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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陆家嘴世纪大道两旁，金茂大厦、世纪金融大厦、上海证券交易所等上百栋现代化建筑竞相比高。
从明末清初的钱庄到上海开埠后外资银行的设立，从1897年华人开办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到上海金融中心的形成，上海见证了中国银行业发展的历史。而陆家嘴又见证了上海成为中国金融中心的历史。
1991年1月，邓小平视察上海时就曾明确指出：“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
1990年，国务院宣布开发浦东，陆家嘴成立了全国首个国家级金融开发区。如今，陆家嘴成为众多外资银行的总部所在地，如美国花旗银行、汇丰银行、日本三和银行、巴黎国际银行等。截至2012年10月，陆家嘴有持牌类金融机构658家，外资金融机构已达55家，其中24家外资银行获准试营人民币业务。
然而，陆家嘴与国际金融中心还有差距。伦敦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花了300年，纽约经历了150年。陆家嘴需要多少年？
上海金融人才缺口超过100万
要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中国的金融业首先需要自强。作为金融业的基础，中国银行业准备好了吗？
“中国银行业存在五大挑战，分别是战略定位、盈利模式、风险管理模式、人才挑战及监管挑战。”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首席顾问、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前主席沈联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沈联涛认为，中国银行同质化严重，且过度竞争。“各家银行可以选择自己的路，分析自己的比较优势，比如区域、功能、技术、品牌效应等。”
靠信贷息差已越来越难盈利。在沈联涛看来，一些银行抢客户、抢存款的行为是“自己砍自己的腿”。
人才是另一个瓶颈。在伦敦、纽约、香港等国际金融中心，金融从业人员占就业人口比重均为10%以上。按此比例，上海相关人才缺口超过100万。近几年，上海金融部门年年去华尔街招人，同时大力培育本土人才，但中高层金融管理人才以及高级专业金融人才的缺口仍然很大。
伦敦市原副市长约翰.罗思义（John Ross）注意到，金融人才的缺少将影响到金融中心经营管理的成效。他撰文称，在伦敦和纽约，有100万人口从事金融行业工作，而上海从事金融行业的人数是30万人。
华侨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梁炜宁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感慨说：“中国金融业的真正发展是在过去的5~10年间。专业人才的需求大幅提高，而吸引人才的难度越来越高。外资银行的人员流失率在2010年是22%，2011年是17%。”
最近沈联涛与香港的一位资深业内人士聊天，对方谈到四年来没一天睡过好觉，让他感触颇深。“技术上，我们的人并不输给老外；但在经验上就要差些，没经历过大挑战。”
银行业是受高度监管的行业，这已成定局
监管模式的转变不仅是金融危机后的大趋势，也是国内金融改革的关注重点之一。
梁炜宁曾说商业银行在中国的监管成本较高，但她现在的看法是：“监管成本下不来，这是全球化的趋势。银行业是受高度监管的行业，这已成定局。”
沈联涛也同样观察到，金融危机后西方的一些大银行走向了国有化。“亚洲银行业监管较严，但又不能过度监管，阻碍创新，必须把握好‘有为’和‘无为’。这是一个挑战。”
沈联涛认为，中国银行业的监管体制已经改变很多。“形势和整个市场都在变，整个架构在向市场化转型。如何为实体经济服务很关键。”
值得注意的是，金融机构混业化发展的趋势日益明显。以至于有消息称混业监管改革将很快提上议事日程。但沈联涛表示尚未得到有关消息。
沈联涛认为，分管与混业监管有利有弊。“英国有一个超越的监管机构，但现在权力又交回给了央行。这个与潮流有关。因为货币和金融的稳定分不开。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问题。重要的不是分还是合，而是在监管中如何合作，避免系统性的风险，否则容易盲人摸象。”
要解决上述问题，离不开金融市场的整体环境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一个核心、两个重点”的新路线图亦体现了这一思路，其将“以金融市场建设为核心，以金融创新和先行先试、营造良好的金融发展环境为重点”。
急于国际化的中国银行须警惕投资风险
要想产生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中国的金融业必须实现国际化和全球化
“实际上，中国市场已实现了全球化。”沈联涛说。
目前，共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参加行在上海开立同业往来账户700余个，数量居全国第一；境外机构在上海开立的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近800个，上海跨境人民币结算的触角已伸向全球。
陆家嘴地区的高楼已托起一条“站着的金融街”。继中国银行在此设立“第二总部”后，工行、农行、建行也正酝酿开设“第二总部”。除了汇丰、渣打、花旗等众多银行，这里的股权投资及创业投资公司已达265家，国际前十大PE（私募股权投资）已有4家落户。
“在中国，外资银行更强的竞争对手是中资银行，尽管外资银行在中国市场的业务增势普遍不错，但其整个资产只占中国市场的1. 8%。”梁炜宁表示。
但是，对于中资银行而言，尽管家门口的“老大”地位暂时无可动摇，但眼光却必须放得更为长远。因此，“走出去”成为中国银行业近年来的热词。
“一定要认真思考自己的定位，思考全球化的目的是什么。例如我们评估自身的规模、资源，若全球100个国家同时设网点的话就不太现实。此外，必须考虑到设立网点的功能是什么，客户营销怎么做，以及资金从何而来。”梁炜宁分享了华侨银行的全球化经验。
“国内市场中资银行比较熟悉，且相对好做，国外竞争很激烈，需要学习摸索的过程。国外定价透明，必须有利率曲线。因为银行的议价能力已经发展得很充分，各银行的差别不会太大。”梁炜宁说。
沈联涛则表示：“走出去是必然的。中国是贸易强国，对外投资是重要举措。历史上看，实体经济走出去了，银行、金融机构也会走出去，因为客户走出去了。”
走出去有利有弊。“比如说，全球一半的人已经看出要进美国市场不容易。一些拥有丰富经验的银行在美国受到重创，有些基本撤退，分行都关闭了。急于国际化的中国银行须警惕投资风险。”沈联涛说。
金融中心必须有完整的生态链
“陆家嘴的强项在于，有庞大的中国市场在背后，所以绝对有能力成为金融中心。但大市场的支持远不足以达成这一目标。”梁炜宁说。
她认为，金融中心必须有完整的生态链，“各种各样的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起到各自的功能，包括所有的金融机构互为交易对手，这样才能有风险转移、风险定价机制。这两个先决条件满足了，就能有多样的金融产品，百花齐放，不断做大。”
“上海要从自己的比较优势出发，例如上海是工业腹地、服务业腹地，还是人才腹地，有许多优秀的大学。”沈联涛表示。
沈联涛对本刊记者表示，无需只看伦敦、纽约、香港怎么做。许多经济学家在说怎么做国际金融中心，忽略了历史过程，不太实际。“伦敦等城市基本都是实施普通法的。这样的法律体系，上海在几年内有可能建起来吗？”
从明末清初的钱庄到上海开埠后外资银行的设立，从1897年华人开办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到上海金融中心的形成，上海见证了中国银行业发展的历史。而陆家嘴又见证了上海成为中国金融中心的历史。
1991年1月，邓小平视察上海时就曾明确指出：“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
1990年，国务院宣布开发浦东，陆家嘴成立了全国首个国家级金融开发区。如今，陆家嘴成为众多外资银行的总部所在地，如美国花旗银行、汇丰银行、日本三和银行、巴黎国际银行等。截至2012年10月，陆家嘴有持牌类金融机构658家，外资金融机构已达55家，其中24家外资银行获准试营人民币业务。
然而，陆家嘴与国际金融中心还有差距。伦敦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花了300年，纽约经历了150年。陆家嘴需要多少年？
上海金融人才缺口超过100万
要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中国的金融业首先需要自强。作为金融业的基础，中国银行业准备好了吗？
“中国银行业存在五大挑战，分别是战略定位、盈利模式、风险管理模式、人才挑战及监管挑战。”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首席顾问、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前主席沈联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沈联涛认为，中国银行同质化严重，且过度竞争。“各家银行可以选择自己的路，分析自己的比较优势，比如区域、功能、技术、品牌效应等。”
靠信贷息差已越来越难盈利。在沈联涛看来，一些银行抢客户、抢存款的行为是“自己砍自己的腿”。
人才是另一个瓶颈。在伦敦、纽约、香港等国际金融中心，金融从业人员占就业人口比重均为10%以上。按此比例，上海相关人才缺口超过100万。近几年，上海金融部门年年去华尔街招人，同时大力培育本土人才，但中高层金融管理人才以及高级专业金融人才的缺口仍然很大。
伦敦市原副市长约翰.罗思义（John Ross）注意到，金融人才的缺少将影响到金融中心经营管理的成效。他撰文称，在伦敦和纽约，有100万人口从事金融行业工作，而上海从事金融行业的人数是30万人。
华侨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梁炜宁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感慨说：“中国金融业的真正发展是在过去的5~10年间。专业人才的需求大幅提高，而吸引人才的难度越来越高。外资银行的人员流失率在2010年是22%，2011年是17%。”
最近沈联涛与香港的一位资深业内人士聊天，对方谈到四年来没一天睡过好觉，让他感触颇深。“技术上，我们的人并不输给老外；但在经验上就要差些，没经历过大挑战。”
银行业是受高度监管的行业，这已成定局
监管模式的转变不仅是金融危机后的大趋势，也是国内金融改革的关注重点之一。
梁炜宁曾说商业银行在中国的监管成本较高，但她现在的看法是：“监管成本下不来，这是全球化的趋势。银行业是受高度监管的行业，这已成定局。”
沈联涛也同样观察到，金融危机后西方的一些大银行走向了国有化。“亚洲银行业监管较严，但又不能过度监管，阻碍创新，必须把握好‘有为’和‘无为’。这是一个挑战。”
沈联涛认为，中国银行业的监管体制已经改变很多。“形势和整个市场都在变，整个架构在向市场化转型。如何为实体经济服务很关键。”
值得注意的是，金融机构混业化发展的趋势日益明显。以至于有消息称混业监管改革将很快提上议事日程。但沈联涛表示尚未得到有关消息。
沈联涛认为，分管与混业监管有利有弊。“英国有一个超越的监管机构，但现在权力又交回给了央行。这个与潮流有关。因为货币和金融的稳定分不开。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问题。重要的不是分还是合，而是在监管中如何合作，避免系统性的风险，否则容易盲人摸象。”
要解决上述问题，离不开金融市场的整体环境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一个核心、两个重点”的新路线图亦体现了这一思路，其将“以金融市场建设为核心，以金融创新和先行先试、营造良好的金融发展环境为重点”。
急于国际化的中国银行须警惕投资风险
要想产生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中国的金融业必须实现国际化和全球化
“实际上，中国市场已实现了全球化。”沈联涛说。
目前，共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参加行在上海开立同业往来账户700余个，数量居全国第一；境外机构在上海开立的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近800个，上海跨境人民币结算的触角已伸向全球。
陆家嘴地区的高楼已托起一条“站着的金融街”。继中国银行在此设立“第二总部”后，工行、农行、建行也正酝酿开设“第二总部”。除了汇丰、渣打、花旗等众多银行，这里的股权投资及创业投资公司已达265家，国际前十大PE（私募股权投资）已有4家落户。
“在中国，外资银行更强的竞争对手是中资银行，尽管外资银行在中国市场的业务增势普遍不错，但其整个资产只占中国市场的1. 8%。”梁炜宁表示。
但是，对于中资银行而言，尽管家门口的“老大”地位暂时无可动摇，但眼光却必须放得更为长远。因此，“走出去”成为中国银行业近年来的热词。
“一定要认真思考自己的定位，思考全球化的目的是什么。例如我们评估自身的规模、资源，若全球100个国家同时设网点的话就不太现实。此外，必须考虑到设立网点的功能是什么，客户营销怎么做，以及资金从何而来。”梁炜宁分享了华侨银行的全球化经验。
“国内市场中资银行比较熟悉，且相对好做，国外竞争很激烈，需要学习摸索的过程。国外定价透明，必须有利率曲线。因为银行的议价能力已经发展得很充分，各银行的差别不会太大。”梁炜宁说。
沈联涛则表示：“走出去是必然的。中国是贸易强国，对外投资是重要举措。历史上看，实体经济走出去了，银行、金融机构也会走出去，因为客户走出去了。”
走出去有利有弊。“比如说，全球一半的人已经看出要进美国市场不容易。一些拥有丰富经验的银行在美国受到重创，有些基本撤退，分行都关闭了。急于国际化的中国银行须警惕投资风险。”沈联涛说。
金融中心必须有完整的生态链
“陆家嘴的强项在于，有庞大的中国市场在背后，所以绝对有能力成为金融中心。但大市场的支持远不足以达成这一目标。”梁炜宁说。
她认为，金融中心必须有完整的生态链，“各种各样的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起到各自的功能，包括所有的金融机构互为交易对手，这样才能有风险转移、风险定价机制。这两个先决条件满足了，就能有多样的金融产品，百花齐放，不断做大。”
“上海要从自己的比较优势出发，例如上海是工业腹地、服务业腹地，还是人才腹地，有许多优秀的大学。”沈联涛表示。
沈联涛对本刊记者表示，无需只看伦敦、纽约、香港怎么做。许多经济学家在说怎么做国际金融中心，忽略了历史过程，不太实际。“伦敦等城市基本都是实施普通法的。这样的法律体系，上海在几年内有可能建起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