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新亚书院有风景。
几排细竹,三两株老榕,一池映天清水。远处是海,是山,是漂移着美丽卷积云的蓝天。
不远处,是唐君毅先生的铜像,再后面,是孔子的。
新亚第3代人周保松在这里行走了近20年。现在,他已从学生变为老师。除了从学生宿舍搬进教师公寓,作息基本不变。每天从深夜到东方露白,他听着古琴或莫扎特,改论文,给学生回信,往师生间的《政治哲学对话录》里增添新内容,或者著书。
他的新著《自由人的平等政治》告诉读者:“写作于我从来不是轻省的事。我一向将教学放在首位,因此本书大部分文章,都是在繁忙教学之余断续写成,那份吃力不足为外人道。”
学生说,“他的身份认同之一是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但不是‘士大夫’,因为周生不会弹古琴。这样的先生在今天恐怕是绝无仅有了。”
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
周保松出生在化州,广东省茂名市下属的一个县城。8岁前在农村长大,砍柴、放牛、捉鱼,8岁时学会做饭。他出生两年后“文革”才结束,农村经济奄奄一息。他懂得什么叫“贫穷”。
他家里成分是地主,但奶奶1961年死于饥饿;1957年他父亲被划为“右派”。父辈及姐姐们都没有考大学的权利;小时候跟男孩们打架,常常被骂“地主仔”。他懂得什么叫“歧视”。
跟许多成年后走上学术道路的人一样,周保松自小沉迷于书本。识字后先是囫囵吞枣读完《三国演义》、《封神榜》、《水浒传》、《镜花缘》之类的小说传奇。找书不易的年代,镇上惟一的小图书馆、十字街口的新华书店、单位大院里叔叔伯伯的藏书,是他精神食粮的来源。
他很快迷上香港新派武侠小说,梁羽生的《萍踪侠影录》是两天里不眠不休一气读完的。读完他走上平台,眼前一片眩晕(近视也突然加深),心中惆怅,又想放开嗓门吼几声。
常人看金庸、梁羽生,看的是功夫和爱情,少年周保松还看到了一个价值世界:是非善恶,对弱者的同情,对朋友的道义,对承诺的重视,对民族的热爱。学校后山的橡树林里,午后的阳光和蝉声中,或是公厕微黄的灯光下,逃课少年完成了另类的人格教育——当时,他对此毫无知觉。
父亲到香港探望伯父,犹犹豫豫留了下来。11岁随母亲投奔蜗居深水埗贫民区的父亲,周保松没有一点心理准备,他办的是停学而非退学手续,相信总会回到故乡。他带着同学们送的家乡的江水和泥土,在1985年6月30日跨过罗湖桥。
他的生活世界急速转变,那个包括语言、传统、价值、人际关系乃至日常生活的复杂的意义系统,突然由社会主义的乡村折进资本主义的大都会。格格不入,无所适从,因断裂而疏离。他常常看着弥敦道上的车流和人群,感觉再也走不下去了。
就像今天进入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后只能入读民工子弟学校的孩子一样,周保松在香港的第一批同学大部分是新移民,人人有乡音,纯朴善良,对香港历史文化一无所知,想好好读书、努力融入社会却不知从何做起,只听得教室楼下的五金铺子日日喧哗。他们活在一个隔离的世界里,自生自灭。
他后来听说,这些同学大多念完中学就去打工,最多的是到发型屋当学徒;考上大学的不到3个。“我有幸受到了好的教育,所以深知教育对一个人的重要性。”
读完中二,他考进了何文田官立中学,班上大部分是本港学生,但他最好的朋友,依然是本校占少数的新移民同学。
一直到1988年,他看电视里中国队跟香港队的比赛时总为中国队加油;别人问他是哪里人,他总说广东人。但此后,香港人以每年6万人的速率移民海外,直到1997。
移民香港整20年时,他在报上发了篇《像我这样的一个新移民》,收到许多新移民的电话和信件,他们情绪热烈而激动。他知道,他们被这座城市压抑很久了。
2007年,他写下《活在香港:一个人的移民史》,再次为那些要么静默地消散在城中、要么成为报端社会惨剧主角的人发出一点声音。
在这个领域,他追求公平和正义。
从工商管理学院到“讨饭系”
中五(相当于内地高二)那年,周保松获选“香港十大杰出学生”。与另9位本港出生、名校出身的同学相比,他是惟一的移民学生。“我才来香港没几年,广东话有口音,英文也不好,突然成为媒体的焦点,压力好大,一点也不开心。”
紧接着的压力来自对大学专业的选择。他想念中文系,但身边所有人都说应读商科,连语文老师也说理想当不得饭吃。他跟自己说:既然以香港为家,就要熟悉商业社会的游戏规则,获得竞争力。所以1991年进了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初进中大,有两件事对周保松影响很大。一是选修了陈特先生的《哲学概论》。陈特是唐君毅和钱穆的弟子,一位将问学与生命相连的谦谦君子、诚挚师长。第一课讲的是苏格拉底如何追求智慧,如何被雅典公民审判,如何从容赴死。他从此记住苏格拉底那句名言:“未经省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然后是柏拉图的理念论、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
“我中学跟同学进过基督教教会,也读过佛经,胡思乱想过一些问题,像死亡、灵魂、不朽,现在居然有一个科叫哲学科,可以堂堂正正地讨论这些问题,两边一下子就接轨了。”
二是进了范克廉楼。那是当时思想最活跃、最成熟的中大学生的集中地。周保松初进校给《中大学生报》投稿,很快被吸纳进编委会。
这些编委们开起会来比较可怕。为应当关注校内外哪些事务、社论怎样写、怎样采访写作等等,常常无休止地辩论到凌晨三四点钟。办这份报没有学分没有酬劳,还常因此逃课,但大家心甘情愿乐此不疲。大学4年,周保松几乎每天都是凌晨3点以后拖着疲惫身躯回到宿舍楼,一脸歉意唤醒工友帮他开门。
周保松说,今天香港公民社会中最活跃的那批人好多都是从范克廉楼走出来的,它是中大精神的摇篮,这精神是:价值批判与社会关怀。
一边主修“Marketing”之类的课程,学习产品该如何包装、销售,接受资本主义的市场规律;一边兼修哲学,晚上为办校报通宵达旦,还要参加许多学生运动。周保松说,这第一年过得“完全人格分裂”。他琢磨着转系,但父亲坚决不同意,他常常败下阵来,一个人躲进洗手间落泪。
又坚持了一年,终于不想忍了,他想好好享受余下两年的大学生活,读喜欢的书。多年之后,他对学生说:你要过自己的人生。
哲学系在香港也叫“揸兜系”(揸,即捧;揸兜,即讨饭),但总有些另类分子放着金饭碗不要,情愿揸兜。
二年级快结束的某一天,周保松站在陈特面前接受面试。黄昏的阳光从西山斜洒下来,为师生间的对话镀上柔光——“会不会后悔?”“不会。”
终于成为新亚书院第3代人。周保松的名字如今刻在圆形广场历届毕业生纪念碑倒数某座上。第一座最上方刻着1952年第一届的3位:余英时、陈式、张德民。
几千册藏书中,与周保松牵连最深、深入骨髓的,是约翰
几排细竹,三两株老榕,一池映天清水。远处是海,是山,是漂移着美丽卷积云的蓝天。
不远处,是唐君毅先生的铜像,再后面,是孔子的。
新亚第3代人周保松在这里行走了近20年。现在,他已从学生变为老师。除了从学生宿舍搬进教师公寓,作息基本不变。每天从深夜到东方露白,他听着古琴或莫扎特,改论文,给学生回信,往师生间的《政治哲学对话录》里增添新内容,或者著书。
他的新著《自由人的平等政治》告诉读者:“写作于我从来不是轻省的事。我一向将教学放在首位,因此本书大部分文章,都是在繁忙教学之余断续写成,那份吃力不足为外人道。”
学生说,“他的身份认同之一是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但不是‘士大夫’,因为周生不会弹古琴。这样的先生在今天恐怕是绝无仅有了。”
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
周保松出生在化州,广东省茂名市下属的一个县城。8岁前在农村长大,砍柴、放牛、捉鱼,8岁时学会做饭。他出生两年后“文革”才结束,农村经济奄奄一息。他懂得什么叫“贫穷”。
他家里成分是地主,但奶奶1961年死于饥饿;1957年他父亲被划为“右派”。父辈及姐姐们都没有考大学的权利;小时候跟男孩们打架,常常被骂“地主仔”。他懂得什么叫“歧视”。
跟许多成年后走上学术道路的人一样,周保松自小沉迷于书本。识字后先是囫囵吞枣读完《三国演义》、《封神榜》、《水浒传》、《镜花缘》之类的小说传奇。找书不易的年代,镇上惟一的小图书馆、十字街口的新华书店、单位大院里叔叔伯伯的藏书,是他精神食粮的来源。
他很快迷上香港新派武侠小说,梁羽生的《萍踪侠影录》是两天里不眠不休一气读完的。读完他走上平台,眼前一片眩晕(近视也突然加深),心中惆怅,又想放开嗓门吼几声。
常人看金庸、梁羽生,看的是功夫和爱情,少年周保松还看到了一个价值世界:是非善恶,对弱者的同情,对朋友的道义,对承诺的重视,对民族的热爱。学校后山的橡树林里,午后的阳光和蝉声中,或是公厕微黄的灯光下,逃课少年完成了另类的人格教育——当时,他对此毫无知觉。
父亲到香港探望伯父,犹犹豫豫留了下来。11岁随母亲投奔蜗居深水埗贫民区的父亲,周保松没有一点心理准备,他办的是停学而非退学手续,相信总会回到故乡。他带着同学们送的家乡的江水和泥土,在1985年6月30日跨过罗湖桥。
他的生活世界急速转变,那个包括语言、传统、价值、人际关系乃至日常生活的复杂的意义系统,突然由社会主义的乡村折进资本主义的大都会。格格不入,无所适从,因断裂而疏离。他常常看着弥敦道上的车流和人群,感觉再也走不下去了。
就像今天进入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后只能入读民工子弟学校的孩子一样,周保松在香港的第一批同学大部分是新移民,人人有乡音,纯朴善良,对香港历史文化一无所知,想好好读书、努力融入社会却不知从何做起,只听得教室楼下的五金铺子日日喧哗。他们活在一个隔离的世界里,自生自灭。
他后来听说,这些同学大多念完中学就去打工,最多的是到发型屋当学徒;考上大学的不到3个。“我有幸受到了好的教育,所以深知教育对一个人的重要性。”
读完中二,他考进了何文田官立中学,班上大部分是本港学生,但他最好的朋友,依然是本校占少数的新移民同学。
一直到1988年,他看电视里中国队跟香港队的比赛时总为中国队加油;别人问他是哪里人,他总说广东人。但此后,香港人以每年6万人的速率移民海外,直到1997。
移民香港整20年时,他在报上发了篇《像我这样的一个新移民》,收到许多新移民的电话和信件,他们情绪热烈而激动。他知道,他们被这座城市压抑很久了。
2007年,他写下《活在香港:一个人的移民史》,再次为那些要么静默地消散在城中、要么成为报端社会惨剧主角的人发出一点声音。
在这个领域,他追求公平和正义。
从工商管理学院到“讨饭系”
中五(相当于内地高二)那年,周保松获选“香港十大杰出学生”。与另9位本港出生、名校出身的同学相比,他是惟一的移民学生。“我才来香港没几年,广东话有口音,英文也不好,突然成为媒体的焦点,压力好大,一点也不开心。”
紧接着的压力来自对大学专业的选择。他想念中文系,但身边所有人都说应读商科,连语文老师也说理想当不得饭吃。他跟自己说:既然以香港为家,就要熟悉商业社会的游戏规则,获得竞争力。所以1991年进了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初进中大,有两件事对周保松影响很大。一是选修了陈特先生的《哲学概论》。陈特是唐君毅和钱穆的弟子,一位将问学与生命相连的谦谦君子、诚挚师长。第一课讲的是苏格拉底如何追求智慧,如何被雅典公民审判,如何从容赴死。他从此记住苏格拉底那句名言:“未经省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然后是柏拉图的理念论、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
“我中学跟同学进过基督教教会,也读过佛经,胡思乱想过一些问题,像死亡、灵魂、不朽,现在居然有一个科叫哲学科,可以堂堂正正地讨论这些问题,两边一下子就接轨了。”
二是进了范克廉楼。那是当时思想最活跃、最成熟的中大学生的集中地。周保松初进校给《中大学生报》投稿,很快被吸纳进编委会。
这些编委们开起会来比较可怕。为应当关注校内外哪些事务、社论怎样写、怎样采访写作等等,常常无休止地辩论到凌晨三四点钟。办这份报没有学分没有酬劳,还常因此逃课,但大家心甘情愿乐此不疲。大学4年,周保松几乎每天都是凌晨3点以后拖着疲惫身躯回到宿舍楼,一脸歉意唤醒工友帮他开门。
周保松说,今天香港公民社会中最活跃的那批人好多都是从范克廉楼走出来的,它是中大精神的摇篮,这精神是:价值批判与社会关怀。
一边主修“Marketing”之类的课程,学习产品该如何包装、销售,接受资本主义的市场规律;一边兼修哲学,晚上为办校报通宵达旦,还要参加许多学生运动。周保松说,这第一年过得“完全人格分裂”。他琢磨着转系,但父亲坚决不同意,他常常败下阵来,一个人躲进洗手间落泪。
又坚持了一年,终于不想忍了,他想好好享受余下两年的大学生活,读喜欢的书。多年之后,他对学生说:你要过自己的人生。
哲学系在香港也叫“揸兜系”(揸,即捧;揸兜,即讨饭),但总有些另类分子放着金饭碗不要,情愿揸兜。
二年级快结束的某一天,周保松站在陈特面前接受面试。黄昏的阳光从西山斜洒下来,为师生间的对话镀上柔光——“会不会后悔?”“不会。”
终于成为新亚书院第3代人。周保松的名字如今刻在圆形广场历届毕业生纪念碑倒数某座上。第一座最上方刻着1952年第一届的3位:余英时、陈式、张德民。
几千册藏书中,与周保松牵连最深、深入骨髓的,是约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