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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八犬传》的作者曲亭马琴坦言在情节设计上借鉴了畲族的“盘瓠传说”。而由于受到了“朱子学”思想和“劝善惩恶”的写作观的影响，马琴在“人犬婚”的设计上不同于“盘瓠传说”和“犬女婿”传说的“模糊”处理，坚决反对人犬交合。并且为避免伏姬受孕的情节设计和人畜有别思想的矛盾冲突，马琴以 “物类相感”的原理来解释“人犬婚”，从而有效地避开了“雷区”和推动了情节发展，其作为江户文学代表作的时代和文学意义也由此体现。
关键词：人犬婚；盘瓠传说；南总里见八犬传；劝善惩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30-0-02
一、小引
日本江户时代的作家曲亭马琴的《南总里见八犬传》（下略《八犬传》）被誉为日本武士文学集大成之作。为了引出本文研究的论点，在此有必要对《八犬传》的内容大致进行介绍：
本书以足利末期的战国时代为背景，借用安房国的大名里见义实和稗史中的“里见八犬士”来构造框架。故事开端为义实对爱犬“八房”承诺解决敌军首领即可将女儿伏姬许配与它。八犬成功后两人来到富山的洞穴里生活。之后伏姬因“物类相感”而怀胎。其死前闪出一团白气，并与其佩戴的刻有“仁义礼智，忠信孝悌”的八颗念珠相结合而飞去，“八犬士”因此诞生。随后“八犬士”彼此邂逅汇合为里见义实效命，使得里见家日益繁盛。
曲亭马琴所借鉴的“盘瓠传说”来自《五代史》，并在第九回结尾的“援引事实”节取原文。事实上，“盘瓠传说”不止出现于《五代史》中。据考证，该传说最早出自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范晔的《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也有着关于“盘瓠传说”的记载，“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又妻以少女。下令之后，槃瓠遂衔人头造阙下，乃吴将军首也。女闻之，因请行。槃瓠得女，负而走入南山”。[1]
二、《八犬传》和“盘瓠传说”中“人犬婚”的情节对比
记载有“盘瓠传说”的中国古籍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官方编纂或权威性较高如《五代史》、《后汉书》、《风俗演义》；另一类为民间志怪类书籍如《搜神记》、《山海经》。而将两者进行对比后实际上并无太大差别，基本为两个版本。
（一）高辛氏执政时期受到犬戎族的侵扰，其广求人才除掉犬戎族的吴将军。而高辛氏所养的名为“盘瓠”的狗完成了人物，帝女认为因言而有信便随盘瓠作为夫妻一起生活。
（二）高辛氏宫内有老妇人患耳疾，医生为其挑出如茧大小的虫，不久此虫成长为有五彩花纹的犬，后与（一）相似。
古籍中的 “盘瓠传说”侧重于“盘瓠”的起源和大败敌军的功绩。而帝女下嫁 “盘瓠”，一起生活的部分则草草着笔，无明确文字记载表明人犬以交合来繁衍子嗣，而以“经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或“盖经三年，产六男，六女”一笔带过。即使如《五代史》也只点出“生男为狗，女为人”，对繁衍方式没有记载。
虽然援引了中国古代史籍，马琴在创作《八犬传》时进行了适当的改编。而也正是这部分与原有的“盘瓠传说”的差异，值得进一步的分析。
首先在《八犬传》中，“八房”作为里见家里养的爱犬，在安西景连率领大军压境的时候，义实戏称只要夺下景连的首级即将伏姬许配给它。而八房得手后，义实虽想反悔，但被伏姬说服。这一段内容和“盘瓠传说”的内容较为类似。而之后马琴以伏姬年幼时从行脚僧处得到的刻有“仁义礼智，忠信孝悌”的念珠为伏笔，对人犬生活进行补充。这一加工虽合情合理但却“矛盾”。而这正是窥探作者马琴的写作目的和思想的关键：其之所以刻意描写，排除人犬交合的可能性，正是出于“朱子学”的思想影响和其本身“劝善惩恶”，教化妇孺的写作目的。
作者马琴以伏姬的视角点出了两者“名义夫妻”的本质。第十回中伏姬在随八房出发时直截了当地说道，“若是想满足淫欲，我这里有短剑，先杀了你我再自尽……分清人畜的界限”。[2]而以“夫妻”的身份生活几年后，伏姬的态度也依然是“因有佛经的保佑，幸而身子没受糟蹋……我怎会因为这个畜生八房而怀孕呢”，[3]这证明了伏姬虽与八房共同生活，却从未进行交合。但若如此发展则无法引出“八犬士”。为此，马琴采用了“物类相感”的理论并借牧童来点明，虽然伏姬并未与八房交合，但阴阳属性和情感还是使得伏姬受孕。最终伏姬临死前胎里“闪出一团白气”，引出了“八犬士”。
尽管情节确实顺理成章，但前文中伏姬在父亲义实面前强调言而守信，为此不惜嫁给八房，之后却对排斥与其的交合。上下文的如此反差着实矛盾。假设在描写人犬生活时，马琴和与古籍同样一带而过的话，那么最终“八犬士”出现的大前提也不会受到影响。但这一略显“冗余”的情节似乎是特意点明，即使人犬作为夫妻共同生活，人畜之间的沟壑依旧存在。相对于古籍的模棱兩可，马琴则十分直白和坦率，丝毫不给读者任何的想象空间。
其中或许有马琴不为人知的想法，但若结合马琴写作《八犬传》的最初目的和思想，以及马琴所身处的江户时代的背景等来进行综合分析，背后真正的原因也可窥见一斑。
三、差异原因
1767年，曲亭马琴出生于江户晚期。在江户初期，由于战国时代才刚结束，混乱的社会秩序亟待巩固。为此德川幕府需要一种逻辑性强能够且证明政权合法性的现实主义学说。而中国宋朝时的朱子学中强调君臣和大义名分的内容有利于幕府统治和社会秩序稳定，于是幕府选择并推动朱子学成为主流思想。
不久，朱子学中“劝善惩恶”等思想成为了文学界的主导思想。以“劝善惩恶”为指导思想的作品成为了当时的文化领域的主流作品。而对那些受到儒学熏陶的读者来说，“异类婚姻”自然不容接受。
而如此环境自然也对马琴造成了影响。从《八犬传》的序跋中便可见一斑。在卷一的序中，马琴写道“撰写是篇《八犬传》小说，推因说果，以警醒妇孺”[4]，鲜明点出了 “劝善惩恶”的写作观；在卷七的序中，马琴以“稗史虽无益于事，而寓以劝惩，则令读之于妇幼，可无害矣”[5]申明自己旨在使妇孺体会到劝惩的含义，推动儒学思想的传播。 在朱子学的影响下，人犬婚无疑是大逆不道的行为，而深受影响的马琴自不可能在寓意教化的小说里标榜人犬婚。另外，森铣三页也在《曲亭馬琴の自撰自筆雑稿》里写道，“马琴在性方面有着较强的主见，甚至有些禁欲倾向”[6]。在马琴看来，情欲就是导致人伦丧失的恶的根源，而这一说法也正是儒学的观念之一。
四、《八犬传》与“犬女婿”传说中“人犬婚”的情节对比
撇开时代和个人的影响，高田卫在《八犬传的世界》中提到《八犬传》受到过日本民间的“犬女婿”故事的影响。而根据民俗学家关敬吾编著的《日本昔话大成》中收录的“犬女婿”传说[7]，其来源虽遍布十五个县，但情节总归大同小异：从小伺候女儿的家犬在女儿长大后与其共同生活，某天被路过的猎人发现后，猎人将犬杀死霸占犬妻，最后犬妻替犬夫报仇，杀死猎人。
如将《八犬传》的情节和“犬女婿”进行比较，则不难发现其中的相似之处，。伏姬的“未婚夫”金碗大辅即为传说里的猎人，而其射杀八房的情节则与猎人杀犬吻合。但两者还是存在巨大差别。民间传说的犬妻并未像伏姬一般特别在意人犬之别。相比起伏姬得知自己怀孕时“难过得肝肠寸断，泪洒胸襟”，民间传说的犬妻则并未排斥人犬婚，也没有反对人犬交合。在犬夫被猎人杀害后，其更是毫不犹豫地杀死了猎人来为犬夫复仇。而《八犬传》中八房被大辅杀死后，伏姬却未怨恨大辅，反而强调自己与八房只是名义夫妻，自己“并未受玷污”，庆幸自己保持住了“处女”之身。
事实上，不仅是《日本昔话大成》，日本文学作品里还有其他类似的故事。《今昔物语》中的“北山狗娶人为妻”同样是描写人犬婚，但其也没有排斥人犬交合[8]。结合对比，只有《八犬传》明确反对人犬交合，而其他作品和传说则相对暧昧，至少未表明排斥的态度。
五、结论
（一）《八犬传》的时代意义
马琴所处的江户时代，官方选择 “朱子学”作为官方正统思想，其既极大地推动了江户时代初期的政治稳定，也导致了后来文学重心向道德文章的偏移。而《八犬传》的内容中充斥着的尊王黜霸的内容页极大地响应了幕府所强调的君臣有别。例如开篇时两名义士杣山朴平和洲崎无垢三设计除去奸臣山下定包而还权于神余；以及最后击败联军胜利后二次勤王。这类思想在文中还多次借正面人物说出。例如第五回里义实在击败山下定包时开粮仓赈民的，称道“民乃国之本，民富则我富”[9]。这类言行在全篇里可谓比比皆是，无形之中推动了官方思想的传播以及加深了民众对于君臣名义的理解。由此来看，将《八犬传》堪称为反映德川幕府时代的文学的代表作之一也不为过，它的成功与其说要归功于劝善惩恶的主流文化，倒不如说是深受儒学影响的马琴恰到好处地使得《八犬传》搭上了时代潮流的顺风船。
（二）文学意义
在《八犬传》的第一辑的序中，马琴提出“因为小说是玩物，所以要用华丽的辞藻或加些俗语俚谚，使之饶有趣味地敷衍成章”[10]。而其确是良苦用心，例如仿效明清小说的章回体式开头；假借同音形近字等，有效地加强了小说的趣味性和文学性。
但其文学意义的另一方面，则正在于本文所强调的“人犬婚”情节。虽然马琴在创作《八犬传》中注意了寓教于乐，但其主要目的还是在于教化妇孺和 “劝善惩恶”。从而导致道德在小说中的分量被过度拔高，破坏了文学给读者的审美体验。文学作品本应该是以语言为工具，来给人以艺术美的享受，其教育功能也应该是通过潜移默化而非强行灌输。把教化看做第一要义的马琴过分夸大了教育功能，打破了文学的教育、认识、审美三大功能的内在平衡。马琴小说中的精雕细琢的语言与其说是为了彰显文学美，倒不如说是以其为手段来更好地教化妇孺。考虑到作者所处时代的局限性和当时主流思想的影响，小说在文学上的欠缺显得有些勉为其难，但是从其整体所呈现出的文学效果来看，这种割裂文学内部平衡而突出教化的成品为这部小说的文学性蒙上了一层暗纱。
综上可知，江户时代“朱子学”的儒學思想和“劝善惩恶”的写作观在马琴创作《八犬传》的过程中有着极大的影响。马琴为了避免伏姬受孕的情节和人畜有别思想的矛盾，以带有神秘性质的“物类感应”自圆其说。而“犬女婿”与伏姬受孕的对比也从侧面证明，江户时代和个人思想等综合影响造就了马琴的加工改编。这么一来不仅成功地避开了当时主流文化中“人犬婚”的雷区，又促成了文章情节的顺利发展和“八犬士”的诞生，不可不谓巧妙。
注释：
[1]范晔，《后汉书》，1921页。
[2][日]曲亭马琴.李树果译，《南总里见八犬传（一）》，第89页。
[3][日]曲亭马琴.李树果译，《南总里见八犬传（一）》，第111页。
[4][日]曲亭马琴.李树果译：《南总里见八犬传（一）》第5页。
[5][日]曲亭马琴.李树果译：《南总里见八犬传（二）》第113页。
[6][日]高田卫：《八犬伝の世界》第72页。
[7][日]关敬吾《日本昔话大成》第135-139页。
[8]周作人译，《今昔物语（下）》，第1468-1470页。
[9][日]曲亭马琴.李树果译，《南总里见八犬传（一）》，第58页。
[10][日]曲亭马琴.李树果译，《南总里见八犬传（一）》，第4页。
参考文献：
[1]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
[2]欧阳修.《新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日]曲亭马琴.李树果译：《南总里见八犬传（一）》[M].浙江：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
[4][日]曲亭马琴.李树果译：《南总里见八犬传（二）》[M].浙江：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
[5][日]高田卫：《八犬伝の世界》[M].東京：筑摩書房.2005年.
[6][日]关敬吾：《日本昔話大成2.》[M].東京：角川書店，1978年.
[7]周作人：《今昔物语（下）》[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
[8]史瑞雪.“犬婚传承”和“盘瓠故事”在《八犬传》中的变异[J].现代语文.
关键词：人犬婚；盘瓠传说；南总里见八犬传；劝善惩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30-0-02
一、小引
日本江户时代的作家曲亭马琴的《南总里见八犬传》（下略《八犬传》）被誉为日本武士文学集大成之作。为了引出本文研究的论点，在此有必要对《八犬传》的内容大致进行介绍：
本书以足利末期的战国时代为背景，借用安房国的大名里见义实和稗史中的“里见八犬士”来构造框架。故事开端为义实对爱犬“八房”承诺解决敌军首领即可将女儿伏姬许配与它。八犬成功后两人来到富山的洞穴里生活。之后伏姬因“物类相感”而怀胎。其死前闪出一团白气，并与其佩戴的刻有“仁义礼智，忠信孝悌”的八颗念珠相结合而飞去，“八犬士”因此诞生。随后“八犬士”彼此邂逅汇合为里见义实效命，使得里见家日益繁盛。
曲亭马琴所借鉴的“盘瓠传说”来自《五代史》，并在第九回结尾的“援引事实”节取原文。事实上，“盘瓠传说”不止出现于《五代史》中。据考证，该传说最早出自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范晔的《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也有着关于“盘瓠传说”的记载，“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又妻以少女。下令之后，槃瓠遂衔人头造阙下，乃吴将军首也。女闻之，因请行。槃瓠得女，负而走入南山”。[1]
二、《八犬传》和“盘瓠传说”中“人犬婚”的情节对比
记载有“盘瓠传说”的中国古籍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官方编纂或权威性较高如《五代史》、《后汉书》、《风俗演义》；另一类为民间志怪类书籍如《搜神记》、《山海经》。而将两者进行对比后实际上并无太大差别，基本为两个版本。
（一）高辛氏执政时期受到犬戎族的侵扰，其广求人才除掉犬戎族的吴将军。而高辛氏所养的名为“盘瓠”的狗完成了人物，帝女认为因言而有信便随盘瓠作为夫妻一起生活。
（二）高辛氏宫内有老妇人患耳疾，医生为其挑出如茧大小的虫，不久此虫成长为有五彩花纹的犬，后与（一）相似。
古籍中的 “盘瓠传说”侧重于“盘瓠”的起源和大败敌军的功绩。而帝女下嫁 “盘瓠”，一起生活的部分则草草着笔，无明确文字记载表明人犬以交合来繁衍子嗣，而以“经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或“盖经三年，产六男，六女”一笔带过。即使如《五代史》也只点出“生男为狗，女为人”，对繁衍方式没有记载。
虽然援引了中国古代史籍，马琴在创作《八犬传》时进行了适当的改编。而也正是这部分与原有的“盘瓠传说”的差异，值得进一步的分析。
首先在《八犬传》中，“八房”作为里见家里养的爱犬，在安西景连率领大军压境的时候，义实戏称只要夺下景连的首级即将伏姬许配给它。而八房得手后，义实虽想反悔，但被伏姬说服。这一段内容和“盘瓠传说”的内容较为类似。而之后马琴以伏姬年幼时从行脚僧处得到的刻有“仁义礼智，忠信孝悌”的念珠为伏笔，对人犬生活进行补充。这一加工虽合情合理但却“矛盾”。而这正是窥探作者马琴的写作目的和思想的关键：其之所以刻意描写，排除人犬交合的可能性，正是出于“朱子学”的思想影响和其本身“劝善惩恶”，教化妇孺的写作目的。
作者马琴以伏姬的视角点出了两者“名义夫妻”的本质。第十回中伏姬在随八房出发时直截了当地说道，“若是想满足淫欲，我这里有短剑，先杀了你我再自尽……分清人畜的界限”。[2]而以“夫妻”的身份生活几年后，伏姬的态度也依然是“因有佛经的保佑，幸而身子没受糟蹋……我怎会因为这个畜生八房而怀孕呢”，[3]这证明了伏姬虽与八房共同生活，却从未进行交合。但若如此发展则无法引出“八犬士”。为此，马琴采用了“物类相感”的理论并借牧童来点明，虽然伏姬并未与八房交合，但阴阳属性和情感还是使得伏姬受孕。最终伏姬临死前胎里“闪出一团白气”，引出了“八犬士”。
尽管情节确实顺理成章，但前文中伏姬在父亲义实面前强调言而守信，为此不惜嫁给八房，之后却对排斥与其的交合。上下文的如此反差着实矛盾。假设在描写人犬生活时，马琴和与古籍同样一带而过的话，那么最终“八犬士”出现的大前提也不会受到影响。但这一略显“冗余”的情节似乎是特意点明，即使人犬作为夫妻共同生活，人畜之间的沟壑依旧存在。相对于古籍的模棱兩可，马琴则十分直白和坦率，丝毫不给读者任何的想象空间。
其中或许有马琴不为人知的想法，但若结合马琴写作《八犬传》的最初目的和思想，以及马琴所身处的江户时代的背景等来进行综合分析，背后真正的原因也可窥见一斑。
三、差异原因
1767年，曲亭马琴出生于江户晚期。在江户初期，由于战国时代才刚结束，混乱的社会秩序亟待巩固。为此德川幕府需要一种逻辑性强能够且证明政权合法性的现实主义学说。而中国宋朝时的朱子学中强调君臣和大义名分的内容有利于幕府统治和社会秩序稳定，于是幕府选择并推动朱子学成为主流思想。
不久，朱子学中“劝善惩恶”等思想成为了文学界的主导思想。以“劝善惩恶”为指导思想的作品成为了当时的文化领域的主流作品。而对那些受到儒学熏陶的读者来说，“异类婚姻”自然不容接受。
而如此环境自然也对马琴造成了影响。从《八犬传》的序跋中便可见一斑。在卷一的序中，马琴写道“撰写是篇《八犬传》小说，推因说果，以警醒妇孺”[4]，鲜明点出了 “劝善惩恶”的写作观；在卷七的序中，马琴以“稗史虽无益于事，而寓以劝惩，则令读之于妇幼，可无害矣”[5]申明自己旨在使妇孺体会到劝惩的含义，推动儒学思想的传播。 在朱子学的影响下，人犬婚无疑是大逆不道的行为，而深受影响的马琴自不可能在寓意教化的小说里标榜人犬婚。另外，森铣三页也在《曲亭馬琴の自撰自筆雑稿》里写道，“马琴在性方面有着较强的主见，甚至有些禁欲倾向”[6]。在马琴看来，情欲就是导致人伦丧失的恶的根源，而这一说法也正是儒学的观念之一。
四、《八犬传》与“犬女婿”传说中“人犬婚”的情节对比
撇开时代和个人的影响，高田卫在《八犬传的世界》中提到《八犬传》受到过日本民间的“犬女婿”故事的影响。而根据民俗学家关敬吾编著的《日本昔话大成》中收录的“犬女婿”传说[7]，其来源虽遍布十五个县，但情节总归大同小异：从小伺候女儿的家犬在女儿长大后与其共同生活，某天被路过的猎人发现后，猎人将犬杀死霸占犬妻，最后犬妻替犬夫报仇，杀死猎人。
如将《八犬传》的情节和“犬女婿”进行比较，则不难发现其中的相似之处，。伏姬的“未婚夫”金碗大辅即为传说里的猎人，而其射杀八房的情节则与猎人杀犬吻合。但两者还是存在巨大差别。民间传说的犬妻并未像伏姬一般特别在意人犬之别。相比起伏姬得知自己怀孕时“难过得肝肠寸断，泪洒胸襟”，民间传说的犬妻则并未排斥人犬婚，也没有反对人犬交合。在犬夫被猎人杀害后，其更是毫不犹豫地杀死了猎人来为犬夫复仇。而《八犬传》中八房被大辅杀死后，伏姬却未怨恨大辅，反而强调自己与八房只是名义夫妻，自己“并未受玷污”，庆幸自己保持住了“处女”之身。
事实上，不仅是《日本昔话大成》，日本文学作品里还有其他类似的故事。《今昔物语》中的“北山狗娶人为妻”同样是描写人犬婚，但其也没有排斥人犬交合[8]。结合对比，只有《八犬传》明确反对人犬交合，而其他作品和传说则相对暧昧，至少未表明排斥的态度。
五、结论
（一）《八犬传》的时代意义
马琴所处的江户时代，官方选择 “朱子学”作为官方正统思想，其既极大地推动了江户时代初期的政治稳定，也导致了后来文学重心向道德文章的偏移。而《八犬传》的内容中充斥着的尊王黜霸的内容页极大地响应了幕府所强调的君臣有别。例如开篇时两名义士杣山朴平和洲崎无垢三设计除去奸臣山下定包而还权于神余；以及最后击败联军胜利后二次勤王。这类思想在文中还多次借正面人物说出。例如第五回里义实在击败山下定包时开粮仓赈民的，称道“民乃国之本，民富则我富”[9]。这类言行在全篇里可谓比比皆是，无形之中推动了官方思想的传播以及加深了民众对于君臣名义的理解。由此来看，将《八犬传》堪称为反映德川幕府时代的文学的代表作之一也不为过，它的成功与其说要归功于劝善惩恶的主流文化，倒不如说是深受儒学影响的马琴恰到好处地使得《八犬传》搭上了时代潮流的顺风船。
（二）文学意义
在《八犬传》的第一辑的序中，马琴提出“因为小说是玩物，所以要用华丽的辞藻或加些俗语俚谚，使之饶有趣味地敷衍成章”[10]。而其确是良苦用心，例如仿效明清小说的章回体式开头；假借同音形近字等，有效地加强了小说的趣味性和文学性。
但其文学意义的另一方面，则正在于本文所强调的“人犬婚”情节。虽然马琴在创作《八犬传》中注意了寓教于乐，但其主要目的还是在于教化妇孺和 “劝善惩恶”。从而导致道德在小说中的分量被过度拔高，破坏了文学给读者的审美体验。文学作品本应该是以语言为工具，来给人以艺术美的享受，其教育功能也应该是通过潜移默化而非强行灌输。把教化看做第一要义的马琴过分夸大了教育功能，打破了文学的教育、认识、审美三大功能的内在平衡。马琴小说中的精雕细琢的语言与其说是为了彰显文学美，倒不如说是以其为手段来更好地教化妇孺。考虑到作者所处时代的局限性和当时主流思想的影响，小说在文学上的欠缺显得有些勉为其难，但是从其整体所呈现出的文学效果来看，这种割裂文学内部平衡而突出教化的成品为这部小说的文学性蒙上了一层暗纱。
综上可知，江户时代“朱子学”的儒學思想和“劝善惩恶”的写作观在马琴创作《八犬传》的过程中有着极大的影响。马琴为了避免伏姬受孕的情节和人畜有别思想的矛盾，以带有神秘性质的“物类感应”自圆其说。而“犬女婿”与伏姬受孕的对比也从侧面证明，江户时代和个人思想等综合影响造就了马琴的加工改编。这么一来不仅成功地避开了当时主流文化中“人犬婚”的雷区，又促成了文章情节的顺利发展和“八犬士”的诞生，不可不谓巧妙。
注释：
[1]范晔，《后汉书》，1921页。
[2][日]曲亭马琴.李树果译，《南总里见八犬传（一）》，第89页。
[3][日]曲亭马琴.李树果译，《南总里见八犬传（一）》，第111页。
[4][日]曲亭马琴.李树果译：《南总里见八犬传（一）》第5页。
[5][日]曲亭马琴.李树果译：《南总里见八犬传（二）》第113页。
[6][日]高田卫：《八犬伝の世界》第72页。
[7][日]关敬吾《日本昔话大成》第135-139页。
[8]周作人译，《今昔物语（下）》，第1468-1470页。
[9][日]曲亭马琴.李树果译，《南总里见八犬传（一）》，第58页。
[10][日]曲亭马琴.李树果译，《南总里见八犬传（一）》，第4页。
参考文献：
[1]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
[2]欧阳修.《新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日]曲亭马琴.李树果译：《南总里见八犬传（一）》[M].浙江：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
[4][日]曲亭马琴.李树果译：《南总里见八犬传（二）》[M].浙江：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
[5][日]高田卫：《八犬伝の世界》[M].東京：筑摩書房.2005年.
[6][日]关敬吾：《日本昔話大成2.》[M].東京：角川書店，1978年.
[7]周作人：《今昔物语（下）》[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
[8]史瑞雪.“犬婚传承”和“盘瓠故事”在《八犬传》中的变异[J].现代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