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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组合依然是阻碍复苏的主要因素，各经济体还是太过于强调量化宽松这种非传统的货币政策
近期中国和世界经济
在2007-2008年的经济危机结束后，全球经济又持续了六年半的不均衡发展，而且可能会持续到2016-2017年。在那个时期，全球GDP增速也可能保持在3.25%-3.75%的范围——只比2012-2015年明显低于预期的3.3%略高。这场特殊的危机破坏了发达国家的需求，其余波到现在依然挥之不去，对出口导向型发展中经济体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使其国内需求缺乏活力；如若不然，正常的发展还可能弥补这方面的不均衡。
全球要打破这种贫血式的增长渠道并不容易。虽然在发达世界中，美国经济表现要好于其他国家，但美国消费者依然处于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困境中，备受高负债和低储蓄的双重压力。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消费出现自然性的复苏是极不可能的。同时，欧洲和日本在发生危机之后，正在与疲软增长作斗争，不太可能出现任何有意义的反弹。
那么，是什么在阻碍现在经济的复苏？我认为，政策组合依然是阻碍复苏的主要因素，各经济体还是太过于强调量化宽松这种非传统的货币政策。全球量化宽松潮不仅没能有效拉动发达国家的需求，而且向金融市场注入了过量的流动资产，引发新的资产风险和信贷泡沫的危机。如果这些措施过度，就会引发另一场金融危机。而且，发达国家如此依赖于这种金融工程，避开了支撑复苏所需要的繁重的结构性转变。从20世纪30年代的流动性陷阱中学到的教训时刻提醒我们：货币当局基本上是在“推一根绳子”。你把力气用在一个不可能被推动的绳子上面，用多大的力气也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选错了对象就如同选错了前进的方向，只会越走离目标越远。要使发达国家再次运转起来，需要一个有意义的财政动力，而这对于一个陷入紧缩政治经济学泥潭的世界而言则不太可能。
随着中国经济从以制造业为主导的投资和出口转向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私人消费，由于很多论据充分的原因，譬如宏观失衡、资源过度消耗、环境退化和污染，以及收入不平等不断加剧等，使得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指数计算是第一大经济体）确实无法再像1980-2010年间那样保持10%的超高速增长轨迹。从持续了近30年10%的增长趋势调低到目前7%左右的GDP增速，很可能更加接近中国经济再平衡的“新常态”。中国设定未来五年GDP的增长目标为6.5%左右，维持这一速度，中国就能实现2020年比2010年人均收入翻一番的承诺。
虽然这个速度仍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有力的增长引擎，但这种从“旧常态”到“新常态”的差距将给那些指望中国永远保持10%增长的国家带来问题。资源型经济体，如澳大利亚、俄罗斯、巴西和加拿大，在这方面尤其如此。随着中国经济的重新平衡，向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低资源密集型经济发展，它们可能会继续遭遇困难。日本、韩国、台湾等许多依赖中国外需刺激其经济发展的出口导向型东亚经济体也可能发生同样情况。中国现在关注高附加值制造业，将供应链倾斜回本国制造商。对于那些缺乏本土需求的国家而言，这会给它们带来问题。
但对世界而言，重要的是中国消费者带来的不断提升的强大增长动力，这很可能是21世纪全球经济在需求方面最重要的发展。中国将继续在再平衡的道路上取得良好进展，因而，我仍然相信，到2025年，中国经济的消费占比会从目前的38%增长到55%-60%。对于一个明显陷于总需求疲软轨迹的世界而言，这可以说是最好的消息了。
中国经济正在推进结构性转变，从资本集中型的制造业向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转变。2013年，中国的服务部门首次取代制造业和建筑业成为最大的经济部门。这一差距还在不断扩大，且今后几年还将继续。
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转变
虽然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速放缓一直备受关注，但我认为对硬着陆的忧虑被过分夸大了。中国工业部门的确在急剧降速，但这种降速很大一部分被中国仍处于萌芽期的服务部门的强力增长所抵消。这说明中国经济在通往再平衡的道路上正在稳步前进，即从制造和建筑活动到服务业的结构性转变。2014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增加值的48.2%，超过了制造业和建筑业总和的42.6%，而且这种差距还在继续扩大。2015年前三季度，服务业活动同比增长8.4%，远超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增长之和6%。
中国经济结构的这一重大变化，对于其消费拉动的再平衡战略至关重要。从许多方面来看，服务业发展为城市提供了就业机会，而这是个人收入的重要基础。就中国而言，所谓服务业，即提供基础设施、通信、零售商店、医疗和金融等中国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所不断需求的东西。服务业也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在中国，服务业比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和建筑业每单位产出多需要30%的工作岗位。
就如中国的真实GDP增速放缓一样，生产力增长也在向“新常态”迈进。虽然中国政府没有公布定期的生产力统计数据，但我们对这个趋势的判断绝不会错。自2013年以来，城镇整体就业增长一直稳定在每年约1320万就业人口，远超政府制定的1000万增长目标；而且，2015年的就业也保持着稳步增长。同时，产出增长明显降速，2011年结束了长达33年10%的高增长趋势，降到了目前的7%左右。在就业岗位持续快速增长的情况下，产出增长的放缓毫无疑问意味着中国生产力的减速。
发达国家近期的生产力放缓确实令人不安，但中国却不同。我认为，中国生产力的放缓是比较良性的。
加快金融改革，加强监管
中国在实体经济重组上取得重大进步的同时，其金融改革日程却遭遇重大挫折：股市泡沫破裂、货币政策变化处理不当及金融资本外逃。这些绝非癣疥之疾，对最终必须让其金融基础设施与其市场消费社会取得一致的中国更是如此。资本市场改革，特别是发展更加健全的股票和债券市场，以补助长期以银行系统为核心的信用中介体系，对实现上述目标至关重要。但股市泡沫破裂后，股票融资之路在可预见的未来都行不通。 好消息是，中国巨大的外汇储备为它提供了重要的缓冲来应对货币和流动性危机。诚然，中国的储备在过去19个月大幅下降，减少了7000亿美元。最近，中国新增大量美元计价负债，国际结算银行的数据显示数目在1万亿美元左右（短期和长期债务之和），因此绝不能忽视外部脆弱性。但是，截止2015年12月，中国仍拥有3.3万亿美元储备，是其短期外债的四倍之多。
当然，如果外汇储备继续以每年5000亿美元（2015年的数据）的速度减少，这一缓冲将在六年后消失。这正是20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最大的担忧。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将步其他所谓的东亚经济奇迹国家的后尘。这些经济体因为自身货币遭遇传染性袭击而耗尽储备。但既然中国当时没有发生这一情况，现在也肯定不会！如今，中国的外汇储备比1997-1998年的1400亿美元多23倍。此外，中国仍保持巨大的经常项目盈余，与20世纪90年代末其他亚洲经济体纷纷出现大规模外部赤字的情况截然不同。
推动户籍改革
“十三五”规划中有一项重点内容与以往不同——准备进一步提升社会保障体系的作用，使其对消费引导的再平衡起到催化作用。“十二五”在结构性调整的两个方面取得明显进展：一是由服务业引领的发展，为创造就业带来强大动力；二是城镇化，提高了那些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人口的收入水平。尽管这一战略对于提升个人收入、改变中国经济产业结构异常重要，但它未能有效推动个人消费。目前，服务业对中国GDP的贡献已超过51%，较“十二五”初期时的44%显著提升；但个人消费却仅占37%，较“十二五”初期时的35%增长有限。一方面是服务业的稳步发展和居民收入的大幅提升；另一方面却是选择性消费的缓慢增长。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家庭对未来的不确定和不安，结果导致新增收入持续流入储蓄而非消费。2014年中国城市家庭的储蓄率超过了30%，较之十年前（2004年）的24%出现大幅增长。
在讨论新的“十三五”规划纲要时，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准确地提到这一关键约束因素。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和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特别是整合城乡居民医保政策和经办管理是重要举措。划转部分国有资产为这些行动提供资金也是如此，在这里着重指之前宣布的提高对国有企业的征税（到2020年从15%提到30%），支持扩大中国的国家社保基金。
同样重要的还包括，强调推动以户口为基础的城镇化进程，从本质上来说，就是要为中国大约2.7亿农民工提供社会保障福利。目前，大约55%的中国人口在城市居住和工作，实际只有约36%的人能够在其居住地享受到社会福利。弥补这方面差距并缓解农民工不安定感的唯一办法就是推动户籍改革。这是中国社保体系必须实现的重要任务。
改变人口政策
现在，人们希望从每个家庭只生一孩到“放开二孩”的转变能有助于解决中国人口失衡问题（如，男性过多）和日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即相较于中国的适龄工作人口（16-64岁）而言，老一辈人口（65岁及以上）比率将猛增。预计2010年至2040年，65岁及以上人口比率将增长3.5倍，从11%达到35%。
事实上，放开二孩并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某种程度上，有理由相信，中国或许已经消费了1965-1985年间14%的年均适龄工作人口增长所带来的人口红利。放开二孩，也不足以抵消联合国人口学家所预测的从现在到2020年适龄工作人口每年-1%的缩减速度。中国适龄工作人口不断减少的趋势，最快也要到2030年才可能出现逆转。尽管如此，从一孩到二孩，中国计划生育政策还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
（作者为耶鲁大学教授。王艺璇译）
近期中国和世界经济
在2007-2008年的经济危机结束后，全球经济又持续了六年半的不均衡发展，而且可能会持续到2016-2017年。在那个时期，全球GDP增速也可能保持在3.25%-3.75%的范围——只比2012-2015年明显低于预期的3.3%略高。这场特殊的危机破坏了发达国家的需求，其余波到现在依然挥之不去，对出口导向型发展中经济体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使其国内需求缺乏活力；如若不然，正常的发展还可能弥补这方面的不均衡。
全球要打破这种贫血式的增长渠道并不容易。虽然在发达世界中，美国经济表现要好于其他国家，但美国消费者依然处于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困境中，备受高负债和低储蓄的双重压力。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消费出现自然性的复苏是极不可能的。同时，欧洲和日本在发生危机之后，正在与疲软增长作斗争，不太可能出现任何有意义的反弹。
那么，是什么在阻碍现在经济的复苏？我认为，政策组合依然是阻碍复苏的主要因素，各经济体还是太过于强调量化宽松这种非传统的货币政策。全球量化宽松潮不仅没能有效拉动发达国家的需求，而且向金融市场注入了过量的流动资产，引发新的资产风险和信贷泡沫的危机。如果这些措施过度，就会引发另一场金融危机。而且，发达国家如此依赖于这种金融工程，避开了支撑复苏所需要的繁重的结构性转变。从20世纪30年代的流动性陷阱中学到的教训时刻提醒我们：货币当局基本上是在“推一根绳子”。你把力气用在一个不可能被推动的绳子上面，用多大的力气也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选错了对象就如同选错了前进的方向，只会越走离目标越远。要使发达国家再次运转起来，需要一个有意义的财政动力，而这对于一个陷入紧缩政治经济学泥潭的世界而言则不太可能。
随着中国经济从以制造业为主导的投资和出口转向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私人消费，由于很多论据充分的原因，譬如宏观失衡、资源过度消耗、环境退化和污染，以及收入不平等不断加剧等，使得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指数计算是第一大经济体）确实无法再像1980-2010年间那样保持10%的超高速增长轨迹。从持续了近30年10%的增长趋势调低到目前7%左右的GDP增速，很可能更加接近中国经济再平衡的“新常态”。中国设定未来五年GDP的增长目标为6.5%左右，维持这一速度，中国就能实现2020年比2010年人均收入翻一番的承诺。
虽然这个速度仍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有力的增长引擎，但这种从“旧常态”到“新常态”的差距将给那些指望中国永远保持10%增长的国家带来问题。资源型经济体，如澳大利亚、俄罗斯、巴西和加拿大，在这方面尤其如此。随着中国经济的重新平衡，向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低资源密集型经济发展，它们可能会继续遭遇困难。日本、韩国、台湾等许多依赖中国外需刺激其经济发展的出口导向型东亚经济体也可能发生同样情况。中国现在关注高附加值制造业，将供应链倾斜回本国制造商。对于那些缺乏本土需求的国家而言，这会给它们带来问题。
但对世界而言，重要的是中国消费者带来的不断提升的强大增长动力，这很可能是21世纪全球经济在需求方面最重要的发展。中国将继续在再平衡的道路上取得良好进展，因而，我仍然相信，到2025年，中国经济的消费占比会从目前的38%增长到55%-60%。对于一个明显陷于总需求疲软轨迹的世界而言，这可以说是最好的消息了。
中国经济正在推进结构性转变，从资本集中型的制造业向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转变。2013年，中国的服务部门首次取代制造业和建筑业成为最大的经济部门。这一差距还在不断扩大，且今后几年还将继续。
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转变
虽然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速放缓一直备受关注，但我认为对硬着陆的忧虑被过分夸大了。中国工业部门的确在急剧降速，但这种降速很大一部分被中国仍处于萌芽期的服务部门的强力增长所抵消。这说明中国经济在通往再平衡的道路上正在稳步前进，即从制造和建筑活动到服务业的结构性转变。2014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增加值的48.2%，超过了制造业和建筑业总和的42.6%，而且这种差距还在继续扩大。2015年前三季度，服务业活动同比增长8.4%，远超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增长之和6%。
中国经济结构的这一重大变化，对于其消费拉动的再平衡战略至关重要。从许多方面来看，服务业发展为城市提供了就业机会，而这是个人收入的重要基础。就中国而言，所谓服务业，即提供基础设施、通信、零售商店、医疗和金融等中国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所不断需求的东西。服务业也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在中国，服务业比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和建筑业每单位产出多需要30%的工作岗位。
就如中国的真实GDP增速放缓一样，生产力增长也在向“新常态”迈进。虽然中国政府没有公布定期的生产力统计数据，但我们对这个趋势的判断绝不会错。自2013年以来，城镇整体就业增长一直稳定在每年约1320万就业人口，远超政府制定的1000万增长目标；而且，2015年的就业也保持着稳步增长。同时，产出增长明显降速，2011年结束了长达33年10%的高增长趋势，降到了目前的7%左右。在就业岗位持续快速增长的情况下，产出增长的放缓毫无疑问意味着中国生产力的减速。
发达国家近期的生产力放缓确实令人不安，但中国却不同。我认为，中国生产力的放缓是比较良性的。
加快金融改革，加强监管
中国在实体经济重组上取得重大进步的同时，其金融改革日程却遭遇重大挫折：股市泡沫破裂、货币政策变化处理不当及金融资本外逃。这些绝非癣疥之疾，对最终必须让其金融基础设施与其市场消费社会取得一致的中国更是如此。资本市场改革，特别是发展更加健全的股票和债券市场，以补助长期以银行系统为核心的信用中介体系，对实现上述目标至关重要。但股市泡沫破裂后，股票融资之路在可预见的未来都行不通。 好消息是，中国巨大的外汇储备为它提供了重要的缓冲来应对货币和流动性危机。诚然，中国的储备在过去19个月大幅下降，减少了7000亿美元。最近，中国新增大量美元计价负债，国际结算银行的数据显示数目在1万亿美元左右（短期和长期债务之和），因此绝不能忽视外部脆弱性。但是，截止2015年12月，中国仍拥有3.3万亿美元储备，是其短期外债的四倍之多。
当然，如果外汇储备继续以每年5000亿美元（2015年的数据）的速度减少，这一缓冲将在六年后消失。这正是20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最大的担忧。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将步其他所谓的东亚经济奇迹国家的后尘。这些经济体因为自身货币遭遇传染性袭击而耗尽储备。但既然中国当时没有发生这一情况，现在也肯定不会！如今，中国的外汇储备比1997-1998年的1400亿美元多23倍。此外，中国仍保持巨大的经常项目盈余，与20世纪90年代末其他亚洲经济体纷纷出现大规模外部赤字的情况截然不同。
推动户籍改革
“十三五”规划中有一项重点内容与以往不同——准备进一步提升社会保障体系的作用，使其对消费引导的再平衡起到催化作用。“十二五”在结构性调整的两个方面取得明显进展：一是由服务业引领的发展，为创造就业带来强大动力；二是城镇化，提高了那些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人口的收入水平。尽管这一战略对于提升个人收入、改变中国经济产业结构异常重要，但它未能有效推动个人消费。目前，服务业对中国GDP的贡献已超过51%，较“十二五”初期时的44%显著提升；但个人消费却仅占37%，较“十二五”初期时的35%增长有限。一方面是服务业的稳步发展和居民收入的大幅提升；另一方面却是选择性消费的缓慢增长。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家庭对未来的不确定和不安，结果导致新增收入持续流入储蓄而非消费。2014年中国城市家庭的储蓄率超过了30%，较之十年前（2004年）的24%出现大幅增长。
在讨论新的“十三五”规划纲要时，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准确地提到这一关键约束因素。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和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特别是整合城乡居民医保政策和经办管理是重要举措。划转部分国有资产为这些行动提供资金也是如此，在这里着重指之前宣布的提高对国有企业的征税（到2020年从15%提到30%），支持扩大中国的国家社保基金。
同样重要的还包括，强调推动以户口为基础的城镇化进程，从本质上来说，就是要为中国大约2.7亿农民工提供社会保障福利。目前，大约55%的中国人口在城市居住和工作，实际只有约36%的人能够在其居住地享受到社会福利。弥补这方面差距并缓解农民工不安定感的唯一办法就是推动户籍改革。这是中国社保体系必须实现的重要任务。
改变人口政策
现在，人们希望从每个家庭只生一孩到“放开二孩”的转变能有助于解决中国人口失衡问题（如，男性过多）和日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即相较于中国的适龄工作人口（16-64岁）而言，老一辈人口（65岁及以上）比率将猛增。预计2010年至2040年，65岁及以上人口比率将增长3.5倍，从11%达到35%。
事实上，放开二孩并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某种程度上，有理由相信，中国或许已经消费了1965-1985年间14%的年均适龄工作人口增长所带来的人口红利。放开二孩，也不足以抵消联合国人口学家所预测的从现在到2020年适龄工作人口每年-1%的缩减速度。中国适龄工作人口不断减少的趋势，最快也要到2030年才可能出现逆转。尽管如此，从一孩到二孩，中国计划生育政策还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
（作者为耶鲁大学教授。王艺璇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