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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赵忠祥和倪萍这对老搭档携手参加《王牌对王牌》节目，回忆春晚往事令人潸然泪下。
年过古稀，眼袋像年轮刻着岁月的痕迹，今年，赵忠祥已经77岁高龄了。
与倪萍搭档主持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是无數中国人无法磨灭的记忆，在人们的印象中，这是一个台风稳健、忠厚老实的长者，声音浑厚，压得住场子，让人听着放心。
从春晚舞台上的顶梁柱，到《动物世界》中的解说员，再到主持东方卫视的《舞林大会》和天津卫视的娱乐节目《王者归来》，试水娱乐节目的主持，赵忠祥在主持的岗位上工作了50多年。
在人们的印象中，他是忠厚的长者，但也曾经被负面新闻缠身。所有的一切，赵忠祥都经历过了，到了这个年纪，他看得很开，淡定，任凭他人评说，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至少，“娱乐了大众，大家也很高兴”。
南部周刊：1960年，你高中还没毕业。就加入了中央电视台。你在《岁月随想》中写你一开始对播音员并没有太多的热心，仅仅出于“年轻人的好胜心理”去参加了考试？
赵忠祥：是多种原因促使我去考中央电视台。当时我们作为中学生，学校组织这个活动，我不好说我不去参加，那是不可能的。直到最后我都没弄明白以后我要做什么工作，因为当时根本就没看过电视，不像你们现在知道电视是什么，当时我根本就没有这个概念，真是不知道播音员该怎么，也不知道它究竟有没有发展前途。
只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在各个岗位工作都没有挑三拣四，都是到了那个岗位，然后熟悉岗位，热爱岗位，都是这样的。除了非常专业的工作以外，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对自己之后要担任的工作有非常明确的认识。我当时可能不认识。我说“年轻人的好胜心理”也是现在回想起来一种调侃式的回应。
当时整个北京市只招一个，不管这一个招的是做什么的，唱歌的、跳舞的，或者是短跑的、长跑的，在这一行里你当然得是No.1。如果要招学业考试第一的，我肯定排不上，甚至前100也未必进得去。也不是说我功课不好，考大学那是绝对有把握的，不会有任何担忧，但是当第一我没这个把握。
南都周刊：你母亲是否同意你放弃高考进入电视台工作？
“当时也不知道深造对我们有多重要，以后评职称时要看学历啊什么的，年轻，不是特别懂。当时觉得既然是国家需要，这次我又考得不错，他们电视台也来人劝我，劝我投身到这个事业里去。”
赵忠祥：说实话，我们家当时都不知道我决定这个事。当时我们高中生都住校，跟同学商量得多，跟家长商量得少。当然后来她（母亲）知道这个事，也没有太左右我的想法，她说，你认为怎么好就怎么做吧，因为她也不了解情况。
南都周刊：1960年的国庆实况转播，是你和沈力一起完成的，当时你还是个新人，台里是不是就已经非常看重你？
赵忠祥：这得问我们领导了，他们是不是特别看重我。我想可能是这样的。
当时我不知道会让我去播音，领导通知我以后，我确实很紧张。这是我主持的第一个这么重要的活动。国庆的实况转播，不要说那个时候，我那么小，就是搁现在的话，也不是每个人都能轮得上。
当时我们就在机房里读写好的稿子，也看不到毛主席，当然也不能临场发挥。迄今为止，对于时政新闻，央视一贯的做法都是如此，从没有改变过。我们的任务就是准确无误的播音，把导演组撰写的稿子如实地播报出去，像说球那样可不行。这好像也是一种行规。
南都周刊：“文革”开始后，你就被发配干校了吗？
赵忠祥：干校当时是轮流去的。我们那一届的工作人员没有一个能说不去，反正是一批一批轮。但是我的问题在什么呢，到我这里，该来轮换我们的人不知怎么的结果不来了。什么原因，我们不知道。有人来换我们，我们才能回去，不来我们怎么走呢？这就和换岗是一样的。结果我就在干校里多呆了4个多月。
南都周刊：当时是不是特绝望，觉得以后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做播音员了？
赵忠祥：也不是，我们周围的人都是这圈里的人。我当时在干校听到方方面面的一些信息，再加上反复斟酌和判断，大家都觉得这是暂时的，不可能永远都是这样。我当时想的就是，不可能永远让我在这喂猪来，盼着能够翻身，但就是不知道到底是哪一天，这谁也说不好。我那时还年轻，30多岁，我就觉得我这辈子还早着呢，不见得再让我养30年猪吧？我相信这是不可能的。我们老是背诵《毛主席语录》：“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光明，要看到前途，提高我们的勇气。”我们经常会拿老人家的这句话作为一种自我激励的手段。
南都周刊：1979年元旦。你播出了《叶剑英委员长告台湾同胞书》，这是你正式复出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吗？
赵忠祥：在“文革”中和“文革”结束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央视的主持人是不出图像的。我播新闻第一次出图像就说明，这一个行业的功能或机能，开始走上了一个正轨，这不仅仅是一个个人命运的体现。播音员和主持人在播音和主持时不出图像，这就谈不上电视。在此之前十几年都是这样，我们也都知道不会永远这样，可是究竟哪一天会变，我们也说不上来。
忽然有一天晚上台里就跟我说，让我去播报《叶剑英委员长告台湾同胞书》，我个人也走到了镜头前面，这也是央视的主持人第一次走到了镜头前面。这是这个行当开始恢复正常的一个标志。 南都周刊：1979年你随邓小平同志访美期间采访卡特，成为新中国第一位进入白宫采访美国总统的记者。但是没有能够采访到尼克松总统是什么样的原因？
赵忠祥：各个国家都会为了延续自己的主权、政治信仰、社会制度而做出一些新闻方面的限制，我都可以理解。我们提出要采访尼克松，对方的回答也很中肯，说找不着尼克松。但是你能相信找不着吗？
赵忠祥在主持。
南都周刊：你1963年就演出过《南方的故事》，那时候才20多岁，怎么会去演电视剧的？80年代出演电视剧《多棱镜》，当时还得到了第一届飞天奖，那么后来为什么没有继续在电视剧上担任一些客串或者演出。是央视有规定，还是说太忙了没有时间去拍？
赵忠祥：那时候都是朋友，潘霞导演说你来演个角色吧，这样我就演了个小角色。那个时候工作也没有那么忙，还有点时间。人家既然看上你了，你也该支持他们一下。
得飞天奖是电视剧得奖，我本人并没有得奖。后来我就再没演过电视剧，自那以后，央视的工作量就特别大了，不可能让你抽出两三个月的时间去演戏。
而且我也已经过了演戏的黄金年龄，最好的机会和时机都错过了，这个年龄再去拍戏恐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看着演戏这个领域很熟悉，但毕竟它不是主持，两者有很大的不同，我未必能够轻松驾驭。年轻人一个戏不行再接一个。像我很难接一个戏把它给弄砸了，到时候既对不起观众、对不起剧组，也对不起自己。
南都周刊：央视是不是有规定说主持人不能接戏？
赵忠祥：好像有这个规定，但是我本人也没有看到这份文件。我知道主持人不能做商演、主持人外出必须和领导打招呼。
南都周刊：我看到资料，说1985年年末，你母亲去世，你因为主持春晚，没有能见到她老人家最后一面，回来后与家人抱头痛哭，觉不觉得亏欠母亲？同时是不是也亏欠着妻子和孩子？
赵忠祥：这资料有误，那是我母亲去世后我主持的春晚，之前我一直是播新闻。家里有个病人，我也不能说我今晚值班我不值了，要医院去值班去。反正医院离我们家也不远。当时也是这么一种情况，她报过几次病危。你们大概没有这种经验，报了几次病危，我们每次都去守病房，好一些之后，我们又回去工作，只是我们心里有准备，因为是癌症晚期，这也是早晚的事。那一天，在没有报病危的情况下，医院给我们打电话说老太太不行了，你赶紧来。你那个时候不可能半年都守在床边，不去上班，那是不现实的。
赵忠祥绘画作品《驴》。
我不觉得因为工作的原因亏欠我母亲或者家人。你问问周围的人，母亲去世时守在母亲身边的其实也不是特别多。老人家不行了，说儿女必须做到在他们的注视下老人家溘然长逝，不要说中国，就是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可能完全做到这一点。
南都周刊：你对现在的春晚怎么看？
赵忠祥：我希望春晚能做得更有互动性一点，他们接受了。我一个原单位的员工去议论原单位，和局外人对它提出个人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可以在内部互相交流意见，但是我们不会把这些意见放到社会上去讨论。而且，你要知道，一个台的风格是多年形成的，你让任何一个环节、这么庞大的一个机体去改变它的风格是很困难的，我想是很困难的。
南都周刊：退休以后，你的生活进入后春晚时代，主持《舞林大会》等一些娱乐节目以及其他的一些新闻也引起了很多的争议，这让自己的退休生活变得这么丰富多彩还是不甘寂寞？
赵忠祥：其实也不是。这有个阶段性的变化，我刚退下来的时候也在家歇了三五个月。当然也有点事，但没有后来出来主持节目那么密集。后来答应东方卫视主持《舞林大会》之后，我的主持就变成了一个具有一点示范意义的事。其他单位会觉得，你既然可以主持《舞林大会》，也应该可以和他们商量商量。这种事情就比较难办。
南都周刊：那么你本人对那些意见是不是完全抛在脑后？
赵忠祥：那么你就太不了解我们了。从有报纸出现我们的名字，到网络上出现各种帖子，就不可能是一边倒的意见。有的意见苛刻一点，有的说宽厚一点，是这么一种走势。永远不可能都是批评意见，或者都是说你好的。
不管他们用一种怎么样的方式提出来，我要去研究他的本质，这些话对我有没有帮助。主要他说的对，我就改正我自己，按照他说的做。但是也有可能你说的对，但是我并没有领悟到，那我也不能照你的去做。
其实有时候一些批评意见对你也是一种激励，就像你答错了问题，作业没做好，你的老师对你的批评是一样的。只是有些批评尖锐一点，你就得看开一点。现在个人表述多了，你的心里有一点宽慰，我对自己没有一个肯定的认识，那你不白活了吗？我还做了很多应该做的事吧，虽然做得不是特别辉煌，但是还算成功吧。
南都周刊：像主持《舞林大会》，你变身为娱乐主持，这个变化非常之大，因为之前你的形象都比较传统、比较正，那样的转型。是不是一直觉得自己还是有娱乐主持的潜质的？
赵忠祥：就像你们上饭馆，不能认准了一家饭馆，去那里吃一辈子一样，得换换口味，演艺人员也是如此。当然，这也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机会。本来我们在央视的时候工作很紧张，有可能一年一年就过去了，有了这样的机会，也未见得就能做好。但总而言之，这比一辈子做一件事要好，就像演员式的，你多扮演几个角色，与老演一个固定的角色比较起来，还是前者更多姿多彩。
南部周刊：其实你和杨澜主持的《正大综艺》也可以算是那个年代的娱乐节目了。
赵忠祥：它稍微有一点像，但也不是一个歌舞节目，它基本上应该算作益智类的综艺节目，主持人的对话都比较轻松，但是还没有到娱乐节目的程度。我和杨澜在节目中也很少唱歌跳舞，几乎没有这个机会。
南都周刊：央视的娱乐节目并不见长，你觉得央视的主持^会不会太拘谨了？
赵忠祥：应该说存在决定意识，以央视现在节目的格局，没有像东方卫视或湖南卫视这么突出的娱乐节目，但是也不能说没有，像《星光大道》就很不错。
南都周刊：现在退休在家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赵忠祥：平时在家，我穿着围裙的样子可不是我上台的样子。我和我夫人都做饭。
南都周刊：倪萍在《日子》一书里专门有一章是《赵忠祥其人》，说赵老师特别爱吃。你是美食家吗？
赵忠祥：我算不上美食家，因为美食家得有功夫去做去品尝，我是碰着什么就吃什么，或者说喜欢吃美食。
年过古稀，眼袋像年轮刻着岁月的痕迹，今年，赵忠祥已经77岁高龄了。
与倪萍搭档主持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是无數中国人无法磨灭的记忆，在人们的印象中，这是一个台风稳健、忠厚老实的长者，声音浑厚，压得住场子，让人听着放心。
从春晚舞台上的顶梁柱，到《动物世界》中的解说员，再到主持东方卫视的《舞林大会》和天津卫视的娱乐节目《王者归来》，试水娱乐节目的主持，赵忠祥在主持的岗位上工作了50多年。
在人们的印象中，他是忠厚的长者，但也曾经被负面新闻缠身。所有的一切，赵忠祥都经历过了，到了这个年纪，他看得很开，淡定，任凭他人评说，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至少，“娱乐了大众，大家也很高兴”。
新人
南部周刊：1960年，你高中还没毕业。就加入了中央电视台。你在《岁月随想》中写你一开始对播音员并没有太多的热心，仅仅出于“年轻人的好胜心理”去参加了考试？
赵忠祥：是多种原因促使我去考中央电视台。当时我们作为中学生，学校组织这个活动，我不好说我不去参加，那是不可能的。直到最后我都没弄明白以后我要做什么工作，因为当时根本就没看过电视，不像你们现在知道电视是什么，当时我根本就没有这个概念，真是不知道播音员该怎么，也不知道它究竟有没有发展前途。
只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在各个岗位工作都没有挑三拣四，都是到了那个岗位，然后熟悉岗位，热爱岗位，都是这样的。除了非常专业的工作以外，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对自己之后要担任的工作有非常明确的认识。我当时可能不认识。我说“年轻人的好胜心理”也是现在回想起来一种调侃式的回应。
当时整个北京市只招一个，不管这一个招的是做什么的，唱歌的、跳舞的，或者是短跑的、长跑的，在这一行里你当然得是No.1。如果要招学业考试第一的，我肯定排不上，甚至前100也未必进得去。也不是说我功课不好，考大学那是绝对有把握的，不会有任何担忧，但是当第一我没这个把握。
当时也不知道深造对我们有多重要，以后评职称时要看学历啊什么的，年轻，不是特别懂。当时觉得既然是国家需要，这次我又考得不错，他们电视台也来人劝我，劝我投身到这个事业里去。
南都周刊：你母亲是否同意你放弃高考进入电视台工作？
“当时也不知道深造对我们有多重要，以后评职称时要看学历啊什么的，年轻，不是特别懂。当时觉得既然是国家需要，这次我又考得不错，他们电视台也来人劝我，劝我投身到这个事业里去。”
赵忠祥：说实话，我们家当时都不知道我决定这个事。当时我们高中生都住校，跟同学商量得多，跟家长商量得少。当然后来她（母亲）知道这个事，也没有太左右我的想法，她说，你认为怎么好就怎么做吧，因为她也不了解情况。
南都周刊：1960年的国庆实况转播，是你和沈力一起完成的，当时你还是个新人，台里是不是就已经非常看重你？
赵忠祥：这得问我们领导了，他们是不是特别看重我。我想可能是这样的。
当时我不知道会让我去播音，领导通知我以后，我确实很紧张。这是我主持的第一个这么重要的活动。国庆的实况转播，不要说那个时候，我那么小，就是搁现在的话，也不是每个人都能轮得上。
当时我们就在机房里读写好的稿子，也看不到毛主席，当然也不能临场发挥。迄今为止，对于时政新闻，央视一贯的做法都是如此，从没有改变过。我们的任务就是准确无误的播音，把导演组撰写的稿子如实地播报出去，像说球那样可不行。这好像也是一种行规。
复出
南都周刊：“文革”开始后，你就被发配干校了吗？
赵忠祥：干校当时是轮流去的。我们那一届的工作人员没有一个能说不去，反正是一批一批轮。但是我的问题在什么呢，到我这里，该来轮换我们的人不知怎么的结果不来了。什么原因，我们不知道。有人来换我们，我们才能回去，不来我们怎么走呢？这就和换岗是一样的。结果我就在干校里多呆了4个多月。
南都周刊：当时是不是特绝望，觉得以后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做播音员了？
赵忠祥：也不是，我们周围的人都是这圈里的人。我当时在干校听到方方面面的一些信息，再加上反复斟酌和判断，大家都觉得这是暂时的，不可能永远都是这样。我当时想的就是，不可能永远让我在这喂猪来，盼着能够翻身，但就是不知道到底是哪一天，这谁也说不好。我那时还年轻，30多岁，我就觉得我这辈子还早着呢，不见得再让我养30年猪吧？我相信这是不可能的。我们老是背诵《毛主席语录》：“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光明，要看到前途，提高我们的勇气。”我们经常会拿老人家的这句话作为一种自我激励的手段。
南都周刊：1979年元旦。你播出了《叶剑英委员长告台湾同胞书》，这是你正式复出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吗？
赵忠祥：在“文革”中和“文革”结束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央视的主持人是不出图像的。我播新闻第一次出图像就说明，这一个行业的功能或机能，开始走上了一个正轨，这不仅仅是一个个人命运的体现。播音员和主持人在播音和主持时不出图像，这就谈不上电视。在此之前十几年都是这样，我们也都知道不会永远这样，可是究竟哪一天会变，我们也说不上来。
忽然有一天晚上台里就跟我说，让我去播报《叶剑英委员长告台湾同胞书》，我个人也走到了镜头前面，这也是央视的主持人第一次走到了镜头前面。这是这个行当开始恢复正常的一个标志。 南都周刊：1979年你随邓小平同志访美期间采访卡特，成为新中国第一位进入白宫采访美国总统的记者。但是没有能够采访到尼克松总统是什么样的原因？
赵忠祥：各个国家都会为了延续自己的主权、政治信仰、社会制度而做出一些新闻方面的限制，我都可以理解。我们提出要采访尼克松，对方的回答也很中肯，说找不着尼克松。但是你能相信找不着吗？
演戏
南都周刊：你1963年就演出过《南方的故事》，那时候才20多岁，怎么会去演电视剧的？80年代出演电视剧《多棱镜》，当时还得到了第一届飞天奖，那么后来为什么没有继续在电视剧上担任一些客串或者演出。是央视有规定，还是说太忙了没有时间去拍？
赵忠祥：那时候都是朋友，潘霞导演说你来演个角色吧，这样我就演了个小角色。那个时候工作也没有那么忙，还有点时间。人家既然看上你了，你也该支持他们一下。
得飞天奖是电视剧得奖，我本人并没有得奖。后来我就再没演过电视剧，自那以后，央视的工作量就特别大了，不可能让你抽出两三个月的时间去演戏。
而且我也已经过了演戏的黄金年龄，最好的机会和时机都错过了，这个年龄再去拍戏恐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看着演戏这个领域很熟悉，但毕竟它不是主持，两者有很大的不同，我未必能够轻松驾驭。年轻人一个戏不行再接一个。像我很难接一个戏把它给弄砸了，到时候既对不起观众、对不起剧组，也对不起自己。
南都周刊：央视是不是有规定说主持人不能接戏？
赵忠祥：好像有这个规定，但是我本人也没有看到这份文件。我知道主持人不能做商演、主持人外出必须和领导打招呼。
春晚与后春晚
南都周刊：我看到资料，说1985年年末，你母亲去世，你因为主持春晚，没有能见到她老人家最后一面，回来后与家人抱头痛哭，觉不觉得亏欠母亲？同时是不是也亏欠着妻子和孩子？
赵忠祥：这资料有误，那是我母亲去世后我主持的春晚，之前我一直是播新闻。家里有个病人，我也不能说我今晚值班我不值了，要医院去值班去。反正医院离我们家也不远。当时也是这么一种情况，她报过几次病危。你们大概没有这种经验，报了几次病危，我们每次都去守病房，好一些之后，我们又回去工作，只是我们心里有准备，因为是癌症晚期，这也是早晚的事。那一天，在没有报病危的情况下，医院给我们打电话说老太太不行了，你赶紧来。你那个时候不可能半年都守在床边，不去上班，那是不现实的。
“本来我们在央视的时候工作很紧张，有可能一年一年就过去了，有了这样的机会，也未见得就能做好。但总而言之，这比一辈子做一件事要好，就像演員式的，你多扮演凡个角色，与老演一个固定的角色比较起来，还是前者更多姿多彩。”
我不觉得因为工作的原因亏欠我母亲或者家人。你问问周围的人，母亲去世时守在母亲身边的其实也不是特别多。老人家不行了，说儿女必须做到在他们的注视下老人家溘然长逝，不要说中国，就是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可能完全做到这一点。
南都周刊：你对现在的春晚怎么看？
赵忠祥：我希望春晚能做得更有互动性一点，他们接受了。我一个原单位的员工去议论原单位，和局外人对它提出个人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可以在内部互相交流意见，但是我们不会把这些意见放到社会上去讨论。而且，你要知道，一个台的风格是多年形成的，你让任何一个环节、这么庞大的一个机体去改变它的风格是很困难的，我想是很困难的。
南都周刊：退休以后，你的生活进入后春晚时代，主持《舞林大会》等一些娱乐节目以及其他的一些新闻也引起了很多的争议，这让自己的退休生活变得这么丰富多彩还是不甘寂寞？
赵忠祥：其实也不是。这有个阶段性的变化，我刚退下来的时候也在家歇了三五个月。当然也有点事，但没有后来出来主持节目那么密集。后来答应东方卫视主持《舞林大会》之后，我的主持就变成了一个具有一点示范意义的事。其他单位会觉得，你既然可以主持《舞林大会》，也应该可以和他们商量商量。这种事情就比较难办。
南都周刊：那么你本人对那些意见是不是完全抛在脑后？
赵忠祥：那么你就太不了解我们了。从有报纸出现我们的名字，到网络上出现各种帖子，就不可能是一边倒的意见。有的意见苛刻一点，有的说宽厚一点，是这么一种走势。永远不可能都是批评意见，或者都是说你好的。
不管他们用一种怎么样的方式提出来，我要去研究他的本质，这些话对我有没有帮助。主要他说的对，我就改正我自己，按照他说的做。但是也有可能你说的对，但是我并没有领悟到，那我也不能照你的去做。
其实有时候一些批评意见对你也是一种激励，就像你答错了问题，作业没做好，你的老师对你的批评是一样的。只是有些批评尖锐一点，你就得看开一点。现在个人表述多了，你的心里有一点宽慰，我对自己没有一个肯定的认识，那你不白活了吗？我还做了很多应该做的事吧，虽然做得不是特别辉煌，但是还算成功吧。
南都周刊：像主持《舞林大会》，你变身为娱乐主持，这个变化非常之大，因为之前你的形象都比较传统、比较正，那样的转型。是不是一直觉得自己还是有娱乐主持的潜质的？
赵忠祥：就像你们上饭馆，不能认准了一家饭馆，去那里吃一辈子一样，得换换口味，演艺人员也是如此。当然，这也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机会。本来我们在央视的时候工作很紧张，有可能一年一年就过去了，有了这样的机会，也未见得就能做好。但总而言之，这比一辈子做一件事要好，就像演员式的，你多扮演几个角色，与老演一个固定的角色比较起来，还是前者更多姿多彩。
娱乐
南部周刊：其实你和杨澜主持的《正大综艺》也可以算是那个年代的娱乐节目了。
赵忠祥：它稍微有一点像，但也不是一个歌舞节目，它基本上应该算作益智类的综艺节目，主持人的对话都比较轻松，但是还没有到娱乐节目的程度。我和杨澜在节目中也很少唱歌跳舞，几乎没有这个机会。
南都周刊：央视的娱乐节目并不见长，你觉得央视的主持^会不会太拘谨了？
赵忠祥：应该说存在决定意识，以央视现在节目的格局，没有像东方卫视或湖南卫视这么突出的娱乐节目，但是也不能说没有，像《星光大道》就很不错。
南都周刊：现在退休在家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赵忠祥：平时在家，我穿着围裙的样子可不是我上台的样子。我和我夫人都做饭。
南都周刊：倪萍在《日子》一书里专门有一章是《赵忠祥其人》，说赵老师特别爱吃。你是美食家吗？
赵忠祥：我算不上美食家，因为美食家得有功夫去做去品尝，我是碰着什么就吃什么，或者说喜欢吃美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