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南的西北部，有一个族群，他们因操“临高话”而被称为“临高人”。其约有百万之众，其人，既不知何时来，又不知来自何处；其语，自称“村话”，俗称“临高话”，亦不知何属；其俗，既存南方少数民族之遗俗，又有东南沿海各地汉族之遗风。族源、族属、语言和民俗皆似谜，吸引着无数人，尤是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民俗学者、语言学家、社会学者和艺术家，更是趋之若过江之鲤，纷踏而至。
　　究临高人之由来，临高人多认为其来自福建，主要依据为族谱；而语言学家则认为其来自南方，尤是两广地区，依据是其语言与壮语接近。
　　据研究，今临高人分布地区的琼西北部，早在战国時期已有内陆人入居。 清绪年间重修《临高县志》卷二《沿革》记载： “按《淮南子· 经训》： 尧定天下道里远近广狭之名， 命羲和宅南交， 舜巡狩至苍梧之野. 又史称： 周武王十年澹耳入贡， 十八年陈诗至于南海， 则岭南之入职方当在商周时矣。”
　　然能形成族群的南迁，当在汉代。明代临高人王佐于《琼台外志》中说海南有“善人”，“此善人乃武帝置郡之初已有三万之数，此皆远近商贾与贩货利有积业者及土著受井廛者，通谓之善人”（正德《琼台志》卷三），两汉的“善人”对海南的历史贡献较大，它“在前汉则谨守故郡挟辅郡守孤儿平服反者以复官守郡；在后汉则世通招抚，五百余年不绝于中国”（正德《琼台志》卷三）。《后汉书·南蛮传》详细记载了这段历史：“孙豹，会稽人，父幸，武帝末为珠崖太守，调广幅布献之，蛮不堪役，遂攻郡杀幸，于是豹合率善人，还复破之。”
　　“广幅布”，海南历史上一著名的纺织品，据说“幅广五尺， 洁白不受垢污”（《后汉书·南蛮西夷列传》），其始于远古的“织贝”，于战国之际已是誉满中周。
　　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尚书·禹贡》记载：“淮海惟扬州……岛夷卉服，厥筐织贝，厥包橘袖，锡贡”。“卉服”， 西汉孔安国释为“草服葛越”， 唐孔颖达释：“葛越， 南方布名， 用葛为之。”宋苏过则进一步指明：“岛夷绩草木为服， 如今吉贝木棉之类。”是以“吉贝木棉之类”织成的一种花衣服。
　　宋方勺《泊宅编》记载： 海南以“其（木棉）纺织为布， 名曰吉贝。”
　　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载： 海南“衣裙皆五色吉贝。”
　　宋苏过《斜川集》记载： “苏子居岛夷（海南） ……其民卉服鼻饮， 语言不通。”
　　明顾岭《海搓余录》记载：海南“种棉花， 又曰贝花”。
　　《清一统志》记载：海南“妇女不事蚕桑，止织吉贝，俗皆卉服。”
　　宋方勺《泊宅编》较详细地记载了织吉贝布的情况： “妇女采实， 取其棉， 用竹弓为绒， 足纫手引以为线， 染红黑等色，杂以山麻及外贩卖丝绒，织而为布，名曰吉贝。”
　　古代“取于民谓之赋， 出于其国用之余，以献于天子则贡也” 。
　　古代海南人“ 多业纺织贝。”由于“纺吉贝”这种纺织方法简单， 工具也不复杂： “取其茸絮， 以铁筋碾去其子， 即以手握茸就纺， 不烦缉绩， ” （宋· 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六、服用门）。而“ 织布法： 复其径之两端， 各用小圆木一条贯之，长出布阔之外， 一端以绳系圆木， 而围于腰间， 以双足踏圆木两旁而伸之， 于是加纬焉，以渐移其圆木而成匹。”（清·张庆长《黎岐纪闻》） 所以古海南多业纺吉贝， 甚至“有至期者， 弃稚遗老” （明正德《琼台志》卷八）。而为之。这样，不仅能生产出足够衣著之用的产品。并且还有多余“ 鬻市中”（ 清李调元《粤东笔记》卷五），为“贾者或用牛，或用盐易而售诸市。”（清·张庆长《黎岐纪闻》）临高境内之织布，自古发达，直至清代，“妇女业蚕桑，习纺织”，其货之属中，较著名的，便是“临高县丝”（光绪《临高县志》）。
　　据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四记载：江南棉花之传入，“初无踏车椎弓之制， 率用手剖去子。线弦竹弧， 置案间振掉成剂， 厥功甚艰。国初时， 有妪黄婆者， 自崖州来， 乃教以作造捍弹纺织之具。至于错纱配色， 综线掣花， 各有其法。以故织成被褥带帐， 其上析枝、团凤、棋局、字样， 集然若写。人既受教，竟相作为。转货他郡， 家既就殷。”
　　海南，包括临高地区，纺织之盛及其北传，自古已然。故今有学者认为，黄道婆于海南所学的纺织技术，乃师出于临高人。
　　“善人”何来？历史学家普遍认为来自于秦汉之际的汉人。其中，秦始皇征服岭南后，即徙中原汉族五十万“与越杂处”，“而任器、尉佗所率楼船士十余万，其后皆家于越，生长子孙”（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七《人语》）。其中极有可能一部人于此际到了海南。当然，也不排除随同两波将军到海南的将士，然苦于史籍无载，难明确其来。
　　史籍中，有具体明确记载成批汉人入迁海南的，应是陈寿的《三国志》。
　　《三国志·孙权传》记载：黄龙二年，孙权“遣将军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州及亶州。亶州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世相承有数万家，其上人民，時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亶州者。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州数千人还。”
　　夷州即今台湾，而亶州在那？史界众说纷纭，有日本说、琉球群岛说、台湾说、海南说和菲律宾说。
　　稽之史载，当推海南说较为正确。
　　据考证，历史上孙权征夷州（台湾）仅有一次，即黄龙二年之征“夷州”。关于孙权征夷州之事，在《三国志》的《陆逊传》和《全琮传》中也均有记载，唯在这两传中，不是“夷州及亶州”并言，而是“夷州及朱崖”或“珠崖及夷州”并言。在这里，不管其称之异同，但毫无疑问， “亶州”、“朱崖”或“珠崖”都同指一地。
　　我们知道，汉武帝于海南岛所设两郡，乃分别为：“儋耳”和“珠崖”。《三国志》陆逊与全琮两传中所说的“朱崖”或“珠崖”无疑是海南岛的珠崖郡。“亶”与“儋”音近，从音韵学之角度来看，谐音或通假亦无不可，而恰恰孙权传中“亶州”正是来自长老传言，使其之讹误更有有可能。若是，陈寿于《三国志》中分别以“亶州”或“朱崖”与“珠崖”来指称海南是完成可以的。据《三国志》，陆逊与全琮两《传》所载，均主要是追忆当時两人劝阻孙权征夷州之事。值得注意的是，孙权这次远征台湾与海南，“军行经岁”，仅到夷州，而未到亶州，且“土众疾疫，死者十有八九”，深悔当初不听陆逊与全琮之劝，遂于次年将“卫温、诸葛直皆以违诏无功，下狱诛。”尽管如此，孙权仍一直没放弃远规海南岛之心。赤乌五年，他又派“将军聂友、校尉陆凯以兵三万讨珠崖、儋耳”（《三国志·孙权传》），终于达到了目的。 　　既上述“亶州”海南说成立，那么，历史上秦之徐福一行应是到了海南！
　　据《史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求长生不老，遂遣方士徐福率童男童女渡海求药，后来“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平原广泽”在那里？人们不得而知，是陈寿第一个说是“亶州”。其后，在《后汉书》、《括地志》等重要文献中，都沿用了此说。
　　从陈寿所统计的徐福“世相承有数万家，其上人民，時有至会稽货布”之情况来看，与汉代海南“善人”的“三万之数，此皆远近商贾与贩货利有积业者”的形景惊人相符。
　　“善人”，今学者多认为是临高人的先民。
　　其后，再度有成批内地人入迁临高人地区的史籍记载，是在宋代。
　　阮元《广东通志》记载：北宋淳化二年，“调雷、化、高、藤、客、白诸州兵，使辇军粮汛海给琼州”（阮元《广东通志·官绩录》）。
　　历史上人们常将已汉化了的黎族冠为“熟黎”，它们包括了部分来自大陆的移民。而海南岛上被冠为“熟黎”的南迁人中，其有一部分人“其先本南、思、藤、高、梧、化人，多王符二姓，言语犹乃其旧，因从征至此”（阮玉麟《广东通志》卷五十七《岭蛮志·俚户》）。而“报籍在西路临高等界，则乡音与广西思、梧等处相同”（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百四《广东八》）。
　　显然，北宋期间，大批自大陆从征而来的人，占据了临高等琼西北地区，由于其人居住比较集中，遂保留住了其乡音，这种乡音应即是当今的临高话。宣统年《徐闻县志》卷一《舆地》记载：“徐之言语有三：有官语，则中州正音也，士大夫及城市居者能言之；有东语，亦名客语，与漳潮大类，乡落通谈；又有黎语，即琼崖临高之音，惟西乡之言”。又说：“以今考之，黎语，即土音也，土音所习，一邑皆然，未尝有分畛域，尔来文明进化，士大夫俊娴正音者不乏人”。很清楚地记载了历史上临高话于雷州半岛的分布及其式微。
　　可以这么说：宋代，临高人的主体族群自两广入迁琼西北。其后，它们又与原来的居住民及后来的南迁人不断融合，遂形成了当今的临高人！
　　正是这批临高人及其先民，不仅开发了琼西北，还促进了海南历史发展与文化进步。它所形成的鲜明的海南地域文化，特别是语言、民俗、民间艺术、歌舞和饮食文化，特别地凸显了海南的历史文明和区域文化。置之于海南的历史进程和整个海南民族文化做比较，它不仅在族群和语言上占有相当比例，在文化与艺术等许多方面也皆有相当的地位，尤是在历史文化方面，更有贡献。举个简单的例子：在明代海南四大才子中，临高有其二，王佐为临高人，张岳崧亦出自临高。
　　这里我们拟用一句话来概括临高人文化在海南历史中的地位，这就是：海南三分明夜月，二分无赖是临高！（本文作者单位为国家文物进出境审核海南管理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