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里人初到农村，不习惯的不仅是蹲茅坑、睡热炕，还有莫名其妙的辈分。不是城里没有辈分，而是城里的辈分太简单、太随便。
　　在城里，家里谁是爷爷、谁是孙子，一看就知道。到了外边，人和人之间的称呼，完全可以根据年龄灵活掌握。年龄大的就是叔叔大爷、大姨大妈，年龄相仿的就是兄弟姐妹。就是过分谦虚或者喜欢装嫩的人，也只是把比自己小一辈的叫小弟弟、小妹妹。再谦虚，再想装嫩，也不会逮着小屁孩儿叫爷爷、叫姑奶奶。
　　可到了农村，白发苍苍的老人管小屁孩儿叫爷爷甚至叫老太爷的，一点儿也不稀奇。这是农村人长期同住一个村，辈分不断延续的结果。旧社会的农村不懂得计划生育，条件好的人家，男人娶媳妇早，女人的生育期长，一对夫妻所生的孩子，最大的和最小的可以相差二十多岁，儿媳妇为婆婆伺候月子是常有的事。这样延续上几代，辈分就拉开了距离。因此，条件好的人家辈分越来越小。贫苦人家，男人娶媳妇晚，女人生育期短，辈分却越来越大。所以，过去的地主、富农都是孙子辈儿，贫下中农都是祖宗辈儿。
　　这种颠倒年龄的辈分，不仅让祖籍是农村的城里人回乡时不习惯，就是从小生活在农村的人，因为嫁娶而使辈分大起大落以后，也感到十分别扭。试想，一個在本村谁见了都叫爷爷的人，到了老丈人家的村子里，见了谁都得叫爷爷，怎么叫得出口？就是反过来，恐怕也很难承受得起。
　　城里人到农村，因为辈分闹笑话的也不少。20世纪70年代，我们村来了一大群知青，有位戴眼镜的女知青祖籍是我们村的，她家的辈分比较高，有和她岁数一般大叫她姑的，还有比她父亲还大的人叫她姑奶奶的，叫得她美滋滋的，都不知道天高地厚了。有位常和她一起玩的姑娘管生产队的队长叫二爷，她管这位队长叫二哥，于是，她就非让那姑娘叫她二奶奶不可。大家都捂着嘴笑，她却把吃亏当便宜占了，还洋洋得意地用庄稼话说：“萝卜虽小，长垄子背儿上了，没办法！”
　　县检察院有一位姓齐的副检察长和我很熟，老家是齐庄的，颜色长得比较重，场面上大家都叫他齐检，私下里大家叫他齐黑子。他弟弟和我是同班同学，我都是随他弟弟叫他二哥。有一次我们在一起喝酒，他听说我父亲的姨妈是他们村的，立刻提出和我重新论辈儿。他说：“你爸爸的姨夫都得管我叫表叔，你不能管我叫二哥！”
　　我问他应该叫什么，他却说不上来。我也很犯愁：“我爸姨夫的表叔，就是我的太爷辈了，可你既不是我的太爷爷，也不是我太姥爷，我叫你太什么呢？就叫你太检察长吧，简称太检！”听到这个称呼，全桌都笑喷了。
　　他知道我是在恶心他，又找不到反击的突破口，只好委屈地说：“没法叫就还叫我二哥吧。”我说：“那可不行，我不能占你便宜，万一哪天你因此对我提起公诉，我可受不了啊！”桌上的小哥们儿也都跟着起哄，吓得这老小子一个劲儿地求饶，自罚了好几杯酒。
　　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敢提论辈儿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