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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这代人的漫画家,两岸三地,只有一个朱德庸。他外表羞涩、内向,但非常敏锐,透过自闭症这层遮挡世界的面纱,他窥见人世岸然下的荒谬,一系列四格漫画被认为是对当代都市人的最入骨描绘。
他有一双成人尖锐的眼和一颗孩子单纯的心,朋友们经常开玩笑说他是火星人。他的漫画看似幽默、轻松,但时常能引发沉重思考;他评判社会,用他自己的语言—他的画笔。但51岁的他最近透露,可能放弃四格漫画,放弃出版,专注“大画”,这一切,只是为了不压迫他的生活。
五年前,他说,他在浪费才华与浪费生命之间徘徊;如今,他确信,与其浪费生命,宁愿浪费才华。
幽默的抵抗
今年我51岁了,从小开始的自闭,到现在都没有停止。因为自闭,外界许多规则进不了我的意识。小时候跟妈妈去教堂,神父来摸我,我就把头撇开;圣徒们虔诚地沾些圣水点在身上,我就在那盘子里洗手。我不喜欢上幼儿园,抗拒的唯一办法是坐在窗边,每星期都要换座位,只有我从来不换,老师换了我就大闹,永远坐在那个位置,永远看着窗外。因为常和老师对抗,号称“有教无类”的学校,把我踢来踢去。
我时常看到道貌岸然之下可笑的一面。见到一个漂亮女人穿着高跟鞋,我就想如果鞋跟忽然断掉她会怎么样;我还去按人家门铃,按过就跑,按之前我都想好,按第一次他出来时是什么表情,第二次又是什么表情一个人表现得像个小丑时,我往往感受不到荒谬,但一个道貌岸然的人,却能激发我对于人性荒谬的感知。
这是我跟世界相处的方式,没有什么直接的沟通,除了画画。四五岁的某天,我好像听到一支笔叫我的名字,那天起开始画,一直画到现在。观察人是我的兴趣,整个人类就像一场闹剧,每人都是主角,我也是其中之一,只不过同时担任了影评人,把这荒谬画出来而已。
比如教育:所有孩子都被送到学校念书、考试,以分数论高下。可人生来有不同,强塞到同样的瓶子里,一个很有绘画天分的人,被强迫接受文字教育,最后文字也学不好,绘画天分也丧失了,最终社会上只留下一群庸碌平淡的人,看到报章杂志到处都是人模人样的企业家讲成功,那也要找一份工作求成功。这个社会,包括父母、老师,没有人直接告诉你“你不重要”,但所有的做法都摆明:你真的不重要。
长大了我发现,华人世界里有许多陷阱,随时等着陷害你的自我。26岁我作为漫画家成名,到台湾《中国时报》工作,每天只需上班一个多小时,待遇又好,但我一点也不快乐。终于有一天,我慢慢走到巷子口,突然明白:原来我根本不喜欢上班。那就不上班,不受朝九晚五时间的约束,但会受到一些看起来再正当不过的观点影响:画画本来是一件被人看不起的事,我竟然可以做到以此为生还出了一些名,那就应该更加把劲去做。工作越来越多,工作室电话响不停,我每天从早做到晚,深夜看着窗外,脑子里一个声音问:这种生活有什么意思?!跳下去算了,但人需要成就感,第二天依然忙下去。
是太太最先发现我的问题,我变成一个不笑的人,那些半夜三更打电话给朋友随便骂一通的事不见了,对所有的节日都失去兴趣。太太说,你当初选择做一个创作者,就是为了保留自我生活,为什么现在变成日夜工作?她买好了机票,说你再忙下去就离婚!我们开始一起去旅行,我慢慢把自己被扭曲的部分再扭回来,重新找到对画画的热爱。
像一块海绵,一直吸水,直到没办法再吸水的时候,才发觉已经满了。终于决定停下来,但不是一停下来就立刻顺遂,要花时间等充满水的海绵慢慢变干。这段时间,会承担许多来自周边没有自我的人的压力,别人都在拼命做,你不拼命,就会不安。那几年我内心蛮多感触,之前的漫画是我向外看,但直到这时,我开始看自己,再透过自己看别人。外界会觉得我很年轻就成名,一切都顺利,但每个人都会遇到困境。人可以选择是处于这样抑或那样的困境,但困境本身不可逃离,这是人生的陷阱。这些感触,我放在了《什么都在发生》中。有人说这本书比我之前的作品温和,因为当你对爱情或者婚姻愤怒,可以对这个确知的对象激烈发泄,但当你对人生愤怒,失去了对象,就只能乖乖地吞下去。我用的是幽默的方式,没有幽默,不可能有智慧。人生有很多事,你无法抗拒,最后的抗拒就只有笑。
保留自我的角落
之前的书中都开过购物狂的玩笑,在《大家都有病》中,有一个章节集中说时尚。我很早就开始注意时尚对亚洲人的影响。我有朋友是时尚代理,也有朋友是时尚达人,整天嘴边挂着“时尚”二字,蛮荒谬的。我常说台湾没有时尚圈,只有时尚代理圈,他们在杂志上宣称各种时尚理论,姿态强势地告诉你:不这么穿,你就被淘汰掉,真可笑。
我也曾经热衷于买衣服,曾经有过一次消费几十万台币的纪录,而后发现大部分衣服的宿命就是扔在柜子里,再也不见天日。衣服还是该讲求舒适得体,我买得越来越少了,这也和当下时尚设计师毫无创意可言有关。再不见香奈儿那样的设计师,整个改变穿衣的观念。但时尚业的生产已经强势到这种地步,许多人被驱使着每一季都打开销售目录,哪怕价格令他们难以承受。我常说奴隶时代从来没有结束,只不过过去的奴隶穿得破破烂烂,现在的奴隶穿得整整齐齐,做完工作的奴隶还要做时尚的奴隶。
当然人的生活需要基本物质水准,但许多时候生活品质要靠社会设定,很多人跟我说,我停不下来,要买房买车,压力好大。这并不成立。即使你买到了大房子,天天很早出门,忙到半夜才回来,这个房子的好处,反而更多是被保姆享受到。如果你确信一栋房子就够了,地产奸商还能骗你吗?前天听余华说北京现在已经有30万一平米的房子了,我很难想象,那是多大的暴利,又要欺骗什么样的人?
所有的生产都是过量的,十年前就该停止,迄今不停地生产,只是为了让财富越来越集中到一部分人手中。为什么时尚业每一季都拼命出新款,每时都有促销?但我们走的是另一条路,花了钱,就是要被愚弄吗?前阵子有个新闻,一个孩子为了买iPad 2卖了一个肾,我看了,唯一祈祷生产商不要那么快再推出3,否则他另一个肾也要卖了!为什么现代人会被搞成这个样子?
我认识许多西方人,银行存了十万美金就退休了。29岁时我和太太到瑞士度蜜月,发现那里下午三点店铺全部关门。普通人也许没太多钱,但他们是生活的主人。平时吃饭很简单,一个面包、一片土司加一杯红酒就够;没钱请朋友到外面吃大餐,那就在家里做一餐用心的饭;旅行时一定带上晚礼服,在饭店吃晚饭时候穿。拥挤的世界里他们给自我留着空隙。当时就像给我一耳光:原来人可以这样生活!跟我之前在台湾受到的教育完全不一样。我也想告诉上班族,哪怕你暂时无法选择改变自己的生活,也可以保持一个自我的角落:中午不和同事一起到餐厅吵吵闹闹,而是在小公园一个人呆一会儿;回到家,有一个可以躺着看看书、听一下音乐的空间,让你回到自我,也很好。
《大家都有病》出版,很多人问我有什么病,我有爱钱病吧回想那段忙碌的时间,如果当初没有停下来,财富要比现在多得多,但停下来是对的,让我重新获得了作为人的价值。这个病不太容易复发,但就像感冒,平日也要想办法不要让自己受凉。现在每做一件事,我都会想“是否非做不可?”如果必须要做,那就要把工作量压缩到不影响我日常的生活。
每个人都该为自己设定一个点,到这个点就停止。有人说你只会说空话,你已经是既得利益者了。我不是,大家看来我很成功,但在文创界整个食物链里,原创者是被剥削的底层,所有跟我合作的人都赚到钱,我得的只是本分赚到的那部分,也必须要承受整个食物链给我的压力。譬如《绝对小孩》2000年左右已经画完,我往抽屉一扔,直到2008年才出。并不是沉得住气,而是没想过要出版。我不太考虑当下市场是否需要,而是看自己是否愿意。电视剧《粉红女郎》2003年在大陆播放,正好遇到“非典”,很多人不出门,反而增加了收视率。有个朋友说,你一定要到上海来,你不知道有多火!如果我是重视名利的人,肯定会立刻飞奔过去,但我没有。直到前几年,我陪太太的爸爸到上海,吃饭时有人对餐厅老板说,那是《粉红女郎》的作者,老板出来说,“都不要钱!”但这些不能改变我什么。《大家都有病》六年前画完,出版社要赶紧出书,我觉得时候还没有到,拖到如今。看起来有损失,但只要按自己意愿,就算不上损失。真正的损失是照别人意思去做,那样的损失也许当下看不到,但若干年后你会发现,损失太多。
才华没什么了不起
有人要慢生活,有人喜欢快节奏,快慢没有准则,关键是你是否有自主权决定是快还是慢。在《大家都有病》的新书发布会上,陈年(凡客诚品CEO)强调“无我”的观念,我不同意。他已经是一个企业家,当然希望“无我”,大家无我,才能有他,所有的企业都是如此。我理解的“无我”,是坚定的“我”。佛教书中说,一个人被打了一巴掌,不说什么,笑一笑走了,因为他的自我太强,对外界没所谓。我们现在最缺乏的就是自我。你有权利选择去做一个CEO,也有权利选择做一个流浪汉,到人生尽头,很难说两者哪个更有价值。
人都会彷徨,我也会怀疑画画是否真是我的选择,有段时间也想,我是不是应该去做点别的。恰值台湾航空公司对外招飞行员,我发现我符合所有要求,觉得能开飞机好棒!但是太太说,飞机好多人可以开,台湾只你一个可以做职业漫画家。那天开始我知道,漫画就是我一辈子要做的事情。
五年前有个记者访问我,问我既然有余力做别的,是否感觉自己在浪费才华?当时我回答,我是在浪费才华与浪费生命之间徘徊。现在我的答案确定了:与其浪费生命,我宁愿浪费才华。
才华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很多人觉得它可以令人有所成就,甚至如果野心再大一点,可以青史留名。但对我来说着都是狗屁,我生来不是为了创作,也不是为了满足读者,而是正好有画画的能力,并从中得到愉快,其他都是红利。
在我脑海中,至少还有七八本书的题材可以画,但在这个位置上,我更希望把漫画艺术化,让世界知道,华人世界并不仅仅把漫画当作消费品,而是能与欧美的艺术漫画比肩。换句话说,我想画大画。今年杭州动漫节,我的三张画拍卖了44.8万元,让我知道漫画艺术化在大陆是有市场的。但又画大画又画四格,我的生活必然会被压缩。如果确定画大画,我会把出版停掉,这样就不会压缩生活了。
五年前,我还有一丝丝念想,希望我的作品可以留下来,但这五年间,经历的许多事情让我有所改变。太太生过一次大病,让我把许多事情看得更透彻,连最后一点点迷思都破灭了。比如家人的重要性,我太太生病时,家人并不在意,是靠我们自己走过来;一些朋友,正值盛年却突然死亡,譬如一个开餐厅的朋友,上次见面他还开心地告诉我要把店开到北京、上海,不到一个月就故去了;台湾广告教父孙大伟,正开会忽然不能说话,写条子说头很痛,倒下去就再也没有醒来。他们会渐渐被人忘记,顶多花上几个月、几年时间,还有朋友是业务员,恐怕死去第二个星期就没有人再谈起他了。那生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喜怒、压力,都是感受到了才是真的,感受不到,即使你死后被人当做上帝般崇拜,又有什么意义?
自此我再不想可以留下些什么了。
爱情幸存者
对人际交往,我有阴影。高中考大学最需要鼓励时,我最好的朋友来家里看我,看起来好像陪了我一下午,临走的时候说,“你考不上的”。至今我没有办法真正地相信别人。我对朋友是看淡的,因为知道人世孤单,最终要回到自己,人还是要多花时间在自己身上。年轻人不要觉得生命很长,生命短到你无法想象。这时代,人的报废率很高,吃的、喝的、呼吸的,都已被污染,也不容易快乐。
所幸我有个同时是最好朋友的太太。我常讲“空难理论”,如果大家的爱情都陷落,我和太太的爱情也会像空难的幸存者那样存活下来,因为我们从恋爱到结婚,都只是两个人的事情。中国人嫁娶,总先将价码摊开在桌面上,女人提供的是漂亮、清白、贤惠,男人提供的是英俊、多金,却都无关于彼此的自我到底是什么样。为什么离婚率越来越高?是因为当初娶的就不是那个人。但我是靠本能找到她的,那时她在台湾做到《联合报》副主编,前景无限,虽然我已是小有名气的漫画家,但收入、社会地位都差她一截。但她觉得喜欢一个人,便无所谓别人怎么讲。我们结婚那天,只知会了父母,结婚之后,她辞了工作,是为了帮我。我们平日相处,还是像恋爱时那样,常常示爱。爱情严格说来是性欲往上升华的那部分,当你拥有自我,找到一个对象,不会因为她的成就、家世改变,这其间就有了真爱的成分。真爱能维持多久?要看你婚后能花多少心思。
我们常常旅行,曾经我非常喜欢新加坡,一年要去两次,没想到华人可以过得这么干净有序。新加坡也跟我谈过,愿意提供房子,只要以后我的作品都打上“Made in Singapore”。还是太太敏感,说这是个太小的地方,报纸上常是一辆车压死一只猫的新闻,文化单薄,不能久住。我还想过去日本,但移民有点麻烦。也考虑过来北京,毕竟1999年时的北京,还能让我感受到血液里的熟悉感,但因为孩子教育,不能定居,只好跑来跑去。跑的过程中发现北京变了,已经不是我想住的地方,它不适宜散步,两个区域之间间隔太远。我更喜欢以前的北京,想起胡同都会心痛。之前逛什刹海、南锣鼓巷,走在那里就觉得心情好,前年再去,差点晕倒在路边。我们学习西方的商业模式,以财富为终极,却不知这个模式在西方的发展是缓慢的,它给予人们时间将进步来带来的负面东西慢慢消化和修正。比如巴黎有专门的法律,规定老房子可以住人但不许改变,连装空调都不行,以此维持了整个城市的历史记忆。但发展过后,北京剩下什么?上海剩下什么?人没有记忆就很难过下去,城市没有记忆,住在里面的人就会生病。
年龄大了,发现还是台北最合适,熟悉带来便利和放松,闭着眼睛也知道可以去哪里。在台北我基本不和人联系,台湾媒体以为我在大陆,大陆媒体以为我在台北,这种误解给我一个真空,可以保留自我的生活。你会发现,这其间我没有用“家”字。家到底在哪儿呢?也许不过一个抽象的概念吧。我和太太、孩子三个人在一起的地方就是家了,除此之外,哪儿都不是家,包括台北,即使我在那里出生,记忆都消失了,住过的日式房子已经拆了,和太太曾经约会过的店都关了大半。我很担心自己变成一个没有记忆的人。家的感觉被慢慢破坏,难道进步一定要靠破坏才能完成吗?
所以我不再问我的根在哪儿,如果确认了自我的价值,我就有了根。
如果明天就是世界末日,我唯一遗憾的,就是这次宣传结束,我没能回到台北整整一个月什么都不做。我跟太太说好了,这个月只做想做的事情,散散步,整理一下房间,有什么想画的,就慢慢画出来。宣传是件很累的事,我要休息,别的,没什么可遗憾的。
他有一双成人尖锐的眼和一颗孩子单纯的心,朋友们经常开玩笑说他是火星人。他的漫画看似幽默、轻松,但时常能引发沉重思考;他评判社会,用他自己的语言—他的画笔。但51岁的他最近透露,可能放弃四格漫画,放弃出版,专注“大画”,这一切,只是为了不压迫他的生活。
五年前,他说,他在浪费才华与浪费生命之间徘徊;如今,他确信,与其浪费生命,宁愿浪费才华。
幽默的抵抗
今年我51岁了,从小开始的自闭,到现在都没有停止。因为自闭,外界许多规则进不了我的意识。小时候跟妈妈去教堂,神父来摸我,我就把头撇开;圣徒们虔诚地沾些圣水点在身上,我就在那盘子里洗手。我不喜欢上幼儿园,抗拒的唯一办法是坐在窗边,每星期都要换座位,只有我从来不换,老师换了我就大闹,永远坐在那个位置,永远看着窗外。因为常和老师对抗,号称“有教无类”的学校,把我踢来踢去。
我时常看到道貌岸然之下可笑的一面。见到一个漂亮女人穿着高跟鞋,我就想如果鞋跟忽然断掉她会怎么样;我还去按人家门铃,按过就跑,按之前我都想好,按第一次他出来时是什么表情,第二次又是什么表情一个人表现得像个小丑时,我往往感受不到荒谬,但一个道貌岸然的人,却能激发我对于人性荒谬的感知。
这是我跟世界相处的方式,没有什么直接的沟通,除了画画。四五岁的某天,我好像听到一支笔叫我的名字,那天起开始画,一直画到现在。观察人是我的兴趣,整个人类就像一场闹剧,每人都是主角,我也是其中之一,只不过同时担任了影评人,把这荒谬画出来而已。
比如教育:所有孩子都被送到学校念书、考试,以分数论高下。可人生来有不同,强塞到同样的瓶子里,一个很有绘画天分的人,被强迫接受文字教育,最后文字也学不好,绘画天分也丧失了,最终社会上只留下一群庸碌平淡的人,看到报章杂志到处都是人模人样的企业家讲成功,那也要找一份工作求成功。这个社会,包括父母、老师,没有人直接告诉你“你不重要”,但所有的做法都摆明:你真的不重要。
长大了我发现,华人世界里有许多陷阱,随时等着陷害你的自我。26岁我作为漫画家成名,到台湾《中国时报》工作,每天只需上班一个多小时,待遇又好,但我一点也不快乐。终于有一天,我慢慢走到巷子口,突然明白:原来我根本不喜欢上班。那就不上班,不受朝九晚五时间的约束,但会受到一些看起来再正当不过的观点影响:画画本来是一件被人看不起的事,我竟然可以做到以此为生还出了一些名,那就应该更加把劲去做。工作越来越多,工作室电话响不停,我每天从早做到晚,深夜看着窗外,脑子里一个声音问:这种生活有什么意思?!跳下去算了,但人需要成就感,第二天依然忙下去。
是太太最先发现我的问题,我变成一个不笑的人,那些半夜三更打电话给朋友随便骂一通的事不见了,对所有的节日都失去兴趣。太太说,你当初选择做一个创作者,就是为了保留自我生活,为什么现在变成日夜工作?她买好了机票,说你再忙下去就离婚!我们开始一起去旅行,我慢慢把自己被扭曲的部分再扭回来,重新找到对画画的热爱。
像一块海绵,一直吸水,直到没办法再吸水的时候,才发觉已经满了。终于决定停下来,但不是一停下来就立刻顺遂,要花时间等充满水的海绵慢慢变干。这段时间,会承担许多来自周边没有自我的人的压力,别人都在拼命做,你不拼命,就会不安。那几年我内心蛮多感触,之前的漫画是我向外看,但直到这时,我开始看自己,再透过自己看别人。外界会觉得我很年轻就成名,一切都顺利,但每个人都会遇到困境。人可以选择是处于这样抑或那样的困境,但困境本身不可逃离,这是人生的陷阱。这些感触,我放在了《什么都在发生》中。有人说这本书比我之前的作品温和,因为当你对爱情或者婚姻愤怒,可以对这个确知的对象激烈发泄,但当你对人生愤怒,失去了对象,就只能乖乖地吞下去。我用的是幽默的方式,没有幽默,不可能有智慧。人生有很多事,你无法抗拒,最后的抗拒就只有笑。
保留自我的角落
之前的书中都开过购物狂的玩笑,在《大家都有病》中,有一个章节集中说时尚。我很早就开始注意时尚对亚洲人的影响。我有朋友是时尚代理,也有朋友是时尚达人,整天嘴边挂着“时尚”二字,蛮荒谬的。我常说台湾没有时尚圈,只有时尚代理圈,他们在杂志上宣称各种时尚理论,姿态强势地告诉你:不这么穿,你就被淘汰掉,真可笑。
我也曾经热衷于买衣服,曾经有过一次消费几十万台币的纪录,而后发现大部分衣服的宿命就是扔在柜子里,再也不见天日。衣服还是该讲求舒适得体,我买得越来越少了,这也和当下时尚设计师毫无创意可言有关。再不见香奈儿那样的设计师,整个改变穿衣的观念。但时尚业的生产已经强势到这种地步,许多人被驱使着每一季都打开销售目录,哪怕价格令他们难以承受。我常说奴隶时代从来没有结束,只不过过去的奴隶穿得破破烂烂,现在的奴隶穿得整整齐齐,做完工作的奴隶还要做时尚的奴隶。
当然人的生活需要基本物质水准,但许多时候生活品质要靠社会设定,很多人跟我说,我停不下来,要买房买车,压力好大。这并不成立。即使你买到了大房子,天天很早出门,忙到半夜才回来,这个房子的好处,反而更多是被保姆享受到。如果你确信一栋房子就够了,地产奸商还能骗你吗?前天听余华说北京现在已经有30万一平米的房子了,我很难想象,那是多大的暴利,又要欺骗什么样的人?
所有的生产都是过量的,十年前就该停止,迄今不停地生产,只是为了让财富越来越集中到一部分人手中。为什么时尚业每一季都拼命出新款,每时都有促销?但我们走的是另一条路,花了钱,就是要被愚弄吗?前阵子有个新闻,一个孩子为了买iPad 2卖了一个肾,我看了,唯一祈祷生产商不要那么快再推出3,否则他另一个肾也要卖了!为什么现代人会被搞成这个样子?
我认识许多西方人,银行存了十万美金就退休了。29岁时我和太太到瑞士度蜜月,发现那里下午三点店铺全部关门。普通人也许没太多钱,但他们是生活的主人。平时吃饭很简单,一个面包、一片土司加一杯红酒就够;没钱请朋友到外面吃大餐,那就在家里做一餐用心的饭;旅行时一定带上晚礼服,在饭店吃晚饭时候穿。拥挤的世界里他们给自我留着空隙。当时就像给我一耳光:原来人可以这样生活!跟我之前在台湾受到的教育完全不一样。我也想告诉上班族,哪怕你暂时无法选择改变自己的生活,也可以保持一个自我的角落:中午不和同事一起到餐厅吵吵闹闹,而是在小公园一个人呆一会儿;回到家,有一个可以躺着看看书、听一下音乐的空间,让你回到自我,也很好。
《大家都有病》出版,很多人问我有什么病,我有爱钱病吧回想那段忙碌的时间,如果当初没有停下来,财富要比现在多得多,但停下来是对的,让我重新获得了作为人的价值。这个病不太容易复发,但就像感冒,平日也要想办法不要让自己受凉。现在每做一件事,我都会想“是否非做不可?”如果必须要做,那就要把工作量压缩到不影响我日常的生活。
每个人都该为自己设定一个点,到这个点就停止。有人说你只会说空话,你已经是既得利益者了。我不是,大家看来我很成功,但在文创界整个食物链里,原创者是被剥削的底层,所有跟我合作的人都赚到钱,我得的只是本分赚到的那部分,也必须要承受整个食物链给我的压力。譬如《绝对小孩》2000年左右已经画完,我往抽屉一扔,直到2008年才出。并不是沉得住气,而是没想过要出版。我不太考虑当下市场是否需要,而是看自己是否愿意。电视剧《粉红女郎》2003年在大陆播放,正好遇到“非典”,很多人不出门,反而增加了收视率。有个朋友说,你一定要到上海来,你不知道有多火!如果我是重视名利的人,肯定会立刻飞奔过去,但我没有。直到前几年,我陪太太的爸爸到上海,吃饭时有人对餐厅老板说,那是《粉红女郎》的作者,老板出来说,“都不要钱!”但这些不能改变我什么。《大家都有病》六年前画完,出版社要赶紧出书,我觉得时候还没有到,拖到如今。看起来有损失,但只要按自己意愿,就算不上损失。真正的损失是照别人意思去做,那样的损失也许当下看不到,但若干年后你会发现,损失太多。
才华没什么了不起
有人要慢生活,有人喜欢快节奏,快慢没有准则,关键是你是否有自主权决定是快还是慢。在《大家都有病》的新书发布会上,陈年(凡客诚品CEO)强调“无我”的观念,我不同意。他已经是一个企业家,当然希望“无我”,大家无我,才能有他,所有的企业都是如此。我理解的“无我”,是坚定的“我”。佛教书中说,一个人被打了一巴掌,不说什么,笑一笑走了,因为他的自我太强,对外界没所谓。我们现在最缺乏的就是自我。你有权利选择去做一个CEO,也有权利选择做一个流浪汉,到人生尽头,很难说两者哪个更有价值。
人都会彷徨,我也会怀疑画画是否真是我的选择,有段时间也想,我是不是应该去做点别的。恰值台湾航空公司对外招飞行员,我发现我符合所有要求,觉得能开飞机好棒!但是太太说,飞机好多人可以开,台湾只你一个可以做职业漫画家。那天开始我知道,漫画就是我一辈子要做的事情。
五年前有个记者访问我,问我既然有余力做别的,是否感觉自己在浪费才华?当时我回答,我是在浪费才华与浪费生命之间徘徊。现在我的答案确定了:与其浪费生命,我宁愿浪费才华。
才华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很多人觉得它可以令人有所成就,甚至如果野心再大一点,可以青史留名。但对我来说着都是狗屁,我生来不是为了创作,也不是为了满足读者,而是正好有画画的能力,并从中得到愉快,其他都是红利。
在我脑海中,至少还有七八本书的题材可以画,但在这个位置上,我更希望把漫画艺术化,让世界知道,华人世界并不仅仅把漫画当作消费品,而是能与欧美的艺术漫画比肩。换句话说,我想画大画。今年杭州动漫节,我的三张画拍卖了44.8万元,让我知道漫画艺术化在大陆是有市场的。但又画大画又画四格,我的生活必然会被压缩。如果确定画大画,我会把出版停掉,这样就不会压缩生活了。
五年前,我还有一丝丝念想,希望我的作品可以留下来,但这五年间,经历的许多事情让我有所改变。太太生过一次大病,让我把许多事情看得更透彻,连最后一点点迷思都破灭了。比如家人的重要性,我太太生病时,家人并不在意,是靠我们自己走过来;一些朋友,正值盛年却突然死亡,譬如一个开餐厅的朋友,上次见面他还开心地告诉我要把店开到北京、上海,不到一个月就故去了;台湾广告教父孙大伟,正开会忽然不能说话,写条子说头很痛,倒下去就再也没有醒来。他们会渐渐被人忘记,顶多花上几个月、几年时间,还有朋友是业务员,恐怕死去第二个星期就没有人再谈起他了。那生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喜怒、压力,都是感受到了才是真的,感受不到,即使你死后被人当做上帝般崇拜,又有什么意义?
自此我再不想可以留下些什么了。
爱情幸存者
对人际交往,我有阴影。高中考大学最需要鼓励时,我最好的朋友来家里看我,看起来好像陪了我一下午,临走的时候说,“你考不上的”。至今我没有办法真正地相信别人。我对朋友是看淡的,因为知道人世孤单,最终要回到自己,人还是要多花时间在自己身上。年轻人不要觉得生命很长,生命短到你无法想象。这时代,人的报废率很高,吃的、喝的、呼吸的,都已被污染,也不容易快乐。
所幸我有个同时是最好朋友的太太。我常讲“空难理论”,如果大家的爱情都陷落,我和太太的爱情也会像空难的幸存者那样存活下来,因为我们从恋爱到结婚,都只是两个人的事情。中国人嫁娶,总先将价码摊开在桌面上,女人提供的是漂亮、清白、贤惠,男人提供的是英俊、多金,却都无关于彼此的自我到底是什么样。为什么离婚率越来越高?是因为当初娶的就不是那个人。但我是靠本能找到她的,那时她在台湾做到《联合报》副主编,前景无限,虽然我已是小有名气的漫画家,但收入、社会地位都差她一截。但她觉得喜欢一个人,便无所谓别人怎么讲。我们结婚那天,只知会了父母,结婚之后,她辞了工作,是为了帮我。我们平日相处,还是像恋爱时那样,常常示爱。爱情严格说来是性欲往上升华的那部分,当你拥有自我,找到一个对象,不会因为她的成就、家世改变,这其间就有了真爱的成分。真爱能维持多久?要看你婚后能花多少心思。
我们常常旅行,曾经我非常喜欢新加坡,一年要去两次,没想到华人可以过得这么干净有序。新加坡也跟我谈过,愿意提供房子,只要以后我的作品都打上“Made in Singapore”。还是太太敏感,说这是个太小的地方,报纸上常是一辆车压死一只猫的新闻,文化单薄,不能久住。我还想过去日本,但移民有点麻烦。也考虑过来北京,毕竟1999年时的北京,还能让我感受到血液里的熟悉感,但因为孩子教育,不能定居,只好跑来跑去。跑的过程中发现北京变了,已经不是我想住的地方,它不适宜散步,两个区域之间间隔太远。我更喜欢以前的北京,想起胡同都会心痛。之前逛什刹海、南锣鼓巷,走在那里就觉得心情好,前年再去,差点晕倒在路边。我们学习西方的商业模式,以财富为终极,却不知这个模式在西方的发展是缓慢的,它给予人们时间将进步来带来的负面东西慢慢消化和修正。比如巴黎有专门的法律,规定老房子可以住人但不许改变,连装空调都不行,以此维持了整个城市的历史记忆。但发展过后,北京剩下什么?上海剩下什么?人没有记忆就很难过下去,城市没有记忆,住在里面的人就会生病。
年龄大了,发现还是台北最合适,熟悉带来便利和放松,闭着眼睛也知道可以去哪里。在台北我基本不和人联系,台湾媒体以为我在大陆,大陆媒体以为我在台北,这种误解给我一个真空,可以保留自我的生活。你会发现,这其间我没有用“家”字。家到底在哪儿呢?也许不过一个抽象的概念吧。我和太太、孩子三个人在一起的地方就是家了,除此之外,哪儿都不是家,包括台北,即使我在那里出生,记忆都消失了,住过的日式房子已经拆了,和太太曾经约会过的店都关了大半。我很担心自己变成一个没有记忆的人。家的感觉被慢慢破坏,难道进步一定要靠破坏才能完成吗?
所以我不再问我的根在哪儿,如果确认了自我的价值,我就有了根。
如果明天就是世界末日,我唯一遗憾的,就是这次宣传结束,我没能回到台北整整一个月什么都不做。我跟太太说好了,这个月只做想做的事情,散散步,整理一下房间,有什么想画的,就慢慢画出来。宣传是件很累的事,我要休息,别的,没什么可遗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