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商文化边缘地区发现了多个具有地方特色的青铜器群，如晋陕高原铜器群、汉中地区城洋铜器群、三星堆铜器群与宁乡铜器群等。郑州、安阳作为商文化的核心区，与边缘地区青铜文化的关系始终是构建殷商时期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的关键问题之一。边缘地区出土的中原式青铜礼器则是此项研究中的核心内容之一。
铜瓿是流行于商代二里岗上层到殷墟早期的一种酒器或盛水器。2000年宁乡县黄材镇划船塘村沩水河床中出土一件大型铜瓿，出土地点临近炭河里遗址。有学者推测该铜瓿原本是埋藏在遗址中，由河水冲刷至此，是宁乡铜器群的典型器物。出土性质与其他大多数宁乡铜器群器物类似，没有具体的文化层位关系与伴出器物。铜瓿收藏单位在正式报道中将其年代定为与炭河里遗址相当的商末周初[1]。马今洪认为这是一种混合型青铜器，年代可到殷墟早期[2]。向桃初[3]、熊建华[4]依据器形与纹饰特点将其年代定为殷墟二期。鉴于学界对于宁乡大型铜瓿年代的判定差别较大，有必要做进一步探讨。
宁乡大型铜瓿高61～62.5厘米，口径57～58厘米，腹径86～89厘米，圈足高15.5厘米，圈足径55.6厘米，胎厚0.3～1厘米，重61.9千克。铜瓿口微敛，沿斜折，短颈，圆肩近折，腹向下斜收，平底，圈足。颈部饰三周平行凸弦纹，肩部饰四组双体夔龙纹，腹部和圈足均饰四组兽面纹。三条纹饰均为单层阴线浅刻花纹，每组兽面纹中央均有矮而薄的扉楞（见图1）。李济[5]、马承源[6]、朱凤瀚[7]、马今洪[8]、张昌平[9]、孙妙华[10]均对商代铜瓿进行过专门研究，但是学者们对于铜瓿的型式划分有着不同的标准，年代判定自然有所差异。
笔者将商代铜瓿划分为折肩铜瓿与圆肩铜瓿两大类，宁乡大型铜瓿属于圆肩铜瓿，因此本文主要讨论圆肩铜瓿。依据目前的考古发现，郑州商城二里岗期未发现一件圆肩铜瓿，仅在郑州人民公园遗址发现一件属于人民公园一期的圆肩铜瓿[11]。盘龙城遗址四至七期相当于二里岗期，也未见一件圆肩铜瓿[12]。商代二里岗期两个最重要的铜器群均未发现圆肩铜瓿，说明此类器物应晚于二里岗期。那么，殷墟遗址应该是寻找圆肩铜瓿的主要线索。
安阳殷墟作为商晚期都城，是青铜器的创作与生产中心，对地方青铜文化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殷墟出土的圆肩铜瓿可作为商时期圆肩瓿的分期标尺。铜瓿在安阳殷墟遗址出土数量较少，主要集中于殷墟前期，并多见于较高等级墓葬中。
花园庄东地M60出土铜瓿一件[13]，报告中该墓的地层关系为：①→②→H18→M60。其中②层和H18属于殷墟二期偏早阶段，因此花园庄东地M60的年代不晚于殷墟二期早段，表明圆肩铜瓿出现的年代也不应晚于殷墟二期早段。
除了花园庄东地M60，我们另选取小屯YM232[14]、YM388[15]与武官M1[16]三座殷墟出土铜瓿墓葬的青铜器物组合进行对比（见图2）。这三座墓葬分别为邹衡先生殷墟铜器墓分期中第一、第二、第三组的典型墓葬[17]。小屯YM388与YM232出土铜鼎均为“四点配列式”铜鼎，延续了二里岗期铜鼎的风格。YM232鼎年代最早，鼎足仍为空锥状；YM388鼎足内开始保留范土以充实空足，只在接近腹部的足顶留下凹窝，这是较早为封闭腹足所做的努力[18]。花园庄东地M60与武官M1出土铜鼎已发展为“五点配列式”柱状盲芯足铜鼎，年代晚于前两者。其中花园庄东地M60鼎足为截锥形，年代早于武官M1柱状鼎足。由此可见，四座墓葬铜鼎的时代演化序列清晰。与铜鼎类似，斝、觚、爵等大宗铜器的形态演化也很明显，在此不作赘述。与其他铜器不同的是，四座墓葬中出土的四件铜瓿形态相近，并无明显差别。尤其是小屯YM232：R2057瓿与花园庄东地M60：4瓿形制、纹饰近乎一致，并不能判定年代早晚。另外，以往学者提出的圆肩铜瓿演变模式是由折肩斜腹逐渐转化为溜肩鼓腹[19]。然而，小屯YM388：R2062銅瓿圆肩近折，最大直径位于肩部，理应年代更早的YM232：R2057铜瓿却是溜肩鼓腹。以上说明此类器物演化速度较慢，且不能简单依据肩部、腹部特征确定年代早晚关系，以往较细的铜瓿分期有待商榷。
殷墟出土圆肩铜瓿形态的明确变化出现在殷墟二期晚段的妇好墓中，该墓出土有三件带盖圆肩铜瓿[20]。其中两件基本相同，均有“妇好”铭文，另外一件形体较大。但是三件铜瓿形制基本一致，均为带盖铜瓿，肩部饰三个浮雕兽首，通体自上而下设六条扉楞，器盖与器身肩、腹、圈足上的纹饰均为多层花纹的浮雕样式。已经脱离了二里岗到殷墟一期的单层阴线浅刻纹饰，年代明显晚于殷墟一期铜瓿。宁乡铜器群中出土于寨子山的带盖铜瓿与之相似[21]。
通过与殷墟出土铜瓿进行对比，宁乡大型铜瓿的圆肩近折的形态接近于小屯YM388：R2062铜瓿，腹部兽面纹饰与小屯YM232：R2057、花园庄东地M60：4相近，反映出年代上的一致性。因此，我们可以基本判定宁乡大型铜瓿的年代为殷墟一期。
以此类推，殷墟以外商文化边缘地区出土的单层纹饰圆肩铜瓿的生产年代也基本上可判定为殷墟一、二期，不会晚于殷墟二期晚段的妇好墓铜瓿。
殷墟早期集中出土了较多的圆肩铜瓿，而且如汉中地区、晋陕高原与长江中游等商文化边缘地区圆肩铜瓿的出土数量不少于殷墟文化核心区。这种现象是否表明边缘地区的铜瓿是本地生产，并带有本地偏好的一种器物呢？假设边缘地区的铜瓿均输入自殷墟的生产，那么短时间内集中生产会导致周边不同地区出土器物在艺术和技术两个层面上趋于一致，反之则可能产自不同地区。目前来看，包括宁乡大型铜瓿在内的商文化边缘地区出土殷墟早期铜瓿在形制与纹饰主题上均很难与殷墟铜瓿明确区分。而器物尺寸的变化会受到生产专业化程度的影响，同一作坊内集中生产的同种器物在尺寸上往往趋于一致。殷墟作为青铜器生产中心仅发现了苗圃、孝民屯等的少数几个大型铸铜作坊遗址，而且不同的铸铜作坊在使用年代上存在差异[22]。有理由相信，在供应王室消耗的大型铸铜作坊内集中生产的器物在尺寸上具有较高的一致性，例如小屯M5中随葬的两件相同的“妇好”瓿[23]。而不同地区的铸铜作坊生产同一类器物往往会出现相反的结果，因为不同地区的消费偏好、铸造工匠与材料供应均有所不同。 我们将河南地区、燕山南北、晋陕高原、汉中地区、长江中游等地出土可统计铜瓿的器高与口径做成散点图（见图3）。可以发现殷墟、郑州、灵宝一、二期铜瓿的尺寸明显小于商文化核心区之外的铜瓿。商文化核心区铜瓿器高大部分小于20厘米，只有殷墟二期晚段妇好墓出土铜瓿尺寸较大；汉中地区与晋陕高原是殷墟以外出土铜瓿最集中的地区，可统计的出土铜瓿尺寸显示，器高均在20厘米以上。由此，我们推测后两地铜瓿均出产于殷墟以外。宁乡出土的这件铜瓿形体巨大，与其他地区铜瓿的尺寸均相距甚远，推测本地铸造的可能性较大。
陕西清涧辛庄[24]、西安老牛坡[25]、河北临城补要村[26]等遗址发现的铸铜遗存表明地方青铜器生产系统存在的可能性很大。湖南虽然没有暂时没有发现陶范等铸铜遗物，但是在岳阳樟树潭遗址出土了属于二里岗上层的3件炉渣，也极有可能独立生产青铜器。
殷墟前期陶器等日用品所反映的商人活动范围大大收缩，但是商文化风格的地方铜器群大规模兴起代表了商朝上层礼仪文化对周边地区的输出。包括宁乡大型铜瓿在内的商代圆肩铜瓿即是商王朝利用文化控制周边地区的产物。在文化殖民的背景下，地方政权独立铸造青铜器，虽然创造出具有本地风格的器型与纹饰，却始终紧跟商王朝青铜器发展步伐，深深地铭刻着中原文化的烙印。
注释：
[1]张筱林等.湖南宁乡出土商代大型铜瓿[J].文物，2013（3）.
[2][19]马今洪.略论湖南出土的青铜瓿[A].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5辑[M].长沙：岳麓书社，2008.70-73.
[3]向桃初.湘江流域商周青铜文化研究[M].北京：线装书局，2008.281.
[4]熊建华.湖南商周青铜器研究[M].长沙：岳麓书社，2013.108-110.
[5]李济.殷墟出土五十三件青铜容器之研究：殷墟发掘出土五十三件青铜容器的形制和文饰之简述及概论[A].殷墟青铜器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365-434.
[6]马承源.中国青铜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239-241.
[7]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218.
[8]马今洪.试论青铜瓿[J].上海博物馆集刊，2000（00）：98-119.
[9]张昌平.商代铜瓿概论[J].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99-114.
[10] 孙妙华.青铜瓿的整理与研究[C].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11]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彩版四四.
[12]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盤龙城[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233-250.
[14][15]李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上篇）[J].中国考古学报，1948（3）.
[1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武官村北的一座殷墓[J].考古，1979（3）：223-226.
[17]邹衡.试论殷墟文化分期[A].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31-92.
[18]张昌平等.二里冈文化至殷墟文化时期青铜器范型技术的发展[J].考古，2010（8）：79-86.
[20][2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66.
[21]张中一.湖南宁乡沩水流域发现商代文化遗址[J].人民日报，1961-05-13（4）.
[22]岳占伟等.河南安阳市孝民屯商代铸铜遗址2003～2004年的发掘[J].考古， 2007（1）：14-25.
[24]李志强.陕西清涧辛庄遗址考古发现铸铜遗存——青铜器也有“陕北造”[EB/OL].人民网，2015-12-9.
[25]刘士莪.老牛坡[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
[26]王迅，常怀颖，朱博雅等.河北临城县补要村遗址南区发掘简报[J].考古， 2011（3）：16-29.
铜瓿是流行于商代二里岗上层到殷墟早期的一种酒器或盛水器。2000年宁乡县黄材镇划船塘村沩水河床中出土一件大型铜瓿，出土地点临近炭河里遗址。有学者推测该铜瓿原本是埋藏在遗址中，由河水冲刷至此，是宁乡铜器群的典型器物。出土性质与其他大多数宁乡铜器群器物类似，没有具体的文化层位关系与伴出器物。铜瓿收藏单位在正式报道中将其年代定为与炭河里遗址相当的商末周初[1]。马今洪认为这是一种混合型青铜器，年代可到殷墟早期[2]。向桃初[3]、熊建华[4]依据器形与纹饰特点将其年代定为殷墟二期。鉴于学界对于宁乡大型铜瓿年代的判定差别较大，有必要做进一步探讨。
宁乡大型铜瓿高61～62.5厘米，口径57～58厘米，腹径86～89厘米，圈足高15.5厘米，圈足径55.6厘米，胎厚0.3～1厘米，重61.9千克。铜瓿口微敛，沿斜折，短颈，圆肩近折，腹向下斜收，平底，圈足。颈部饰三周平行凸弦纹，肩部饰四组双体夔龙纹，腹部和圈足均饰四组兽面纹。三条纹饰均为单层阴线浅刻花纹，每组兽面纹中央均有矮而薄的扉楞（见图1）。李济[5]、马承源[6]、朱凤瀚[7]、马今洪[8]、张昌平[9]、孙妙华[10]均对商代铜瓿进行过专门研究，但是学者们对于铜瓿的型式划分有着不同的标准，年代判定自然有所差异。
笔者将商代铜瓿划分为折肩铜瓿与圆肩铜瓿两大类，宁乡大型铜瓿属于圆肩铜瓿，因此本文主要讨论圆肩铜瓿。依据目前的考古发现，郑州商城二里岗期未发现一件圆肩铜瓿，仅在郑州人民公园遗址发现一件属于人民公园一期的圆肩铜瓿[11]。盘龙城遗址四至七期相当于二里岗期，也未见一件圆肩铜瓿[12]。商代二里岗期两个最重要的铜器群均未发现圆肩铜瓿，说明此类器物应晚于二里岗期。那么，殷墟遗址应该是寻找圆肩铜瓿的主要线索。
安阳殷墟作为商晚期都城，是青铜器的创作与生产中心，对地方青铜文化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殷墟出土的圆肩铜瓿可作为商时期圆肩瓿的分期标尺。铜瓿在安阳殷墟遗址出土数量较少，主要集中于殷墟前期，并多见于较高等级墓葬中。
花园庄东地M60出土铜瓿一件[13]，报告中该墓的地层关系为：①→②→H18→M60。其中②层和H18属于殷墟二期偏早阶段，因此花园庄东地M60的年代不晚于殷墟二期早段，表明圆肩铜瓿出现的年代也不应晚于殷墟二期早段。
除了花园庄东地M60，我们另选取小屯YM232[14]、YM388[15]与武官M1[16]三座殷墟出土铜瓿墓葬的青铜器物组合进行对比（见图2）。这三座墓葬分别为邹衡先生殷墟铜器墓分期中第一、第二、第三组的典型墓葬[17]。小屯YM388与YM232出土铜鼎均为“四点配列式”铜鼎，延续了二里岗期铜鼎的风格。YM232鼎年代最早，鼎足仍为空锥状；YM388鼎足内开始保留范土以充实空足，只在接近腹部的足顶留下凹窝，这是较早为封闭腹足所做的努力[18]。花园庄东地M60与武官M1出土铜鼎已发展为“五点配列式”柱状盲芯足铜鼎，年代晚于前两者。其中花园庄东地M60鼎足为截锥形，年代早于武官M1柱状鼎足。由此可见，四座墓葬铜鼎的时代演化序列清晰。与铜鼎类似，斝、觚、爵等大宗铜器的形态演化也很明显，在此不作赘述。与其他铜器不同的是，四座墓葬中出土的四件铜瓿形态相近，并无明显差别。尤其是小屯YM232：R2057瓿与花园庄东地M60：4瓿形制、纹饰近乎一致，并不能判定年代早晚。另外，以往学者提出的圆肩铜瓿演变模式是由折肩斜腹逐渐转化为溜肩鼓腹[19]。然而，小屯YM388：R2062銅瓿圆肩近折，最大直径位于肩部，理应年代更早的YM232：R2057铜瓿却是溜肩鼓腹。以上说明此类器物演化速度较慢，且不能简单依据肩部、腹部特征确定年代早晚关系，以往较细的铜瓿分期有待商榷。
殷墟出土圆肩铜瓿形态的明确变化出现在殷墟二期晚段的妇好墓中，该墓出土有三件带盖圆肩铜瓿[20]。其中两件基本相同，均有“妇好”铭文，另外一件形体较大。但是三件铜瓿形制基本一致，均为带盖铜瓿，肩部饰三个浮雕兽首，通体自上而下设六条扉楞，器盖与器身肩、腹、圈足上的纹饰均为多层花纹的浮雕样式。已经脱离了二里岗到殷墟一期的单层阴线浅刻纹饰，年代明显晚于殷墟一期铜瓿。宁乡铜器群中出土于寨子山的带盖铜瓿与之相似[21]。
通过与殷墟出土铜瓿进行对比，宁乡大型铜瓿的圆肩近折的形态接近于小屯YM388：R2062铜瓿，腹部兽面纹饰与小屯YM232：R2057、花园庄东地M60：4相近，反映出年代上的一致性。因此，我们可以基本判定宁乡大型铜瓿的年代为殷墟一期。
以此类推，殷墟以外商文化边缘地区出土的单层纹饰圆肩铜瓿的生产年代也基本上可判定为殷墟一、二期，不会晚于殷墟二期晚段的妇好墓铜瓿。
殷墟早期集中出土了较多的圆肩铜瓿，而且如汉中地区、晋陕高原与长江中游等商文化边缘地区圆肩铜瓿的出土数量不少于殷墟文化核心区。这种现象是否表明边缘地区的铜瓿是本地生产，并带有本地偏好的一种器物呢？假设边缘地区的铜瓿均输入自殷墟的生产，那么短时间内集中生产会导致周边不同地区出土器物在艺术和技术两个层面上趋于一致，反之则可能产自不同地区。目前来看，包括宁乡大型铜瓿在内的商文化边缘地区出土殷墟早期铜瓿在形制与纹饰主题上均很难与殷墟铜瓿明确区分。而器物尺寸的变化会受到生产专业化程度的影响，同一作坊内集中生产的同种器物在尺寸上往往趋于一致。殷墟作为青铜器生产中心仅发现了苗圃、孝民屯等的少数几个大型铸铜作坊遗址，而且不同的铸铜作坊在使用年代上存在差异[22]。有理由相信，在供应王室消耗的大型铸铜作坊内集中生产的器物在尺寸上具有较高的一致性，例如小屯M5中随葬的两件相同的“妇好”瓿[23]。而不同地区的铸铜作坊生产同一类器物往往会出现相反的结果，因为不同地区的消费偏好、铸造工匠与材料供应均有所不同。 我们将河南地区、燕山南北、晋陕高原、汉中地区、长江中游等地出土可统计铜瓿的器高与口径做成散点图（见图3）。可以发现殷墟、郑州、灵宝一、二期铜瓿的尺寸明显小于商文化核心区之外的铜瓿。商文化核心区铜瓿器高大部分小于20厘米，只有殷墟二期晚段妇好墓出土铜瓿尺寸较大；汉中地区与晋陕高原是殷墟以外出土铜瓿最集中的地区，可统计的出土铜瓿尺寸显示，器高均在20厘米以上。由此，我们推测后两地铜瓿均出产于殷墟以外。宁乡出土的这件铜瓿形体巨大，与其他地区铜瓿的尺寸均相距甚远，推测本地铸造的可能性较大。
陕西清涧辛庄[24]、西安老牛坡[25]、河北临城补要村[26]等遗址发现的铸铜遗存表明地方青铜器生产系统存在的可能性很大。湖南虽然没有暂时没有发现陶范等铸铜遗物，但是在岳阳樟树潭遗址出土了属于二里岗上层的3件炉渣，也极有可能独立生产青铜器。
殷墟前期陶器等日用品所反映的商人活动范围大大收缩，但是商文化风格的地方铜器群大规模兴起代表了商朝上层礼仪文化对周边地区的输出。包括宁乡大型铜瓿在内的商代圆肩铜瓿即是商王朝利用文化控制周边地区的产物。在文化殖民的背景下，地方政权独立铸造青铜器，虽然创造出具有本地风格的器型与纹饰，却始终紧跟商王朝青铜器发展步伐，深深地铭刻着中原文化的烙印。
注释：
[1]张筱林等.湖南宁乡出土商代大型铜瓿[J].文物，2013（3）.
[2][19]马今洪.略论湖南出土的青铜瓿[A].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5辑[M].长沙：岳麓书社，2008.70-73.
[3]向桃初.湘江流域商周青铜文化研究[M].北京：线装书局，2008.281.
[4]熊建华.湖南商周青铜器研究[M].长沙：岳麓书社，2013.108-110.
[5]李济.殷墟出土五十三件青铜容器之研究：殷墟发掘出土五十三件青铜容器的形制和文饰之简述及概论[A].殷墟青铜器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365-434.
[6]马承源.中国青铜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239-241.
[7]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218.
[8]马今洪.试论青铜瓿[J].上海博物馆集刊，2000（00）：98-119.
[9]张昌平.商代铜瓿概论[J].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99-114.
[10] 孙妙华.青铜瓿的整理与研究[C].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11]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彩版四四.
[12]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盤龙城[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233-250.
[14][15]李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上篇）[J].中国考古学报，1948（3）.
[1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武官村北的一座殷墓[J].考古，1979（3）：223-226.
[17]邹衡.试论殷墟文化分期[A].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31-92.
[18]张昌平等.二里冈文化至殷墟文化时期青铜器范型技术的发展[J].考古，2010（8）：79-86.
[20][2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66.
[21]张中一.湖南宁乡沩水流域发现商代文化遗址[J].人民日报，1961-05-13（4）.
[22]岳占伟等.河南安阳市孝民屯商代铸铜遗址2003～2004年的发掘[J].考古， 2007（1）：14-25.
[24]李志强.陕西清涧辛庄遗址考古发现铸铜遗存——青铜器也有“陕北造”[EB/OL].人民网，2015-12-9.
[25]刘士莪.老牛坡[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
[26]王迅，常怀颖，朱博雅等.河北临城县补要村遗址南区发掘简报[J].考古， 2011（3）：1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