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夷坚志》中记载了宋代与蛊毒相关的案件和故事、蛊毒类型和蛊毒的制作方法。利用各种形式的蛊毒进行犯罪，不仅对人的身体健康造成极大威胁，对社会也有非常大的负面影响。从《夷坚志》可以看出宋代造畜蛊毒的现象较为普遍，并且大部分情况下都会最终演变成犯罪。对此，《宋刑统》将其列为“十恶”之中严厉打击，并细致地作出了与之相关的种种情形的规定。
关键词：宋代;蛊毒;法律;《夷坚志》
一、《夷坚志》中的蛊毒案件
《说文解字》将“蛊”定义为：“蛊，腹中虫也。《春秋传》曰：皿虫为蛊，晦淫之所生也。枭桀死之鬼亦为蛊。”1宋代史书中多有描述涉蛊案件，《夷坚志》中也有诸多记载，现取以下两例：
黄谷蛊毒
淳熙二年，古田人林绍先母黄氏遭毒，垂尽，其家人曰：“若是中蛊，当烧床簧照之，必能自言。”黄氏遂云：“某年月日，为黄谷妻赖氏于某物内置毒食我，其所事之神，今尚在谷芳里厨中。”绍先即告集都保，入谷家开厨，得银珂锁子、五色线环珓及小木棋子，两面书“五逆五顺”四字，盛以七孔合，又针两包，各五十枚，而十一枚无眼，率非寻常人家所用。既告官，捕谷，讯鞠则佯死，释之则苏，类有鬼相助。会稽俞靖为主簿，府帖委治此狱，其奸态如在县时。靖无以为计，惧其幸免，不甚愤呵，系于庭下，砺刀断其首，贮以竹篮，持诣府自劾。
府帅陈魏公具以状闻，诏提点刑狱谢师稷究实，谢与丞尉亲到谷家，蜈蚣甚大，出现，谢曰：“此明证也。摄赖氏还师自临考之。”三日狱具，亦论死。所谓顺逆棋子者，降虫之时所用以卜也，得顺者客当之，逆者家当之。针之无眼者，以眼承药，既用则去之，盖所杀十一人矣。五色线，凡虫喜食锦，锦不可得，乃以此代。银珂锁者，欲嫁祸移诸他处，置道旁，冀见者取之也。虫之罪恶，上通于天，俞靖为民去一凶，士大夫做诗歌者甚众。2
古田民得遗宝
福州古田村民，夏夜已寝，梦一异人来谓曰：“汝暴得遗宝，便可致富。今现在门外，宜急起收取，稍迟，恐落他人手，可惜也。”民素贫甚，既觉，即趋出。果得一朱红小合，正当行路，捧归开视，有金数两，银二锭。未敢辄取，置於神堂桌上，自守宿其侧。旦而验之，皆真物也。不胜喜惬，率妻子拜而受賜。俄见巨蛇蟠于前数匝，高与桌齐。民知为蓄蛊家移祸，然不可复却。于是致祷，愿尽心敬事，蛇遂隐。时时化为他虫，或吐涎沫。民固耳闻乡井姻戚谈说大概，乃贮藏之，施毒于人。积岁所杀不少，赀财日盛。后为被毒者所告，官捕系勘鞠，家人皆当死，而值绍熙五年七月霈恩，一切末减。民身配海外，子配广南。押过赣州，子病死于道店。3
二、宋代的蛊毒种类、制作方法和危害
黄谷蛊毒案中，对蛊毒种类和制作方法有详尽的描述：“福建诸州大抵皆有蛊毒，而福之古田、长溪为最。其种有四：一曰蛇蛊，二曰金蚕，三曰蜈蚣蛊，四曰虾蟆蛊，皆能变化，隐见不常。皆有雌雄，其交合皆有定日，近者数月，还者一年。至期，主家备礼迎降，设盆水于前，雌雄遂出于水中，交则毒浮其上，乃以针眼刺取，必于是日毒一人，盖阴阳化生之气，纳诸人腹，而讬以孕育，越宿则不能生。故当日客至，不暇恤亲戚宗党，必施之，凡饮食药饵皆可入，特不置热羹中，过热则消烂。或无外人至，则推本家一人承之。”
根据《春秋左传·昭公元年》所记载：“赵孟曰：‘何谓蛊？’对曰：‘淫溺惑乱之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古之飞亦为蛊，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皆同物也。”4而黄谷蛊毒案中所说的蛊，种类包括蛇蛊、金蚕、蜈蚣蛊和虾蟆蛊，可见蛊在宋代发展出了更多的表现形式，这给宋代司法带来了不小的挑战。除了前述黄谷蛊毒案中的蜈蚣蛊和古田民得遗宝案的蛇蛊，在《夷坚志》中同样也有这四种蛊类之一的虾蟆蛊的相关记载：
漳州一士人，负气壮猛，谓天下无可畏之事，人自怯耳。每恨无鬼神干我以试其勇。尝同数友出次村落，见精帛包物地上。皆莫敢正视，独笑曰：“吾正贫，何得不取？”对众启之，于数匹绢内贮白金三大笏，更一蛊虾如蟆。祝之曰：“汝蛊自去，吾所欲者银绢尔。”即持归，家人皆大哭曰：“祸至无日矣。”士曰：“吾自当之，不以累汝。”
是夜升榻，有二青蟆，大如周岁儿，先据席上。士正念无以侑酒，连推敲杀之。家人又哭，士欣然割而煮食。乃就寝，醉，竟晏然。明夜，又有蟆十余，小于前，复烹之。又明夜，出三十枚。夕夕增多，而益以减小。最后遂满屋充塞，不可胜食，至募工埋於野。胆气益振，一月后乃绝。士笑曰：“蛊毒之灵，止于是乎？”妻请多买刺猬防蟆，出则必搜啄，士曰：“我即刺猬也，尚何求哉？”其家竟亦妥帖。识者美之。5
虽然该则故事并未直接导致蛊毒的具体危险后果，对人身未造成伤害，但从士人家属所说“祸至无日”可以看出宋代社会对于蛊的一般认知，亦即蛊会招致灾祸。事实也确实如此，这位士人将虾蟆蛊带回家后，就不断生出青蛙，最后“满屋充塞”。我们甚至可以猜测，这位士人偶然在路上捡到的“精帛包物”，其实就是有心之人用来滋生祸端的“蛊毒”，只不过因为他“负气壮猛”，甚至被夸张成刺猬，才躲过一劫。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像漳州士人一样，能够不受蛊毒影响。如前述“古田民得遗宝”中，古田村民因梦中受到启示而得到蛇蛊，利用它频繁杀人敛财，最终被告发，依法惩办。可见，相较于偶得蛇蛊，受蛊毒害更是常态。
同时，从上述故事来看，蛊毒的具体制造方法不尽相同，如在“黄谷蛊毒”中就十分复杂，周期较长，并且难以保存，一旦制造完成必须当天使用。待蛊毒制作完毕，投毒者一般会投之于食物和水之中，《说文解字》中也有相关的记载：“蛊以鬼物饮食害人。”6同时，蛊毒不能投放在过热的饮食之中，否则就会失去毒性。蛊毒从制作到投放都经历了相当繁琐的流程，如此处心积虑地炼造害人不可谓不险恶，投毒者的恶劣的犯罪手段和意图可见一斑。
蛊毒对人体健康会产生极强的伤害，上述《夷坚志》所记载黄谷蛊毒一案中就能看出：“药初入腹，若无所觉。积久则蛊生，借人气血以活。益久则滋长，乃食五脏，晓夕痛楚不可忍，惟啜百沸汤，可暂息须臾。甚则叫呼宛转，爬刮床席。临绝之日，眼耳鼻口涌出虫无数，形状如一。渍于水暴干，久而得水复活。入魂为虫所拘，不能讬化，翻受驱役于家，如虎食伥鬼然。死者之尸虽火化，而心肺犹存，殆若蜂窠。” 在历史上也有对中蛊毒之后惨状的详细描述。孔颖达形容为“以毒药药人，令人不自知者，今律谓之蛊毒”。7巢元方所著《诸病源候论》一书中描绘得更为具体：“蛊是合聚蛇虫之类，以器皿盛之，任其相噉，食余一存者名为蛊。能害人食人腑脏。其状心切痛如被物啮，……不即治之，食脏腑尽则死。蛊，能变化为毒害，人有事之以毒害，多因饮食内行之。人中之者，心腹懊痛，烦闷不可忍，食人五脏。”8可见，中蛊毒后人会承受巨大的痛苦，如果没有及时医治甚至会导致死亡。
四、宋代对蛊毒犯罪的规定
在黄谷蛊毒案中，嫌犯通过各种方式逃避审讯，据不如实交代案情，但受理该案件的官员俞靖鉴于造畜蛊毒的恶劣行径，无法容忍，仍旧“砺刀断其首，贮以竹篮”，直接处死了嫌犯。受命前来督案的提点刑狱谢师稷来到案发现场，发现确有造畜蛊毒一事，也做出了“三日狱具，亦论死”的判定。在“古田民得遗宝”中，古田村民因为施毒于人，造成多人死亡，后为被毒者所告，最终被判处“家人皆当死”，但侥幸适逢绍熙五年七月霈恩，最终罪罚得以减轻，“民身配海外，子配广南”。可见，宋代政府严厉打击造畜蛊毒，并且有十分细致的法律规定。
安忍残贼，背违正道，故曰“不道”。9《宋刑统》将“造畜蛊毒”置于篇首“十恶”条的“不道”罪中，可见立法者对该种犯罪的深恶痛绝态度。
同时，《宋刑统·贼盗律》对“造畜蛊毒”进行了专门规定：“诸造畜蛊毒谓造合成蛊，堪以害人者。及教令者，绞;造畜者同居家口虽不知情，若里正、坊正、村正亦同。知而不纠者，皆流三千里。”10
对于造畜蛊毒的一般犯罪主体，《宋刑统》规定得较为宽泛，具体包括“造畜者”、“传畜者”和“教令者”，即无论是否亲自制造蛊毒、投放蛊毒，还是教唆命令他人实施，只要明确参与到了造畜蛊毒，都要受绞刑处罚。并且，同居家口“緣坐”，即便不知情，也要处以流三千里，除非造畜蛊毒之人，以蛊毒毒害父母、妻妾、子孙等共同居住的亲属，也就是“同居家口”本身就是蛊毒的被害人，并且对于制造蛊毒一事自始至终毫无知悉，才可以“并免流罪”。这是出于防范整个家族共同参与造畜蛊毒、互相包庇的考虑，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管控。同时，如果涉及多人同谋造畜的情形，应当区分首从加以处罚，首犯处以绞刑，从犯流三千里。
并且，一旦被认定犯造畜蛊毒，即便有特殊情况如大赦和具有自首情节，也难以脱罪免刑：“造畜蛊毒之人，虽会大赦，并同居家口及教令人，亦流三千里”，如上述“古田民得遗宝”的判处结果;“犯罪首免，本许自新。蛊毒已成，自新难雪，比之会教，仍并从流”。
当然，《宋刑统》对特定群体的会有特殊照顾。造畜者本人如果是“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而又无家口者”，考虑到他们没有共同居住的家属，不能独立生活，按照一般情形处罚会造成诸多不便，进而规定“无同居家口共去，其老、小及笃疾不能自存，故从放免”，但也仅限于“会赦”的情形，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对造畜蛊毒惩罚的严厉性。但要注意的是，妇人却不在此列，“造畜蛊毒，所在不容，摈之荒服，绝其根本，故虽妇人，亦需投窜，纵令嫁向中华，事发还从配遣，并依流配之法，三流俱役一年，纵使遇恩，不合原免。”
值得一提的是，《夷坚志》多是收录民间志怪，具有浓厚的民俗气质。而为了加强社会层面对造畜蛊毒的民间管理，《宋刑统》也规定了“里正、坊正、村正”等负有监督义务的人“知而不纠”，未将造畜蛊毒止于源头，就会和“同居家口”一样被处以流三千里的刑罚。
总之，从《夷坚志》所载相关内容可以看出，宋代造畜蛊毒的现象较为普遍，并且大部分情况下都会最终演变成犯罪。针对此种危险行为，《宋刑统》将其列为“十恶”之中，从法律意义上给予了根本的否定评价，并且细致地做出了与之相关的种种情形的规定，严厉打击造畜蛊毒犯罪。
参考文献
[1]（汉）许慎撰：《说文解字》，中华书局影印本。1897年版，第284页。
[2]（宋）洪迈撰，何卓点校：《夷坚志》，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册，第1761—1762页。
[3]（宋）洪迈撰，何卓点校：《夷坚志》，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册，第1775页。
[4]《十三经注疏》，卷41，《春秋左传·昭公元年》，北京大学1999年版，第2025页。
[5]（宋）洪迈撰，何卓点校：《夷坚志》，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册，第1499页。
[6]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683页。
[7]《十三经注疏》，卷41，《春秋左传·昭公元年》，北京大学1999年版，第2025页。
[8]（隋）巢元方著：《诸病源候论》，台北中国医药研究所1996年版，第100页。
[9]薛梅卿点校：《宋刑统》，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
[10]薛梅卿点校：《宋刑统》，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20页。
作者简介：陈聪（出生年份1995年—）男，汉，浙江湖州，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法律史
关键词：宋代;蛊毒;法律;《夷坚志》
一、《夷坚志》中的蛊毒案件
《说文解字》将“蛊”定义为：“蛊，腹中虫也。《春秋传》曰：皿虫为蛊，晦淫之所生也。枭桀死之鬼亦为蛊。”1宋代史书中多有描述涉蛊案件，《夷坚志》中也有诸多记载，现取以下两例：
黄谷蛊毒
淳熙二年，古田人林绍先母黄氏遭毒，垂尽，其家人曰：“若是中蛊，当烧床簧照之，必能自言。”黄氏遂云：“某年月日，为黄谷妻赖氏于某物内置毒食我，其所事之神，今尚在谷芳里厨中。”绍先即告集都保，入谷家开厨，得银珂锁子、五色线环珓及小木棋子，两面书“五逆五顺”四字，盛以七孔合，又针两包，各五十枚，而十一枚无眼，率非寻常人家所用。既告官，捕谷，讯鞠则佯死，释之则苏，类有鬼相助。会稽俞靖为主簿，府帖委治此狱，其奸态如在县时。靖无以为计，惧其幸免，不甚愤呵，系于庭下，砺刀断其首，贮以竹篮，持诣府自劾。
府帅陈魏公具以状闻，诏提点刑狱谢师稷究实，谢与丞尉亲到谷家，蜈蚣甚大，出现，谢曰：“此明证也。摄赖氏还师自临考之。”三日狱具，亦论死。所谓顺逆棋子者，降虫之时所用以卜也，得顺者客当之，逆者家当之。针之无眼者，以眼承药，既用则去之，盖所杀十一人矣。五色线，凡虫喜食锦，锦不可得，乃以此代。银珂锁者，欲嫁祸移诸他处，置道旁，冀见者取之也。虫之罪恶，上通于天，俞靖为民去一凶，士大夫做诗歌者甚众。2
古田民得遗宝
福州古田村民，夏夜已寝，梦一异人来谓曰：“汝暴得遗宝，便可致富。今现在门外，宜急起收取，稍迟，恐落他人手，可惜也。”民素贫甚，既觉，即趋出。果得一朱红小合，正当行路，捧归开视，有金数两，银二锭。未敢辄取，置於神堂桌上，自守宿其侧。旦而验之，皆真物也。不胜喜惬，率妻子拜而受賜。俄见巨蛇蟠于前数匝，高与桌齐。民知为蓄蛊家移祸，然不可复却。于是致祷，愿尽心敬事，蛇遂隐。时时化为他虫，或吐涎沫。民固耳闻乡井姻戚谈说大概，乃贮藏之，施毒于人。积岁所杀不少，赀财日盛。后为被毒者所告，官捕系勘鞠，家人皆当死，而值绍熙五年七月霈恩，一切末减。民身配海外，子配广南。押过赣州，子病死于道店。3
二、宋代的蛊毒种类、制作方法和危害
黄谷蛊毒案中，对蛊毒种类和制作方法有详尽的描述：“福建诸州大抵皆有蛊毒，而福之古田、长溪为最。其种有四：一曰蛇蛊，二曰金蚕，三曰蜈蚣蛊，四曰虾蟆蛊，皆能变化，隐见不常。皆有雌雄，其交合皆有定日，近者数月，还者一年。至期，主家备礼迎降，设盆水于前，雌雄遂出于水中，交则毒浮其上，乃以针眼刺取，必于是日毒一人，盖阴阳化生之气，纳诸人腹，而讬以孕育，越宿则不能生。故当日客至，不暇恤亲戚宗党，必施之，凡饮食药饵皆可入，特不置热羹中，过热则消烂。或无外人至，则推本家一人承之。”
根据《春秋左传·昭公元年》所记载：“赵孟曰：‘何谓蛊？’对曰：‘淫溺惑乱之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古之飞亦为蛊，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皆同物也。”4而黄谷蛊毒案中所说的蛊，种类包括蛇蛊、金蚕、蜈蚣蛊和虾蟆蛊，可见蛊在宋代发展出了更多的表现形式，这给宋代司法带来了不小的挑战。除了前述黄谷蛊毒案中的蜈蚣蛊和古田民得遗宝案的蛇蛊，在《夷坚志》中同样也有这四种蛊类之一的虾蟆蛊的相关记载：
漳州一士人，负气壮猛，谓天下无可畏之事，人自怯耳。每恨无鬼神干我以试其勇。尝同数友出次村落，见精帛包物地上。皆莫敢正视，独笑曰：“吾正贫，何得不取？”对众启之，于数匹绢内贮白金三大笏，更一蛊虾如蟆。祝之曰：“汝蛊自去，吾所欲者银绢尔。”即持归，家人皆大哭曰：“祸至无日矣。”士曰：“吾自当之，不以累汝。”
是夜升榻，有二青蟆，大如周岁儿，先据席上。士正念无以侑酒，连推敲杀之。家人又哭，士欣然割而煮食。乃就寝，醉，竟晏然。明夜，又有蟆十余，小于前，复烹之。又明夜，出三十枚。夕夕增多，而益以减小。最后遂满屋充塞，不可胜食，至募工埋於野。胆气益振，一月后乃绝。士笑曰：“蛊毒之灵，止于是乎？”妻请多买刺猬防蟆，出则必搜啄，士曰：“我即刺猬也，尚何求哉？”其家竟亦妥帖。识者美之。5
虽然该则故事并未直接导致蛊毒的具体危险后果，对人身未造成伤害，但从士人家属所说“祸至无日”可以看出宋代社会对于蛊的一般认知，亦即蛊会招致灾祸。事实也确实如此，这位士人将虾蟆蛊带回家后，就不断生出青蛙，最后“满屋充塞”。我们甚至可以猜测，这位士人偶然在路上捡到的“精帛包物”，其实就是有心之人用来滋生祸端的“蛊毒”，只不过因为他“负气壮猛”，甚至被夸张成刺猬，才躲过一劫。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像漳州士人一样，能够不受蛊毒影响。如前述“古田民得遗宝”中，古田村民因梦中受到启示而得到蛇蛊，利用它频繁杀人敛财，最终被告发，依法惩办。可见，相较于偶得蛇蛊，受蛊毒害更是常态。
同时，从上述故事来看，蛊毒的具体制造方法不尽相同，如在“黄谷蛊毒”中就十分复杂，周期较长，并且难以保存，一旦制造完成必须当天使用。待蛊毒制作完毕，投毒者一般会投之于食物和水之中，《说文解字》中也有相关的记载：“蛊以鬼物饮食害人。”6同时，蛊毒不能投放在过热的饮食之中，否则就会失去毒性。蛊毒从制作到投放都经历了相当繁琐的流程，如此处心积虑地炼造害人不可谓不险恶，投毒者的恶劣的犯罪手段和意图可见一斑。
蛊毒对人体健康会产生极强的伤害，上述《夷坚志》所记载黄谷蛊毒一案中就能看出：“药初入腹，若无所觉。积久则蛊生，借人气血以活。益久则滋长，乃食五脏，晓夕痛楚不可忍，惟啜百沸汤，可暂息须臾。甚则叫呼宛转，爬刮床席。临绝之日，眼耳鼻口涌出虫无数，形状如一。渍于水暴干，久而得水复活。入魂为虫所拘，不能讬化，翻受驱役于家，如虎食伥鬼然。死者之尸虽火化，而心肺犹存，殆若蜂窠。” 在历史上也有对中蛊毒之后惨状的详细描述。孔颖达形容为“以毒药药人，令人不自知者，今律谓之蛊毒”。7巢元方所著《诸病源候论》一书中描绘得更为具体：“蛊是合聚蛇虫之类，以器皿盛之，任其相噉，食余一存者名为蛊。能害人食人腑脏。其状心切痛如被物啮，……不即治之，食脏腑尽则死。蛊，能变化为毒害，人有事之以毒害，多因饮食内行之。人中之者，心腹懊痛，烦闷不可忍，食人五脏。”8可见，中蛊毒后人会承受巨大的痛苦，如果没有及时医治甚至会导致死亡。
四、宋代对蛊毒犯罪的规定
在黄谷蛊毒案中，嫌犯通过各种方式逃避审讯，据不如实交代案情，但受理该案件的官员俞靖鉴于造畜蛊毒的恶劣行径，无法容忍，仍旧“砺刀断其首，贮以竹篮”，直接处死了嫌犯。受命前来督案的提点刑狱谢师稷来到案发现场，发现确有造畜蛊毒一事，也做出了“三日狱具，亦论死”的判定。在“古田民得遗宝”中，古田村民因为施毒于人，造成多人死亡，后为被毒者所告，最终被判处“家人皆当死”，但侥幸适逢绍熙五年七月霈恩，最终罪罚得以减轻，“民身配海外，子配广南”。可见，宋代政府严厉打击造畜蛊毒，并且有十分细致的法律规定。
安忍残贼，背违正道，故曰“不道”。9《宋刑统》将“造畜蛊毒”置于篇首“十恶”条的“不道”罪中，可见立法者对该种犯罪的深恶痛绝态度。
同时，《宋刑统·贼盗律》对“造畜蛊毒”进行了专门规定：“诸造畜蛊毒谓造合成蛊，堪以害人者。及教令者，绞;造畜者同居家口虽不知情，若里正、坊正、村正亦同。知而不纠者，皆流三千里。”10
对于造畜蛊毒的一般犯罪主体，《宋刑统》规定得较为宽泛，具体包括“造畜者”、“传畜者”和“教令者”，即无论是否亲自制造蛊毒、投放蛊毒，还是教唆命令他人实施，只要明确参与到了造畜蛊毒，都要受绞刑处罚。并且，同居家口“緣坐”，即便不知情，也要处以流三千里，除非造畜蛊毒之人，以蛊毒毒害父母、妻妾、子孙等共同居住的亲属，也就是“同居家口”本身就是蛊毒的被害人，并且对于制造蛊毒一事自始至终毫无知悉，才可以“并免流罪”。这是出于防范整个家族共同参与造畜蛊毒、互相包庇的考虑，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管控。同时，如果涉及多人同谋造畜的情形，应当区分首从加以处罚，首犯处以绞刑，从犯流三千里。
并且，一旦被认定犯造畜蛊毒，即便有特殊情况如大赦和具有自首情节，也难以脱罪免刑：“造畜蛊毒之人，虽会大赦，并同居家口及教令人，亦流三千里”，如上述“古田民得遗宝”的判处结果;“犯罪首免，本许自新。蛊毒已成，自新难雪，比之会教，仍并从流”。
当然，《宋刑统》对特定群体的会有特殊照顾。造畜者本人如果是“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而又无家口者”，考虑到他们没有共同居住的家属，不能独立生活，按照一般情形处罚会造成诸多不便，进而规定“无同居家口共去，其老、小及笃疾不能自存，故从放免”，但也仅限于“会赦”的情形，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对造畜蛊毒惩罚的严厉性。但要注意的是，妇人却不在此列，“造畜蛊毒，所在不容，摈之荒服，绝其根本，故虽妇人，亦需投窜，纵令嫁向中华，事发还从配遣，并依流配之法，三流俱役一年，纵使遇恩，不合原免。”
值得一提的是，《夷坚志》多是收录民间志怪，具有浓厚的民俗气质。而为了加强社会层面对造畜蛊毒的民间管理，《宋刑统》也规定了“里正、坊正、村正”等负有监督义务的人“知而不纠”，未将造畜蛊毒止于源头，就会和“同居家口”一样被处以流三千里的刑罚。
总之，从《夷坚志》所载相关内容可以看出，宋代造畜蛊毒的现象较为普遍，并且大部分情况下都会最终演变成犯罪。针对此种危险行为，《宋刑统》将其列为“十恶”之中，从法律意义上给予了根本的否定评价，并且细致地做出了与之相关的种种情形的规定，严厉打击造畜蛊毒犯罪。
参考文献
[1]（汉）许慎撰：《说文解字》，中华书局影印本。1897年版，第284页。
[2]（宋）洪迈撰，何卓点校：《夷坚志》，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册，第1761—1762页。
[3]（宋）洪迈撰，何卓点校：《夷坚志》，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册，第1775页。
[4]《十三经注疏》，卷41，《春秋左传·昭公元年》，北京大学1999年版，第2025页。
[5]（宋）洪迈撰，何卓点校：《夷坚志》，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册，第1499页。
[6]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683页。
[7]《十三经注疏》，卷41，《春秋左传·昭公元年》，北京大学1999年版，第2025页。
[8]（隋）巢元方著：《诸病源候论》，台北中国医药研究所1996年版，第100页。
[9]薛梅卿点校：《宋刑统》，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
[10]薛梅卿点校：《宋刑统》，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20页。
作者简介：陈聪（出生年份1995年—）男，汉，浙江湖州，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法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