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志勤（1935年9月—）。1951年起从事摄影工作，起初在照相馆做学徒。1955—1958年在上海市工人文化宫、《解放日报》新闻摄影培训班学习。1958年调至上海市经委技术局技术情报处主办的《工业技术情报》任摄影记者。其间，拍摄了几乎所有的当时上海生产的第一代新技术、新工艺产品，并在全国报纸杂志上发表了数千幅照片。其中“苏联原子能同位素展览图片”发往全国各地科技单位传阅。当时，他是上海第一个放大型黑白照片的摄影师。1995年由市委组织部综合干部处选派办，借调去拍摄上海援藏、援疆、援滇干部的工作和生活，并进行摄影创作。1997年在上海展览中心举办“施志勤个人摄影作品展”，并出版《施志勤摄影作品集》，2001年举办“眼底世界镜中艺术——施志勤50年摄影作品展”，同时出版摄影作品集。
　　许多照片都是我第一个到现场拍的
　　解放前，我就在私人照相馆做学徒。上海解放后，我在康明照相馆做技师，专门拍人像，暗房冲洗等都做得很好，深受老板喜欢。公私合营后，我先到榆林区，也就是现在的杨浦区工人俱乐部，专职搞摄影。当时喜欢摄影的人非常多，俱乐部就为广大摄影爱好者办培训班，我担任老师。这期间，拍了大量歌颂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各类新人新事的宣传照片。随后，组织上派我到《解放日报》，跟随俞创硕老师学习新闻拍摄。1957年，组织上把我借调到上海市工人文化宫摄影组，为文化宫拍了大量各种题材的照片。1958年10月，我被调到上海市经委技术局技术情报处，任专职摄影师。因为这个岗位的特殊性，会涉及某些保密原则，所以有关工业方面的新工艺、新设计、新创造、新产品需要发布，都是我到现场首拍的。如“苏联原子能同位素”的照片，我拍后印成宣传图片，发往全国各地科技单位。所以，一般要等我所在的技术情报处主办的《工业技术情报》杂志出版后，各大新闻报纸如《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新闻日报》《劳动报》等都来要照片，随后各大报刊都会陆续发表。
　　我当年拍过30万吨水压机，拍过江南造船厂第一艘万吨轮船下水，拍过第一辆上海牌小汽车，上海第一块手表出厂……
　　记得1955年上海牌手表试制成功后，技术情报处领导派我去拍。我拿了罗来双镜头方镜箱照相机，一早直奔位于杨浦区的上海手表厂。到了厂领导办公室，说明来意后，领导陪我来到成品车间，只见好几排长桌上，女工们静静地在工作。桌上的台灯把女工的脸盘映得非常柔和。我脑子里很快设想好构图，为了画面集中，我把一些装配好的手表摆放到镜头正前方，配上女工们专心致志的神态，一连拍了好几张。回去冲洗放大后，发表在《工业技术情报》杂志上。随后，各大报纸都来要照片。本来上海牌手表就一表难求，据说照片发表后，更加成了紧俏货。投产当年，上海手表厂共生产上海牌手表1.36万只。试销第一天，100只手表一开门就被抢购一空。買不到的顾客只能办理登记预售，一个上午办理登记的就超过1000人。试销单位上海第三百货商店像办喜事一样，我在现场也兴奋得连连抓拍。当天的《新民晚报》“上午新闻”报道：第三百货今晨顾客盈门争买首批“上海”牌手表。在计划经济年代，圆头白面的上海牌手表始终是紧俏商品。虽然一百多元的售价相当于普通职工3个多月的收入，但一度还是供不应求，需要凭票证才能购买。
　　永安公司历来是上海人购物的高档场所。1958年，永安公司是上海商业战线的一个标兵，我接到了去拍绸缎部照片的任务。初秋的一个早上，九十点钟，我来到南京路永安公司，只见商店里顾客盈门，特别是在绸缎柜台，姑娘们都把漂亮的花布披在身上，喜滋滋地左顾右盼。永安公司领导特意选了两位女营业员配合我拍摄。我观察了一阵，虽然是在室内，但光线很好，人们的神态也很自然。我抓拍了多幅生动的照片，照片发表后，绸缎部生意更加火爆。
　　上世纪80年代，上海进行纺织工业大调整，许多棉纺织厂要关停并转了。我和工业打了一辈子交道，对纺织厂很有感情，于是就拿起照相机来到上海三十三棉纺织厂，花了两天时间，从清花间、粗纱间、筒子间、浆绵间、细纱间、织布间、成品间到整理间，每道工序我都拍了个遍。虽然没有领导指示我去拍，但我觉得能为曾经辉煌的上海纺织行业留下一些影像资料，是很值得的。时过几十年，现在再来看看这些照片，就显得特别珍贵了，因为再也不可能有了。
　　随上海援藏干部进西藏
　　自1951年从事摄影工作以来，我已有半个多世纪的摄影经历，但最令我激情澎湃和梦魂牵绕的，是神奇的西藏。1995年，我参加了上海摄影家协会组织的一次采风创作活动，一路直奔世界屋脊西藏。同行的有七人。路上可谓艰辛，我们从上海出发乘火车到青海西宁，再从西宁搭火车到格尔木，从格尔木到拉萨后，就只好坐长途汽车。我们日夜兼程足足颠簸了36个小时，才到目的地。高原明珠拉萨的深秋，碧空万里，云绕群山，寺庙林立，色彩斑斓，大自然的美景，令我们感叹不已，顾不上途中劳累，也顾不上高原缺氧的反应，每个人都迫不及待掏出相机投入摄影创作。从此，西藏在我的镜头里定格。
　　1995年5月17日，我随第一批援藏干部约50人从上海虹桥机场登机。1995年5月20日，在西藏拉萨贡嘎机场，援藏干部受到藏族群众载歌载舞的隆重欢迎。时逢西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的大庆喜日，拉萨城内处处张灯结彩，藏族同胞个个穿着节日盛装，整个山城沉浸在喜气洋洋的氛围之中。
　　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要拍摄30年大庆活动，便与自治区文联联系。文联的同志告诉我们，办理采访证的时间已经来不及了，让我们直接找展览馆联系。展览馆的同志说，你们应该提前发个电报。此刻，我灵机一动，拿出了一张前几年在上海与吴邦国同志的合影照片，展览馆的同志看到这张照片，因吴邦国同志正是来参加大庆活动的最高领导，立即从原定给其他同志的采访证中，给了我一张采访证。这样，我们才得到了拍摄西藏大庆活动的机会。
　　到了大会现场，中央代表团团长吴邦国和藏族同胞一一握手，我紧随其后拍下所有握手的镜头。吴邦国看见我，亲切地问：老施，你来几天了？感觉怎么样？高原缺氧的环境还适应吗？我说：吴书记，您好！我很好，没问题。接着上海市代表团团长夏克强副市长来了。夏克强指示我们，借此机会应多拍点上海第一批援藏干部的工作、生活照片，要多宣传西藏。回上海后，我就做了一套援藏干部的摄影集。 　　在西藏，我和援藏干部同吃同住，目睹了他们的辛劳、敬业以及刚到西藏时的不适应。
　　徐麟是第一批援藏的领队。有一次，我在医院里拍摄上海医生带教藏族医生时，听说他病了正在输液，就跑去看望。还没说上几句，就有人跑来说正在建造的上海宾馆发生了事情，只见徐麟立马拔掉针头，赶赴工地，现场办公。当时西藏的医疗条件还非常落后，因为水质不好，盐水打进身体人会发抖。有一次拉萨地委书记平措在会上说：是否能请上海来的同志想想办法，帮助改进。后来，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的全国62个重点援藏项目之一——日喀则市自来水工程，就由上海市政府援建，上海市公用事业局承建。1994年9月18日开工，1995年8月24日向城市正式供水。建有日供水2万吨水厂一座，输水管网19公里，配水管10公里，可满足15万人的用水问题。从此，日喀则市生活、生产用水难的历史彻底结束。水塔建成后，水质明显净化，西藏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实惠和改善。
　　这一年，我们除了采访拍摄30周年大庆的照片外，特地赶到援藏干部工作的日喀则地区，拍了许多生动的资料。这些资料照片，在上海市援藏干部办公室的支持下，于当年10月在上海展览中心举办了一个题为“情系浦江，志在西藏”的摄影展览。摄影展开幕时，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夏克强和日喀则地委书记平措亲自前来剪彩。我有26幅照片參展，其中《吴邦国与藏民同胞亲切握手》摄影作品获一等奖。
　　在拉萨的日子，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一定要把布达拉宫的雄姿介绍给上海人民，介绍给没有到过西藏的每一个人。经过与管理方沟通磋商，我们获准进山拍摄。大家起早贪黑，先后五次来到前山拍摄日出与日落的布达拉宫，直到拍摄满意为止。
　　此后，根据市委有关部门的安排，我于1996年第二次进藏，任务是随上海市慰问团赴藏慰问第一批援藏干部，带队的是林湘。当时农工商出租公司总经理陈忠信，也随团去慰问援藏干部。在去西藏的路上，陈忠信对我说：“你已经去过西藏了，有经验，我就和你一个房间吧。”没想到他一到日喀则就出现严重的高原反应，排不出小便，有天夜里甚至昏迷了。一连几天，我常常把昏昏沉沉的他背到厕所。但是，天一亮，陈忠信坚持要去现场看望援藏干部，我就陪着他到了珠穆朗玛峰脚下的荣布寺。在那里坚持工作了三四天，回到日喀则陈忠信才住进了医院。
　　那年，夏克强在代表团去看望慰问援藏干部时，发现西藏缺少蔬菜，吃饭时，看见他们在吃白菜残帮，夏克强心疼地落下了眼泪。代表团每个人都主动捐了500元给援藏干部。我拍完照后，也拿出500元捐献。
　　为每位上海援外干部留影
　　我几乎为每位援藏干部留下了工作照片。如上海援藏干部领队、日喀则地委副书记徐麟在敬老院和老人们话家常;日喀则地区人民医院援藏干部张予敏为青年医生解读X光片;日喀则地委援藏干部宣建军与扎布伦寺奶牛场的小喇嘛们一起检验鲜奶质量;日喀则地区食品加工厂援藏干部孙明根开发出数十种深受群众喜欢的“上海糕点”;拉孜县援藏干部陆振海带出了一支高原足球队;亚东县援藏干部俞凯丰为贫苦牧民捐款;定日县援藏干部庄华与藏族干部群众共度佳节;江孜县援藏干部施汉荣与藏族能工巧匠研究民族手工业的发展道路……
　　在西藏，每到一处，就有人向援藏干部献哈达。我至今保留着许多条。
　　1997年、1998年两年里，我又先后三次进入西藏，都是去拍摄上海对口支援西藏的许多建设项目的进展情况，有医院、水厂、化工厂、太阳能、上海大厦等。其间，我与协助工作的援藏干部一起，在阿里山区采风拍摄后，又从日喀则出发，到达江孜、亚东、拉孜、定日、仲巴、普兰、扎达、狮泉河等许多山区村落，拍摄上海援建西藏工程中的援藏干部。
　　记得一次从日喀则到阿里地区，一路上车子抛锚了11次，每次换轮胎都要人工打气1000多次，我也帮驾驶员打了100多次。有时大雨，我还主动下去帮忙撑伞。一路上，大家经常只能吃方便面、饼干和水果。有时候向牧民买点水，但看看实在太脏，又不敢喝。在阿里地区，我随援藏干部走了20多天。有时经过的路线中有河，碰到河中有车搁浅，当地驾驶员非常有经验，先用石头试试水深，所以每次我们都有惊无险。
　　最后一次进藏是在2000年7月，我随上海市农工商企业集团进行援建的慰问。六次进藏，我不但增长了许多见识，获得了摄影创作的丰收，而且使自己的心灵得到巨大提升和净化。每到藏民家里，我常常和援藏干部一样，掏出钱默默地递到藏民手里。我还个人资助了两位藏族小学生，帮助他们顺利读到中学毕业……
　　西藏是我摄影生涯中最难忘的一段经历，在那里，我曾经两次见到十世班禅。
　　我在西藏的足迹，在我的两个摄影作品个展和参加援藏干部摄影作品展览上都有体现。上海市援藏工作领导小组出版的《浦江儿女雪域情》和《情系日喀则》两本画册中，也选用了我的许多作品。2001年出版了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题字的《眼底世界 镜中艺术——施志勤50年摄影作品集》。
　　1995年至2010年，我借调到市委组织部综合干部处选派办，整整15年，跟随外派干部到了西藏的大部分地区;还跟随外派干部到过新疆和云南，其中到过新疆8次，云南9次，我的相机镜头记录了上海援外干部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