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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的5日和25日是宁波市象山县墩岙村“村民说事”的日子，这天，村里要讨论“喜事堂”该如何利用，小小的村会议室就挤进了30多位村民。但在以前，许多村民对村里的事情并不关心。近几年，当地推行“村民说事”制度，把“村民想要的”和“村里想做的”结合起来，让村民和村干部面对面讨论问题、商量办法。
现在，“村民说事”制度已在象山县490个村推广，逐渐形成了“有事敞开说，有事要商议，有事马上办，好坏大家评”的“说、议、办、评”制度。
自治为基，法治为本。新的乡村治理体系的建设，让墩岙村焕然一新。类似的变化还发生在数以千计的中国乡村，农业农村部6月5日公布了北京市顺义区“村规民约推进协同治理”、天津市宝坻区“深化基层民主协商制度”、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红白喜事规范管理”等20个乡村治理典型案例，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治理改革实践所蕴含的基本经验，为新时代推进乡村治理改革创新提供有益借鉴。
“基层治、天下安”，农村改革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改革开放始于农村改革，乡村治理改革是农村改革的关键领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乡村治理是其中重要一环。乡村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常住人口占比仍然很高，还在于2.8亿农民工以及城市户籍人口与乡村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在于直接和间接的人口比重，还在于乡村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及其对全社会稳定的压舱石作用。
曾经，天价彩礼、人情比附、婚丧事大操大办等不良风气长期困扰着很多乡村的百姓，这些长期形成的“习俗”，在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被破解了，这里的“红白喜事规范管理”案例，被作为首批全国20个乡村治理典型案例推广。其实，在广大乡村，治理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很多，不仅是具体问题层面，乡村治理制度自身面临挑战。随着社会的发展，乡村正在发生改变，转型与治理困境正困扰着乡村社会。
首先表现在乡村的主体正在发生新的变化：部分村精英流失，部分村外来人口增加、甚至比例“倒挂”，农民找不到村干部，农村社会人口结构正发生着巨大调整。
乡村治理的对象也发生了新的改变：村务的内涵与外延从过去“要粮、要钱、要命”，转变为土地和农房如何流转、村庄环境如何治理、集体资产以及补贴如何分配等新问题。
由此带来新的治理困境，基层干部在工作中发现，“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硬办法不能用、软办法不顶用”，并由此引发诸多矛盾。在许多村民眼中，“中央领导是圣人、省里领导是好人、市里领导是忙人、县里领导是坏人、镇里领导是敌人、村里领导是仇人”。
乡村治理为何会出现这些变化？是什么影响着乡村治理？
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正发生历史性变化。改革开放初期，土地所有权跟土地承包经营权分离，把农民从集体统一劳动、统一分配的体制中解放出来，农民获得了自由劳动的时间。如今的“三权分置”则是把农民从“家家包地、户户种田”的情况下解放出来，让农民可以自由支配劳动时间，为农民市民化提供了制度基础。
农民与国家的关系也发生着历史性变化。在农业产业政策方面，实现了从“索取”到“给予”的根本性轉变：农民曾长期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为国家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2004年以后国家实行了粮食最低收购价等价格支持政策；农民曾长期为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缴纳农业税，2004年起实行种粮农民直接补贴等多种补贴政策。另外，党的十六大以后，根据统筹城乡发展的新理念，我国不断地推出了新农合制度、农村义务教育制度、农村低保制度、新农保制度等。这些制度的实施，让农民跟国家的关系发生变化，实质上是把农业从工业化原始积累者的角色中解放出来，把农民从非国民待遇的地位中解放出来。
农民与村社共同体的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我国早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户成为独立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在农村经济社会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大提高，村组集体虽然还要不同程度地承担集体公益事业，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已不适应时代的需要。所以从1980年代初期我国就开始改革，到1983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废除人民公社，成立乡一级人民政府。这一改革的核心是实行“乡政村治”的治理新体制。这个体制在过去30多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未来，这个体制还将发挥巨大作用。
2019年3月8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河南代表团审议。河南是农业大省，也是人口大省。在这里，习近平集中谈了乡村振兴，特别关注到这6件事。在河南代表团，习近平还从三个方面谈了如何夯实“乡村治理这个根基”。
谈农村基层党组织，习近平指出，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作用，选好配强农村党组织书记，整顿软弱涣散村党组织，深化村民自治实践，加强村级权力有效监督”。
谈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他强调，要“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制度，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完善农村留守儿童、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
谈乡风文明，他要求“推进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初夏的港城宁波，四明大地山林青翠、碧水如练。一个个兼具传统韵味与现代美感的村落，或散落于青山绿水间，或密布于繁华市镇旁，阡陌交通，井然有序，一派文明、富裕、祥和的乡村人居新气象。在这片有着数千年农耕史的古老土地上，一次次由乡村发轫的改革探索，正在改变着乡村的样貌和村民的精神面貌。
在湖南醴陵，“移风易俗我先行，党群齐心创文明”的“换碗”仪式在金刚镇星星村已经启动。星星村办酒“大碗换小碗，节俭办酒宴”的移风易俗措施，得到了全村一致好评。这是金刚镇党委以党建推动文明乡风建设生动故事。
文明实践活动一一展开，倡导文明生活方式；乡贤事迹人人传诵，提升农村文明程度；移风易俗逐步推进，提倡健康的生活态度；文艺演出时时上演，丰富百姓的精神食粮……“文明乡风拂面，美丽乡村入画”成为江苏常州乡村的新常态。
…… ……
文化是乡村的灵魂，文化兴，乡村兴。2018年3月8日，习近平在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和公共文化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深入挖掘优秀传统农耕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培育挖掘乡土文化人才，弘扬主旋律和社会正气，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改善农民精神风貌，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
培育文明乡风。“风俗，天下之大事也”。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重要标志。乡风是维系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重要纽带，农耕文明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是乡风文明的根和魂。农耕文明孕育了内敛式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农政思想、乡村管理制度等，与现代提倡的和谐、环保、低碳等理念十分契合。乡村文化建设要重视培育乡风文明，引导农民在思想观念、道德规范、知识水平、素质修养、行为操守等方面继承和弘扬农耕文化的优良传统，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农村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转化为农民的情感认识和行为习惯，吸收城市文化乃至其他民族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形成积极、健康、向上的社会风气和精神风貌。要重视培育乡土文化人才。乡贤文化曾是我国乡村文化发展的主要方式。新时代，要更加注重引导和培养乡贤，把德高望重的老人、心系故土的有识之士、道德模范、乡村教师、经济能人等有助于乡村治理的人，纳入到乡贤群体中来，使其成为社会稳定的维护者和乡村文化的弘扬者。
培育良好家风。“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讓，一国兴让。”家风是社会文明的根基，家风相汇成民风，民风相融成国风，家风好则世风正。家风是家族成员长期恪守家训、坚守家规，通过家教而形成的具有鲜明家族特征的家庭文化，是一个家族最宝贵的财产，是每个家族成员自豪感的源泉。家风是融化在我们血液里的气质，是沉淀在我们骨髓中的品格，是我们立身做人的风范和格调。好家风是好家庭的血脉，好家风成就好家庭，好家庭培育好子女，好子女建设好社会。家风纯正，雨润万物；家风一破，污秽尽来。从家出发改变社会，源清流洁，强基固本。习近平指出：“广大家庭都要弘扬优良家风，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中华民族历来重视门楣家风的教育和传承，讲求耕读为本，忠孝传家。周公旦的《诫伯禽书》、诸葛亮的《诫子书》、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包拯的《包拯家训》等代代相传，成为引领中国社会向善向上的标杆。新时代，我们要更加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让新农村呈现新家风。
培育淳朴民风。“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民风指的是民间教化和习俗，即社会风气。其核心是民间风尚，即民间共同体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如提倡道德自觉、理性、友爱等。民风建设是中国古代政治和社会治理的优良传统，对数千年中国社会政治的有秩序运转发挥了独特作用。《管子·八观》说：“入州里，观习俗，听民之所以化其上，而治乱之国可知也。”指的是通过观察地方风化，可以预测一个国家的兴衰治乱的趋势。可见，民风是社会兴衰的风向标。习近平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特别要注重提升农民精神风貌。”厚植淳朴民风，要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按照有标准、有网络、有内容、有人才的要求，健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支持农村地区优秀戏曲曲艺、民间文化等传承与发展。深入开展文化惠民活动，提供更多更好的农村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持续推进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遏制大操大办、厚葬薄养、人情攀比等陈规陋习。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加强道德意识，培育勤勉、诚朴的生活态度，为建立优良民风厚植底蕴。
积极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是美丽乡村的精神内核，是乡村精神文明的基石，这三风不纯，再美的山水也缺乏灵气。
现在，“村民说事”制度已在象山县490个村推广，逐渐形成了“有事敞开说，有事要商议，有事马上办，好坏大家评”的“说、议、办、评”制度。
自治为基，法治为本。新的乡村治理体系的建设，让墩岙村焕然一新。类似的变化还发生在数以千计的中国乡村，农业农村部6月5日公布了北京市顺义区“村规民约推进协同治理”、天津市宝坻区“深化基层民主协商制度”、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红白喜事规范管理”等20个乡村治理典型案例，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治理改革实践所蕴含的基本经验，为新时代推进乡村治理改革创新提供有益借鉴。
“基层治、天下安”，农村改革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改革开放始于农村改革，乡村治理改革是农村改革的关键领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乡村治理是其中重要一环。乡村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常住人口占比仍然很高，还在于2.8亿农民工以及城市户籍人口与乡村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在于直接和间接的人口比重，还在于乡村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及其对全社会稳定的压舱石作用。
三大变化影响乡村治理
曾经，天价彩礼、人情比附、婚丧事大操大办等不良风气长期困扰着很多乡村的百姓，这些长期形成的“习俗”，在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被破解了，这里的“红白喜事规范管理”案例，被作为首批全国20个乡村治理典型案例推广。其实，在广大乡村，治理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很多，不仅是具体问题层面，乡村治理制度自身面临挑战。随着社会的发展，乡村正在发生改变，转型与治理困境正困扰着乡村社会。
首先表现在乡村的主体正在发生新的变化：部分村精英流失，部分村外来人口增加、甚至比例“倒挂”，农民找不到村干部，农村社会人口结构正发生着巨大调整。
乡村治理的对象也发生了新的改变：村务的内涵与外延从过去“要粮、要钱、要命”，转变为土地和农房如何流转、村庄环境如何治理、集体资产以及补贴如何分配等新问题。
由此带来新的治理困境，基层干部在工作中发现，“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硬办法不能用、软办法不顶用”，并由此引发诸多矛盾。在许多村民眼中，“中央领导是圣人、省里领导是好人、市里领导是忙人、县里领导是坏人、镇里领导是敌人、村里领导是仇人”。
乡村治理为何会出现这些变化？是什么影响着乡村治理？
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正发生历史性变化。改革开放初期，土地所有权跟土地承包经营权分离，把农民从集体统一劳动、统一分配的体制中解放出来，农民获得了自由劳动的时间。如今的“三权分置”则是把农民从“家家包地、户户种田”的情况下解放出来，让农民可以自由支配劳动时间，为农民市民化提供了制度基础。
农民与国家的关系也发生着历史性变化。在农业产业政策方面，实现了从“索取”到“给予”的根本性轉变：农民曾长期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为国家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2004年以后国家实行了粮食最低收购价等价格支持政策；农民曾长期为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缴纳农业税，2004年起实行种粮农民直接补贴等多种补贴政策。另外，党的十六大以后，根据统筹城乡发展的新理念，我国不断地推出了新农合制度、农村义务教育制度、农村低保制度、新农保制度等。这些制度的实施，让农民跟国家的关系发生变化，实质上是把农业从工业化原始积累者的角色中解放出来，把农民从非国民待遇的地位中解放出来。
农民与村社共同体的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我国早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户成为独立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在农村经济社会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大提高，村组集体虽然还要不同程度地承担集体公益事业，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已不适应时代的需要。所以从1980年代初期我国就开始改革，到1983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废除人民公社，成立乡一级人民政府。这一改革的核心是实行“乡政村治”的治理新体制。这个体制在过去30多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未来，这个体制还将发挥巨大作用。
2019年3月8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河南代表团审议。河南是农业大省，也是人口大省。在这里，习近平集中谈了乡村振兴，特别关注到这6件事。在河南代表团，习近平还从三个方面谈了如何夯实“乡村治理这个根基”。
谈农村基层党组织，习近平指出，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作用，选好配强农村党组织书记，整顿软弱涣散村党组织，深化村民自治实践，加强村级权力有效监督”。
谈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他强调，要“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制度，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完善农村留守儿童、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
谈乡风文明，他要求“推进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三风”培育助推乡村治理
初夏的港城宁波，四明大地山林青翠、碧水如练。一个个兼具传统韵味与现代美感的村落，或散落于青山绿水间，或密布于繁华市镇旁，阡陌交通，井然有序，一派文明、富裕、祥和的乡村人居新气象。在这片有着数千年农耕史的古老土地上，一次次由乡村发轫的改革探索，正在改变着乡村的样貌和村民的精神面貌。
在湖南醴陵，“移风易俗我先行，党群齐心创文明”的“换碗”仪式在金刚镇星星村已经启动。星星村办酒“大碗换小碗，节俭办酒宴”的移风易俗措施，得到了全村一致好评。这是金刚镇党委以党建推动文明乡风建设生动故事。
文明实践活动一一展开，倡导文明生活方式；乡贤事迹人人传诵，提升农村文明程度；移风易俗逐步推进，提倡健康的生活态度；文艺演出时时上演，丰富百姓的精神食粮……“文明乡风拂面，美丽乡村入画”成为江苏常州乡村的新常态。
…… ……
文化是乡村的灵魂，文化兴，乡村兴。2018年3月8日，习近平在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和公共文化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深入挖掘优秀传统农耕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培育挖掘乡土文化人才，弘扬主旋律和社会正气，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改善农民精神风貌，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
培育文明乡风。“风俗，天下之大事也”。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重要标志。乡风是维系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重要纽带，农耕文明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是乡风文明的根和魂。农耕文明孕育了内敛式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农政思想、乡村管理制度等，与现代提倡的和谐、环保、低碳等理念十分契合。乡村文化建设要重视培育乡风文明，引导农民在思想观念、道德规范、知识水平、素质修养、行为操守等方面继承和弘扬农耕文化的优良传统，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农村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转化为农民的情感认识和行为习惯，吸收城市文化乃至其他民族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形成积极、健康、向上的社会风气和精神风貌。要重视培育乡土文化人才。乡贤文化曾是我国乡村文化发展的主要方式。新时代，要更加注重引导和培养乡贤，把德高望重的老人、心系故土的有识之士、道德模范、乡村教师、经济能人等有助于乡村治理的人，纳入到乡贤群体中来，使其成为社会稳定的维护者和乡村文化的弘扬者。
培育良好家风。“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讓，一国兴让。”家风是社会文明的根基，家风相汇成民风，民风相融成国风，家风好则世风正。家风是家族成员长期恪守家训、坚守家规，通过家教而形成的具有鲜明家族特征的家庭文化，是一个家族最宝贵的财产，是每个家族成员自豪感的源泉。家风是融化在我们血液里的气质，是沉淀在我们骨髓中的品格，是我们立身做人的风范和格调。好家风是好家庭的血脉，好家风成就好家庭，好家庭培育好子女，好子女建设好社会。家风纯正，雨润万物；家风一破，污秽尽来。从家出发改变社会，源清流洁，强基固本。习近平指出：“广大家庭都要弘扬优良家风，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中华民族历来重视门楣家风的教育和传承，讲求耕读为本，忠孝传家。周公旦的《诫伯禽书》、诸葛亮的《诫子书》、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包拯的《包拯家训》等代代相传，成为引领中国社会向善向上的标杆。新时代，我们要更加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让新农村呈现新家风。
培育淳朴民风。“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民风指的是民间教化和习俗，即社会风气。其核心是民间风尚，即民间共同体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如提倡道德自觉、理性、友爱等。民风建设是中国古代政治和社会治理的优良传统，对数千年中国社会政治的有秩序运转发挥了独特作用。《管子·八观》说：“入州里，观习俗，听民之所以化其上，而治乱之国可知也。”指的是通过观察地方风化，可以预测一个国家的兴衰治乱的趋势。可见，民风是社会兴衰的风向标。习近平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特别要注重提升农民精神风貌。”厚植淳朴民风，要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按照有标准、有网络、有内容、有人才的要求，健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支持农村地区优秀戏曲曲艺、民间文化等传承与发展。深入开展文化惠民活动，提供更多更好的农村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持续推进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遏制大操大办、厚葬薄养、人情攀比等陈规陋习。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加强道德意识，培育勤勉、诚朴的生活态度，为建立优良民风厚植底蕴。
积极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是美丽乡村的精神内核，是乡村精神文明的基石，这三风不纯，再美的山水也缺乏灵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