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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活在大千世界里，每天都要见到很多社会现象，每天都要办理很多事情，因此，处处会碰到孰轻孰重，孰高孰低，孰大孰小的问题。这就是所谓价值判断。说得雅一点，就是有个价值观问题。
价值观是世界观的核心，是驱使人们行为的内部动力。它支配和调节一切社会行为，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因此，价值观是人的行为的“总开关”。
价值观具有时代性。生活于同一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人，会有大体相同的价值观。时代变化，价值观也会随之而起变化，从而形成新的大体相同的价值观。可是，大体相同并不等于人人相同。生活于同一社会的人，又会因为各人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认识问题的水平不同，而有着不尽相同的价值观。不尽相同、林林总总的价值观虽说都是这一时代的价值观的组成部分，但是也会与时代主流的价值观发生或大或小的矛盾和冲突。在上一个时代居于主流地位的价值观，残留到下一时代以后，难免要与下一时代的前沿的价值观格格不入。
今天，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度里，应当确立怎样的价值观呢？老实说，要确立的先进观念很多。从做人的必备来讲，哪一种观念应当是我们的首选呢？２００７年３月１６日温家宝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中外记者招待会上，阐述我们的“两大任务”时，指出：“两大任务就是：一是集中精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二是推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特别是让正义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这就明确告诉我们：不论是老还是少，不论是官还是民，都要坚持公平和正义，尤其是要坚持正义。
公平，是平等的体现。公平是全面的，包括经济公平、政治公平、文化公平、社会公平。长期以来存在着效率与公平关系的争论。效率无疑是个诱人的好东西。没有效率就没有发展。可是，有些人总认为公平会影响效率，这是忽视了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性。殊不知没有公平，就没有劳动积极性，自然也不可能有多高的效率。公平是效率的能源。在争论了第一个回合以后，又有人提出“经济上讲效率，社会上讲公平”。谢天谢地，为公平腾出了一大块地方。试问：经济上是否可以轻视公平呢？分配难道不属于经济领域吗？分配少不了公平呀！在经过第二个回合的争论以后，又有人提出“第一次分配讲效率，第二次分配讲公平”。这在认识上又前进了一大步。可是，第一次分配如果不讲公平，第二次分配，即社会保障再讲公平，那也是杯水车薪，难以公平啊！现在问题的症结恰恰是在第一次分配上把差距拉得过大，资高劳低，不够公平，才导致社会张力绷得很紧。如果第一次分配公平了，会有那么多困难人群吗？可见，公平必须体现在经济活动的全过程，必须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毛孔中才行。
公平是正义的一个侧面体现，实现公平就是伸张正义。古代就有人把公正解释成正义。中国人最讲正义，“真其正也，方其义也。”（《周易·坤卦》） 中国人从来都把正义看得很重。荀子把“义”看得比君主、比父母还重。他说：“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这是何等宽广的胸怀啊！《墨子》说得更厉害，他不给不义留一丝一毫的余地。他斩钉截铁地指出：“万事莫贵于义。”意思是：谁都没有“义”来得高贵！
今天，正义对我们来讲，特别显得重要。一是因为我们国家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公有制要求用“为公”的意识来维护，来指导，来引领。为公是天然的正义，最大的正义。二是因为我们国家还有一定比例的私有经济。生活在私有经济中的人，也会处处遇到人与人的关系。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决不能搞极端的利己主义。极端利己主义不仅会损人，而且也未必利己，到头来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害了自己。极端的利己主义就是不义。在多种所有制的中国，以“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为大义，为正义。社会主义要靠“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价值观来维系。自私自利是社会主义的蛀虫。视自私自利为不义，为可耻，并不是今人的高调。两千年前，《礼记》上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多私者不义。”《孟子》也说：拿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是不义。汉代一位不怎么样的人——刘向，也说过一句颇为像样儿的话：“众人以毁形为耻，君子以毁义为辱。”他这里的“众人”二字显然是用词不当。倘若理解为“庸人”那还是有道理的：庸人以毁了表面形象为可耻，精英以毁了正义为大辱。钱是要拿的，但要取之有道；不义之财会烧身的。中国唯一的一位从一届到十届都是人大代表的申纪兰说得好：钱如水，没钱会渴死，贪钱会淹死。这位老劳模的话是长鸣的警钟。
社会主义的中国坚持“以人为本”，是认识上的飞跃。可是，有些人把“以人为本”误认为是“以‘我’为本”，这是曲解。“我”是单数，人是大写的复数。“以人为本”更多地是以他人为本。想想看：我不为人人，哪里来的人人为我呢？“以人为本”是对社会、对政府、对国家的要求。对人的要求，那就是要以社会为本。人是社会化动物，“以社会为本”是由人的本质属性决定的。人与社会的和谐只能是双向的，而不可能是单向的。社会越是坚持以人为本，人越是要始终不渝地坚持以社会为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嘛！社会爱人，人爱社会，才是和谐社会。
价值观不是天上下来的飞碟，价值观也不是娘胎里带来的母斑。价值观无不是后天形成的，无不是通过社会化确立起来的。刚出生的婴儿同动物没有多大区别，只是在成长过程中接受社会教育，学习社会知识，才逐步把外在的东西内化到心灵深处。这一教化过程就是上面提到的社会化。社会化是文化的延续和传递过程。社会化的内容很广，包括生产技能、科学知识，当然，更重要的是培养社会角色，教导社会规范。一言以蔽之，就是要确立以正义为首要的价值导向。社会化的方法有：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群体内部的影响、大众传播工具，等等。今天，我们要把正义作为社会主义的首要价值，要求家庭、学校、社会三方面共同努力。为了确立正义为首要价值，必须把所有的宣传机器都开动起来。人的社会化是无止境的，有青少年时期的早期社会化，有中老年时期的继社会化，还有再社会化。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活到老，学到老”。对青，对老，都不可言不及义，都要用正义与非正义来检验。
革命先烈夏明翰说得好：“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义者不以存亡易心。”（《三国志·魏书·曹爽传》）正义，是燃烧在心灵的火花。正义，是永不褪色的旗帜。
“以义取人”，“以义正我”，愿我们上下左右、男女老少都来把正义作为社会主义的首要价值！
链 接：
社会主义民主归根结底是让人民当家作主，这就需要保障人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就是要创造一种条件，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就是要在平等、公正和自由的环境下，让每一个人都得到全面的发展；就是要充分发挥人的创造精神和独立思维的能力；就是要实行依法治国，完善法制，建设法治国家。
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包括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经验都还不足。我们愿意实行开放政策，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结合我们自己的实际，走中国式的民主道路……社会主义由不成熟到成熟、由不完善到完善、由不发达到比较发达，还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在这个阶段中，我们要实现两大任务，推进两大改革。两大任务就是：一是集中精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二是推进社会公平与正义，特别是让正义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两大改革是：一是推进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二是以发展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
——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
价值观是世界观的核心，是驱使人们行为的内部动力。它支配和调节一切社会行为，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因此，价值观是人的行为的“总开关”。
价值观具有时代性。生活于同一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人，会有大体相同的价值观。时代变化，价值观也会随之而起变化，从而形成新的大体相同的价值观。可是，大体相同并不等于人人相同。生活于同一社会的人，又会因为各人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认识问题的水平不同，而有着不尽相同的价值观。不尽相同、林林总总的价值观虽说都是这一时代的价值观的组成部分，但是也会与时代主流的价值观发生或大或小的矛盾和冲突。在上一个时代居于主流地位的价值观，残留到下一时代以后，难免要与下一时代的前沿的价值观格格不入。
今天，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度里，应当确立怎样的价值观呢？老实说，要确立的先进观念很多。从做人的必备来讲，哪一种观念应当是我们的首选呢？２００７年３月１６日温家宝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中外记者招待会上，阐述我们的“两大任务”时，指出：“两大任务就是：一是集中精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二是推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特别是让正义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这就明确告诉我们：不论是老还是少，不论是官还是民，都要坚持公平和正义，尤其是要坚持正义。
公平，是平等的体现。公平是全面的，包括经济公平、政治公平、文化公平、社会公平。长期以来存在着效率与公平关系的争论。效率无疑是个诱人的好东西。没有效率就没有发展。可是，有些人总认为公平会影响效率，这是忽视了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性。殊不知没有公平，就没有劳动积极性，自然也不可能有多高的效率。公平是效率的能源。在争论了第一个回合以后，又有人提出“经济上讲效率，社会上讲公平”。谢天谢地，为公平腾出了一大块地方。试问：经济上是否可以轻视公平呢？分配难道不属于经济领域吗？分配少不了公平呀！在经过第二个回合的争论以后，又有人提出“第一次分配讲效率，第二次分配讲公平”。这在认识上又前进了一大步。可是，第一次分配如果不讲公平，第二次分配，即社会保障再讲公平，那也是杯水车薪，难以公平啊！现在问题的症结恰恰是在第一次分配上把差距拉得过大，资高劳低，不够公平，才导致社会张力绷得很紧。如果第一次分配公平了，会有那么多困难人群吗？可见，公平必须体现在经济活动的全过程，必须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毛孔中才行。
公平是正义的一个侧面体现，实现公平就是伸张正义。古代就有人把公正解释成正义。中国人最讲正义，“真其正也，方其义也。”（《周易·坤卦》） 中国人从来都把正义看得很重。荀子把“义”看得比君主、比父母还重。他说：“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这是何等宽广的胸怀啊！《墨子》说得更厉害，他不给不义留一丝一毫的余地。他斩钉截铁地指出：“万事莫贵于义。”意思是：谁都没有“义”来得高贵！
今天，正义对我们来讲，特别显得重要。一是因为我们国家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公有制要求用“为公”的意识来维护，来指导，来引领。为公是天然的正义，最大的正义。二是因为我们国家还有一定比例的私有经济。生活在私有经济中的人，也会处处遇到人与人的关系。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决不能搞极端的利己主义。极端利己主义不仅会损人，而且也未必利己，到头来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害了自己。极端的利己主义就是不义。在多种所有制的中国，以“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为大义，为正义。社会主义要靠“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价值观来维系。自私自利是社会主义的蛀虫。视自私自利为不义，为可耻，并不是今人的高调。两千年前，《礼记》上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多私者不义。”《孟子》也说：拿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是不义。汉代一位不怎么样的人——刘向，也说过一句颇为像样儿的话：“众人以毁形为耻，君子以毁义为辱。”他这里的“众人”二字显然是用词不当。倘若理解为“庸人”那还是有道理的：庸人以毁了表面形象为可耻，精英以毁了正义为大辱。钱是要拿的，但要取之有道；不义之财会烧身的。中国唯一的一位从一届到十届都是人大代表的申纪兰说得好：钱如水，没钱会渴死，贪钱会淹死。这位老劳模的话是长鸣的警钟。
社会主义的中国坚持“以人为本”，是认识上的飞跃。可是，有些人把“以人为本”误认为是“以‘我’为本”，这是曲解。“我”是单数，人是大写的复数。“以人为本”更多地是以他人为本。想想看：我不为人人，哪里来的人人为我呢？“以人为本”是对社会、对政府、对国家的要求。对人的要求，那就是要以社会为本。人是社会化动物，“以社会为本”是由人的本质属性决定的。人与社会的和谐只能是双向的，而不可能是单向的。社会越是坚持以人为本，人越是要始终不渝地坚持以社会为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嘛！社会爱人，人爱社会，才是和谐社会。
价值观不是天上下来的飞碟，价值观也不是娘胎里带来的母斑。价值观无不是后天形成的，无不是通过社会化确立起来的。刚出生的婴儿同动物没有多大区别，只是在成长过程中接受社会教育，学习社会知识，才逐步把外在的东西内化到心灵深处。这一教化过程就是上面提到的社会化。社会化是文化的延续和传递过程。社会化的内容很广，包括生产技能、科学知识，当然，更重要的是培养社会角色，教导社会规范。一言以蔽之，就是要确立以正义为首要的价值导向。社会化的方法有：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群体内部的影响、大众传播工具，等等。今天，我们要把正义作为社会主义的首要价值，要求家庭、学校、社会三方面共同努力。为了确立正义为首要价值，必须把所有的宣传机器都开动起来。人的社会化是无止境的，有青少年时期的早期社会化，有中老年时期的继社会化，还有再社会化。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活到老，学到老”。对青，对老，都不可言不及义，都要用正义与非正义来检验。
革命先烈夏明翰说得好：“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义者不以存亡易心。”（《三国志·魏书·曹爽传》）正义，是燃烧在心灵的火花。正义，是永不褪色的旗帜。
“以义取人”，“以义正我”，愿我们上下左右、男女老少都来把正义作为社会主义的首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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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民主归根结底是让人民当家作主，这就需要保障人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就是要创造一种条件，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就是要在平等、公正和自由的环境下，让每一个人都得到全面的发展；就是要充分发挥人的创造精神和独立思维的能力；就是要实行依法治国，完善法制，建设法治国家。
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包括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经验都还不足。我们愿意实行开放政策，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结合我们自己的实际，走中国式的民主道路……社会主义由不成熟到成熟、由不完善到完善、由不发达到比较发达，还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在这个阶段中，我们要实现两大任务，推进两大改革。两大任务就是：一是集中精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二是推进社会公平与正义，特别是让正义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两大改革是：一是推进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二是以发展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
——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