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周期长达70年的“三北”防护林已经建设过半，怎样调整和完善才能产生更高的环境效益，至今仍在探索中
　　1987年，大学毕业的何鸿义（化名）被分配到陕北某地林业局，负责当时国家正大力推进的“三北”防护林工程，一干就是20年。当时，他曾每天和同事一起穿梭在黄土高原的沟壑里种树，试图让那片贫瘠之地重焕生机。
　　但后来，他慢慢发现，费时费力种植的杨树在那样的环境下很难成活。
　　
　　“我们的本意是让自然环境变好，结果却和预期有差距。”何鸿义对《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起这段经历时，有些失落。
　　“‘三北’防护林在防沙治沙、控制荒漠化加速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一点不容否认。”中科院植物所专家杨斧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今天身为某林业大学教授的何鸿义，更多地是在思考：在“三北”防护林的建设中，怎样做才能产生更高的环境效益？
　　如今，“三北”防护林这个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全球最大人工造林工程仍在继续，截至2015年底已累计完成造林面积2647万公顷（约4亿亩），中央财政总投入194亿元。
　　平均每天种50万棵树
　　始于1978年的“三北”防护林工程，建设初衷是解决中国北部、西北、华北地区因长期砍伐森林、过度放牧导致的沙漠化加剧问题。

　　当时，“三北”地区受沙漠化影响的面积约有330万平方公里，占整个国土面积的34%，是中国荒漠化土地分布最广泛、最集中的区域。
　　“因此政府希望通过营造人工林来阻止沙漠向平原地区推进，减缓沙漠化速度。”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厅治沙造林处调研员佟金壮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这种“以林治沙”的观点当时在官方内部以及业内都形成了共识。
　　当然，“三北”防护林工程的建设还有另外两大目的——防止水土流失和保护农田。
　　于是，一场覆盖13个省（自治区）、551个县，覆盖面积达410万平方公里的人工造林运动在“三北”地区轰轰烈烈地展开。从赤裸的戈壁到荒凉的沙漠，再到沟壑纵横的高原，到处都在种树。
　　本刊记者根据公开数据测算，在过去38年间，“三北”地区平均每天种植了6138亩人工林。如果按照一亩地可种80棵树计算，平均每天种树近50万棵。
　　截至2015年底，“三北”防护林工程共造561万公顷防风固沙林、723万公顷水土保持（水源涵养）林、253万公顷农田防护林，合计1537万公顷人工林，约2.3亿亩、15.4万平方公里。

　　尽管这一数字只占整个“三北”地区受沙漠化影响面积的不到5%，但仍旧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共治理了27.8万平方公里（4.17亿亩）沙化土地，保护和恢复沙化、盐碱化草原、牧场1000多万公顷，新辟农田牧场1534万公顷。”国家林业局三北防护林建设局总工程师武爱民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第五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监测结果显示：2009～2014年间，全国沙化土地面积净减少9902平方公里，仅“三北”工程区的内蒙古、甘肃、陕西、青海四省区就净减少沙化土地5337平方公里，占总量的53.9%。
　　此外，“三北”防护林工程还治理了33.2万平方公里的水土流失区域，使进入黄河的泥沙量减少了4亿吨左右;有效庇护2248.6万公顷（约3.4亿亩）农田，使农田亩产由100公斤提高到300多公斤。
　　“工程区内森林覆盖率由1977年的5.05%提高到12.4%，森林蓄积量也由1977年的7.2亿立方米提高到14.4亿立方米。”武爱民说，“三北”防护林工程在过去几十年内确实发挥了巨大的生态、社会效应，“这是毋庸置疑的”。
　　该不该种杨树
　　
　　即便如此，“三北”防护林仍面临争议，尤其是2000年以后。
　　“‘三北’防护林在防沙治沙、保护农田等方面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这并不能掩盖其存在的缺陷。”中科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董治宝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在他看来，国家关于“三北”防护林建设的构想是正确的，但在具体实施中发生了一些偏差，“比如在一些不该造林的地方造林，如沙漠、荒漠等干旱、半干旱地区。”
　　以内蒙古为例，其辖区内的荒漠化土地（包括沙漠和沙化土地）占到自治区面积的一半，包括库布齐沙漠、毛乌素沙漠、腾格里沙漠等，都位于“三北”防护林工程建设区内。
　　董治宝认为，这是一个失误，“这些地区的水资源本来就很稀缺，大规模植树造林会消耗大量地下水，透支了当地的水资源，使气候条件更恶劣。”
　　还有一点让一些专家想不通：“三北”防护林工程在沙漠、荒漠化地区种植的不是适应干旱气候的低矮灌木植物，而是杨树这样的外来乔木树种。 　　武爱民对此的解释是，“杨树生命力强，生长周期短，种植成本低且市场需求量大，可当作木材售卖，经济效益比其他树种高，因此被广泛种植。”
　　武爱民的同事吕文在2000年6月发表的一篇名为《论发展杨树与三北防护林体系》的文章中也证实了这一观点，指杨树有较高的经济效益，不亚于其他阔叶、针叶树种。
　　该文称，1978～1995年间，“三北”工程每年约有五分之二的资金、劳力投入到杨树种植中，共营造了400多万公顷杨树林，占同期造林面积的27%。
　　到2000年，“三北”防护林工程区内的人工杨树林面积已达600多万公顷（约9000万亩），且还在以每年20多万公顷的速度增加，成为“三北”地区的“当家”树种。
　　“最高时杨树占比超过一半。”武爱民说。而在占“三北”防护林工程区三分之一面积的内蒙古，杨树种植面积也高达40%，且主要集中在科尔沁沙地等荒漠地区。
　　“杨树尽管好存活，但其特点是耗水量大，这对于缺水的沙漠地区来说是雪上加霜。”何鸿义告诉本刊记者，过度消耗地下水最终也会导致人工林因缺水大面积死亡。
　　武爱民对此也表示赞同，“杨树生长快，耗水量肯定也就比较大，比灌木高许多。”
　　他对本刊记者强调，国家有关部门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正在逐步缩减杨树的种植比例。
　　以混交林取代单一树种
　　还有一个担忧是，“三北”防护林规模化种植单一树种，可能会导致病虫害的迅速传播。
　　以宁夏为例，该地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大规模种植单一杨树，一度拥有“塞上江南”的美誉。但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短短几天内便因天牛疫情传播导致杨树林几乎全毁，当时共砍掉了一亿多株杨树。
　　“2000年以后，三北防护林的建设就开始注重多树种混合林，不再建设单一树种林地。”武爱民说，这种混交林不仅能够避免病虫害的大范围传播，还能增强防风固沙的效果，尤其能有效阻挡沙尘暴。
　　他认为，强沙尘暴的形成与植被关系最为密切，“因为沙化土地为沙尘暴提供了丰富的沙源，人工造林正好增加了地表植被，改变了地面粗糙度，增加了地面对气流的阻力，减弱了沙尘暴。”
　　例如，新疆吐鲁番在1961年曾遭遇特强沙尘暴，使全县85%的农作物受灾，但1975年再次出现同样级别的沙尘暴时，因大范围的人工造林使得农田受灾面积降到8%。
　　此外，董治宝也对本刊记者强调说，“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在沙漠或者荒漠化地区造林是解决沙尘暴的途径，实际上真正能减缓沙尘暴的都是建在沙漠边缘而非沙漠中的防护林。”
　　“因为沙漠或者沙地经过长时间的风化，地表比较坚硬，不会轻易起沙尘，人工造林反而破坏了沙漠地表的坚硬度，让地表变得疏松，一旦有风更容易起沙尘。”何鸿义指出。
　　武爱民认为“三北”防护林对沙尘暴有减缓作用，但也坦言，“沙尘暴是由一个复杂的系统形成，人工造林不可能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更科学地造林
　　2005年，内蒙古奈曼旗兴隆沼地区出现了树木零星死亡的情况，到2010年该地人造林死亡面积已达7.8万多亩，约占林地面积的20%;2013年，央视还曝出河北张家口的“三北”防护林出现大面积死亡。
　　除“三北”地区相对恶劣的生态环境外，武爱民认为，其中会有操作不当的因素，“‘三北’工程启动之初，受限于思想认识、资金投入、技术等，在进行规划、选择苗种、营林造林等方面没有完全做到科学合理。”
　　“这些林地现在都需要大规模更新，否则以前的工作都白做了。”佟金壮说，仅内蒙古目前就有超过3300万亩人工林地需要更新，其中急需更新的有1800万亩，占到整个更新林地的55%。
　　他坦言，国家虽然在近年来推进人工林的更新工程，但投入不足，“国家给一亩林地更新的补助是200元，但一亩林地的更新成本就要1000元。”
　　因此，人工林更新工程多在小范围实施，无法大面积推进。
　　而整个“三北”防护林工程也因其他大型生态工程上马，面临着资金短缺的问题。
　　据新华网报道，“十五”期间“三北”防护林工程规划造林任务7779万亩，需投资75亿元，但实际安排造林任务只有4560万亩，占同期规划的58%，造林投资到位23.36亿元，只占规划造林所需投资的31%。
　　“2016年国家财政给内蒙古拨付的造林补贴资金是3.6亿元，但给内蒙古分配的造林任务是1000万亩，按平均每亩500元算，需要资金50亿元，与国家分配的资金相差甚远，缺口很大。”佟金壮希望，国家能够加大投入。
　　董治宝则认为，国家此时应全面评估“三北”防护林在过去几十年里发挥的生态效应，“必须肯定其带来的积极作用，但也必须清晰地认清其可能在未来带来的负面效应，采取正确的措施加以规避。”
　　他给出的建议是，“三北”防护林的建设应该注意有的放矢，退出在沙漠、山区等特定地区的干预型人工造林，让当地生态系统自然恢复，“充分做到因地造林。”
　　这一观点也得到了武爱民的认同。他告诉本刊记者，国家已经在一些山区实行封山育林，“也在逐步解决‘三北’防护林在过去几十年中暴露出的种种问题，真正做到科学造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