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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人生”栏目为“世纪人生系列丛书”而开辟，旨在记述有代表性、有影响力的文化艺术界名人——文史馆馆员的传奇人生。自2013年5月推出丛书第一部《仁者寿：文化名人的长寿人生》后，以大气、典雅、故事性强、史料价值高、珍贵老照片等书风赢得了读者的青睐。第二、三部将推出文史馆员中的艺术、学术界百位精英为追求梦想、搏击人生的真实故事，以更加直接、酣畅淋漓的文笔呈现他们的成功之道，并择部分精彩文章陆续刊出，读者可先睹为快。——编者
父亲任政驾鹤西去已十五年了。 他在书法园地里孜孜不倦地耕耘了七十载。
老叔祖教诲 寒窗苦十年
刻有“家在天台雁荡之间”的一枚印章，是我父亲十分喜爱而经常使用的。 因为这是他诞生和生长的地方——风景幽美的浙江黄岩，在那里度过了最初的学书生涯。父亲的启蒙老师是他的老叔祖、晚清举人任心尹——浙江颇负盛名的柳体专家。从七八岁起，父亲每天悬臂练习大字两百，先学柳再学颜，从不间断。他还跟随叔祖研习诗文。老先生教父亲背诵《论语》、《古文观止》和唐宋诗词来打下了很好的中国文学基础。
叔祖公谦和近人，和他的书法一样名闻遐迩。春节，他更成忙人，要为邻居街坊写许多的春联。每当摊纸磨墨挥毫时，孩时的任政便劲头十足，站在小凳上，或趴在桌角目不转睛地注视叔祖公的一举一动。偶尔还用小手按住被微风掀起的纸角。叔祖公写的大多是古诗，像“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水能澹性为吾友，竹解虚心是我师”，“能追无尽景，始见不凡人”等。
幼小的他，吃了不少的苦头：星星闪烁，蚊子成群的夏夜，父亲练字只能把一双小脚分别伸进两个酒瓮里；寒风凛凛的冬天，为防墨冻住，他将砚台架空，下方点上小油灯，尽管小手冻肿，还是不停地练字。
那时乡间的学书资料极其有限，尽管这样，少年的任政仍贪婪地吮吸着。之外又临习了颜鲁公的《元次山碑》、王右军的《圣教序》、汉《史晨碑》，甚至将清石梁编的真伪杂糅的《草字汇》逐字逐页临摹。这些草字结构变化，似刀刻在他脑海里。
由于他刻苦奋发学习，在路桥镇已经小有名气了，经常为街坊邻居写婚丧喜事之类的对联和条幅。有一次，父亲坐着写，时间长了感到疲劳，原先悬起的臂不由自主地按在桌面上。簇拥在人堆里的一位老先生见状就对旁人悄声地说：“这孩子臂也悬不起，没前途！” 听后他大为震动，事后便向那位老先生请教。老先生抚摸着我父亲的头说：“写条幅一定要站着，要居高临下，下笔的点画，波撇，屈曲，皆尽全身之力送出去。悬臂写字就是练功，它能使笔势开展，受益无穷。”老先生寥寥数语的点拨，深深地留存在他幼小的心灵之中。
1934年，父亲18岁，家中遭火灾，生活每况愈下。他凭着自幼熟读的诗文基础，加上一手工整秀丽的小楷，便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黄岩长途汽车公司，就自谋生路了。可是没多久，抗日烽火遍地燃起，乡间公路遭到破坏，汽车公司随之就倒闭了。走投无路，1938年，父亲离别故乡，只身来到了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准备投靠先期已到达的长兄。到了上海，他才知道，长兄与德商合开的上海德华染织厂两年前赚了点钱，逐渐成了暴发户。兄嫂对他这个刚从乡下来投亲的弟弟很冷淡，不予接纳。父亲不得已，进了一家在曹家渡的隆章染织厂当练习生。那时他已经22岁了。劳动时间长，报酬低，活又重。最受不了的是歧视和冷落，他深感寄人篱下的痛苦。
“石缝”中求存 洋场里拜师
在染织厂的一年多时间里，父亲抱着“即使是石缝中，也要拚尽全力钻出苗来”的决心和勇气，每天起早摸黑，补习英文，研读诗文及有关课程，终于考入了位于四川路桥堍的上海邮政局。当时，这还是个“铁饭碗”哩！此后，由于他的书法和诗文的特长，很快被升为科员。不久，母亲汪佩卿来上海夫妻团聚。
生活稍有安定，父亲就又开始寻师求教。在当时的书坛上，马公愚先生（1893—1969）享有盛誉，父亲日夜盼望着见到马先生的挥毫。恰巧，在邮政局的高级职员，名叫徐绿芙，与马老师熟识。他便托徐带了几幅字给马老，热切希望得到马老的指点。徐回来讲，马老看了作品，大加赞赏，要我父亲不必拘礼，有空可以随时去马家。没想到在当时认钱不认人的社会中，马公愚先生如此破格接纳任政，实际上是免去了拜师所需的脩金和礼品，免去了一切俗套。
同时父亲开始如饥似渴地搜集历代名家法帖和书法理论书。许多次，上午刚拿到工资，下班后就直奔四马路（今福州路）。见到一本好帖，不论价格多高，如果全部工资不够，他就把身上的衣服脱下卖了，凑足钱再买帖。回到家里不顾我母亲的埋怨，他只为得到一本好帖而窃喜。
上海著名的碑帖收藏家唐希陶，是我父亲早年就结识的好朋友。在唐家，父亲翻读过几千本帖，视野大大开阔。对唐希陶的藏帖，父亲除了细细观摩，还作了大量临摹。当时正处国内战争时期，唐先生怕家藏碑帖全毁于炮火之下，就把一部分寄放到我们家。于是，我父亲有了一个更好的学习机会。
父亲生活十分俭朴，粗茶淡饭，烟酒不沾。一年365天，无论严冬还是酷暑，他几乎没有一天不在写字读书的。厚积薄发，30岁时他已在海上书坛冒尖。1947年，他的个人传略和作品已被收录于《中国美术年鉴》（中国首部美术年鉴）：“……书法各体俱精，行草宗二王，极刚健婀娜多姿之致；楷法初唐四家，平和简静；隶书于史晨礼器，曹全华山，得力最深；篆以石鼓为基，溯源古籀，肃穆雍容，不失古雅。请益马公愚，王福厂，推为青年书家之有希望者，其造诣更将有其不可估量之前途……”
我是在“黑与白”的世界里长大的，每天睡醒，睁开眼睛就看到洁净的墙上挂着父亲的书法作品，黑字白纸。一条条、一块块、一丝丝黑色的线条，变化无穷！1950年2月6日，上海遭受国民党飞机猛烈袭击，史称“二六”大轰炸。虽然，空袭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到了晚上人们依旧是心惊肉跳，怕再次空袭。我们家住在金陵东路宝兴里石库门房子2号（近浙江南路）的前楼。那天，所有的邻居都躲到底楼灶披间里了。 我父亲却泰然自若的坐在写字台前，用一只黑色洋袜筒，套在电灯泡颈端，靠着一束射在台面中央的亮光，继续他的临帖，还让6岁的我站在他身边，看他写字。 我每天下午放学回家，做完功课，马上就得磨墨（当时没有墨汁卖的）。六七岁的我，要用两只小手，握紧一根六角圆形的，上面雕着一条龙的墨，高20公分，重1斤。在一只直径25公分砚台磨墨，至少要磨两个小时。等磨好了，爸爸下班回家了，也已经是吃晚饭的时间了。简单的晚饭，很快吃完了。父亲总会自己再洗把脸后，在他不太大的书桌前，铺纸拿笔，准备写字，并把我叫到他的右侧。
后来，要我隔天看他写字，但是天天要我写字。父亲用毛边纸，写好大楷字样给我，我是由摹到临。自幼的我，拿不到父亲给的零花钱，每天晚上要向父亲交120个大楷字。父亲满意的，就在字的右上角划个圈。合格的圈，每10个，给我奖励1分钱。那时我还在念小学，为了多得零花钱，每天不断多写字，十分用功！要知道，当时一毛钱能买8颗糖。后来我在报童小学念高小，校门口有个摊，两毛钱可以买一条油炸面拖小黄鱼呢！
父亲获知沈尹默先生（1883—1971）从重庆来上海定居，渴求聆听沈先生传授书艺之情更加迫切。后来，在制笔大师杨振华的引荐下，趋前拜识。凭着他的谦逊恭谨的态度和学养技艺的水平， 很快得到了沈老的接纳和赏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每个周末都上沈老家，时常还带我同去，一呆就是大半天。记得每次去看望沈老前，父亲常叫我去河南中路西点店，买一块牛油蛋糕，是沈老喜欢吃的。一般都是下午去到虹口海伦公园对面，海伦路505号，那就是沈老的家。 沈老与我父亲谈论技法，鉴赏分析碑帖，但涉及较多的却是读书。我父亲是浙江黄岩人，沈老是浙江吴兴人，见是同乡，沈老话就更多了。沈老说：“浙江有个传统，远在元代赵子昂，明代徐青藤，清代赵之谦，以至近代诸家，他们的造诣都扎根在学问的基础上。” 沈老还说：“学问和书法，正像古人所说，是水和船的关系，水涨船才会高。有志学书，就得多读书，读书多，积理富，气质自雅，书法作品就会出神入化。”
除了苦练技法，父亲也非常注重自身修养。他曾要求我牢记《翰林粹言》中的一句精当之言：“有功无性，神采不生；有性无功，神采不实。”此“功”就是技法功夫，此“性”乃学问修养。
他还喜爱阅读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尤其是《红楼梦》，读过四十多遍，曾经作了一首《读红楼梦有感》诗：“读罢红楼感慨深，曹翁才调古无伦；多情宝玉逃禅去，善妒颦儿饮泪殉。狡诈人皆怨凤袭，贤良我亦惜鹃雯；金钏投井鸳鸯死，春梦如烟不可寻。”
做老好先生 度艰难岁月
父亲作为旧知识分子，到了“文革”的年代也没有幸免。我们家也是首批被抄家的，而且是前后三次！ 不过，值得欣慰的是，父亲没有被批斗，被抄的旧书碑帖，最后也分几次去取回来的。我问父亲时，父亲笑着跟我说：“还好，基本上还给我们了，只是有几本解放前留下来的美国交谊舞杂志，给他们拿走了，他们喜欢看外国舞女吧？我的又旧又破、黑黑黄黄的碑帖 ，他们嫌脏呢！”
当时，我是1966年“文革”前夕毕业于上外法语专业的高材生，我原确定被分配留校当教师的，却被取消了，与下两届的同学一起去了安徽部队农场，劳动两年，后又学非所用地被分配去了浙江的西部山区，还算幸运在一个县的文化馆工作。记得，在1971年初，去报到前，先回上海准备行李（家里被抄时我在安徽）。见到分别整整两年的父亲，我情不自禁流下了眼泪，心里默默的说，老天为什么这么不公平啊！……父亲默不作声，他最后找来一张地图，看了片刻，父亲说出一个字：“好！”。我说：“有啥好？”他说：“那不是江山县吗？你看，那里有火车站啊！你跳上火车就能回家探亲的呀！”顿时，全家凝重的气氛就疏解了一些。后来，父亲还要求我，到了那里，一定要服从分配，千万不可顶撞！在我离家前，父亲已经偷偷的将24本碑帖古书放进我的旧木箱里了（那是部队刘连长临别送我的，是装手榴弹的空木箱）。他送我到弄堂口，轻轻嘱咐我：你只有半夜里关好房门，才可以拿出碑帖来临写，千万别让人看到！
与此同时，父亲已经从邮电局下放到南塘浜路的上海钟表模具厂，起先是让他管一个工具小仓库。工作不太累，而且还有点零碎空余时间，父亲就找来一只小学生课桌，放在有光线的门边，写毛笔字。那当然是写毛主席诗词，是没问题的。后来，厂里人听说来了个书法家，就有人要父亲去抄大字报。结果，抄了几天，他们就不要他抄了。因为每次白天贴出去，到第二天早上就不见了，是半夜有人撕下偷走了，任政的字可以当帖呀！
我记不得父亲在模具厂呆了几年，倒没有吃啥大苦头，也许因为出身没有大问题，平时又是个只晓得写字的老好先生。
最后，父亲还是回到了邮局，他非常高兴。
有一天，父亲下班回家，有点兴奋，顾不上吃晚饭，就叫我过去，正巧我刚回家探亲，在翻阅他的作品。父亲从旧公文包里，拿出一份《解放日报》，对我说：“舜华，你来看！今天的报纸头版，标出一段文字，提了我，叫我是‘工人书法家任政’！这就好啦！他们（造反派）再不会找我麻烦啦！”
此后好多报刊杂志社来请任政，写标题，写普及书法文章，等等。虽然不付一分钱稿费，父亲认为请他写就是很看得起啊！为了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艺术，父亲总是不断进取。花费了多少个日日夜夜和自己的心血，创作了大量的书法作品，写下了一本又一本的著作和字帖。 已出版的主要有：《小学生字帖》（销售370万册）、《楷书基础知识》（销售6万6千册）、《少年书法》（销售70万册）、《中楷字帖》（销售51万册）等十余种。其中《楷书结构》和《楷书基本笔法》销售竟达113万册和119万册。父亲还在上海各界做了大量的书法辅导工作，众所周知，号称上海书法界的“黄埔一期”——在沈尹默先生倡导下，1961年开办的上海市青年宫书法学习班。父亲任政就是主讲老师之一。在以后的二十多年里，他给广大青少年及外国留学生授课近千次。父亲还给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书画家作了系统的书法讲座，尤其是当时连环画室的画家有程十发、顾炳鑫、、颜梅华、汪观清等，他们都十分认真学习，常常还前往我们家金陵东路宝兴里，请教任政。 作为家喻户晓的书法家，上到外国首脑，下到平民百姓，边防战士，甚至是红领巾小朋友，许多人得到过任政的墨宝。有人说：“任老，您是大名家，该惜墨如金。” 父亲却笑道：“书法艺术是人民创造的，它应该属于人民。书家作品只有植根于民间土壤，才能长葆青春，永不凋谢。”
父亲曾说：“王羲之七世孙智永和尚曾书真草千字文800余本，分赠浙东诸寺。平时求书者如市，所居户限被踏损，就裹以铁皮，智永自取号为：‘铁门限’，但时至今日智永真迹难觅。我任政藏字于民有何不好？有些书法家一旦成名就疏远大众，且惜墨如金，再也不轻易动笔，久而久之书艺反而会退步。”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父亲的许多墨宝被作为国家的礼品赠送外国政要，如：法国前总统蓬皮杜，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夫妇，日本三 位前首相田中角荣，大平正芳和中曾根康弘以及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等。
父亲墨迹遍布神州大地。如今的李白纪念馆、杜甫草堂、绍兴大禹陵、绍兴兰亭、杭州孤山、苏州沧浪亭、富阳鹳山郁达夫纪念馆等地，或碑或匾，或石刻或木雕，都能看到他的佳作。
父亲曾说：“我常以我姓名的谐音‘认真’两字自勉，用自己的书法，为我们古老民族书园增添一分春色。”
花甲入佳境 老骥攀巅峰
父亲自号“兰斋”，既取芝兰之室的寓意，又有宗法“兰亭”的意思。他认为，雅非孤芳自赏，雅俗共赏才是理想的境界。
父亲年过花甲，书法越发步入佳境，名气越来越隆，慕名前来求他墨宝的人接踵比肩。许多单位、公司、商店纷纷前来请他书写招牌。市招既是标识，又是广告，无疑是通俗作品。但是，父亲认为通俗与高雅并非互不相通。
他写的影响最大的一块招牌是“上海市青年宫”（前身大世界游乐场）。当时，有关部门共请了45位知名的书法家写这块招牌，对所有作品隐名，编成号码，进行评选。最后，任政的一幅雄健端丽的行楷作品中选。用任政写的行楷体六个字，人工放大制作，每个字近三米高，弧形耸立在原大世界大门上端。在当时周围还没有高楼大厦的年代，这块处于上海市最中心的标志性招牌是多么醒目！ 在上海滩市中心，我父亲写的招牌有上百块之多，甚至近在浙江和江苏，远至黑龙江，许多市招都出自任政的手笔。
父亲写市招，一是不论单位大小二是不计报酬。尤其是对于经费拮据的学校，他写校牌全都是尽义务的。父亲多次表示，他并不希望所有的市招都由一位或少数几个书法家书写，这样太单调了。他认为：艺术要求百花齐放，丰富多彩，美化市容也不例外。
“文革”结束之后的1977年，上海字模厂开先河，邀请了上海许多知名书法家各写了代表自己风格的行楷字样，首开了请当代书法家（内容统一）写字模的先河，进行了投票打分评选。结果任政行楷得票最高， 理所当然被厂方选中。那时，父亲61岁，正处在老当益壮的艺术巅峰之时。即便如此，在方块字中活字排版，既能直排又能横排，还要字字呼应，连贯流畅，其难度是非常高的。父亲花费了整整两年时间，夜夜伏案书写，完成了6196个通用印刷字表的行楷字模体（后又增补了繁体字一套），其中近一千个字是我代笔的。无奈，辛勤的劳作，父亲得到的报酬，却出乎意料，难以相信的少，每个字仅仅一毛钱，总共只有619.6元！
这套任政行楷字模一开始使用， 就非常成功， 先是在《人民日报》、《深圳特区报》、《解放日报》、《文汇报》用作文章的标题，后来全国的报刊书籍都广泛使用。过了不久，在中国开始使用电脑之后，我父亲的这套行楷体字模被人擅自盗用，输入了电脑中文字库。从此，任政的行楷书法，作为中国书法代表性书体为全世界所共享，却没姓没名地被免费使用，自己连个冠名权都得不到。
1981年，父亲书写了由邓小平同志题碑名的 《淮海战役纪念碑》的碑文；1985年，父亲书写了由李先念同志题碑名的《宝钢引水工程纪念碑》碑文；1982年，父亲先后受聘于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和交通大学任 艺术顾问。 1983年中秋，东渡日本讲学，深得友邦人士敬仰。
1985年，父亲荣获上海市文联首届文学艺术奖；1986年，被上海市人民政府聘请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1989年，被聘为《中国历代书法墨迹大观》编委；1992年，父亲题写的对联书法：“俯仰无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被周恩来纪念馆珍藏；1993年，为 毛主席纪念堂书写大幅诗词，由中共中央办公厅颁发收藏证书；1997年，被上海市文联誉为“艺德双馨”的艺术家。
父亲1999年去世。2009年8月，为纪念任政逝世十周年，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和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举办了《海上已故名家任政先生书法作品展》，在书展前言写道：“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起，任政先生书法便是海上书坛极具影响的一大流派，三十余年间，教育了一代人，影响了一代人，为后期海派书法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责任编辑 张 鑫 章 洁
父亲任政驾鹤西去已十五年了。 他在书法园地里孜孜不倦地耕耘了七十载。
老叔祖教诲 寒窗苦十年
刻有“家在天台雁荡之间”的一枚印章，是我父亲十分喜爱而经常使用的。 因为这是他诞生和生长的地方——风景幽美的浙江黄岩，在那里度过了最初的学书生涯。父亲的启蒙老师是他的老叔祖、晚清举人任心尹——浙江颇负盛名的柳体专家。从七八岁起，父亲每天悬臂练习大字两百，先学柳再学颜，从不间断。他还跟随叔祖研习诗文。老先生教父亲背诵《论语》、《古文观止》和唐宋诗词来打下了很好的中国文学基础。
叔祖公谦和近人，和他的书法一样名闻遐迩。春节，他更成忙人，要为邻居街坊写许多的春联。每当摊纸磨墨挥毫时，孩时的任政便劲头十足，站在小凳上，或趴在桌角目不转睛地注视叔祖公的一举一动。偶尔还用小手按住被微风掀起的纸角。叔祖公写的大多是古诗，像“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水能澹性为吾友，竹解虚心是我师”，“能追无尽景，始见不凡人”等。
幼小的他，吃了不少的苦头：星星闪烁，蚊子成群的夏夜，父亲练字只能把一双小脚分别伸进两个酒瓮里；寒风凛凛的冬天，为防墨冻住，他将砚台架空，下方点上小油灯，尽管小手冻肿，还是不停地练字。
那时乡间的学书资料极其有限，尽管这样，少年的任政仍贪婪地吮吸着。之外又临习了颜鲁公的《元次山碑》、王右军的《圣教序》、汉《史晨碑》，甚至将清石梁编的真伪杂糅的《草字汇》逐字逐页临摹。这些草字结构变化，似刀刻在他脑海里。
由于他刻苦奋发学习，在路桥镇已经小有名气了，经常为街坊邻居写婚丧喜事之类的对联和条幅。有一次，父亲坐着写，时间长了感到疲劳，原先悬起的臂不由自主地按在桌面上。簇拥在人堆里的一位老先生见状就对旁人悄声地说：“这孩子臂也悬不起，没前途！” 听后他大为震动，事后便向那位老先生请教。老先生抚摸着我父亲的头说：“写条幅一定要站着，要居高临下，下笔的点画，波撇，屈曲，皆尽全身之力送出去。悬臂写字就是练功，它能使笔势开展，受益无穷。”老先生寥寥数语的点拨，深深地留存在他幼小的心灵之中。
1934年，父亲18岁，家中遭火灾，生活每况愈下。他凭着自幼熟读的诗文基础，加上一手工整秀丽的小楷，便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黄岩长途汽车公司，就自谋生路了。可是没多久，抗日烽火遍地燃起，乡间公路遭到破坏，汽车公司随之就倒闭了。走投无路，1938年，父亲离别故乡，只身来到了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准备投靠先期已到达的长兄。到了上海，他才知道，长兄与德商合开的上海德华染织厂两年前赚了点钱，逐渐成了暴发户。兄嫂对他这个刚从乡下来投亲的弟弟很冷淡，不予接纳。父亲不得已，进了一家在曹家渡的隆章染织厂当练习生。那时他已经22岁了。劳动时间长，报酬低，活又重。最受不了的是歧视和冷落，他深感寄人篱下的痛苦。
“石缝”中求存 洋场里拜师
在染织厂的一年多时间里，父亲抱着“即使是石缝中，也要拚尽全力钻出苗来”的决心和勇气，每天起早摸黑，补习英文，研读诗文及有关课程，终于考入了位于四川路桥堍的上海邮政局。当时，这还是个“铁饭碗”哩！此后，由于他的书法和诗文的特长，很快被升为科员。不久，母亲汪佩卿来上海夫妻团聚。
生活稍有安定，父亲就又开始寻师求教。在当时的书坛上，马公愚先生（1893—1969）享有盛誉，父亲日夜盼望着见到马先生的挥毫。恰巧，在邮政局的高级职员，名叫徐绿芙，与马老师熟识。他便托徐带了几幅字给马老，热切希望得到马老的指点。徐回来讲，马老看了作品，大加赞赏，要我父亲不必拘礼，有空可以随时去马家。没想到在当时认钱不认人的社会中，马公愚先生如此破格接纳任政，实际上是免去了拜师所需的脩金和礼品，免去了一切俗套。
同时父亲开始如饥似渴地搜集历代名家法帖和书法理论书。许多次，上午刚拿到工资，下班后就直奔四马路（今福州路）。见到一本好帖，不论价格多高，如果全部工资不够，他就把身上的衣服脱下卖了，凑足钱再买帖。回到家里不顾我母亲的埋怨，他只为得到一本好帖而窃喜。
上海著名的碑帖收藏家唐希陶，是我父亲早年就结识的好朋友。在唐家，父亲翻读过几千本帖，视野大大开阔。对唐希陶的藏帖，父亲除了细细观摩，还作了大量临摹。当时正处国内战争时期，唐先生怕家藏碑帖全毁于炮火之下，就把一部分寄放到我们家。于是，我父亲有了一个更好的学习机会。
父亲生活十分俭朴，粗茶淡饭，烟酒不沾。一年365天，无论严冬还是酷暑，他几乎没有一天不在写字读书的。厚积薄发，30岁时他已在海上书坛冒尖。1947年，他的个人传略和作品已被收录于《中国美术年鉴》（中国首部美术年鉴）：“……书法各体俱精，行草宗二王，极刚健婀娜多姿之致；楷法初唐四家，平和简静；隶书于史晨礼器，曹全华山，得力最深；篆以石鼓为基，溯源古籀，肃穆雍容，不失古雅。请益马公愚，王福厂，推为青年书家之有希望者，其造诣更将有其不可估量之前途……”
我是在“黑与白”的世界里长大的，每天睡醒，睁开眼睛就看到洁净的墙上挂着父亲的书法作品，黑字白纸。一条条、一块块、一丝丝黑色的线条，变化无穷！1950年2月6日，上海遭受国民党飞机猛烈袭击，史称“二六”大轰炸。虽然，空袭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到了晚上人们依旧是心惊肉跳，怕再次空袭。我们家住在金陵东路宝兴里石库门房子2号（近浙江南路）的前楼。那天，所有的邻居都躲到底楼灶披间里了。 我父亲却泰然自若的坐在写字台前，用一只黑色洋袜筒，套在电灯泡颈端，靠着一束射在台面中央的亮光，继续他的临帖，还让6岁的我站在他身边，看他写字。 我每天下午放学回家，做完功课，马上就得磨墨（当时没有墨汁卖的）。六七岁的我，要用两只小手，握紧一根六角圆形的，上面雕着一条龙的墨，高20公分，重1斤。在一只直径25公分砚台磨墨，至少要磨两个小时。等磨好了，爸爸下班回家了，也已经是吃晚饭的时间了。简单的晚饭，很快吃完了。父亲总会自己再洗把脸后，在他不太大的书桌前，铺纸拿笔，准备写字，并把我叫到他的右侧。
后来，要我隔天看他写字，但是天天要我写字。父亲用毛边纸，写好大楷字样给我，我是由摹到临。自幼的我，拿不到父亲给的零花钱，每天晚上要向父亲交120个大楷字。父亲满意的，就在字的右上角划个圈。合格的圈，每10个，给我奖励1分钱。那时我还在念小学，为了多得零花钱，每天不断多写字，十分用功！要知道，当时一毛钱能买8颗糖。后来我在报童小学念高小，校门口有个摊，两毛钱可以买一条油炸面拖小黄鱼呢！
父亲获知沈尹默先生（1883—1971）从重庆来上海定居，渴求聆听沈先生传授书艺之情更加迫切。后来，在制笔大师杨振华的引荐下，趋前拜识。凭着他的谦逊恭谨的态度和学养技艺的水平， 很快得到了沈老的接纳和赏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每个周末都上沈老家，时常还带我同去，一呆就是大半天。记得每次去看望沈老前，父亲常叫我去河南中路西点店，买一块牛油蛋糕，是沈老喜欢吃的。一般都是下午去到虹口海伦公园对面，海伦路505号，那就是沈老的家。 沈老与我父亲谈论技法，鉴赏分析碑帖，但涉及较多的却是读书。我父亲是浙江黄岩人，沈老是浙江吴兴人，见是同乡，沈老话就更多了。沈老说：“浙江有个传统，远在元代赵子昂，明代徐青藤，清代赵之谦，以至近代诸家，他们的造诣都扎根在学问的基础上。” 沈老还说：“学问和书法，正像古人所说，是水和船的关系，水涨船才会高。有志学书，就得多读书，读书多，积理富，气质自雅，书法作品就会出神入化。”
除了苦练技法，父亲也非常注重自身修养。他曾要求我牢记《翰林粹言》中的一句精当之言：“有功无性，神采不生；有性无功，神采不实。”此“功”就是技法功夫，此“性”乃学问修养。
他还喜爱阅读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尤其是《红楼梦》，读过四十多遍，曾经作了一首《读红楼梦有感》诗：“读罢红楼感慨深，曹翁才调古无伦；多情宝玉逃禅去，善妒颦儿饮泪殉。狡诈人皆怨凤袭，贤良我亦惜鹃雯；金钏投井鸳鸯死，春梦如烟不可寻。”
做老好先生 度艰难岁月
父亲作为旧知识分子，到了“文革”的年代也没有幸免。我们家也是首批被抄家的，而且是前后三次！ 不过，值得欣慰的是，父亲没有被批斗，被抄的旧书碑帖，最后也分几次去取回来的。我问父亲时，父亲笑着跟我说：“还好，基本上还给我们了，只是有几本解放前留下来的美国交谊舞杂志，给他们拿走了，他们喜欢看外国舞女吧？我的又旧又破、黑黑黄黄的碑帖 ，他们嫌脏呢！”
当时，我是1966年“文革”前夕毕业于上外法语专业的高材生，我原确定被分配留校当教师的，却被取消了，与下两届的同学一起去了安徽部队农场，劳动两年，后又学非所用地被分配去了浙江的西部山区，还算幸运在一个县的文化馆工作。记得，在1971年初，去报到前，先回上海准备行李（家里被抄时我在安徽）。见到分别整整两年的父亲，我情不自禁流下了眼泪，心里默默的说，老天为什么这么不公平啊！……父亲默不作声，他最后找来一张地图，看了片刻，父亲说出一个字：“好！”。我说：“有啥好？”他说：“那不是江山县吗？你看，那里有火车站啊！你跳上火车就能回家探亲的呀！”顿时，全家凝重的气氛就疏解了一些。后来，父亲还要求我，到了那里，一定要服从分配，千万不可顶撞！在我离家前，父亲已经偷偷的将24本碑帖古书放进我的旧木箱里了（那是部队刘连长临别送我的，是装手榴弹的空木箱）。他送我到弄堂口，轻轻嘱咐我：你只有半夜里关好房门，才可以拿出碑帖来临写，千万别让人看到！
与此同时，父亲已经从邮电局下放到南塘浜路的上海钟表模具厂，起先是让他管一个工具小仓库。工作不太累，而且还有点零碎空余时间，父亲就找来一只小学生课桌，放在有光线的门边，写毛笔字。那当然是写毛主席诗词，是没问题的。后来，厂里人听说来了个书法家，就有人要父亲去抄大字报。结果，抄了几天，他们就不要他抄了。因为每次白天贴出去，到第二天早上就不见了，是半夜有人撕下偷走了，任政的字可以当帖呀！
我记不得父亲在模具厂呆了几年，倒没有吃啥大苦头，也许因为出身没有大问题，平时又是个只晓得写字的老好先生。
最后，父亲还是回到了邮局，他非常高兴。
有一天，父亲下班回家，有点兴奋，顾不上吃晚饭，就叫我过去，正巧我刚回家探亲，在翻阅他的作品。父亲从旧公文包里，拿出一份《解放日报》，对我说：“舜华，你来看！今天的报纸头版，标出一段文字，提了我，叫我是‘工人书法家任政’！这就好啦！他们（造反派）再不会找我麻烦啦！”
此后好多报刊杂志社来请任政，写标题，写普及书法文章，等等。虽然不付一分钱稿费，父亲认为请他写就是很看得起啊！为了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艺术，父亲总是不断进取。花费了多少个日日夜夜和自己的心血，创作了大量的书法作品，写下了一本又一本的著作和字帖。 已出版的主要有：《小学生字帖》（销售370万册）、《楷书基础知识》（销售6万6千册）、《少年书法》（销售70万册）、《中楷字帖》（销售51万册）等十余种。其中《楷书结构》和《楷书基本笔法》销售竟达113万册和119万册。父亲还在上海各界做了大量的书法辅导工作，众所周知，号称上海书法界的“黄埔一期”——在沈尹默先生倡导下，1961年开办的上海市青年宫书法学习班。父亲任政就是主讲老师之一。在以后的二十多年里，他给广大青少年及外国留学生授课近千次。父亲还给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书画家作了系统的书法讲座，尤其是当时连环画室的画家有程十发、顾炳鑫、、颜梅华、汪观清等，他们都十分认真学习，常常还前往我们家金陵东路宝兴里，请教任政。 作为家喻户晓的书法家，上到外国首脑，下到平民百姓，边防战士，甚至是红领巾小朋友，许多人得到过任政的墨宝。有人说：“任老，您是大名家，该惜墨如金。” 父亲却笑道：“书法艺术是人民创造的，它应该属于人民。书家作品只有植根于民间土壤，才能长葆青春，永不凋谢。”
父亲曾说：“王羲之七世孙智永和尚曾书真草千字文800余本，分赠浙东诸寺。平时求书者如市，所居户限被踏损，就裹以铁皮，智永自取号为：‘铁门限’，但时至今日智永真迹难觅。我任政藏字于民有何不好？有些书法家一旦成名就疏远大众，且惜墨如金，再也不轻易动笔，久而久之书艺反而会退步。”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父亲的许多墨宝被作为国家的礼品赠送外国政要，如：法国前总统蓬皮杜，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夫妇，日本三 位前首相田中角荣，大平正芳和中曾根康弘以及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等。
父亲墨迹遍布神州大地。如今的李白纪念馆、杜甫草堂、绍兴大禹陵、绍兴兰亭、杭州孤山、苏州沧浪亭、富阳鹳山郁达夫纪念馆等地，或碑或匾，或石刻或木雕，都能看到他的佳作。
父亲曾说：“我常以我姓名的谐音‘认真’两字自勉，用自己的书法，为我们古老民族书园增添一分春色。”
花甲入佳境 老骥攀巅峰
父亲自号“兰斋”，既取芝兰之室的寓意，又有宗法“兰亭”的意思。他认为，雅非孤芳自赏，雅俗共赏才是理想的境界。
父亲年过花甲，书法越发步入佳境，名气越来越隆，慕名前来求他墨宝的人接踵比肩。许多单位、公司、商店纷纷前来请他书写招牌。市招既是标识，又是广告，无疑是通俗作品。但是，父亲认为通俗与高雅并非互不相通。
他写的影响最大的一块招牌是“上海市青年宫”（前身大世界游乐场）。当时，有关部门共请了45位知名的书法家写这块招牌，对所有作品隐名，编成号码，进行评选。最后，任政的一幅雄健端丽的行楷作品中选。用任政写的行楷体六个字，人工放大制作，每个字近三米高，弧形耸立在原大世界大门上端。在当时周围还没有高楼大厦的年代，这块处于上海市最中心的标志性招牌是多么醒目！ 在上海滩市中心，我父亲写的招牌有上百块之多，甚至近在浙江和江苏，远至黑龙江，许多市招都出自任政的手笔。
父亲写市招，一是不论单位大小二是不计报酬。尤其是对于经费拮据的学校，他写校牌全都是尽义务的。父亲多次表示，他并不希望所有的市招都由一位或少数几个书法家书写，这样太单调了。他认为：艺术要求百花齐放，丰富多彩，美化市容也不例外。
“文革”结束之后的1977年，上海字模厂开先河，邀请了上海许多知名书法家各写了代表自己风格的行楷字样，首开了请当代书法家（内容统一）写字模的先河，进行了投票打分评选。结果任政行楷得票最高， 理所当然被厂方选中。那时，父亲61岁，正处在老当益壮的艺术巅峰之时。即便如此，在方块字中活字排版，既能直排又能横排，还要字字呼应，连贯流畅，其难度是非常高的。父亲花费了整整两年时间，夜夜伏案书写，完成了6196个通用印刷字表的行楷字模体（后又增补了繁体字一套），其中近一千个字是我代笔的。无奈，辛勤的劳作，父亲得到的报酬，却出乎意料，难以相信的少，每个字仅仅一毛钱，总共只有619.6元！
这套任政行楷字模一开始使用， 就非常成功， 先是在《人民日报》、《深圳特区报》、《解放日报》、《文汇报》用作文章的标题，后来全国的报刊书籍都广泛使用。过了不久，在中国开始使用电脑之后，我父亲的这套行楷体字模被人擅自盗用，输入了电脑中文字库。从此，任政的行楷书法，作为中国书法代表性书体为全世界所共享，却没姓没名地被免费使用，自己连个冠名权都得不到。
1981年，父亲书写了由邓小平同志题碑名的 《淮海战役纪念碑》的碑文；1985年，父亲书写了由李先念同志题碑名的《宝钢引水工程纪念碑》碑文；1982年，父亲先后受聘于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和交通大学任 艺术顾问。 1983年中秋，东渡日本讲学，深得友邦人士敬仰。
1985年，父亲荣获上海市文联首届文学艺术奖；1986年，被上海市人民政府聘请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1989年，被聘为《中国历代书法墨迹大观》编委；1992年，父亲题写的对联书法：“俯仰无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被周恩来纪念馆珍藏；1993年，为 毛主席纪念堂书写大幅诗词，由中共中央办公厅颁发收藏证书；1997年，被上海市文联誉为“艺德双馨”的艺术家。
父亲1999年去世。2009年8月，为纪念任政逝世十周年，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和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举办了《海上已故名家任政先生书法作品展》，在书展前言写道：“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起，任政先生书法便是海上书坛极具影响的一大流派，三十余年间，教育了一代人，影响了一代人，为后期海派书法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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