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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沃尔夫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活跃在美国文坛的著名作家,当时与海明威、福克纳、菲茨杰拉德等著名作家齐名,可惜英年早逝。作为美国“迷惘的一代”的代言人之一,沃尔夫的作品风格大多数较为感伤、迷惘,充满对时间的思考以及永恒的孤独情绪,但也有些作品是作者自身生活的再现,富有生活情趣,融入了作者对生活的感悟。小说《我们严冬般的宿怨》就是这样的一篇作品。
《我们严冬般的宿怨》讲述父亲的一位朋友,一位戏剧演员理查德·布兰德尔出演莎士比亚的名剧《理查三世》,在剧场中,他是位优秀的演员,舞台上他俨然就是著名的理查三世,而在实际生活中他却迷失了自己,找不到本真的“我”。作者用现实主义笔法逼真地描写了戏剧与人生的悖论,这其中也暗含着作者本人的生活经历。
小说的自传性质
小说《我们严冬般的宿怨》描写了演员的戏剧生涯,他们在舞台上经历着剧本里人物的一生,从一个剧场转换到另外一个剧场,从一个人生跳接到另一个人生,在舞台上领略到不同阶级、不同种群的生活,用艺术、用演员特有的感染力去打动观众。就如作者在小说中写到,“他可以上演的剧目多得惊人,从《哈姆雷特》的了不起的悦耳的诗章一直到他委托某个蹩脚文人替他写的荒诞、夸张的无聊作品。他会带着同样的热情和干劲把他的了不起的能力花在这些角色身上,就像他用在对亚果、葛洛斯特或麦克白等的出色表演上的那样,他具有一种拜伦式的藐视一切和自我轻蔑的态度。他经常发现,他所认为的一种深挚、纯正的感情,其实只是他自己虚荣心在装模作样,是一种自我恋爱的陶醉,一种对于看到自己具有这样的情绪而感到的带有浪漫色彩的莫大满足。尽管他的内心羞愧地扭曲起来,他却会回过头来,十分刻薄地嘲笑和揶揄他自己和同行的其他演员。”作者精细入微地描写了演员的心理与演员的戏剧生活,具有无比的逼真性。作者如此熟稔演员的戏剧生涯,实际上和作者自身的经历有关。
1900年,沃尔夫出生于北卡罗来纳州的阿什维尔(在他的作品中叫阿尔塔芒特或利比亚山)的蓝岭的一个游览区。他母亲是当地人,当过书籍推销员和教员;父亲来自宾夕法尼亚州,是个雕凿墓碑的石匠在当地居住几年后才娶了第三任妻子。沃尔夫夫妇生育了八个孩子,有六个活了下来,其中托马斯最小。后来,托马斯的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和他自己都成为他小说人物的原型。实际上,可以说沃尔夫的作品是他小说化了的编年史。1904年,沃尔夫和哥哥姐姐跟随母亲到圣路易斯去参观世界博览会,哥哥在那里去世。这件事使沃尔夫终身难忘,后来,他把哥哥的死亡写进那篇评论家认为是他最优秀的短篇小说《失去了的孩子》。1920年,他毕业于北卡罗来纳大学后,进哈佛大学深造,在大名鼎鼎的乔治·皮尔斯·贝克教授的“47写作班”学习戏剧写作。他的剧本《群山外》曾在写作班中演出。他一心想当剧作家,但是纽约戏剧协会始终拒绝采用他的剧本。戏剧一直是沃尔夫艺术生涯中一个永恒的梦,在小说中,作者也不失时机地描写了戏剧演员的生活,小说《我们严冬般的宿怨》就是体现作者戏剧梦的一篇作品。
戏剧与生活的强烈落差
戏剧是舞台上的人生,演员在场景中装点着观众的梦,从一个剧本跳接到另一个剧本,从一个舞台转场到另一个舞台,在一次次转场中,演员们也渐渐迷失自己,迷失于现实的生活,迷失于现实的自己,舞台与自己的人生有了强烈的落差,体现戏剧与人生的悖论,一种矛盾。而实际上,矛盾不仅人生独有,矛盾是自然界的普遍现象,是宇宙的规律,我们就生活在矛盾之中。
矛盾存在于万物之间,世界就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它不仅反映了事物的本质联系,而且提示事物的发展机制。矛盾显示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托马斯·沃尔夫对于矛盾这一要领理解得相当透彻,因为他善于从素材中发现矛盾的景色。他曾经说,“我所感觉到的生命和艺术元素似乎是一堆的矛盾,在没有找到一个事物的反面之前,我是无法明白它的。”他这种善于捕捉事物两方面的特点在他的作品中得到深刻的体现。在他的作品中,常有地理上的对立面,如南与北,乡下与城市,美国与欧洲;他又经常把他的人物划分为对立的一组,如父亲与母亲,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穷人与富人,就连沃尔夫心目中的自己也含有同样的对立图案。在他一系列作品中,对立面的设置也体现在他的书名上:长篇小说《天使,望故乡》暗示未来和过去,《蛛网和岩石》象征细弱和坚硬;他的一些短篇小说也不乏这个特点,《火车与城市》象征动与静,而在小说《我们严冬的宿怨》中,作者把矛盾的构思运用于作品的人物当中,他在一个人身上体现矛盾的对立面。小说《我们严冬的宿怨》讲述的是戏剧演员的生活,他们常年转换在角色当中,用角色来酝酿自己的人生,用角色来酝酿自己的感情,久而久之,他们迷失在戏剧当中,不知道何人才是真正的“我”,戏如人生,人生如戏,戏剧和现实之间有了巨大的落差。
演员布兰德尔熟稔地游走在他所扮演的各种戏剧角色之中,他赋予了这些角色以生命,驾驭着他们的喜怒哀乐,然而,他却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对现实世界中真实的情感感到麻木,甚至连母亲去世都无动于衷,按照他自己的话说,“有一刹那的伤心”,他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迷失了,戏剧和现实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几乎具有一个了不起的演员所应具备的一切才能。然而他的精神却受到了伤害,仿佛带上了一个无法清除的污点——他感觉并认识到这个污点,就像一个人可能认识到自己血液中有一种致命的毒汁在活动,可是又不能治愈它或控制住它那样。”
小说《我们严冬的宿怨》的主人公说:“我也在街上走,也看到一群群人,也望见无数的人脸,可是后来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看见的一切都变得模模糊糊,所有的人脸全在水面上漂浮和跳跃。我无法辨别出这一张和那一张脸。我看见上百万张人脸,可我一张也不记得。”主人公游走在现实之中,仿佛是现实的过客,无法真正地把握生活,也无法真正地融入到生活之中。他感到困惑与痛苦,可是又无能为力。
独特的人生体验
沃尔夫在小说《我们严冬的宿怨》中讲述了现实与戏剧的矛盾,小说的主人公每天游走在真实与虚幻当中,他迷失了。然而,沃尔夫在小说中不仅探讨了戏剧与现实的巨大落差,而且也探讨了它们之间的辨证性。作者在小说中这样探讨,“在我看来,那种孤独和遭到流放的感觉,那种到国外去做了一次短暂休息的感觉——仿佛有个长翅膀的心灵在一片外国土地上暂时停止飞翔那样——这时候在他身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晰可见。突然,我感觉到了他的生活与命运的全部奇怪意义——他和我所熟悉的全部生活相去很远。我于是比以前更为强烈地意识到我们的接近和我们的疏远。我立刻觉得比世上的任何人都接近他,同时又比任何人都疏远他。他的生活里已经有了一种寓言般的遥远意味,他似乎是一片消失了的、无法挽回的时光的一部分。”小说用不长的篇幅容纳了作者对历史、人生的反思以及延展出来的丰富内涵。“远”、“近”:是物理距离概念,这是客观存在,有科学的衡量标准。但在情感作用下产生的心理距离却不同,“远”可以变“近”,“近”也可以变“远”。小说“我”和父亲在情感、生理学上可谓亲密无间,但在思想上又各自独立,有着自己的思想体系和自己处理问题的方法,在思想上是疏离的,所以作品中“我”感觉和父亲是这样的接近,又是这样的疏远。小说中,作者描述了演员出演莎士比亚名剧《理查三世》的过程,向我们展示了演员用生命演绎剧本的殚精竭力,为读者提供了戏剧与现实结合的辨证统一。在揭示这个哲学过程的同时,作者不失时机地融入了自己对宇宙、人生的思考。
总之,在沃尔夫的小说《我们严冬的宿怨》中,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与作品中随处设置的矛盾构思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沃尔夫短篇小说的独特魅力。小说短小精干,却有艺术创作的张力,是作者难得一见的短篇小说中的精品。■
《我们严冬般的宿怨》讲述父亲的一位朋友,一位戏剧演员理查德·布兰德尔出演莎士比亚的名剧《理查三世》,在剧场中,他是位优秀的演员,舞台上他俨然就是著名的理查三世,而在实际生活中他却迷失了自己,找不到本真的“我”。作者用现实主义笔法逼真地描写了戏剧与人生的悖论,这其中也暗含着作者本人的生活经历。
小说的自传性质
小说《我们严冬般的宿怨》描写了演员的戏剧生涯,他们在舞台上经历着剧本里人物的一生,从一个剧场转换到另外一个剧场,从一个人生跳接到另一个人生,在舞台上领略到不同阶级、不同种群的生活,用艺术、用演员特有的感染力去打动观众。就如作者在小说中写到,“他可以上演的剧目多得惊人,从《哈姆雷特》的了不起的悦耳的诗章一直到他委托某个蹩脚文人替他写的荒诞、夸张的无聊作品。他会带着同样的热情和干劲把他的了不起的能力花在这些角色身上,就像他用在对亚果、葛洛斯特或麦克白等的出色表演上的那样,他具有一种拜伦式的藐视一切和自我轻蔑的态度。他经常发现,他所认为的一种深挚、纯正的感情,其实只是他自己虚荣心在装模作样,是一种自我恋爱的陶醉,一种对于看到自己具有这样的情绪而感到的带有浪漫色彩的莫大满足。尽管他的内心羞愧地扭曲起来,他却会回过头来,十分刻薄地嘲笑和揶揄他自己和同行的其他演员。”作者精细入微地描写了演员的心理与演员的戏剧生活,具有无比的逼真性。作者如此熟稔演员的戏剧生涯,实际上和作者自身的经历有关。
1900年,沃尔夫出生于北卡罗来纳州的阿什维尔(在他的作品中叫阿尔塔芒特或利比亚山)的蓝岭的一个游览区。他母亲是当地人,当过书籍推销员和教员;父亲来自宾夕法尼亚州,是个雕凿墓碑的石匠在当地居住几年后才娶了第三任妻子。沃尔夫夫妇生育了八个孩子,有六个活了下来,其中托马斯最小。后来,托马斯的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和他自己都成为他小说人物的原型。实际上,可以说沃尔夫的作品是他小说化了的编年史。1904年,沃尔夫和哥哥姐姐跟随母亲到圣路易斯去参观世界博览会,哥哥在那里去世。这件事使沃尔夫终身难忘,后来,他把哥哥的死亡写进那篇评论家认为是他最优秀的短篇小说《失去了的孩子》。1920年,他毕业于北卡罗来纳大学后,进哈佛大学深造,在大名鼎鼎的乔治·皮尔斯·贝克教授的“47写作班”学习戏剧写作。他的剧本《群山外》曾在写作班中演出。他一心想当剧作家,但是纽约戏剧协会始终拒绝采用他的剧本。戏剧一直是沃尔夫艺术生涯中一个永恒的梦,在小说中,作者也不失时机地描写了戏剧演员的生活,小说《我们严冬般的宿怨》就是体现作者戏剧梦的一篇作品。
戏剧与生活的强烈落差
戏剧是舞台上的人生,演员在场景中装点着观众的梦,从一个剧本跳接到另一个剧本,从一个舞台转场到另一个舞台,在一次次转场中,演员们也渐渐迷失自己,迷失于现实的生活,迷失于现实的自己,舞台与自己的人生有了强烈的落差,体现戏剧与人生的悖论,一种矛盾。而实际上,矛盾不仅人生独有,矛盾是自然界的普遍现象,是宇宙的规律,我们就生活在矛盾之中。
矛盾存在于万物之间,世界就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它不仅反映了事物的本质联系,而且提示事物的发展机制。矛盾显示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托马斯·沃尔夫对于矛盾这一要领理解得相当透彻,因为他善于从素材中发现矛盾的景色。他曾经说,“我所感觉到的生命和艺术元素似乎是一堆的矛盾,在没有找到一个事物的反面之前,我是无法明白它的。”他这种善于捕捉事物两方面的特点在他的作品中得到深刻的体现。在他的作品中,常有地理上的对立面,如南与北,乡下与城市,美国与欧洲;他又经常把他的人物划分为对立的一组,如父亲与母亲,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穷人与富人,就连沃尔夫心目中的自己也含有同样的对立图案。在他一系列作品中,对立面的设置也体现在他的书名上:长篇小说《天使,望故乡》暗示未来和过去,《蛛网和岩石》象征细弱和坚硬;他的一些短篇小说也不乏这个特点,《火车与城市》象征动与静,而在小说《我们严冬的宿怨》中,作者把矛盾的构思运用于作品的人物当中,他在一个人身上体现矛盾的对立面。小说《我们严冬的宿怨》讲述的是戏剧演员的生活,他们常年转换在角色当中,用角色来酝酿自己的人生,用角色来酝酿自己的感情,久而久之,他们迷失在戏剧当中,不知道何人才是真正的“我”,戏如人生,人生如戏,戏剧和现实之间有了巨大的落差。
演员布兰德尔熟稔地游走在他所扮演的各种戏剧角色之中,他赋予了这些角色以生命,驾驭着他们的喜怒哀乐,然而,他却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对现实世界中真实的情感感到麻木,甚至连母亲去世都无动于衷,按照他自己的话说,“有一刹那的伤心”,他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迷失了,戏剧和现实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几乎具有一个了不起的演员所应具备的一切才能。然而他的精神却受到了伤害,仿佛带上了一个无法清除的污点——他感觉并认识到这个污点,就像一个人可能认识到自己血液中有一种致命的毒汁在活动,可是又不能治愈它或控制住它那样。”
小说《我们严冬的宿怨》的主人公说:“我也在街上走,也看到一群群人,也望见无数的人脸,可是后来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看见的一切都变得模模糊糊,所有的人脸全在水面上漂浮和跳跃。我无法辨别出这一张和那一张脸。我看见上百万张人脸,可我一张也不记得。”主人公游走在现实之中,仿佛是现实的过客,无法真正地把握生活,也无法真正地融入到生活之中。他感到困惑与痛苦,可是又无能为力。
独特的人生体验
沃尔夫在小说《我们严冬的宿怨》中讲述了现实与戏剧的矛盾,小说的主人公每天游走在真实与虚幻当中,他迷失了。然而,沃尔夫在小说中不仅探讨了戏剧与现实的巨大落差,而且也探讨了它们之间的辨证性。作者在小说中这样探讨,“在我看来,那种孤独和遭到流放的感觉,那种到国外去做了一次短暂休息的感觉——仿佛有个长翅膀的心灵在一片外国土地上暂时停止飞翔那样——这时候在他身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晰可见。突然,我感觉到了他的生活与命运的全部奇怪意义——他和我所熟悉的全部生活相去很远。我于是比以前更为强烈地意识到我们的接近和我们的疏远。我立刻觉得比世上的任何人都接近他,同时又比任何人都疏远他。他的生活里已经有了一种寓言般的遥远意味,他似乎是一片消失了的、无法挽回的时光的一部分。”小说用不长的篇幅容纳了作者对历史、人生的反思以及延展出来的丰富内涵。“远”、“近”:是物理距离概念,这是客观存在,有科学的衡量标准。但在情感作用下产生的心理距离却不同,“远”可以变“近”,“近”也可以变“远”。小说“我”和父亲在情感、生理学上可谓亲密无间,但在思想上又各自独立,有着自己的思想体系和自己处理问题的方法,在思想上是疏离的,所以作品中“我”感觉和父亲是这样的接近,又是这样的疏远。小说中,作者描述了演员出演莎士比亚名剧《理查三世》的过程,向我们展示了演员用生命演绎剧本的殚精竭力,为读者提供了戏剧与现实结合的辨证统一。在揭示这个哲学过程的同时,作者不失时机地融入了自己对宇宙、人生的思考。
总之,在沃尔夫的小说《我们严冬的宿怨》中,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与作品中随处设置的矛盾构思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沃尔夫短篇小说的独特魅力。小说短小精干,却有艺术创作的张力,是作者难得一见的短篇小说中的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