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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朱小棣，生于1958年，海外知名双语作家，作品有《红屋三十年》《新狄公案》《闲书闲话》《地老天荒读书闲》等。
朱小棣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本科毕业后去了美国，学的专业、后来的工作都与写作无关，却凭借一手好文笔征服欧美文坛，他的中文随笔集也陆续在国内出版，可谓墙外开花两面香。“忙里偷闲读书写作，无非性格命运所致。命运没把我安排在风口浪尖的哨位，个性又让我不甘寂寞沉沦，便只好以书为伴”。采访中，他淡淡说道。
这次回国，朱小棣是为了出版父亲的画传。他的父亲朱启銮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1940年到南京从事情报工作，称得上是南京秘密战线的开拓者。解放南京前夕，他曾冒险渡江，亲手把长江军事部署图送交人民解放军总前委司令部。
不止是父亲，朱小棣的长辈中，为革命打拼的不在少数。他的二叔曾是胡耀邦的部下;三叔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高级步兵学校政委;姑姑和姑父曾是周恩来、郭沫若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演剧队骨干。
1987年，朱小棣刚到美国，一位华人女士所写的“文革”回忆录出版，媒体广为议论。有一天，朱小棣在报纸上看到一封读者来信，说这本书好极了，只是尚有一点不明：为何这位资本家太太1949年之后能养尊处优长达17年之久，直到1966年才被抄家？朱小棣一下子明白了，美国读者并不了解中国的历史过程，不知道中国革命都有哪些磨难，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出灾难的。“如果我把我们家庭的故事写出来，会有助于西方读者了解中国”。于是便有了朱小棣的英文处女作：《红屋三十年》。
这本书写的是朱小棣出国前30年的经历和见闻，通过他们一家，尤其是父辈们的生活，展示中国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的历史。出版后，立刻引起热议，还入选了“杰出学术图书”。远在欧洲的韩素音女士也特意给他写了封贺信，认为这是“最为全面客观书写这一段历史的书籍”。
接下来用英文写狄仁杰，对朱小棣来说，“是想继续描绘中国的文化土壤、生存形态”。
20世纪荷兰汉学家高罗佩曾著有系列侦探小说《大唐狄公案》，被翻译成多国文字，让狄仁杰成为“中国的福尔摩斯”。
朱小棣续写狄仁杰时，也像高罗佩那样，先去《棠阴比事》等古代典籍里找案例，“一看，才知道大部分好改的案子都被高罗佩写完了。只有一个涉及字谜的案件，他没把字谜转换成英文。我尝试了几十遍，终于用英语写成”。
在朱小棣眼里，高罗佩是学养极深的汉学家，“他能写旧体诗与于右任等人唱和，岂是我辈能比。写完后我才发现，他所描绘的服饰，还真是符合沈从文先生的考据，推翻了其他一些学者的结论”。
而从创新上来说，朱小棣觉得自己是“力图在高罗佩已经成功塑造的狄仁杰身上，挖掘开拓其内心世界”。因此，他着力刻画狄仁杰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与夫人、下属、同僚、上司的关系。一字一句中，把一位喜食臭豆腐、爱饮茶养性的狄公展现于读者面前，不正襟危坐，不树碑立传。
这本《新狄公案》被翻译成法文出版后，获得了法国历史侦探小说大奖第四名。
美国一家出版社曾做过一本名家选集，题为《母亲》，只有一名华人入选，她就是《喜福会》的作者谭恩美。后来做续集《父亲》时，也只有一位华人入选，就是朱小棣。和他一起入选的作者里，有在美国赫赫有名的约翰·厄普代克、《阿甘正传》的小说原作者温斯顿·葛鲁姆等24位。
身为华人作家，朱小棣对同行与自己都有很清醒的认识：“谭恩美的小说之所以走红，恰恰是因为她能够同时用纯正英语（她自己的）和蹩脚英语（她母亲的）交织在一起写作，读来别有意趣。而哈金（第一个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华人作家，代表作《等待》）能够得到青睐的一大原因，则是他的英语中机智地保留了许多中文元素，凡是懂中文的人都能够看出其出处，忍俊不禁，西方读者则在其晓畅英文中偶遇中文元素，大饱眼福。而我在努力学习英文的同时，一直在努力甩掉中文羁绊，尽管写成流畅英语，却再无语言特色可言。这大概也可以算是一种尴尬吧。”
朱小棣没有书房，至今“蜗居”斗室，卧室内一张小小书桌，他觉得“也足矣”。
哈佛大学的图书馆算得上是他的书房。他看书口味独特，喜欢冷僻的，很少碰风口浪尖上的畅销书。他曾说自己与中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天才散文作家梁遇春很相投：“年轻时最让我动心的一面，是他懒得上课，懒得起床。他说自己脑子里所有那些聪明的想头、灵活的意思，多半是早上懒洋洋地赖在床上想出来的。”这种闲适散淡，成了朱小棣读书时的一贯风格。但同时，他也会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来写作。《闲书闲话》《闲读近乎勇》等一系列以“闲”命名的随笔集，就是他近年来的成就。
2012年，朱小棣在美国。
朱小棣说：“写作本身，往往是在喃喃自语。每句话都是一边在心里念，一边用手敲击键盘写出来。”
在海外漂泊多年的朱小棣，说他的写作，“并非想用独特的东方故事融入美国社会，而是因为有些难以融入，所以希望让美国人了解中国。我本来也未必有多少乡愁，父母均已过世。读书写作，反倒勾起几多对故乡的思念”。
无论是自传、小说还是随笔，无论是用英语还是中文，朱小棣的写作肯定都并非单纯的文学尝试，而是写文化、写中国。正如他自己所说：“从儿时看鲁迅起，文学于我就从来不是温室里的花朵。”
朱小棣，生于1958年，海外知名双语作家，作品有《红屋三十年》《新狄公案》《闲书闲话》《地老天荒读书闲》等。
朱小棣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本科毕业后去了美国，学的专业、后来的工作都与写作无关，却凭借一手好文笔征服欧美文坛，他的中文随笔集也陆续在国内出版，可谓墙外开花两面香。“忙里偷闲读书写作，无非性格命运所致。命运没把我安排在风口浪尖的哨位，个性又让我不甘寂寞沉沦，便只好以书为伴”。采访中，他淡淡说道。
不想让美国读者误读中国
这次回国，朱小棣是为了出版父亲的画传。他的父亲朱启銮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1940年到南京从事情报工作，称得上是南京秘密战线的开拓者。解放南京前夕，他曾冒险渡江，亲手把长江军事部署图送交人民解放军总前委司令部。
不止是父亲，朱小棣的长辈中，为革命打拼的不在少数。他的二叔曾是胡耀邦的部下;三叔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高级步兵学校政委;姑姑和姑父曾是周恩来、郭沫若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演剧队骨干。
1987年，朱小棣刚到美国，一位华人女士所写的“文革”回忆录出版，媒体广为议论。有一天，朱小棣在报纸上看到一封读者来信，说这本书好极了，只是尚有一点不明：为何这位资本家太太1949年之后能养尊处优长达17年之久，直到1966年才被抄家？朱小棣一下子明白了，美国读者并不了解中国的历史过程，不知道中国革命都有哪些磨难，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出灾难的。“如果我把我们家庭的故事写出来，会有助于西方读者了解中国”。于是便有了朱小棣的英文处女作：《红屋三十年》。
这本书写的是朱小棣出国前30年的经历和见闻，通过他们一家，尤其是父辈们的生活，展示中国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的历史。出版后，立刻引起热议，还入选了“杰出学术图书”。远在欧洲的韩素音女士也特意给他写了封贺信，认为这是“最为全面客观书写这一段历史的书籍”。
挖掘狄仁杰的内心
接下来用英文写狄仁杰，对朱小棣来说，“是想继续描绘中国的文化土壤、生存形态”。
20世纪荷兰汉学家高罗佩曾著有系列侦探小说《大唐狄公案》，被翻译成多国文字，让狄仁杰成为“中国的福尔摩斯”。
朱小棣续写狄仁杰时，也像高罗佩那样，先去《棠阴比事》等古代典籍里找案例，“一看，才知道大部分好改的案子都被高罗佩写完了。只有一个涉及字谜的案件，他没把字谜转换成英文。我尝试了几十遍，终于用英语写成”。
在朱小棣眼里，高罗佩是学养极深的汉学家，“他能写旧体诗与于右任等人唱和，岂是我辈能比。写完后我才发现，他所描绘的服饰，还真是符合沈从文先生的考据，推翻了其他一些学者的结论”。
而从创新上来说，朱小棣觉得自己是“力图在高罗佩已经成功塑造的狄仁杰身上，挖掘开拓其内心世界”。因此，他着力刻画狄仁杰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与夫人、下属、同僚、上司的关系。一字一句中，把一位喜食臭豆腐、爱饮茶养性的狄公展现于读者面前，不正襟危坐，不树碑立传。
这本《新狄公案》被翻译成法文出版后，获得了法国历史侦探小说大奖第四名。
文学于我从来不是温室里的花朵
美国一家出版社曾做过一本名家选集，题为《母亲》，只有一名华人入选，她就是《喜福会》的作者谭恩美。后来做续集《父亲》时，也只有一位华人入选，就是朱小棣。和他一起入选的作者里，有在美国赫赫有名的约翰·厄普代克、《阿甘正传》的小说原作者温斯顿·葛鲁姆等24位。
身为华人作家，朱小棣对同行与自己都有很清醒的认识：“谭恩美的小说之所以走红，恰恰是因为她能够同时用纯正英语（她自己的）和蹩脚英语（她母亲的）交织在一起写作，读来别有意趣。而哈金（第一个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华人作家，代表作《等待》）能够得到青睐的一大原因，则是他的英语中机智地保留了许多中文元素，凡是懂中文的人都能够看出其出处，忍俊不禁，西方读者则在其晓畅英文中偶遇中文元素，大饱眼福。而我在努力学习英文的同时，一直在努力甩掉中文羁绊，尽管写成流畅英语，却再无语言特色可言。这大概也可以算是一种尴尬吧。”
朱小棣没有书房，至今“蜗居”斗室，卧室内一张小小书桌，他觉得“也足矣”。
哈佛大学的图书馆算得上是他的书房。他看书口味独特，喜欢冷僻的，很少碰风口浪尖上的畅销书。他曾说自己与中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天才散文作家梁遇春很相投：“年轻时最让我动心的一面，是他懒得上课，懒得起床。他说自己脑子里所有那些聪明的想头、灵活的意思，多半是早上懒洋洋地赖在床上想出来的。”这种闲适散淡，成了朱小棣读书时的一贯风格。但同时，他也会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来写作。《闲书闲话》《闲读近乎勇》等一系列以“闲”命名的随笔集，就是他近年来的成就。
朱小棣说：“写作本身，往往是在喃喃自语。每句话都是一边在心里念，一边用手敲击键盘写出来。”
在海外漂泊多年的朱小棣，说他的写作，“并非想用独特的东方故事融入美国社会，而是因为有些难以融入，所以希望让美国人了解中国。我本来也未必有多少乡愁，父母均已过世。读书写作，反倒勾起几多对故乡的思念”。
无论是自传、小说还是随笔，无论是用英语还是中文，朱小棣的写作肯定都并非单纯的文学尝试，而是写文化、写中国。正如他自己所说：“从儿时看鲁迅起，文学于我就从来不是温室里的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