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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观察：在《未来的亚洲》一书中，你曾指出，在全球化时代，亚洲变得十分重要，你还探讨了亚洲未来将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在美国和欧洲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放缓的形势下，你如何评价亚洲？未来亚洲的增长动力将来自哪里？中国、日本和印度这样的大型经济体将扮演何种角色？
罗奇：《未来的亚洲》这本书，是写给“仍站在门外往里看的18亿亚洲人”的，这是一个在日益繁荣的世界里仍处于贫困之中的庞大底层群体。在中国自1979年以来的迅猛发展的引领下，亚洲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所取得的减贫成就，超过了有历史记载以来的任何时期。但这种进步基本上是通过在全球化时代采取外向型发展模式实现的—全球化使亚洲能够利用自身作为低成本生产商的优势。目前亚洲正处于关键的转折点，生产者的模式难以为继，必须向消费型的社会转变。“大危机”后余波连连，说明来自发达国家的外部需求已经减弱，这将给作为世界生产者的亚洲继续带来强大阻力。而内部私人消费不足则导致社会不安定和宏观失衡现象加剧，从而给“亚洲奇迹”的可持续性打上了问号。未来的亚洲必须是一个再平衡的亚洲，这要求从利用全球化的生产者模式转变为消费者模式。
我的观点是，未来的亚洲将需要更多地呈现出一种自主的、消费驱动型的增长动力。为此，亚洲地区需要把重心更多地放在自身的最大资源上—也就是人本身。作为生产者，通过照搬发达经济体提高生产力的秘诀，越来越多地以资本代替劳动力，也就是以采用最新前沿技术的现代机器代替工人，亚洲在价值链上的地位迅速提升。虽然这种以出口拉动、着重发展制造业的增长模式在过去30年里为亚洲经济增长和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但其越来越节省劳动力的特点，也要求经济增长速度必须远高于从长远来看可持续的水平—特别是从自然资源和环境因素而言。这就说明，未来的亚洲，特别是中国、印度和日本，需要把重点从节省劳动力的制造业，转向劳动力更为密集的知识型服务业，并通过加大教育和人力资本方面的投入来实现这一目标。新一代的知识型工人也将为未来的亚洲提供创新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创新是亚洲地区之前强劲增长中的缺失环节。
博鳌观察：为了继续从全球化获益，亚洲和美国应该如何合作？作为亚洲及全球经济方面最具影响力的专家之一，你认为自己在促进跨太平洋地区相互理解方面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罗奇：我之所以从亚洲重返美国并在耶鲁大学任教，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对以下现象越来越担心：美国民众对于中国的看法正受到政客、主要学者以及其他知名评论员的误导。耶鲁大学在参与有关中国的辩论方面历史悠久，似乎可以作为一个向舆论注入平衡力量的理想平台。
和许多人一样，我也认为美中关系很可能就是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让我深感担忧的是，很多美国人习惯于把我们自己造成的许多问题都怪罪到中国身上。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多年来一项两党提案被屡次提交到国会，以中国“操纵”汇率、极大地损害处境艰难的美国工人的利益为由，要求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这种逻辑是错误而危险的。
如果我的观点正确，亚洲经济增长模式将从出口拉动型转变为消费驱动型，那么，渴求增长的西方将迎来一个新的重大机遇。美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由于房地产和信贷泡沫破裂后出现的去杠杆化浪潮，美国消费者大幅缩减了开支，为此美国亟须找到新的增长来源。出口是其首选策略，而中国是美国第三大出口国，也是迄今增长速度最快的出口市场。美国非但不应把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和人民币汇率视作威胁，这些担忧从许多方面来说都是无稽之谈，反而应采取大刀阔斧的行动，抓住中国及亚洲其他经济体在促进消费的再平衡过程中给其他国家带来的出口机遇。全球化的好处是双向的，对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有利。
美国确实对中国存在庞大的贸易逆差，但是我们对其他97个国家也都有贸易逆差，事实上这种多边贸易失衡是美国国内储蓄空前短缺所造成的（无论是个人、企业，还是政府部门的情况都是如此）。如果我们不喜欢贸易逆差，不管是对中国还是对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我们就需要增加储蓄，而在全国性的辩论中很少有人愿意谈及这一点。另一方面，中国的人民币自2005年中期以来对美元大约升值了33%、对一篮子货币升值超过36%，同时中国的外部盈余在近些年里也大幅下降。
鉴此，美国需要停止对中国的抨击，好好地反思。我将在下一本书里讨论这些问题，书名是《失衡：美中相互依存》（Unbalanced： Te CoDependency of America and China，耶鲁大学出版社，预计在2014年1月出版）。
博鳌观察：你一再提到亚洲经济增长模式将从出口拉动型转变为消费驱动型。你认为中国应该通过怎样的改革实现再平衡，构建消费拉动的增长模式？
罗奇：我一向认为，一项转型战略在实施方面必须包含三大要素：强调服务业带动的就业增长、专注于城市化带来的收入增长效应，以及通过扩大社会保障体系来改善居民的财务安全。这三大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是转型战略能否成功的关键。
如果就业创造和收入增长效应二者相结合，应会提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的劳动力收入。在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的过程中，如果没有伴随着出现由服务业带动的就业增长，与城市化相关的收入增长效应就不会显现—中国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是农村居民的三倍以上。同样，如果缺乏可靠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养老和医疗保障，新增的劳动力收入就不会被用于消费。相反，人们出于对未来不确定的恐惧，会倾向于把新增加的收入储蓄起来。只有当这三大要素都得到了贯彻落实的情况下，中国消费者长期匮乏的购买力才能获得持续的增长动力。希望政府能够抓住机会，三管齐下，实施此类促进消费的战略，并且宜早不宜迟。
博鳌观察：中国在2008年至2009年启动的经济刺激计划，为许多基础设施项目和房地产开发活动提供了资金。在投资驱动下，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率预计将达到7.5%左右。你如何评价中国近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和总体经济表现？你认为中国的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现象是否值得担忧？ 罗奇：今年第一季度中国GDP折合年率增长7.7%，低于许多人的预期。虽然这个数字与8.2%的市场普遍预期相比不算太糟糕，但此前许多人（包括我自己）都预计中国经济会连续第二个季度出现反弹—经济似乎已经在2012年第三季度停止了放缓。尽管在预测上略有失准，但我们有必要强调一点：如果GDP增长放缓是因为这个全球最具活力的经济体在进行人们期待已久的结构转型，那对中国来说则是好事。
众所周知，转型的大框架是从出口和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转变为更多依赖于国内私人消费的经济结构，但多数人都没有认识到，中国如果实现了再平衡，其经济增速就应该会变得更为平缓，一些初步迹象如今已经隐约可见。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第三产业（即服务业）以折合年率扩张了8.3%，这已经是该产业连续第三个季度加速增长，并且比第二产业（制造业和建筑业）7.8%的增速高出了半个百分点。
人们对过度投资的担忧有些过头。虽然GDP中投资所占的比重很高，在47%左右，但这股流量是从较低的基数发展而来。中国资本存量实际上仍然很低，特别是相对于本国劳动人口而言，中国资本劳动比差不多是日本和美国水平的13%。鉴于资本存量与劳动力比率是长期生产力增长的关键推动因素，再考虑到中国非同寻常且又势在必行的城市化计划，在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投资率可能继续维持在较高水平。
博鳌观察：有报道称，中国近期新增信贷中60%来自非银行放贷来源，也就是影子银行。各银行都从事了许多表外活动。尽管有关部门决定加强监管，但也有一些人认为，中国应该进一步推动金融自由化（如进一步放开利率和汇率管制）。你如何评价这些趋势？
罗奇：影子银行的危险性，是我们从2007年于2009年的“大危机”及其余波中学到的最重要的教训之一。中国也未能独善其身。根据中国银监会的数据，此类贷款规模从2008年的8000亿元人民币，增长到了2012年的7.6万亿元人民币，算起来激增了近10倍。虽然银监会坦承，在非银行信贷投放高歌猛进方面一直相当透明，但要评估此类贷款的质量，以及低质量影子银行活动可能给中国金融体系其他领域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推动影子银行放贷活动迅猛发展的，是家庭对新型理财产品的需求，这一点并不令人奇怪，因为银行体系的存款利率长期受到压制，这就为主张利率自由化以抑制高风险非常规金融活动（如影子银行）的观点提供了支持。而另一方面，如果认为加大汇率灵活性可以抑制影子信贷的急剧膨胀，我觉得这种论调就过于牵强了。
中国在过去7年半里施行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如今中国的经常项目失衡和贸易失衡已经变得更为可控。这套汇率制度还有效地保护了仍然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的中国金融体系，隔绝了经常波动不定的外汇市场状况的影响。只要中国继续像过去8年里的大部分时间一样，让人民币处于渐进升值通道，中国的金融自由化就能够为本国实体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支持。这要远好于另外一种情景，即金融自由化的节奏快于经济发展和再平衡的步伐，其结果将给中国金融体系带来新的系统性风险。
罗奇：《未来的亚洲》这本书，是写给“仍站在门外往里看的18亿亚洲人”的，这是一个在日益繁荣的世界里仍处于贫困之中的庞大底层群体。在中国自1979年以来的迅猛发展的引领下，亚洲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所取得的减贫成就，超过了有历史记载以来的任何时期。但这种进步基本上是通过在全球化时代采取外向型发展模式实现的—全球化使亚洲能够利用自身作为低成本生产商的优势。目前亚洲正处于关键的转折点，生产者的模式难以为继，必须向消费型的社会转变。“大危机”后余波连连，说明来自发达国家的外部需求已经减弱，这将给作为世界生产者的亚洲继续带来强大阻力。而内部私人消费不足则导致社会不安定和宏观失衡现象加剧，从而给“亚洲奇迹”的可持续性打上了问号。未来的亚洲必须是一个再平衡的亚洲，这要求从利用全球化的生产者模式转变为消费者模式。
我的观点是，未来的亚洲将需要更多地呈现出一种自主的、消费驱动型的增长动力。为此，亚洲地区需要把重心更多地放在自身的最大资源上—也就是人本身。作为生产者，通过照搬发达经济体提高生产力的秘诀，越来越多地以资本代替劳动力，也就是以采用最新前沿技术的现代机器代替工人，亚洲在价值链上的地位迅速提升。虽然这种以出口拉动、着重发展制造业的增长模式在过去30年里为亚洲经济增长和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但其越来越节省劳动力的特点，也要求经济增长速度必须远高于从长远来看可持续的水平—特别是从自然资源和环境因素而言。这就说明，未来的亚洲，特别是中国、印度和日本，需要把重点从节省劳动力的制造业，转向劳动力更为密集的知识型服务业，并通过加大教育和人力资本方面的投入来实现这一目标。新一代的知识型工人也将为未来的亚洲提供创新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创新是亚洲地区之前强劲增长中的缺失环节。
博鳌观察：为了继续从全球化获益，亚洲和美国应该如何合作？作为亚洲及全球经济方面最具影响力的专家之一，你认为自己在促进跨太平洋地区相互理解方面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罗奇：我之所以从亚洲重返美国并在耶鲁大学任教，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对以下现象越来越担心：美国民众对于中国的看法正受到政客、主要学者以及其他知名评论员的误导。耶鲁大学在参与有关中国的辩论方面历史悠久，似乎可以作为一个向舆论注入平衡力量的理想平台。
和许多人一样，我也认为美中关系很可能就是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让我深感担忧的是，很多美国人习惯于把我们自己造成的许多问题都怪罪到中国身上。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多年来一项两党提案被屡次提交到国会，以中国“操纵”汇率、极大地损害处境艰难的美国工人的利益为由，要求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这种逻辑是错误而危险的。
如果我的观点正确，亚洲经济增长模式将从出口拉动型转变为消费驱动型，那么，渴求增长的西方将迎来一个新的重大机遇。美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由于房地产和信贷泡沫破裂后出现的去杠杆化浪潮，美国消费者大幅缩减了开支，为此美国亟须找到新的增长来源。出口是其首选策略，而中国是美国第三大出口国，也是迄今增长速度最快的出口市场。美国非但不应把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和人民币汇率视作威胁，这些担忧从许多方面来说都是无稽之谈，反而应采取大刀阔斧的行动，抓住中国及亚洲其他经济体在促进消费的再平衡过程中给其他国家带来的出口机遇。全球化的好处是双向的，对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有利。
美国确实对中国存在庞大的贸易逆差，但是我们对其他97个国家也都有贸易逆差，事实上这种多边贸易失衡是美国国内储蓄空前短缺所造成的（无论是个人、企业，还是政府部门的情况都是如此）。如果我们不喜欢贸易逆差，不管是对中国还是对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我们就需要增加储蓄，而在全国性的辩论中很少有人愿意谈及这一点。另一方面，中国的人民币自2005年中期以来对美元大约升值了33%、对一篮子货币升值超过36%，同时中国的外部盈余在近些年里也大幅下降。
鉴此，美国需要停止对中国的抨击，好好地反思。我将在下一本书里讨论这些问题，书名是《失衡：美中相互依存》（Unbalanced： Te CoDependency of America and China，耶鲁大学出版社，预计在2014年1月出版）。
博鳌观察：你一再提到亚洲经济增长模式将从出口拉动型转变为消费驱动型。你认为中国应该通过怎样的改革实现再平衡，构建消费拉动的增长模式？
罗奇：我一向认为，一项转型战略在实施方面必须包含三大要素：强调服务业带动的就业增长、专注于城市化带来的收入增长效应，以及通过扩大社会保障体系来改善居民的财务安全。这三大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是转型战略能否成功的关键。
如果就业创造和收入增长效应二者相结合，应会提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的劳动力收入。在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的过程中，如果没有伴随着出现由服务业带动的就业增长，与城市化相关的收入增长效应就不会显现—中国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是农村居民的三倍以上。同样，如果缺乏可靠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养老和医疗保障，新增的劳动力收入就不会被用于消费。相反，人们出于对未来不确定的恐惧，会倾向于把新增加的收入储蓄起来。只有当这三大要素都得到了贯彻落实的情况下，中国消费者长期匮乏的购买力才能获得持续的增长动力。希望政府能够抓住机会，三管齐下，实施此类促进消费的战略，并且宜早不宜迟。
博鳌观察：中国在2008年至2009年启动的经济刺激计划，为许多基础设施项目和房地产开发活动提供了资金。在投资驱动下，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率预计将达到7.5%左右。你如何评价中国近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和总体经济表现？你认为中国的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现象是否值得担忧？ 罗奇：今年第一季度中国GDP折合年率增长7.7%，低于许多人的预期。虽然这个数字与8.2%的市场普遍预期相比不算太糟糕，但此前许多人（包括我自己）都预计中国经济会连续第二个季度出现反弹—经济似乎已经在2012年第三季度停止了放缓。尽管在预测上略有失准，但我们有必要强调一点：如果GDP增长放缓是因为这个全球最具活力的经济体在进行人们期待已久的结构转型，那对中国来说则是好事。
众所周知，转型的大框架是从出口和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转变为更多依赖于国内私人消费的经济结构，但多数人都没有认识到，中国如果实现了再平衡，其经济增速就应该会变得更为平缓，一些初步迹象如今已经隐约可见。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第三产业（即服务业）以折合年率扩张了8.3%，这已经是该产业连续第三个季度加速增长，并且比第二产业（制造业和建筑业）7.8%的增速高出了半个百分点。
人们对过度投资的担忧有些过头。虽然GDP中投资所占的比重很高，在47%左右，但这股流量是从较低的基数发展而来。中国资本存量实际上仍然很低，特别是相对于本国劳动人口而言，中国资本劳动比差不多是日本和美国水平的13%。鉴于资本存量与劳动力比率是长期生产力增长的关键推动因素，再考虑到中国非同寻常且又势在必行的城市化计划，在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投资率可能继续维持在较高水平。
博鳌观察：有报道称，中国近期新增信贷中60%来自非银行放贷来源，也就是影子银行。各银行都从事了许多表外活动。尽管有关部门决定加强监管，但也有一些人认为，中国应该进一步推动金融自由化（如进一步放开利率和汇率管制）。你如何评价这些趋势？
罗奇：影子银行的危险性，是我们从2007年于2009年的“大危机”及其余波中学到的最重要的教训之一。中国也未能独善其身。根据中国银监会的数据，此类贷款规模从2008年的8000亿元人民币，增长到了2012年的7.6万亿元人民币，算起来激增了近10倍。虽然银监会坦承，在非银行信贷投放高歌猛进方面一直相当透明，但要评估此类贷款的质量，以及低质量影子银行活动可能给中国金融体系其他领域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推动影子银行放贷活动迅猛发展的，是家庭对新型理财产品的需求，这一点并不令人奇怪，因为银行体系的存款利率长期受到压制，这就为主张利率自由化以抑制高风险非常规金融活动（如影子银行）的观点提供了支持。而另一方面，如果认为加大汇率灵活性可以抑制影子信贷的急剧膨胀，我觉得这种论调就过于牵强了。
中国在过去7年半里施行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如今中国的经常项目失衡和贸易失衡已经变得更为可控。这套汇率制度还有效地保护了仍然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的中国金融体系，隔绝了经常波动不定的外汇市场状况的影响。只要中国继续像过去8年里的大部分时间一样，让人民币处于渐进升值通道，中国的金融自由化就能够为本国实体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支持。这要远好于另外一种情景，即金融自由化的节奏快于经济发展和再平衡的步伐，其结果将给中国金融体系带来新的系统性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