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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打火机到皮鞋，从眼镜到服装，去年以来，从长三角到珠三角，传统制造行业步入艰难岁月，“企业倒闭潮”如潮水一般见诸媒体。温州有近三城的企业处于半停产或靠借贷暂时维持运转的状态。温州企业面临的种种压力，令人忧心忡忡。
企业资金紧张，民间各种拆借行为也盛行。在此背景下，浙江率先在几大城市推出小额信贷公司试点，这是浙江首次以文件制度的方式承认民间贷款机构的合法地位。这些创新的融资举措背后，是民营中小企业资金链吃紧的集体困境，被舆论评价为是很有希望将地下金融阳光化的尝试。
苦苦支撑的亏损企业
何江波的中型眼镜制造公司雇了200工人，去年以来，50%的利润率被慢慢蒸发掉了。直到今年1月，利润削减为负数，厂里八成工人被遣散。
在中国民营经济最活跃的温州，何江波经营着一家中型眼镜制造公司，这家厂生产的眼镜价位在几元至几十元之间，是温州传统制造业的代表。
他们也是微利的代表，除开人工、原料、管理成本，这个厂每年出口到巴基斯坦、印度、中东的眼镜，可以为何江波带来5%-7%的利润。
然而去年以来，5%的利润率被慢慢蒸发。年前，这个昔日红火的制造企业账上再没有余钱了。
何江波不得不改变自己的预期，她只希望自己的工厂能生存下去，前两天刚接了一笔生意，于是四处借贷购买材料，来维持工厂不关门。
她不知道靠借贷维持的的企业还能支持多久，她期望今年4、5月整个经济环境能有好转。在“倒闭潮”中，温州还有千千万万个靠民间借贷，艰难维持企业生存的何江波。
民间资本浮出水面
台州飞跃申请破产，义乌金乌集团董事长在欠下上亿的民间借贷后不知所终。两家大型民营企业的困境，立刻牵动了浙江民间资本敏感的神经。去年的日子已经很难过了，那些从来没缺过钱的企业，也尝到了缺钱的滋味。
浙江民营经济在互相抱团的模式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可现在，谁也救不了谁。浙商银行是专营小企业业务的银行，有25%的信贷以每笔500万以下的额度投放给小企业。他们对小企业的贷款额度不仅没有减少，还增加了2个亿，但还是无法满足企业的迫切需求。
银行发现中小企业处于库存增加、销售不畅的状况，银行不可能给他们贷款，因为风险很大。于是乎小企业想到了到民间找资金，民间资本就在这样的环境下浮出水面。
民间资本新动向
作为精明温州人的代表，徐慧已经从今年不景气的经济形势中嗅到了新的商机。温州的担保业，在过去两年不声不响地经历了高速增长
在制造业吃紧的环境里，自由逐利的民间资本，正在酝酿种种转型。
作为一家贸易额上亿的中型出口贸易公司的老板，徐慧为40多家小企业代销中国制造的商品。今年她知道这些小厂的日子不好过了，以前她可以月结，现在为了防止小厂资金链断裂，她必须在收货的第二天就把钱打到工厂账上。因为订单下降，徐慧的贸易公司虽然还不至于亏本，但盈利已大不如以前。
作为精明温州人的代表，徐慧已经从今年不景气的经济形势中嗅到了新的商机。她和几家公司合伙办了一家投资公司，开始寻找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经济增长点。徐慧是做眼镜起家的，正因为如此，她很清楚低端手工业市场竞争的无序和微利。这让她下定决心寻找新兴的投资方向，比如为了寻找温州还没有发展起来的新能源、新材料，她入股的投资公司不惜跑到新疆去投资。
作为一个对制造业有持久信心的温州人，徐慧从萧条中看到了希望，她和同伴希望投资公司能够瞄准温州本土的优质大中型制造企业，以资金方式入股。她把这比喻成在股市里“抄底”。
像徐慧一样，已经有一定原始积累的温州人，开始动用他们的资金，希望在这一轮经济调整中，随风转舵，积累更多财富。
但这其中也蕴含着风险。一个例子是：温州一家企业给另一家企业作担保，向银行贷了2000万，借钱的企业倒闭了，作担保的企业不得不把自己的厂房作抵押贷款，还了银行的账。
在专业的担保公司，这种类似风险不言而喻。温州的担保业，在过去两年不声不响地经历了高速增长。“但今年成为了担保风险年”，温州市担保与信用协会会长郭志超说，现在他们一般不对出口加工型行业提供贷款担保，他也经营着一家中投信用担保有限公司，是温州担保行业的资深人士，也参与了几次中央领导温州调研。
杨文彪和郭志超感同身受。他是另一家大型担保公司的董事长，杨文彪把他从事的工作称作“差中选优”，因为他们的担保对象往往是银行不愿意直接提供贷款的企业，所以风险大过银行。下半年他们一般不提供担保，上半年提供过担保的企业常走动，控制风险。
阳光下的“高利贷”
当地报纸广告栏上，民间借贷已经不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由于资金面持续紧张，众多中小企业只能转向民间借贷。
随着各种融资渠道的收紧，今年以来，原来处于灰色地段的民间借贷，逐渐走上地面。
“帮还贷款，资金周转，投资咨询，速度快，收费低。”当地报纸广告栏上，民间借贷已经不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打电话可以咨询到行情，企业如果借100万，一个月需付3万块钱利息，且需要抵押房产证。相当于一个月三分利，年息是43%。
作为一个有投资倾向的职业太太，林洁正在被报纸上的广告吸引。她琢磨着把自己从股市里撤出的资金部分借给民间信贷公司，虽然她有前车之鉴。十年前，她曾经存了两万块钱到一家民间机构，后来血本无归，在政府干预下，她才拿回了其中的7000块钱。
温州的闲钱不在那些大企业手里，而是散落在像林洁一样的中产阶级手中，黄伟建评价。他是温州市政协委员，恒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他们公司的主营业务类似于风险投资。他说，温州人到处炒房、炒煤，但其实温州资金很散、很多，是民间借贷把这些钱收集到一起。
一个来自温州银监会的数据引人关注———一位业内人士透露说，去年上半年，温州各家银行新增了500亿存款。这些钱一部分来自股市，一部分来自收回外地投资。
但这笔钱不能完全在银行安定下来。由于资金面持续紧张，众多中小企业只能转向民间借贷。另一个来自温州银监会的数据是，在目前浙江温州的企业营运资金构成中，自有资金、银行贷款、民间融资的比例，已经从2006年的60：24：16转变为现在的54：18：28.
据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介绍，目前温州民间金融的流动规模已经达到600亿。
一个不是秘密的秘密是：在温州，“高利贷”已经非常流行。据多家媒体报道，温州民间资本的高利贷利率高达月息5分以上。而大量长期稳定的民间借贷利率月息一般稳定在1.5%-2% 。
即使是1.5分的月利，仍可能潜伏着风险，如果一个工厂需要贷款一年，年息就是20%，这已经远远超出温州制造业约10%的平均利润。
小额信贷公司是民间资本发展的趋势，也将是未来的乡村银行。
小额信贷公司试点，被舆论评价为是很有希望将地下金融阳光化的尝试。
民间掀起的热情
温州前100强企业里，已经有90%申报了小额信贷公司资质审核。担保公司不仅存在经济风险，还存在法律风险。各种借贷公司、担保公司走在法律的中间地带，他们虽然不是黑色的地下钱庄，但其身份模糊。为寻求合法身份，他们都希望自己能通过小额信贷资质的审核，而成为真正的信贷公司。
去年，浙江率先在几大城市推出小额信贷公司试点。从2006年起，中国在山西、贵州、平遥农村开展小额信贷试点。而此次试点是在城市，被舆论评价为，是很有希望将地下金融阳光化的尝试。
温州的民间金融，在改革开放之初，就为民营企业的资金积累提供了原始的助动力。然而1986年，温州民间金融上演了最难堪的一幕，以个人信用为担保的台会资金链如多米诺骨牌一般倒塌。一个叫郑乐芬的妇女以投机倒把罪被执行枪决。
但小额信贷自有足以夸耀的历史，它令人们想起孟加拉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他是小额信贷模式的创始人，他创办的格莱珉银行专门向穷人提供贷款，同时创造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奇迹。
温州将获批成立16家小额信贷公司，他们不同于格莱珉银行之处在于，浙江省银监会在下发的文件上同时注明，小额信贷公司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金融机构，只是一种经营特殊业务的公司，必须由大型制造企业牵头，它不能吸储，贷款利率不得高于银行4倍，70%贷款单笔不得超过50万。
小额信贷公司是民间资本发展的趋势，也是未来的乡村银行。尽管有种种限制，大型制造企业、担保公司对这16张门票表现出罕见的热情。温州前100强企业里，已经有90%申报了小额信贷，其中很多本来就是生意上的竞争对手。
虽有小额信贷将收编民间钱庄的说法，即使这16家小额信贷公司可以收编近20亿民间资金，相比温州600亿的民间金融总量，仍显得杯水车薪。
好多温州企业家心里，都装着当银行家的梦，小额信贷资质机构在民间的热情将一浪高过一浪。
企业资金紧张，民间各种拆借行为也盛行。在此背景下，浙江率先在几大城市推出小额信贷公司试点，这是浙江首次以文件制度的方式承认民间贷款机构的合法地位。这些创新的融资举措背后，是民营中小企业资金链吃紧的集体困境，被舆论评价为是很有希望将地下金融阳光化的尝试。
苦苦支撑的亏损企业
何江波的中型眼镜制造公司雇了200工人，去年以来，50%的利润率被慢慢蒸发掉了。直到今年1月，利润削减为负数，厂里八成工人被遣散。
在中国民营经济最活跃的温州，何江波经营着一家中型眼镜制造公司，这家厂生产的眼镜价位在几元至几十元之间，是温州传统制造业的代表。
他们也是微利的代表，除开人工、原料、管理成本，这个厂每年出口到巴基斯坦、印度、中东的眼镜，可以为何江波带来5%-7%的利润。
然而去年以来，5%的利润率被慢慢蒸发。年前，这个昔日红火的制造企业账上再没有余钱了。
何江波不得不改变自己的预期，她只希望自己的工厂能生存下去，前两天刚接了一笔生意，于是四处借贷购买材料，来维持工厂不关门。
她不知道靠借贷维持的的企业还能支持多久，她期望今年4、5月整个经济环境能有好转。在“倒闭潮”中，温州还有千千万万个靠民间借贷，艰难维持企业生存的何江波。
民间资本浮出水面
台州飞跃申请破产，义乌金乌集团董事长在欠下上亿的民间借贷后不知所终。两家大型民营企业的困境，立刻牵动了浙江民间资本敏感的神经。去年的日子已经很难过了，那些从来没缺过钱的企业，也尝到了缺钱的滋味。
浙江民营经济在互相抱团的模式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可现在，谁也救不了谁。浙商银行是专营小企业业务的银行，有25%的信贷以每笔500万以下的额度投放给小企业。他们对小企业的贷款额度不仅没有减少，还增加了2个亿，但还是无法满足企业的迫切需求。
银行发现中小企业处于库存增加、销售不畅的状况，银行不可能给他们贷款，因为风险很大。于是乎小企业想到了到民间找资金，民间资本就在这样的环境下浮出水面。
民间资本新动向
作为精明温州人的代表，徐慧已经从今年不景气的经济形势中嗅到了新的商机。温州的担保业，在过去两年不声不响地经历了高速增长
在制造业吃紧的环境里，自由逐利的民间资本，正在酝酿种种转型。
作为一家贸易额上亿的中型出口贸易公司的老板，徐慧为40多家小企业代销中国制造的商品。今年她知道这些小厂的日子不好过了，以前她可以月结，现在为了防止小厂资金链断裂，她必须在收货的第二天就把钱打到工厂账上。因为订单下降，徐慧的贸易公司虽然还不至于亏本，但盈利已大不如以前。
作为精明温州人的代表，徐慧已经从今年不景气的经济形势中嗅到了新的商机。她和几家公司合伙办了一家投资公司，开始寻找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经济增长点。徐慧是做眼镜起家的，正因为如此，她很清楚低端手工业市场竞争的无序和微利。这让她下定决心寻找新兴的投资方向，比如为了寻找温州还没有发展起来的新能源、新材料，她入股的投资公司不惜跑到新疆去投资。
作为一个对制造业有持久信心的温州人，徐慧从萧条中看到了希望，她和同伴希望投资公司能够瞄准温州本土的优质大中型制造企业，以资金方式入股。她把这比喻成在股市里“抄底”。
像徐慧一样，已经有一定原始积累的温州人，开始动用他们的资金，希望在这一轮经济调整中，随风转舵，积累更多财富。
但这其中也蕴含着风险。一个例子是：温州一家企业给另一家企业作担保，向银行贷了2000万，借钱的企业倒闭了，作担保的企业不得不把自己的厂房作抵押贷款，还了银行的账。
在专业的担保公司，这种类似风险不言而喻。温州的担保业，在过去两年不声不响地经历了高速增长。“但今年成为了担保风险年”，温州市担保与信用协会会长郭志超说，现在他们一般不对出口加工型行业提供贷款担保，他也经营着一家中投信用担保有限公司，是温州担保行业的资深人士，也参与了几次中央领导温州调研。
杨文彪和郭志超感同身受。他是另一家大型担保公司的董事长，杨文彪把他从事的工作称作“差中选优”，因为他们的担保对象往往是银行不愿意直接提供贷款的企业，所以风险大过银行。下半年他们一般不提供担保，上半年提供过担保的企业常走动，控制风险。
阳光下的“高利贷”
当地报纸广告栏上，民间借贷已经不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由于资金面持续紧张，众多中小企业只能转向民间借贷。
随着各种融资渠道的收紧，今年以来，原来处于灰色地段的民间借贷，逐渐走上地面。
“帮还贷款，资金周转，投资咨询，速度快，收费低。”当地报纸广告栏上，民间借贷已经不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打电话可以咨询到行情，企业如果借100万，一个月需付3万块钱利息，且需要抵押房产证。相当于一个月三分利，年息是43%。
作为一个有投资倾向的职业太太，林洁正在被报纸上的广告吸引。她琢磨着把自己从股市里撤出的资金部分借给民间信贷公司，虽然她有前车之鉴。十年前，她曾经存了两万块钱到一家民间机构，后来血本无归，在政府干预下，她才拿回了其中的7000块钱。
温州的闲钱不在那些大企业手里，而是散落在像林洁一样的中产阶级手中，黄伟建评价。他是温州市政协委员，恒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他们公司的主营业务类似于风险投资。他说，温州人到处炒房、炒煤，但其实温州资金很散、很多，是民间借贷把这些钱收集到一起。
一个来自温州银监会的数据引人关注———一位业内人士透露说，去年上半年，温州各家银行新增了500亿存款。这些钱一部分来自股市，一部分来自收回外地投资。
但这笔钱不能完全在银行安定下来。由于资金面持续紧张，众多中小企业只能转向民间借贷。另一个来自温州银监会的数据是，在目前浙江温州的企业营运资金构成中，自有资金、银行贷款、民间融资的比例，已经从2006年的60：24：16转变为现在的54：18：28.
据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介绍，目前温州民间金融的流动规模已经达到600亿。
一个不是秘密的秘密是：在温州，“高利贷”已经非常流行。据多家媒体报道，温州民间资本的高利贷利率高达月息5分以上。而大量长期稳定的民间借贷利率月息一般稳定在1.5%-2% 。
即使是1.5分的月利，仍可能潜伏着风险，如果一个工厂需要贷款一年，年息就是20%，这已经远远超出温州制造业约10%的平均利润。
小额信贷公司是民间资本发展的趋势，也将是未来的乡村银行。
小额信贷公司试点，被舆论评价为是很有希望将地下金融阳光化的尝试。
民间掀起的热情
温州前100强企业里，已经有90%申报了小额信贷公司资质审核。担保公司不仅存在经济风险，还存在法律风险。各种借贷公司、担保公司走在法律的中间地带，他们虽然不是黑色的地下钱庄，但其身份模糊。为寻求合法身份，他们都希望自己能通过小额信贷资质的审核，而成为真正的信贷公司。
去年，浙江率先在几大城市推出小额信贷公司试点。从2006年起，中国在山西、贵州、平遥农村开展小额信贷试点。而此次试点是在城市，被舆论评价为，是很有希望将地下金融阳光化的尝试。
温州的民间金融，在改革开放之初，就为民营企业的资金积累提供了原始的助动力。然而1986年，温州民间金融上演了最难堪的一幕，以个人信用为担保的台会资金链如多米诺骨牌一般倒塌。一个叫郑乐芬的妇女以投机倒把罪被执行枪决。
但小额信贷自有足以夸耀的历史，它令人们想起孟加拉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他是小额信贷模式的创始人，他创办的格莱珉银行专门向穷人提供贷款，同时创造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奇迹。
温州将获批成立16家小额信贷公司，他们不同于格莱珉银行之处在于，浙江省银监会在下发的文件上同时注明，小额信贷公司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金融机构，只是一种经营特殊业务的公司，必须由大型制造企业牵头，它不能吸储，贷款利率不得高于银行4倍，70%贷款单笔不得超过50万。
小额信贷公司是民间资本发展的趋势，也是未来的乡村银行。尽管有种种限制，大型制造企业、担保公司对这16张门票表现出罕见的热情。温州前100强企业里，已经有90%申报了小额信贷，其中很多本来就是生意上的竞争对手。
虽有小额信贷将收编民间钱庄的说法，即使这16家小额信贷公司可以收编近20亿民间资金，相比温州600亿的民间金融总量，仍显得杯水车薪。
好多温州企业家心里，都装着当银行家的梦，小额信贷资质机构在民间的热情将一浪高过一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