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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当下社会文化中，女性中性化现象屡见不鲜，究其背后原因，与当今女性教育的缺失与不足密切相关，本文尝试对这一现象进行探讨，并结合贝姆的性别角色理论进行解释，同时借鉴民国女子教育对当前的女子教育进行反思。
关键词：女性中性化 女性教育 双性化 当下流行文化中，女性中性化现象比比皆是，尤其是在近几年兴起的选秀节目当中，一些选手展示出女性中性化甚至是女性男性化的性别气质，通过电视、网络等媒介和相关媒体的运营炒作，这些中性化明星频频登台亮相，带动了一大批青少年女性竞相模仿。同时，随着多元文化的不断碰撞与交流，追求个性已经成为了当代青年人的一种展示自我的手段和方式，她们在极力突破传统社会对于其性别特征的刻板印象的同时，也陷入了一种性别角色模糊化的困顿与误区之中。而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当下女性教育的缺失。因此，对于女性教育进行深入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必要性。
自古以来，女性就被赋予了不同于男子的温婉、细腻、认真的性格特征。而卢梭在其著作《爱弥儿》当中则详细地提出女子有别于男子的三种显著性别差异，即生理学上的性、心理学范畴的性别心理、社会学意义的性别角色。基于这三种差异，卢梭提出，女子所受到的教育应当是适合她们自身特点的、有别于男子的教育。
尽管卢梭的时代与我们相去甚远，但是他的教育理念依旧值得我们今天的教育所借鉴。因为他看到了男女之间无法逾越的性别差异，因而提倡应对男女进行差别化的教育。而反观当下的教育现状，普遍实行的男女同校的教育模式以及男女之间没有丝毫不同的课程设置，实质上是一种忽略了性别色彩和性别差异的“无性别教育”。在这种教育下，男女生虽然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公平对待，但长此以往，他们本身所持有的男性女性特征就会被逐渐消磨，性别界限则会逐渐模糊。
著名的贝姆性别角色量表（BSRI），将性别角色分为四种类型：双性化（男性、女性正性特征都强）、男性化（男性正性特质强）、女性化（女性正性特质强）和未分化（男性、女性正性特质都弱）。而基于贝姆量表的大量研究都表明，双性化是一种健康的心理模式，未分化是最差的心理模式，双性化个体有更高的创造性和社会适应性。而我国近年来基于贝姆双性化量表的研究则发现，典型的男性化和女性化的比例呈逐渐下降趋势，双性化和未分化则陡然增多。这也就表明，双性化个体更加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两性开始从事过去只有异性才从事的职业，基于生理差异的传统社会分工逐渐模糊，传统性别角色差异日渐缩小。但与此同时，最差的未分化比例也较以往骤然升高，不得不说，这种未分化现象与我国长期实行的无性别教育有着密切联系。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首先明确一个问题，提倡实行女性教育，并不是为了反对双性化人格的建立，也并不是为了恢复传统的单性化性别角色。恰恰相反，我们提倡双性化，因为具备双性化人格的两性更加符合社会和时代的要求，更有利于在社会当中生存，我们只是不希望现行的无差别教育体制将男生和女生都培养成未分化的、趋同的两性角色。男性女性与生俱来的性格特点当中都有其优秀的地方，男性坚韧不拔、刚强、冒险的精神恰恰是新时代女性所必须具备的素质，而女性的温柔、细致以及善解人意等特点也需要男性去借鉴。我们提倡女性教育只是不希望女性本身所固有的这些美好品质被逐步的消解。
社会是由男女两性组成的，而正是由于其不同的生理结构和生理特征，社会文化才赋予了他们不同的行为模式，才导致人类有了社会性别的观念。但是男性和女性在社会生活当中的角色、职责同样重要。而为了对抗我国传统社会对于女性“母职”和“妻职”的角色期待，现代社会的一大批女性试图突破这一定位，以男女平等的名义追求社会生活的参与以及职业生活的独立，从而盲目地排斥中国传统女子教育中对女子品行和家庭责任的要求，更有甚者，对传统女学思想的科学性进行全盘的否定，结果出现了女性对其自身社会角色认同的混乱，激进地偏向于放弃其本身应当承担的家庭责任。今天，我们高呼男女平等，但是有些女性却以一种相当极端的方式去追求自己心中所谓的理想的男女平等观，她们逃避家庭责任，甚至拒绝生育，奉行自由主义、享乐主义的人生观。面对近年来中国居高不下的离婚率和家庭问题，现代女性有必要反思自己的性别定位，那些因追求女权主义而放弃了传统上受人尊敬的温柔善良的自然本性、为人之妻的道德底线，放弃了做好优秀母亲和合格妻子的女性应当从卢梭的女性教育观当中受到启示。
既然男女平等是现代教育的重要原则，那我们不妨来探讨一下，到底何为男女平等？在笔者看来，真正的男女平等，不是让男性女性有均等的机会去竞争同样的社会职位或承担同样的社会角色，而是男性和女性都可以认识到这两个性别角色其自身所与生俱来的价值。正因为有了男性和女性，社会才有了最基本的分工，男女才会各司其职，我们社会过去几千年来所形成的男尊女卑的观念正是由于对两性各自社会角色的认识不清所造成的。而我们今天所强调的男女平等，其内涵就是强调女性已经具备了和男性一样承担相同社会角色、社会职能的机会。但是仔细分析其中的逻辑关系，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依旧没能走出传统的“男尊女卑”观念的限囿与禁锢。因为在这种看似平等的观念深处，我们还是认为女性所承担的“母职”和“妻职”的角色是无法和男性承担的“父职”和“夫职”的角色相提并论的。然而，同样是承担社会责任，照顾家庭，两人的价值应该不分伯仲，男性可以毫无后顾之忧的在社会打拼，其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女性为其做好了后勤保障工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女性的存在有其无可替代的价值。既然如此，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极力倡导这种看似平等的不平等、违背了女性自身生理、心理自然特征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呢？难道我们不应该从中去深刻反思吗？
另外，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具备形成双性化人格的可能，因为有些女性其自身的生理结构特点注定了她可能更加倾向于单性化（就女性而言即为女性化）的性格特征。那么在一个无性别教育的时代，这类女性的自身需求就很难得到满足，她们甚至会在无性别教育的框架下失掉自信，认为自己不适合社会的需要。一方面，她们觉得自己承担不了女强人的社会职位，认为自己不具备可以进入职场打拼并成功存活的能力。那么既然成不了女强人，也就不具备努力尝试的必要，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她们就会陷入一种自暴自弃的状态。而另一方面，这一部分女性又是从小就接受所谓“男女公平”的教育原则而成长起来的，在她们的观念里，传统的“母职”和“妻职”的社会角色几乎就等同于“三从四德”的封建观念。因而，她们又不甘心在家庭中承担贤妻良母的角色，因为她们认为这是对男权的一种依附。因此在这样的心理特征之下，这部分女性在家庭角色的扮演中依然处于一种消极的状态，我们也很难想象她们会在家庭生活当中得到幸福。 我们再来看另一类女性，她们觉得自己有能力进入职场和成功男性一较高下，然而在现实生活当中，尽管今天我们都在倡导男女平等，但是社会观念对于男女两性的性别期待依然停留在传统的观念当中。社会观念认为，男性应该积极进取、有主见、有雄心、励志、自我依靠，而女性则应该忠于爱情、文雅、爱小孩、富有同情心、言语流畅。很显然，男性的理想特征与决策、职业发展有关，而女性的理想特征与人际关系、情感表达有关。因此，基于社会对于男女性别特征的刻板印象，一大批的女性会发现，在她们进入职场时，并不像她们想象中那样简单，尽管男女平等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可是在现实的职场当中，女性还是处处受到限制，她们往往已经被贴上了温柔、软弱的性别标签。很多单位在招聘时尽管会说男女不限，但在录用时却会优先选择男性。而另外一些单位则会明确拒绝录用没有生育过的女性，因为他们认为让女员工休产假会给单位效益带来损失。这些女性将自己定义为“女强人”，因而她们认为自己不必受到传统“母职”和“妻职”角色的束缚，可是职场当中的不公平对待却让她们并没有实现理想中的自我，而再加上家庭角色中的不承担以及不会承担，即不懂得应该怎样去做一个家庭的女主人，种种因素也会让这批女性也陷入一种角色定位的困顿。
20世纪20年代，随着激进思想的冲击，社会对性别发展观念开始发生变化，在这一背景下社会提倡一种无性别差异的趋同教育，但却导致了普遍的女性身份认同的混乱。而20世纪30年代，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到两性差异化教育的重要性，意识到了女子教育缺失带来的弊端，因而重新将女性形象定义为现代社会所需要的贤妻良母，大力强调母性主义的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希望女子能够建设好家庭和社会生活。为此，1929年，国民党三大确立了女性教育实施的方针：“男女教育机会均等，女子教育并须注重陶冶健全之德性，保持母之特质，并建设良好之家庭生活及社会生活。”这种种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对女性品质、德性做了重新的界定和倡导
在民国女性意识逐渐觉醒的进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女子教育经历了一个从激进的无差别女子教育观到回归女子教育理念的一个探索过程，由此，我们也认识到无性别差异教育是当代女性教育的严重缺失。而性别中性化实则为当下女性教育的误区。在要求女生要有像男生一样的能力和素质时，其自身传统的温柔、亭亭玉立、善解人意的特质就往往会被取代，长此以往，可能会颠倒社会角色特征，带来复杂的社会问题。因此，在当下教育背景下，培养学生恰当的性别意识，尊重两性教育自身的差异和规律刻不容缓。同时具有男性坚韧不拔、勇敢独立以及女子温婉善良、细致认真双性化人格的女性才是新时代社会所真正需要的女性。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威海）文化传播学院）
关键词：女性中性化 女性教育 双性化 当下流行文化中，女性中性化现象比比皆是，尤其是在近几年兴起的选秀节目当中，一些选手展示出女性中性化甚至是女性男性化的性别气质，通过电视、网络等媒介和相关媒体的运营炒作，这些中性化明星频频登台亮相，带动了一大批青少年女性竞相模仿。同时，随着多元文化的不断碰撞与交流，追求个性已经成为了当代青年人的一种展示自我的手段和方式，她们在极力突破传统社会对于其性别特征的刻板印象的同时，也陷入了一种性别角色模糊化的困顿与误区之中。而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当下女性教育的缺失。因此，对于女性教育进行深入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必要性。
自古以来，女性就被赋予了不同于男子的温婉、细腻、认真的性格特征。而卢梭在其著作《爱弥儿》当中则详细地提出女子有别于男子的三种显著性别差异，即生理学上的性、心理学范畴的性别心理、社会学意义的性别角色。基于这三种差异，卢梭提出，女子所受到的教育应当是适合她们自身特点的、有别于男子的教育。
尽管卢梭的时代与我们相去甚远，但是他的教育理念依旧值得我们今天的教育所借鉴。因为他看到了男女之间无法逾越的性别差异，因而提倡应对男女进行差别化的教育。而反观当下的教育现状，普遍实行的男女同校的教育模式以及男女之间没有丝毫不同的课程设置，实质上是一种忽略了性别色彩和性别差异的“无性别教育”。在这种教育下，男女生虽然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公平对待，但长此以往，他们本身所持有的男性女性特征就会被逐渐消磨，性别界限则会逐渐模糊。
著名的贝姆性别角色量表（BSRI），将性别角色分为四种类型：双性化（男性、女性正性特征都强）、男性化（男性正性特质强）、女性化（女性正性特质强）和未分化（男性、女性正性特质都弱）。而基于贝姆量表的大量研究都表明，双性化是一种健康的心理模式，未分化是最差的心理模式，双性化个体有更高的创造性和社会适应性。而我国近年来基于贝姆双性化量表的研究则发现，典型的男性化和女性化的比例呈逐渐下降趋势，双性化和未分化则陡然增多。这也就表明，双性化个体更加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两性开始从事过去只有异性才从事的职业，基于生理差异的传统社会分工逐渐模糊，传统性别角色差异日渐缩小。但与此同时，最差的未分化比例也较以往骤然升高，不得不说，这种未分化现象与我国长期实行的无性别教育有着密切联系。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首先明确一个问题，提倡实行女性教育，并不是为了反对双性化人格的建立，也并不是为了恢复传统的单性化性别角色。恰恰相反，我们提倡双性化，因为具备双性化人格的两性更加符合社会和时代的要求，更有利于在社会当中生存，我们只是不希望现行的无差别教育体制将男生和女生都培养成未分化的、趋同的两性角色。男性女性与生俱来的性格特点当中都有其优秀的地方，男性坚韧不拔、刚强、冒险的精神恰恰是新时代女性所必须具备的素质，而女性的温柔、细致以及善解人意等特点也需要男性去借鉴。我们提倡女性教育只是不希望女性本身所固有的这些美好品质被逐步的消解。
社会是由男女两性组成的，而正是由于其不同的生理结构和生理特征，社会文化才赋予了他们不同的行为模式，才导致人类有了社会性别的观念。但是男性和女性在社会生活当中的角色、职责同样重要。而为了对抗我国传统社会对于女性“母职”和“妻职”的角色期待，现代社会的一大批女性试图突破这一定位，以男女平等的名义追求社会生活的参与以及职业生活的独立，从而盲目地排斥中国传统女子教育中对女子品行和家庭责任的要求，更有甚者，对传统女学思想的科学性进行全盘的否定，结果出现了女性对其自身社会角色认同的混乱，激进地偏向于放弃其本身应当承担的家庭责任。今天，我们高呼男女平等，但是有些女性却以一种相当极端的方式去追求自己心中所谓的理想的男女平等观，她们逃避家庭责任，甚至拒绝生育，奉行自由主义、享乐主义的人生观。面对近年来中国居高不下的离婚率和家庭问题，现代女性有必要反思自己的性别定位，那些因追求女权主义而放弃了传统上受人尊敬的温柔善良的自然本性、为人之妻的道德底线，放弃了做好优秀母亲和合格妻子的女性应当从卢梭的女性教育观当中受到启示。
既然男女平等是现代教育的重要原则，那我们不妨来探讨一下，到底何为男女平等？在笔者看来，真正的男女平等，不是让男性女性有均等的机会去竞争同样的社会职位或承担同样的社会角色，而是男性和女性都可以认识到这两个性别角色其自身所与生俱来的价值。正因为有了男性和女性，社会才有了最基本的分工，男女才会各司其职，我们社会过去几千年来所形成的男尊女卑的观念正是由于对两性各自社会角色的认识不清所造成的。而我们今天所强调的男女平等，其内涵就是强调女性已经具备了和男性一样承担相同社会角色、社会职能的机会。但是仔细分析其中的逻辑关系，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依旧没能走出传统的“男尊女卑”观念的限囿与禁锢。因为在这种看似平等的观念深处，我们还是认为女性所承担的“母职”和“妻职”的角色是无法和男性承担的“父职”和“夫职”的角色相提并论的。然而，同样是承担社会责任，照顾家庭，两人的价值应该不分伯仲，男性可以毫无后顾之忧的在社会打拼，其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女性为其做好了后勤保障工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女性的存在有其无可替代的价值。既然如此，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极力倡导这种看似平等的不平等、违背了女性自身生理、心理自然特征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呢？难道我们不应该从中去深刻反思吗？
另外，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具备形成双性化人格的可能，因为有些女性其自身的生理结构特点注定了她可能更加倾向于单性化（就女性而言即为女性化）的性格特征。那么在一个无性别教育的时代，这类女性的自身需求就很难得到满足，她们甚至会在无性别教育的框架下失掉自信，认为自己不适合社会的需要。一方面，她们觉得自己承担不了女强人的社会职位，认为自己不具备可以进入职场打拼并成功存活的能力。那么既然成不了女强人，也就不具备努力尝试的必要，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她们就会陷入一种自暴自弃的状态。而另一方面，这一部分女性又是从小就接受所谓“男女公平”的教育原则而成长起来的，在她们的观念里，传统的“母职”和“妻职”的社会角色几乎就等同于“三从四德”的封建观念。因而，她们又不甘心在家庭中承担贤妻良母的角色，因为她们认为这是对男权的一种依附。因此在这样的心理特征之下，这部分女性在家庭角色的扮演中依然处于一种消极的状态，我们也很难想象她们会在家庭生活当中得到幸福。 我们再来看另一类女性，她们觉得自己有能力进入职场和成功男性一较高下，然而在现实生活当中，尽管今天我们都在倡导男女平等，但是社会观念对于男女两性的性别期待依然停留在传统的观念当中。社会观念认为，男性应该积极进取、有主见、有雄心、励志、自我依靠，而女性则应该忠于爱情、文雅、爱小孩、富有同情心、言语流畅。很显然，男性的理想特征与决策、职业发展有关，而女性的理想特征与人际关系、情感表达有关。因此，基于社会对于男女性别特征的刻板印象，一大批的女性会发现，在她们进入职场时，并不像她们想象中那样简单，尽管男女平等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可是在现实的职场当中，女性还是处处受到限制，她们往往已经被贴上了温柔、软弱的性别标签。很多单位在招聘时尽管会说男女不限，但在录用时却会优先选择男性。而另外一些单位则会明确拒绝录用没有生育过的女性，因为他们认为让女员工休产假会给单位效益带来损失。这些女性将自己定义为“女强人”，因而她们认为自己不必受到传统“母职”和“妻职”角色的束缚，可是职场当中的不公平对待却让她们并没有实现理想中的自我，而再加上家庭角色中的不承担以及不会承担，即不懂得应该怎样去做一个家庭的女主人，种种因素也会让这批女性也陷入一种角色定位的困顿。
20世纪20年代，随着激进思想的冲击，社会对性别发展观念开始发生变化，在这一背景下社会提倡一种无性别差异的趋同教育，但却导致了普遍的女性身份认同的混乱。而20世纪30年代，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到两性差异化教育的重要性，意识到了女子教育缺失带来的弊端，因而重新将女性形象定义为现代社会所需要的贤妻良母，大力强调母性主义的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希望女子能够建设好家庭和社会生活。为此，1929年，国民党三大确立了女性教育实施的方针：“男女教育机会均等，女子教育并须注重陶冶健全之德性，保持母之特质，并建设良好之家庭生活及社会生活。”这种种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对女性品质、德性做了重新的界定和倡导
在民国女性意识逐渐觉醒的进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女子教育经历了一个从激进的无差别女子教育观到回归女子教育理念的一个探索过程，由此，我们也认识到无性别差异教育是当代女性教育的严重缺失。而性别中性化实则为当下女性教育的误区。在要求女生要有像男生一样的能力和素质时，其自身传统的温柔、亭亭玉立、善解人意的特质就往往会被取代，长此以往，可能会颠倒社会角色特征，带来复杂的社会问题。因此，在当下教育背景下，培养学生恰当的性别意识，尊重两性教育自身的差异和规律刻不容缓。同时具有男性坚韧不拔、勇敢独立以及女子温婉善良、细致认真双性化人格的女性才是新时代社会所真正需要的女性。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威海）文化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