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著作和论文中,我一直把西方后现代主义艺术兴起的时间确定在20世纪80年代,并将新表现主义作为后现代主义形成的标志。而在我和翟墨先生共同主编的《西方后现代艺术流派书系》中,我又将西方后现代主义艺术的上限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也就是把波普艺术作为它的滥觞——耿幼壮先生同意我的后一种观点。这两种观点相互杆格,但都有其合理性。实际上,与其说我的观点自相矛盾,不如说波普艺术本身存在着模棱两可的不确定性。让我们且以安迪·沃霍尔这位“波普艺术的教皇”为例,从其为人处世的角度看看波普艺术在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亦此亦彼的模糊特性。秉承杜尚的思想,沃霍尔将“人人都是艺术家,什么都是艺术”的口号奉为圭臬。他信手拈来,甚至不事加工,即将一件件现成品当作艺术呈现在世人面前,但沃霍尔并未领悟到杜尚在艺术中消除雅俗之分、高下之别的目的是在提示并创造一种人人平等、自由民主的人类社会理想和生命状态。沃霍尔渴望高雅,争当英雄的种种行迹完全与后现代主义艺术追求的人生目标背道而驰。换句话说,在沃霍尔的为人和他的作品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裂与背逆。从一个贫苦捷克移民的后代摇身成为纽约贵族们的座上宾,沃霍尔的故事让我联想到“灰姑娘”的童话。而在这个由“丑小鸭”变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