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空间不断扩展
　　
　　《南风窗》：自从中国确立市场经济道路的改革以来，经济增长非常快，但是，社会总体财富的增长并不一定带来社会各群体之间共识的增多和公共空间的健康发展。您对中国在市场经济改革以来的公共空间的发展有何评价?
　　万俊人：改革开放近30年了，其中的第二个15年，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速度和财富。首先是经济的快速发展，比如高速公路是最近十几年才有的，但现在总公里数已经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其次是社会财富的快速增长，仅民间存款就已经达到近39万亿人民币之多。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然而如你所问，经济发展带来的是社会公共结构转型，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公共管理诸方面的变化，比如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已经明确意识到要转向公共服务的方向，公共管理者整体的素质也发生了明显的改变。文化则从精英式的变成了大众化世俗化的，说极端一点，只要敢于“炒作”，谁都可以成为“名人”。
　　这个过程给整个社会带来的是真正的现代型转化。这种转型带来的变化，首先是公私界限的日趋明朗，《物权法》的正式生效可以视为一个标志，公私分界在制度上得以合法确立。这意味着现代转型走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其次，恐怕也是更艰难的一个问题是政治制度的转型，在不同的层面上，政治制度也在进步。现代社会对政治的要求非常高，它要求从基本政治制度到具体行政管理制度的系统改革，改革的核心是寻求国家政治生活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是一种基于建康民主的公正制序。
　　现代政治转型是一个公共空间不断扩展的过程，公共空间要求制度的完备性。费孝通先生说，私人领域是熟人领域，公共领域则是陌生人领域。陌生人领域的一切行为、关系和互动都要靠制度来规范，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我凭什么相信你?要靠我们都遵守共同的规则。比如，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可以开得很快，因为我们知道不会有人从对面逆行过来。制度是什么?制度经济学的创始者康芒斯说，制度就是集体行为控制个人行为，是依据大家的意愿建立起来的制度约束个人行为，但另一方面，制度也解放和扩展了个人行为。设想：若没有交通规则，没有红绿灯，在十字路口大家的车都会开不动。交通规则执行得越好，司机才越放心大胆地开车。再比如说信用制度，过去到外地去玩带大笔的现金，但现在一张卡就解决了。总之，社会的公共化程度越高，对制度体系要求就越高。所以制度建设对现代公共(政治)社会的发展是最基本的，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说，现代社会的发展主要是公共空间和公共制度(规范约束系统)的健康发展。
　　
　　《南风窗》：公共空间的出现和发展对社会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
　　万俊人：社会越发展，交往就越充分。公共空间是大家的，现代社会就像是一个敞开的大广场，大家都关心在这个广场里发生了什么。这就要求现代人有公共意识，不能把在家里那一套带到公共广场上来。要学会适应公共平台，建立公共规则意识，具备作为一个公民的基本美德，有公共责任感。不能认为广场不是你自己的，就随地吐痰。公共性要求开放、透明、公正的规则，在现阶段中国人这个意识还很不够，许多人会认为，草地不是自己的，也不是哪一个人的，因此让狗随地便溺也无所谓。
　　但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生活经验却使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一个人在现代社会里让自己的公共化程度越高，获得成功的几率就越高，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喜欢自我炒作的原因，只有大家知道了我，我的作品才卖得出去，我的身价才会增升。因为，在现代公共社会里，公共化即意味着社会资本化。政治哲学意义上的公共化，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就是市场化，市场是公共的。这种趋势给文化带来的问题就是把一切市场化，所以文化就成了方便面，要快速生产并快速产生效益，文化的传播被当成了文化的市场兜售。问题只是，文化的生产和传播与物质的生产和销售是不同的，前者是累积性的，而物质的生产、包括技术性知识的生产则是替代性的。比如，千百年来我们还在读孔子、老子、柏拉图，他们的话至今还显示其意义。但当“586”电脑上市时，从“286”到“486”的电脑和电脑知识就被替代了，不再有价值了。
　　
　　工具和价值
　　
　　《南风窗》：一个悖论式的现象是，随着公共空间的扩展，人们的公共意识却在消退。在改革开放之初，非常多普普通通的中国人都在思考“中国向何处去”这样严肃的问题，可是到了今天，人们都退回了自己的领地，这样的问题甚至在知识分子也很少有人真正关心了。这是为什么呢?
　　万俊人：政治哲学上讲的公共空间是个构成性的概念，过去，我们往往把公共意识简单地等同于政治意识，多是靠某种理想主义的政治理念和道德信仰支撑起来的。然而，我们必须清楚，这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公共意识。这种靠过度理想主义激情支撑的政治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虽然在某一特定的社会历史阶段非常有效，但缺乏合法正当的制度基础是很难长久维持的，因为公共意识首先是一种公民的社会责任意识，而只有当公民的社会责任感是内生的、而非外部强加的时候，公民的社会责任感才可能真正落实并得到持久保持。
　　也就是说，责任的根源有两种，一种是基于身份的，首先是自然身份，父母对孩子的责任是不需要人教的，即使子女没有主动要求，做父母的也会尽心尽力地去关爱自己的子女；其次是社会身份，做科长就要尽科长的职责，当将军就得承担将军的责任，在其位谋其职。第二种更重要也是更普遍的责任来源就是同权利对等相伴的，在现代民主政治的理念里，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理想的状态是，你有公民的权利，你也必须尽公民的义务。权利与义务或责任的对等就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本质。
　　你所说的那种“悖论”的确存在，原因也很复杂。我想，—方面由于过去反反复复的政治运动导致人们对政治责任的刻意规避，这是一种历史的原因，也是一种历史的政治教训；另—方面，从一般意义上讲，承诺任何责任都是有代价的，“责任”这个词在拉丁文中就是“负担”的意思，是挑在肩膀上的东西。如果没有外部的约束或道德良知的感召，人们总是倾向于减少自己的责任，甚至逃避责任。由于过去我们的权责是分裂的，在这个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一旦社会的权利资源自由开放却又缺少必要而公正合理的制度安排，人们对之便会采取自由争夺的方式，就像17世纪的英国和西欧一样，而对于责任则往往采取规避或者推卸的姿态。可以说，我们过去的问题是只有或者多有责任摊派，没有或少有权利自由；而现在的问题则变成了权利自由与责任承诺之间的脱节。权利意识与责任意识都需要加强，更需要相互衔接，而不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短时期的矫枉过正或许难以避免，但不可长此以往，关键仍在两者的协调共生。
　　要改变这种“责”“权”失衡现象需要一个长期艰苦的社会调整过程。
　　《南风窗》：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处于转型时期，各个阶层都有自己的诉求，这要求我们有自己独特的公共哲学来凝聚社会。你对这方面的发展有什么看法?
　　万俊人：制度建设是最基本的。但社会的转型期还有一个如何创造、积累新的文化资本的问题，包括道德、信仰。政府也面临如何积累政治资本的问题，因为过去的政治资本总是要用完的。中国传统的政治变革多采取激进的方式，以“改朝换代”为根本的甚至是唯一的政治诉求，因而所积累下来的政治文化资本其实并不丰厚。过去的15年，我们的执政党在这方面做了不少的努力，先后提出了“三个代表”、和谐社会等理论，值得肯定和珍惜。和谐社会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公共(政治)哲学命题，社会各界的接受度也很高，但还需要深入研究和阐发。
　　回头看看过去的实践，我们会发现有很多东西其实只具有阶段性的策略合理性或工具合理性，比如“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将其作为我们社会发展的价值体系，后果会很危险。国家作为最严格的组织化的政治共同体，必须是公共的，不是某些人的。平等正义同自由权利一样不可偏废。
　　《南风窗》：和谐社会理论确乎不错，但作为一种政治理念，它可能面临被扭曲的风险更大，容易被官员用来把一个还没有达到和谐的社会打扮得比实际状况更美好。真正有生命力的公共哲学应该是由知识界提出的。你对中国自己的公共哲学建构的未来如何看?
　　万俊人：这些年来，我们在经济上出口很多，但在观念生产上似乎仍然还是个进口大国。比如，经济学家们就困惑，中国的经济发展经验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搞了几十年，为什么就没有产生出有创新价值的、能够反映这种经验独特性的经济学理论?历史上我们的先民们并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前人创造的文化已经为全人类所分享。可惜这样的情形在当代很罕见。
　　思想和理论的生产，包括公共哲学在内，前提是思想自由。但单有思想自由是不够的，没有思想的创造者也不行，这就要靠中国的知识群体。
　　但是，在当代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强大的格局下，国家和政府在文化生产和文化传播方面的作用不仅不会减少，而且还会越来越大。这是我不完全同意你的观点的理由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