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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瘸子住村西头。我喊他瘸子，其实是跟着他孙子土蛋叫的。李瘸子也不气，事实上，他的确瘸啊，两条腿走起路来跟小脚女人似的，头往前倾，颤颤巍巍，加上瘦弱的身子骨，就像挂在屋檐下的腊肉，随时要被风吹掉下来。
李瘸子在村上有两个事是出了名的。一个是喜欢吃馒头，一个就是脾气太“拐”，不是因为他一年到头支着个桑树拐杖，而是他的冲脾气，讲话都跟钝刀一样“拿人”。一到夏天，那拄拐杖的手臂膀上就能看到十几道疤，扭曲着跟长虫一样绕着。一年到头，到他屋心里最多的是我爷爷。爷爷去了也没几句话，给他带点米啊油的，点上烟，俩人就坐在屋心的碾子上抽闷烟。
六月底的天，已经热起来了。晚上，爷爷带着他烧的一小盆仔鸡和白馒头，又让我拎上一瓶酒到村西头找李瘸子喝酒去。
李瘸子看到爷爷脸上才会有些笑，烧了西红柿蛋花汤和面米粥，搬出桌子凳子，两个就坐在屋心里喝起来了。他们聊些个地里种的稻子、茄子，圈里养的鸡啊猪啊的，索然无味的东西。我跟土蛋玩“斗鸡”，两个人盘起腿，你来我往地，在桌子边上闹腾。
土蛋之所以叫土蛋，是他长得真结实啊，长我2岁，跟个土疙瘩一样。他搬起右腿，往我身上硬顶，我节节后退，一个趔趄，就倒在饭桌上了，吃没几口的仔鸡和馒头撒落一地，酒倒汤翻，浓烈的酒味直冲鼻子。
“白花花的馒头——”我这还没起来呢，李瘸子一拐杖已经落到土蛋背上了，“让你皮、皮、皮、皮”，一个字一拐杖，一拐杖一声嚎。我这才知道，李瘸子发起火来，腿脚其实快着呢。爷爷自小就没动过我一根手指头，那天，他也没手软，扯着我的耳朵，把我头摁地上，“把馍头都捡起来！”“都给我吃了——”我跟土蛋两人鬼哭狼嚎地，硬把沾着泥巴的馒头给吃下肚了。
我跟土蛋当然还是铁兄弟，但我再也不去李瘸子家了。土蛋再跟我说起李瘸子，就不再喊他爷爷，直接喊“李瘸子”了。
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李瘸子死了。李瘸子死的时候，组织上在他庄稼地里修了坟，上面写着“李大国烈士之墓”。土蛋哭得稀里哗拉的，跟老妇人一样喊：“再没得人给我煮好吃的了。”对于李大国名字后面多出来的“烈士”两个字，爷爷是流着泪讲给我和土蛋听的。
“馒头比他的命还大——”
那年快到大年三十了，雪下得大，天冷得跟刀刮骨头一样，地里也没啥能吃的东西了。快过年了，家里都把藏了一年的麦子拿出来，磨成粉，蒸些馒头，包些包子，好过个年。
狗日的，也不知道哪里窜出来的十几个日本鬼子进了村，跟狼闻着肉味一样，到处烧啊、抢啊，看到男的，先翻手掌，只要食指上有老茧厚的，不是摸抢的就是摸笔的，直接掏枪就毙了。年轻点的大姑娘小嫂子，都被他们给抢走了。日本鬼子到李大国家屋心的时候，他娘正和他爹在家和著面呢，那是他们家一年到头做的第一顿馒头。两个日本鬼子，一句话不讲，把他爹拉出去一枪就打瘫在地上，把他娘拖进屋里就给糟蹋了。
李大国不在家，正带着我在村后头敲冰块摸鱼呢。等我们听着噼里啪啦的枪声，跑回家时，整个村子早遭殃了。我一家子五口人，男女老少，都一身是血躺在屋里、床上。李大国到屋里，他娘正在蒸馒头呢，满头的蒸汽、满脸的泪。他娘将一锅馒头包在一个袋子里，系在他腰上，“你快跑路去吧”。李大国刚出门没几步，他听到“扑通”一声，他娘已经跳井了。
那年，我14岁，他16岁。李大国跑到我家问我：跟不跟我走？我说，走。他就带着我一路往北跑，追上我们的部队时，眼泪跟决堤似的往地上砸。
我们扛上枪了。我们一路从老家打到了东北，一路上打鬼子，每杀—个日本鬼子，李大国就用刀在左臂上划上一刀，哭着骂：狗日的鬼子。我们俩商量好，打败日本鬼子了，就回老家。他要把井修成坟，给他娘蒸一锅热腾腾的白馒头。
他20岁生日那天，雪有膝盖深。我们班在打日本鬼子的一个据点时，遭了埋伏，一个班的人都倒在那儿了。我的左胳膊吃了鬼子的枪子儿，鬼子的子弹打穿了李大国的胸口和腰，血顺着裤腿流。看着李大国的脸色跟火纸似的，我就哭了，哥，别不带我就“走”啊。李大国说，别哭，今儿个我生日，我不要今天死，我要回去见娘去。你背我走！
雪越下越大。我背着李大国往后方走，胳膊受伤没力气，我就一只手把他架在肩膀上拖着走，一路上，李大国一声不吭的，越拖越重，我就喊，哥啊，别睡，还要给你娘蒸一锅馒头呢，她还没吃上馒头呢。
当我们回到救护所的时候，李大国已经没了半条命，他是我一路拖着回来的，他的十个脚趾头全冻掉了——成了瘸子。在他脚好些的时候，他给连长留了个纸条，“杀不了鬼子了，我要回去给我娘做馒头吃”，就半夜走了，连我都没告诉。我呢，就一直留部队上了。
文化大革命，造反派把李大国绑在树上，说他是逃兵，雪天里偷跑回家才掉了脚趾头，他就骂啊，你们这些兔崽子，看看老子胳膊上的疤，一条疤就是一个鬼子的命。没人信他，又是一顿打。我就是这个时候从县里回村里的，我跟县委的领导说，我要给我的兄弟当个证人，我要跟他一起种地、种麦子、蒸馒头。
爷爷讲这些事的时候，眼里没有泪水，就像给我们讲神话故事一样平静。我望着土蛋，土蛋望着我，却都是眼泪汪汪的。爷爷带我们蒸了一大锅馒头，端到李大国的坟前，我们把红红的高梁酒，洒在白馒头上，跟血一样红。
李瘸子在村上有两个事是出了名的。一个是喜欢吃馒头，一个就是脾气太“拐”，不是因为他一年到头支着个桑树拐杖，而是他的冲脾气，讲话都跟钝刀一样“拿人”。一到夏天，那拄拐杖的手臂膀上就能看到十几道疤，扭曲着跟长虫一样绕着。一年到头，到他屋心里最多的是我爷爷。爷爷去了也没几句话，给他带点米啊油的，点上烟，俩人就坐在屋心的碾子上抽闷烟。
六月底的天，已经热起来了。晚上，爷爷带着他烧的一小盆仔鸡和白馒头，又让我拎上一瓶酒到村西头找李瘸子喝酒去。
李瘸子看到爷爷脸上才会有些笑，烧了西红柿蛋花汤和面米粥，搬出桌子凳子，两个就坐在屋心里喝起来了。他们聊些个地里种的稻子、茄子，圈里养的鸡啊猪啊的，索然无味的东西。我跟土蛋玩“斗鸡”，两个人盘起腿，你来我往地，在桌子边上闹腾。
土蛋之所以叫土蛋，是他长得真结实啊，长我2岁，跟个土疙瘩一样。他搬起右腿，往我身上硬顶，我节节后退，一个趔趄，就倒在饭桌上了，吃没几口的仔鸡和馒头撒落一地，酒倒汤翻，浓烈的酒味直冲鼻子。
“白花花的馒头——”我这还没起来呢，李瘸子一拐杖已经落到土蛋背上了，“让你皮、皮、皮、皮”，一个字一拐杖，一拐杖一声嚎。我这才知道，李瘸子发起火来，腿脚其实快着呢。爷爷自小就没动过我一根手指头，那天，他也没手软，扯着我的耳朵，把我头摁地上，“把馍头都捡起来！”“都给我吃了——”我跟土蛋两人鬼哭狼嚎地，硬把沾着泥巴的馒头给吃下肚了。
我跟土蛋当然还是铁兄弟，但我再也不去李瘸子家了。土蛋再跟我说起李瘸子，就不再喊他爷爷，直接喊“李瘸子”了。
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李瘸子死了。李瘸子死的时候，组织上在他庄稼地里修了坟，上面写着“李大国烈士之墓”。土蛋哭得稀里哗拉的，跟老妇人一样喊：“再没得人给我煮好吃的了。”对于李大国名字后面多出来的“烈士”两个字，爷爷是流着泪讲给我和土蛋听的。
“馒头比他的命还大——”
那年快到大年三十了，雪下得大，天冷得跟刀刮骨头一样，地里也没啥能吃的东西了。快过年了，家里都把藏了一年的麦子拿出来，磨成粉，蒸些馒头，包些包子，好过个年。
狗日的，也不知道哪里窜出来的十几个日本鬼子进了村，跟狼闻着肉味一样，到处烧啊、抢啊，看到男的，先翻手掌，只要食指上有老茧厚的，不是摸抢的就是摸笔的，直接掏枪就毙了。年轻点的大姑娘小嫂子，都被他们给抢走了。日本鬼子到李大国家屋心的时候，他娘正和他爹在家和著面呢，那是他们家一年到头做的第一顿馒头。两个日本鬼子，一句话不讲，把他爹拉出去一枪就打瘫在地上，把他娘拖进屋里就给糟蹋了。
李大国不在家，正带着我在村后头敲冰块摸鱼呢。等我们听着噼里啪啦的枪声，跑回家时，整个村子早遭殃了。我一家子五口人，男女老少，都一身是血躺在屋里、床上。李大国到屋里，他娘正在蒸馒头呢，满头的蒸汽、满脸的泪。他娘将一锅馒头包在一个袋子里，系在他腰上，“你快跑路去吧”。李大国刚出门没几步，他听到“扑通”一声，他娘已经跳井了。
那年，我14岁，他16岁。李大国跑到我家问我：跟不跟我走？我说，走。他就带着我一路往北跑，追上我们的部队时，眼泪跟决堤似的往地上砸。
我们扛上枪了。我们一路从老家打到了东北，一路上打鬼子，每杀—个日本鬼子，李大国就用刀在左臂上划上一刀，哭着骂：狗日的鬼子。我们俩商量好，打败日本鬼子了，就回老家。他要把井修成坟，给他娘蒸一锅热腾腾的白馒头。
他20岁生日那天，雪有膝盖深。我们班在打日本鬼子的一个据点时，遭了埋伏，一个班的人都倒在那儿了。我的左胳膊吃了鬼子的枪子儿，鬼子的子弹打穿了李大国的胸口和腰，血顺着裤腿流。看着李大国的脸色跟火纸似的，我就哭了，哥，别不带我就“走”啊。李大国说，别哭，今儿个我生日，我不要今天死，我要回去见娘去。你背我走！
雪越下越大。我背着李大国往后方走，胳膊受伤没力气，我就一只手把他架在肩膀上拖着走，一路上，李大国一声不吭的，越拖越重，我就喊，哥啊，别睡，还要给你娘蒸一锅馒头呢，她还没吃上馒头呢。
当我们回到救护所的时候，李大国已经没了半条命，他是我一路拖着回来的，他的十个脚趾头全冻掉了——成了瘸子。在他脚好些的时候，他给连长留了个纸条，“杀不了鬼子了，我要回去给我娘做馒头吃”，就半夜走了，连我都没告诉。我呢，就一直留部队上了。
文化大革命，造反派把李大国绑在树上，说他是逃兵，雪天里偷跑回家才掉了脚趾头，他就骂啊，你们这些兔崽子，看看老子胳膊上的疤，一条疤就是一个鬼子的命。没人信他，又是一顿打。我就是这个时候从县里回村里的，我跟县委的领导说，我要给我的兄弟当个证人，我要跟他一起种地、种麦子、蒸馒头。
爷爷讲这些事的时候，眼里没有泪水，就像给我们讲神话故事一样平静。我望着土蛋，土蛋望着我，却都是眼泪汪汪的。爷爷带我们蒸了一大锅馒头，端到李大国的坟前，我们把红红的高梁酒，洒在白馒头上，跟血一样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