中国的经济地位。所以，“美国无法阻挡中国的崛起，但它可以确保其在已有国际秩序中拥有权力。”
（三）两种中国国际秩序角色的比较及分析
两种视角对中美国际秩序竞争的分析存在三个差异。第一，现存国际秩序的未来。权力转移论者认为，美国既从现行国际秩序中获取了特殊利益，又凭借自身的实力维持了它的稳定，而随着中美实力差距不断缩小，中国会不满美国独享国际秩序的特殊利益，也将有能力改变这一秩序。新自由制度主义论者则认为，已有国际秩序不存在特殊利益，它不仅为中国和其他国家带来了共同的利益，还为所有国家提供了秩序内改革的“切入点”，因此，即使美国实力在下降，“自由国际秩序的根基也会继续存在和兴旺” 。第二，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性质。权力转移论者认为，新时代中国开始从行为和理念两方面重塑国际秩序；新自由制度主义者则认为，中国的上述行为弥补了现存国际秩序的不足，而不是在“另起炉灶”。第三，中美关系的未来。权力转移论者认为，中国重塑国际秩序的行为会与美国的护持行为产生摩擦，最终两国需要用战争来解决矛盾；新自由制度主义者则认为，中美关系会继续保持稳定，因为美国正在变革既有国际秩序，以适应中国的崛起，而两国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也会缓和双方在国际秩序中的紧张关系。
上述三个差异源于两种理论对中美关系的不同假设。权力转移论者假定，中美两国的利益存在根本矛盾，一方所得即是另一方所失；两国的互动模式是相对实力对比的体现，当中美实力对比发生变化时，中国必定会想方设法，甚至不惜与美国发生冲突，来改变既有的互动模式。新自由制度主义者则假设，中美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利益矛盾，两国可通过合作实现共同利益；即使发生实力对比的变化，两国也依然能够协调彼此关系，保持动态平衡。
结 束 语
自中国决定融入现存国际秩序以来，综合国力得到了持续增强，中美实力差距在持续缩小，对此外界很关心，中美实力对比变化将会对既有国际秩序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比较了权力转移论者和新自由制度主义论者对该问题的回答。基于对这两种视角的比较研究，本文提出三点思考。
第一，准确认识中美实力对比的现状。上述两种理论对中国国际秩序战略走向的判断，都以中美实力对比为基础。为此，需要正确、理性地认识中美的实力对比现状，既不夸大中国崛起的程度，也不忽视双方相对实力变动的现实。党的十八大以来，虽然中国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越来越自信和坚定，但中国也清醒地认识到自身还是发展中国家的事实，没有妄自尊大地夸大自身的实力。但是，美国却不能从容地看待中国的发展，总在夸大中美相对实力变动的程度，如特朗普政府“中美战略竞争”说辞中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中国正在超越美国。 因此，未来中美双方需要展开持续对话，在彼此相对实力的变化现状上取得共识，从而为两国互动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二，中国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一项符合自身正当利益的国际秩序战略。中国实力的不断提升，意味着自身利益范围也在逐步扩大，各种结构层面的因素也将会影响中国国家利益的维护和实现，为此中国需要推出一项国际秩序战略，影响国际环境的运作，从结构层面维护和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在谋划国际秩序战略时，中国应避免上述两种理论的极端化倾向，既不能一味地反对现存国际秩序，也不能为了稳定而稳定，从而影响自身的正当利益。为此，首先，中国应该明确自己正当的国家利益是什么；其次，中国应该评估已有国际秩序与自身正当国家利益的相容度，评估哪些有利于国家利益的实现，哪些不利于利益的实现；再次，中国应该根据评估，规划自己的国际秩序战略，来兑现和维护自身正当的国家利益。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就重新评估了自身的国际秩序战略，表现出很强的“退群”倾向，对此中国应该理性估计美国此举对中国的可能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既不盲目“扛旗”，也不无所作为，而是依据自身利益和国际形势，合理考虑自身的应对之策。
第三，上述两种理论都将国际秩序进行了整体化处理，使得一国的国际秩序角色，要么是权力转移论下的修正者，要么是新自由制度主义下的现状维护者。未来可以尝试提出新的研究中国在国际秩序中角色的理论框架，从而为准确评估崛起国在国际秩序中的角色提供一个相对精细化的理论模型。例如，假设将国际秩序从总体上划分为规则和规范结构两部分，那么依据一国对这两部分的态度，就能将其国际秩序角色划分为修正者、改革者、现状维护者三种类型。 现状维护者对两种结构都感到满意；修正者却寻求推翻这两种结构；而改革者在变革规则结构的同时，还会表明自身维护规范结构的良善意图。运用这一框架评估当今中国的国际秩序实践可以发现，中国既不是修正者，也不是现状维护者，而是一个改革者。虽然新时代中国在踊跃改革既有秩序不合时宜的规则及其背后所体现的资源分配格局，但中国也在通过自身的言行，积极表明自身维护国际秩序、多边主义和大国协调等规范的决心。假如上述猜想能够成立，就可利用这一新框架，更准确地描述当今中国的国际秩序角色，向世界自信、准确地讲述中国故事，让世界感受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从而改变中国被动应对外界各种猜疑的局面。
[责任编辑：石晨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