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文先生从批判西方中心论的角度，深刻反思此前美国学界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近代中国历史——时的三种基本取向，即“冲击-回应”模式“传统-近代”模式、帝国主义模式。柯文认为这三种模式虽侧重点有异，但本质上同属“西方中心模式”，都倾向认为近代中国所可能经历的一切有历史意义的变化，只能是西方式的变化，而且只有在西方冲击下才能引起。他认为这些模式阻碍了从中国内部探索近代中国变化的可能，将中国近代史研究引向僵化。与此相比，柯文在反思和批判“西方中心模式”的基础上，明确提出把中国历史的中心放在中国，走向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史研究。
　　“模式”本身是一定时代精神和思想观念的模式化，体现了一定时代观察历史的立足点。它可以帮助史学家发现一些历史，同时也限制史家进一步发现另外一些历史。柯文先生正是因应了时代的变迁，深刻反思同属“西方中心模式”的三种中国研究模式，总结提出和推动中国中心观在美国兴起，从理论上将美国的中国研究提升到了另外一个层次。较比前三种模式，中国中心观指引之下美国的中国研究强调四大取向：尽量采取中国而非西方的标准来研究中国；把中国横向分为区域来研究区域与地方的歷史；将中国纵向分为不同阶层，推动相对下层历史的研究；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努力将之与历史分析相结合。
　　中国中心观的核心特色在于从中国自身的观点来理解中国，重视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与中国人对历史的看法，避免源自于西方的历史的预设与期待。当然，一旦学术观念被模式化，强调其广泛的解释力与适用度，就难免出现某种力不从心的紧张。作为一种反对“西方中心模式”的中国研究模式，中国中心观事实上也存在其问题。
　　柯文先生在该书2010年版序言中就承认，他在坚持中国中心观在“许多中国史研究议题上仍是适切而可行”的同时，也承认“在某些议题上则未必如此明显”。与中国史相关的一些问题可能更适合从其他角度去探讨，如柯文先生自己指出的中国境内非汉族历史族群的行动与思想的研究，海外中国移民的研究等等。事实上，这涉及中国中心观的核心问题，它侧重强调相对西方的中国的统一性，却相对低估了中国自身的复杂性。
　　柯文先生的中国中心观不仅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同时在更大程度上影响了近30年来中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原因虽然众多，但并不复杂——它契合了中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路径需要。柯文先生反思和批判的三种“西方中心模式”的研究取向，本质上都或多或少客观地存在于中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之中，只是没有西方，尤其是美国那么明显罢了。
　　数十年以来，中国学界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模式，一直纠缠在唯物史观和近代化史观之间，当然这两者有抵触更有一致之处。虽然，中国学界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始终强调“中国”，但近代中国之所以近代，也主要是受到西方的影响所致。这无疑与柯文先生所反思和批判的西方中国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模式”有相似之处。正因此，柯文先生此书真正起到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作用，深刻介入到二三十年以来中国史学的变革之中。同时，这也是“在中国发现历史”一语流行不衰的根源所在。
　　当然，对于中国史学研究而言，柯文先生的“中国中心观”不是终结，而应该是桥梁。中国社会进入近代以来，西方或者说西方化始终是一种绕不开的存在，这是一切围绕“西方中心模式”展开论述的根本所在。30多年前柯文先生此书出版，是西方自我反思思潮在史学理论上的反映。30多年以来，日渐延伸的近代中国已然不同往昔，更加呈现出中国自身的特点。在历史和现实的对话中，“西方中心模式”理论意义逐渐消退，中国学界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也逐步回归中国本文。柯文先生“中国中心观”的现实意义在于，如今的中外学人可以进而跳出各种理论“模式”，更为从容地将历史还诸历史，进而从中发现一个更为丰富的近代中国，这个中国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作者为历史学博士、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