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百度上搜“经济学家”，显示的条目有290万个，而搜其他不少学科的专家，显示的条目远没有这么多，譬如社会学家，只有53万个。
　　然而，点开这些页面，扑面而来的常常是关于经济学家的负面报道：经济学家代表谁的利益，主流经济学家遭非议，等等。
　　在对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的质疑中，在讨论经济学家与企业界关联的话题时，《瞭望东方周刊》2004年初一组《经济学家为谁代言》（以下简称“代言”）的封面报道，成为媒体、学界人士绕不开的坎。
　　
　　“都说看了看了”
　　
　　“代言”甫一发表，立即引起很大反响，说是在经济学界引起震动也不为过。据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程恩富回忆：“当时出去开研讨会，大家碰头都问：有这么一篇文章，看到没有，都说看了看了。”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接触到的经济学家，如吴敬琏、许小年、巴曙松等，无一不知此文。2004年末，北京某财经杂志策划了一期《经济学家泡沫》的专题，文中询问的每一位经济学家包括张卫星、曹凤岐等多人，对这篇文章都是“早有耳闻”。
　　至于媒体与网站转载，社会各界的关注，则持续至今。无论是后来的郎顾之争、德隆崩盘，还是独董风波、科龙事件，种种从业界到全社会热议的话题中，“代言”一文屡被提及，引发诸多讨论。
　　据《瞭望东方周刊》了解，“代言”一文也惊动了国务院高层领导。后来，一些政府部门请经济学家做研讨、咨询时，也变得谨慎了许多。
　　经济学界对此文的评价，则褒贬不一。
　　“大家都说媒体，不能谁给钱，就为谁说话，希望多发这类披露不良学风和行为的文章，站在人民立场进行分析，促进社会进步与和谐。”程恩富教授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一位年轻的经所在家在给《瞭望东方周刊》的电子邮件里写道：你们那次“经济学家为谁代言”专题让我第一次注意到了你们杂志，那个专题非常好，不清理一下门户，我们这个行当非臭不可闻不可。
　　曾经在“代言”中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直言经济圈内心照不宣秘密的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杨帆，也为此得罪了不少人。
　　“这个事之后，就接到一个人脉关系广的老朋友的电话，他也是京城出了名的社会学家。他说经济学家里面对你特别有意见，说你吃里爬外，自己也当独立董事，也拿钱，完了把里面的秘密都兜出来，说你暴露了经济学界的潜规则。”
　　“当时还有一个好朋友打来电话说，文中点到的某些经济学家急了，要策划反击我。后来被一个朋友劝住了。”杨帆说。
　　当然，《瞭望东方周刊》也听到了一些负面的反馈。有部分经济学家认为“代言”一文意在炒作。还有学者指出其中一些可商榷之处。
　　
　　如“代言”一文中提到，杨帆认为，吴敬琏作为有摩根士丹利背景的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背后是买办资本。2004年10月，吴敬琏就此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他做中金公司的独立董事，是应政府高层之邀，这家公司的大股东，可以说是中国政府，说他当了独立董事，就是为资本家代言，是毫无道理的事情。就此，2004年10月28日，《瞭望东方周刊》刊载启事，向吴敬琏及读者致歉。
　　
　　独董风波
　　
　　“代言”一文中提到，有学者认为，独立董事没有实际作用，只是为了加强企业家和经济学家联盟。远在加拿大的徐滇庆认为此说有失偏颇，专门寄来《独立董事溯本清源》一文，肯定独立董事制度的正面意义。为彰显客观平衡，本刊原文刊发在2004年第15期。
　　此后不到两个月，2004年6月11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魏杰以“无法了解和把握公司的真实运行情况”为由，提出辞去新疆屯河的独董职务。时间，独立董事职责何在、经济学家明哲保身等热议不断。
　　魏杰在媒体上喊冤说，作为一种社会兼职，独立董事只能在董事会里行使自身的表决权，并不能随时审查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详尽的运营状况，对于公司董事会隐匿不报的行为，独立董事均感无奈。
　　但杨帆却不这样认为，他说，“企业违规经营，独立董事没法知道，但是操纵股价是看得到的。”有趣的是，杨帆自己也是湖北天华股份的独立董事。
　　“我相信不少经济学家，与其说是看重独立董事这个位子，不如说是看重费用。拿下钱，有些话你可能就不好说，社会舆论就可能对你很不利。”复旦大学张军教授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釆访时说。
　　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对《瞭望东方周刊》说，“经济学家也是人，他也要活着嘛。做独立董事，问题不是他拿没拿到钱，关键是拿了钱有没有干好事，有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如果说当独立董事的，故意隐瞒一些事，就该批评了。”
　　张军说：“一些经济学家在这方面并没有做得很好，多多少少受到利益上的影响和制约，个人感觉确实是这样的。”
　　
　　科龙事件
　　
　　从去年8月至今，科龙事件多次让经济学家成为街头巷议的佐料。
　　在2004年的郎顾之争中，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旗帜鲜明地站在顾雏军的一边。当时张维迎说，“最近兴起了一股妖魔化、丑化整个中国企业家队伍的与论。我们不能低估这种舆论对中国企业生存发展的危害性。”
　　2004年10月，在北京西山崇学山庄举行了一次较高层次的研讨会。在会上，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副全长杨启先批评媒体炒作郎咸平，并说，科龙是集体企业，是否算国资流失值得研究。“郎咸平这个东西经不起推敲。”张维迎也在会上批评说，一些支持郎咸平的媒体的编辑记者“改革开放时还没有生下来，或不懂事”。
　　其后事态发展证实了郎咸平的大多数判断。
　　有人认为，明明顾雏军在走钢丝，玩资本游戏，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却要说他符合改革路线，这些经济学家俨然成了企业家的代言人。
　　
　　不仅仅是道德问题
　　
　　“代言”一文对部分经济学家的质疑，一再被事实证明并非空穴来风，这其实并非《瞭望东方周刊》所希望看到的局面。《瞭望东方周刊》想探究的是，曾经设计中国改革路径的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们，为什么越来越失去了大众的信任。这不仅仅是个道德问题，在其背后隐藏着更深的社会背景。
　　“中国在社会转型当中，不少主流经济学家都接受了华盛顿共识，就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政府软约束变成硬约束，以产权改革作为动力，带动经济增长。但是很多经济学家并不清楚，产权改革要有效率，前提是制度配套和政府的公共权力不能越位，不能参与其中，否则转型过程中，产权改革就会不干净。”华东师范大学亚欧研究中心余南平教授说。
　　在这样的背景下，主流经济学家就在两个领域成了舆论焦点。“第一是国有产权市场化，第二就是民生，民生包括了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四个领域。”
　　余南平说，“问题恰恰是在第二个方面，这些领域的改革并不尽如人意。”于是，在就医、上学等基本问题尚难彻底解决时，即便是经济增长在两位数左右，一些老百姓仍然怀有不满情绪。一旦有人告诉他，全民的财产被某些个人瓜分了，而一向作为独立知识分子的经济学家还站在对立面上替他们说话，舆论靶心就一边倒地落在了这些经济学家身上。
　　那么现在国有产权的改革方向会否发生改变呢？张军说，“市场化改革路子会在技术上有小幅的调整，但是大方向是不会变的。”
　　中国的改革路径，是不会因为少数经济学家成为利益集团代言人而偏离方向的。
　　
　　经济学家为谁代言
　　吴立报
　　
　　西安海星集团策划部王万牢副部长向《瞭望东方周刊》透露，海星的顾问班子中就有像钟朋荣、樊光鼎这样的经济学家，也请过张维迎（张是陕西西北大学毕业）。
　　《瞭望东方周刊》对浙江传化、重庆力帆、上海紫江、上海新航星的调查表明，它们都与经济学家保持密切的联系。但对于课题经费这样的敏感问题，以上企业的有关人士均没有回答。
　　根据公开信息，截至2001年底，共有274家上市公司设立了独立董事，共聘请或提名了500余名独立董事，其中经济学家131名。在2001年报披露抽样的130家上市公司中，独立董事津贴每年1万—2万元的有18家，2万—3万元的有26家，3万—4万元的49家，4万—5万元的21家，5万元以上的为16家。
　　据中国证监会规定，一人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最多不得超过五家，独立董事每年为上市公司的工作时间不应少于15个工作日，并确保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有效地履行独立董事职责。
　　无法知道，那些身兼数职、不断出现在大众媒体上、对各种经济问题发表意见、一场接一场地赶场子出席各种论坛和研讨会的经济学家在百忙之中，是如何来履行这么多兼职的应尽职责呢？——三联商社的前身郑百文的独立董事、经济学家盛洪先生的前任陆家豪先生，在2001年因郑百文的作假而被证监会罚款10万元后，连连喊冤，称自己对公司造假之事毫不知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