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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这代人的漫画家，两岸三地，只有一个朱德庸。他外表羞涩、内向，但非常敏锐，透过自闭症这层遮挡世界的面纱，他窥见人世岸然下的荒谬，一系列四格漫画被认为是对当代都市人的最入骨描绘。
他有一双成人尖锐的眼和一颗孩子单纯的心，朋友们经常开玩笑说他是火星人。他的漫画看似幽默、轻松，但时常能引发沉重思考；他评判社会，用他自己的语言—他的画笔。但51岁的他最近透露，可能放弃四格漫画，放弃出版，专注“大画”，这一切，只是为了不压迫他的生活。
五年前，他说，他在浪费才华与浪费生命之间徘徊；如今，他确信，与其浪费生命，宁愿浪费才华。
幽默的抵抗
今年我51岁了，从小开始的自闭，到现在都没有停止。因为自闭，外界许多规则进不了我的意识。小时候跟妈妈去教堂，神父来摸我，我就把头撇开；圣徒们虔诚地沾些圣水点在身上，我就在那盘子里洗手。我不喜欢上幼儿园，抗拒的唯一办法是坐在窗边，每星期都要换座位，只有我从来不换，老师换了我就大闹，永远坐在那个位置，永远看着窗外。因为常和老师对抗，号称“有教无类”的学校，把我踢来踢去。
我时常看到道貌岸然之下可笑的一面。见到一个漂亮女人穿着高跟鞋，我就想如果鞋跟忽然断掉她会怎么样；我还去按人家门铃，按过就跑，按之前我都想好，按第一次他出来时是什么表情，第二次又是什么表情一个人表现得像个小丑时，我往往感受不到荒谬，但一个道貌岸然的人，却能激发我对于人性荒谬的感知。
这是我跟世界相处的方式，没有什么直接的沟通，除了画画。四五岁的某天，我好像听到一支笔叫我的名字，那天起开始画，一直画到现在。观察人是我的兴趣，整个人类就像一场闹剧，每人都是主角，我也是其中之一，只不过同时担任了影评人，把这荒谬画出来而已。
比如教育：所有孩子都被送到学校念书、考试，以分数论高下。可人生来有不同，强塞到同样的瓶子里，一个很有绘画天分的人，被强迫接受文字教育，最后文字也学不好，绘画天分也丧失了，最终社会上只留下一群庸碌平淡的人，看到报章杂志到处都是人模人样的企业家讲成功，那也要找一份工作求成功。这个社会，包括父母、老师，没有人直接告诉你“你不重要”，但所有的做法都摆明：你真的不重要。
长大了我发现，华人世界里有许多陷阱，随时等着陷害你的自我。26岁我作为漫画家成名，到台湾《中国时报》工作，每天只需上班一个多小时，待遇又好，但我一点也不快乐。终于有一天，我慢慢走到巷子口，突然明白：原来我根本不喜欢上班。那就不上班，不受朝九晚五时间的约束，但会受到一些看起来再正当不过的观点影响：画画本来是一件被人看不起的事，我竟然可以做到以此为生还出了一些名，那就应该更加把劲去做。工作越来越多，工作室电话响不停，我每天从早做到晚，深夜看着窗外，脑子里一个声音问：这种生活有什么意思？！跳下去算了，但人需要成就感，第二天依然忙下去。
是太太最先发现我的问题，我变成一个不笑的人，那些半夜三更打电话给朋友随便骂一通的事不见了，对所有的节日都失去兴趣。太太说，你当初选择做一个创作者，就是为了保留自我生活，为什么现在变成日夜工作？她买好了机票，说你再忙下去就离婚！我们开始一起去旅行，我慢慢把自己被扭曲的部分再扭回来，重新找到对画画的热爱。
像一块海绵，一直吸水，直到没办法再吸水的时候，才发觉已经满了。终于决定停下来，但不是一停下来就立刻顺遂，要花时间等充满水的海绵慢慢变干。这段时间，会承担许多来自周边没有自我的人的压力，别人都在拼命做，你不拼命，就会不安。那几年我内心蛮多感触，之前的漫画是我向外看，但直到这时，我开始看自己，再透过自己看别人。外界会觉得我很年轻就成名，一切都顺利，但每个人都会遇到困境。人可以选择是处于这样抑或那样的困境，但困境本身不可逃离，这是人生的陷阱。这些感触，我放在了《什么都在发生》中。有人说这本书比我之前的作品温和，因为当你对爱情或者婚姻愤怒，可以对这个确知的对象激烈发泄，但当你对人生愤怒，失去了对象，就只能乖乖地吞下去。我用的是幽默的方式，没有幽默，不可能有智慧。人生有很多事，你无法抗拒，最后的抗拒就只有笑。
保留自我的角落
之前的书中都开过购物狂的玩笑，在《大家都有病》中，有一个章节集中说时尚。我很早就开始注意时尚对亚洲人的影响。我有朋友是时尚代理，也有朋友是时尚达人，整天嘴边挂着“时尚”二字，蛮荒谬的。我常说台湾没有时尚圈，只有时尚代理圈，他们在杂志上宣称各种时尚理论，姿态强势地告诉你：不这么穿，你就被淘汰掉，真可笑。
我也曾经热衷于买衣服，曾经有过一次消费几十万台币的纪录，而后发现大部分衣服的宿命就是扔在柜子里，再也不见天日。衣服还是该讲求舒适得体，我买得越来越少了，这也和当下时尚设计师毫无创意可言有关。再不见香奈儿那样的设计师，整个改变穿衣的观念。但时尚业的生产已经强势到这种地步，许多人被驱使着每一季都打开销售目录，哪怕价格令他们难以承受。我常说奴隶时代从来没有结束，只不过过去的奴隶穿得破破烂烂，现在的奴隶穿得整整齐齐，做完工作的奴隶还要做时尚的奴隶。
当然人的生活需要基本物质水准，但许多时候生活品质要靠社会设定，很多人跟我说，我停不下来，要买房买车，压力好大。这并不成立。即使你买到了大房子，天天很早出门，忙到半夜才回来，这个房子的好处，反而更多是被保姆享受到。如果你确信一栋房子就够了，地产奸商还能骗你吗？前天听余华说北京现在已经有30万一平米的房子了，我很难想象，那是多大的暴利，又要欺骗什么样的人？
所有的生产都是过量的，十年前就该停止，迄今不停地生产，只是为了让财富越来越集中到一部分人手中。为什么时尚业每一季都拼命出新款，每时都有促销？但我们走的是另一条路，花了钱，就是要被愚弄吗？前阵子有个新闻，一个孩子为了买iPad 2卖了一个肾，我看了，唯一祈祷生产商不要那么快再推出3，否则他另一个肾也要卖了！为什么现代人会被搞成这个样子？
我认识许多西方人，银行存了十万美金就退休了。29岁时我和太太到瑞士度蜜月，发现那里下午三点店铺全部关门。普通人也许没太多钱，但他们是生活的主人。平时吃饭很简单，一个面包、一片土司加一杯红酒就够；没钱请朋友到外面吃大餐，那就在家里做一餐用心的饭；旅行时一定带上晚礼服，在饭店吃晚饭时候穿。拥挤的世界里他们给自我留着空隙。当时就像给我一耳光：原来人可以这样生活！跟我之前在台湾受到的教育完全不一样。我也想告诉上班族，哪怕你暂时无法选择改变自己的生活，也可以保持一个自我的角落：中午不和同事一起到餐厅吵吵闹闹，而是在小公园一个人呆一会儿；回到家，有一个可以躺着看看书、听一下音乐的空间，让你回到自我，也很好。
《大家都有病》出版，很多人问我有什么病，我有爱钱病吧回想那段忙碌的时间，如果当初没有停下来，财富要比现在多得多，但停下来是对的，让我重新获得了作为人的价值。这个病不太容易复发，但就像感冒，平日也要想办法不要让自己受凉。现在每做一件事，我都会想“是否非做不可？”如果必须要做，那就要把工作量压缩到不影响我日常的生活。
每个人都该为自己设定一个点，到这个点就停止。有人说你只会说空话，你已经是既得利益者了。我不是，大家看来我很成功，但在文创界整个食物链里，原创者是被剥削的底层，所有跟我合作的人都赚到钱，我得的只是本分赚到的那部分，也必须要承受整个食物链给我的压力。譬如《绝对小孩》2000年左右已经画完，我往抽屉一扔，直到2008年才出。并不是沉得住气，而是没想过要出版。我不太考虑当下市场是否需要，而是看自己是否愿意。电视剧《粉红女郎》2003年在大陆播放，正好遇到“非典”，很多人不出门，反而增加了收视率。有个朋友说，你一定要到上海来，你不知道有多火！如果我是重视名利的人，肯定会立刻飞奔过去，但我没有。直到前几年，我陪太太的爸爸到上海，吃饭时有人对餐厅老板说，那是《粉红女郎》的作者，老板出来说，“都不要钱！”但这些不能改变我什么。《大家都有病》六年前画完，出版社要赶紧出书，我觉得时候还没有到，拖到如今。看起来有损失，但只要按自己意愿，就算不上损失。真正的损失是照别人意思去做，那样的损失也许当下看不到，但若干年后你会发现，损失太多。
才华没什么了不起
有人要慢生活，有人喜欢快节奏，快慢没有准则，关键是你是否有自主权决定是快还是慢。在《大家都有病》的新书发布会上，陈年（凡客诚品CEO）强调“无我”的观念，我不同意。他已经是一个企业家，当然希望“无我”，大家无我，才能有他，所有的企业都是如此。我理解的“无我”，是坚定的“我”。佛教书中说，一个人被打了一巴掌，不说什么，笑一笑走了，因为他的自我太强，对外界没所谓。我们现在最缺乏的就是自我。你有权利选择去做一个CEO，也有权利选择做一个流浪汉，到人生尽头，很难说两者哪个更有价值。
人都会彷徨，我也会怀疑画画是否真是我的选择，有段时间也想，我是不是应该去做点别的。恰值台湾航空公司对外招飞行员，我发现我符合所有要求，觉得能开飞机好棒！但是太太说，飞机好多人可以开，台湾只你一个可以做职业漫画家。那天开始我知道，漫画就是我一辈子要做的事情。
五年前有个记者访问我，问我既然有余力做别的，是否感觉自己在浪费才华？当时我回答，我是在浪费才华与浪费生命之间徘徊。现在我的答案确定了：与其浪费生命，我宁愿浪费才华。
才华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很多人觉得它可以令人有所成就，甚至如果野心再大一点，可以青史留名。但对我来说着都是狗屁，我生来不是为了创作，也不是为了满足读者，而是正好有画画的能力，并从中得到愉快，其他都是红利。
在我脑海中，至少还有七八本书的题材可以画，但在这个位置上，我更希望把漫画艺术化，让世界知道，华人世界并不仅仅把漫画当作消费品，而是能与欧美的艺术漫画比肩。换句话说，我想画大画。今年杭州动漫节，我的三张画拍卖了44.8万元，让我知道漫画艺术化在大陆是有市场的。但又画大画又画四格，我的生活必然会被压缩。如果确定画大画，我会把出版停掉，这样就不会压缩生活了。
五年前，我还有一丝丝念想，希望我的作品可以留下来，但这五年间，经历的许多事情让我有所改变。太太生过一次大病，让我把许多事情看得更透彻，连最后一点点迷思都破灭了。比如家人的重要性，我太太生病时，家人并不在意，是靠我们自己走过来；一些朋友，正值盛年却突然死亡，譬如一个开餐厅的朋友，上次见面他还开心地告诉我要把店开到北京、上海，不到一个月就故去了；台湾广告教父孙大伟，正开会忽然不能说话，写条子说头很痛，倒下去就再也没有醒来。他们会渐渐被人忘记，顶多花上几个月、几年时间，还有朋友是业务员，恐怕死去第二个星期就没有人再谈起他了。那生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喜怒、压力，都是感受到了才是真的，感受不到，即使你死后被人当做上帝般崇拜，又有什么意义？
自此我再不想可以留下些什么了。
爱情幸存者
对人际交往，我有阴影。高中考大学最需要鼓励时，我最好的朋友来家里看我，看起来好像陪了我一下午，临走的时候说，“你考不上的”。至今我没有办法真正地相信别人。我对朋友是看淡的，因为知道人世孤单，最终要回到自己，人还是要多花时间在自己身上。年轻人不要觉得生命很长，生命短到你无法想象。这时代，人的报废率很高，吃的、喝的、呼吸的，都已被污染，也不容易快乐。
所幸我有个同时是最好朋友的太太。我常讲“空难理论”，如果大家的爱情都陷落，我和太太的爱情也会像空难的幸存者那样存活下来，因为我们从恋爱到结婚，都只是两个人的事情。中国人嫁娶，总先将价码摊开在桌面上，女人提供的是漂亮、清白、贤惠，男人提供的是英俊、多金，却都无关于彼此的自我到底是什么样。为什么离婚率越来越高？是因为当初娶的就不是那个人。但我是靠本能找到她的，那时她在台湾做到《联合报》副主编，前景无限，虽然我已是小有名气的漫画家，但收入、社会地位都差她一截。但她觉得喜欢一个人，便无所谓别人怎么讲。我们结婚那天，只知会了父母，结婚之后，她辞了工作，是为了帮我。我们平日相处，还是像恋爱时那样，常常示爱。爱情严格说来是性欲往上升华的那部分，当你拥有自我，找到一个对象，不会因为她的成就、家世改变，这其间就有了真爱的成分。真爱能维持多久？要看你婚后能花多少心思。
我们常常旅行，曾经我非常喜欢新加坡，一年要去两次，没想到华人可以过得这么干净有序。新加坡也跟我谈过，愿意提供房子，只要以后我的作品都打上“Made in Singapore”。还是太太敏感，说这是个太小的地方，报纸上常是一辆车压死一只猫的新闻，文化单薄，不能久住。我还想过去日本，但移民有点麻烦。也考虑过来北京，毕竟1999年时的北京，还能让我感受到血液里的熟悉感，但因为孩子教育，不能定居，只好跑来跑去。跑的过程中发现北京变了，已经不是我想住的地方，它不适宜散步，两个区域之间间隔太远。我更喜欢以前的北京，想起胡同都会心痛。之前逛什刹海、南锣鼓巷，走在那里就觉得心情好，前年再去，差点晕倒在路边。我们学习西方的商业模式，以财富为终极，却不知这个模式在西方的发展是缓慢的，它给予人们时间将进步来带来的负面东西慢慢消化和修正。比如巴黎有专门的法律，规定老房子可以住人但不许改变，连装空调都不行，以此维持了整个城市的历史记忆。但发展过后，北京剩下什么？上海剩下什么？人没有记忆就很难过下去，城市没有记忆，住在里面的人就会生病。
年龄大了，发现还是台北最合适，熟悉带来便利和放松，闭着眼睛也知道可以去哪里。在台北我基本不和人联系，台湾媒体以为我在大陆，大陆媒体以为我在台北，这种误解给我一个真空，可以保留自我的生活。你会发现，这其间我没有用“家”字。家到底在哪儿呢？也许不过一个抽象的概念吧。我和太太、孩子三个人在一起的地方就是家了，除此之外，哪儿都不是家，包括台北，即使我在那里出生，记忆都消失了，住过的日式房子已经拆了，和太太曾经约会过的店都关了大半。我很担心自己变成一个没有记忆的人。家的感觉被慢慢破坏，难道进步一定要靠破坏才能完成吗？
所以我不再问我的根在哪儿，如果确认了自我的价值，我就有了根。
如果明天就是世界末日，我唯一遗憾的，就是这次宣传结束，我没能回到台北整整一个月什么都不做。我跟太太说好了，这个月只做想做的事情，散散步，整理一下房间，有什么想画的，就慢慢画出来。宣传是件很累的事，我要休息，别的，没什么可遗憾的。
他有一双成人尖锐的眼和一颗孩子单纯的心，朋友们经常开玩笑说他是火星人。他的漫画看似幽默、轻松，但时常能引发沉重思考；他评判社会，用他自己的语言—他的画笔。但51岁的他最近透露，可能放弃四格漫画，放弃出版，专注“大画”，这一切，只是为了不压迫他的生活。
五年前，他说，他在浪费才华与浪费生命之间徘徊；如今，他确信，与其浪费生命，宁愿浪费才华。
幽默的抵抗
今年我51岁了，从小开始的自闭，到现在都没有停止。因为自闭，外界许多规则进不了我的意识。小时候跟妈妈去教堂，神父来摸我，我就把头撇开；圣徒们虔诚地沾些圣水点在身上，我就在那盘子里洗手。我不喜欢上幼儿园，抗拒的唯一办法是坐在窗边，每星期都要换座位，只有我从来不换，老师换了我就大闹，永远坐在那个位置，永远看着窗外。因为常和老师对抗，号称“有教无类”的学校，把我踢来踢去。
我时常看到道貌岸然之下可笑的一面。见到一个漂亮女人穿着高跟鞋，我就想如果鞋跟忽然断掉她会怎么样；我还去按人家门铃，按过就跑，按之前我都想好，按第一次他出来时是什么表情，第二次又是什么表情一个人表现得像个小丑时，我往往感受不到荒谬，但一个道貌岸然的人，却能激发我对于人性荒谬的感知。
这是我跟世界相处的方式，没有什么直接的沟通，除了画画。四五岁的某天，我好像听到一支笔叫我的名字，那天起开始画，一直画到现在。观察人是我的兴趣，整个人类就像一场闹剧，每人都是主角，我也是其中之一，只不过同时担任了影评人，把这荒谬画出来而已。
比如教育：所有孩子都被送到学校念书、考试，以分数论高下。可人生来有不同，强塞到同样的瓶子里，一个很有绘画天分的人，被强迫接受文字教育，最后文字也学不好，绘画天分也丧失了，最终社会上只留下一群庸碌平淡的人，看到报章杂志到处都是人模人样的企业家讲成功，那也要找一份工作求成功。这个社会，包括父母、老师，没有人直接告诉你“你不重要”，但所有的做法都摆明：你真的不重要。
长大了我发现，华人世界里有许多陷阱，随时等着陷害你的自我。26岁我作为漫画家成名，到台湾《中国时报》工作，每天只需上班一个多小时，待遇又好，但我一点也不快乐。终于有一天，我慢慢走到巷子口，突然明白：原来我根本不喜欢上班。那就不上班，不受朝九晚五时间的约束，但会受到一些看起来再正当不过的观点影响：画画本来是一件被人看不起的事，我竟然可以做到以此为生还出了一些名，那就应该更加把劲去做。工作越来越多，工作室电话响不停，我每天从早做到晚，深夜看着窗外，脑子里一个声音问：这种生活有什么意思？！跳下去算了，但人需要成就感，第二天依然忙下去。
是太太最先发现我的问题，我变成一个不笑的人，那些半夜三更打电话给朋友随便骂一通的事不见了，对所有的节日都失去兴趣。太太说，你当初选择做一个创作者，就是为了保留自我生活，为什么现在变成日夜工作？她买好了机票，说你再忙下去就离婚！我们开始一起去旅行，我慢慢把自己被扭曲的部分再扭回来，重新找到对画画的热爱。
像一块海绵，一直吸水，直到没办法再吸水的时候，才发觉已经满了。终于决定停下来，但不是一停下来就立刻顺遂，要花时间等充满水的海绵慢慢变干。这段时间，会承担许多来自周边没有自我的人的压力，别人都在拼命做，你不拼命，就会不安。那几年我内心蛮多感触，之前的漫画是我向外看，但直到这时，我开始看自己，再透过自己看别人。外界会觉得我很年轻就成名，一切都顺利，但每个人都会遇到困境。人可以选择是处于这样抑或那样的困境，但困境本身不可逃离，这是人生的陷阱。这些感触，我放在了《什么都在发生》中。有人说这本书比我之前的作品温和，因为当你对爱情或者婚姻愤怒，可以对这个确知的对象激烈发泄，但当你对人生愤怒，失去了对象，就只能乖乖地吞下去。我用的是幽默的方式，没有幽默，不可能有智慧。人生有很多事，你无法抗拒，最后的抗拒就只有笑。
保留自我的角落
之前的书中都开过购物狂的玩笑，在《大家都有病》中，有一个章节集中说时尚。我很早就开始注意时尚对亚洲人的影响。我有朋友是时尚代理，也有朋友是时尚达人，整天嘴边挂着“时尚”二字，蛮荒谬的。我常说台湾没有时尚圈，只有时尚代理圈，他们在杂志上宣称各种时尚理论，姿态强势地告诉你：不这么穿，你就被淘汰掉，真可笑。
我也曾经热衷于买衣服，曾经有过一次消费几十万台币的纪录，而后发现大部分衣服的宿命就是扔在柜子里，再也不见天日。衣服还是该讲求舒适得体，我买得越来越少了，这也和当下时尚设计师毫无创意可言有关。再不见香奈儿那样的设计师，整个改变穿衣的观念。但时尚业的生产已经强势到这种地步，许多人被驱使着每一季都打开销售目录，哪怕价格令他们难以承受。我常说奴隶时代从来没有结束，只不过过去的奴隶穿得破破烂烂，现在的奴隶穿得整整齐齐，做完工作的奴隶还要做时尚的奴隶。
当然人的生活需要基本物质水准，但许多时候生活品质要靠社会设定，很多人跟我说，我停不下来，要买房买车，压力好大。这并不成立。即使你买到了大房子，天天很早出门，忙到半夜才回来，这个房子的好处，反而更多是被保姆享受到。如果你确信一栋房子就够了，地产奸商还能骗你吗？前天听余华说北京现在已经有30万一平米的房子了，我很难想象，那是多大的暴利，又要欺骗什么样的人？
所有的生产都是过量的，十年前就该停止，迄今不停地生产，只是为了让财富越来越集中到一部分人手中。为什么时尚业每一季都拼命出新款，每时都有促销？但我们走的是另一条路，花了钱，就是要被愚弄吗？前阵子有个新闻，一个孩子为了买iPad 2卖了一个肾，我看了，唯一祈祷生产商不要那么快再推出3，否则他另一个肾也要卖了！为什么现代人会被搞成这个样子？
我认识许多西方人，银行存了十万美金就退休了。29岁时我和太太到瑞士度蜜月，发现那里下午三点店铺全部关门。普通人也许没太多钱，但他们是生活的主人。平时吃饭很简单，一个面包、一片土司加一杯红酒就够；没钱请朋友到外面吃大餐，那就在家里做一餐用心的饭；旅行时一定带上晚礼服，在饭店吃晚饭时候穿。拥挤的世界里他们给自我留着空隙。当时就像给我一耳光：原来人可以这样生活！跟我之前在台湾受到的教育完全不一样。我也想告诉上班族，哪怕你暂时无法选择改变自己的生活，也可以保持一个自我的角落：中午不和同事一起到餐厅吵吵闹闹，而是在小公园一个人呆一会儿；回到家，有一个可以躺着看看书、听一下音乐的空间，让你回到自我，也很好。
《大家都有病》出版，很多人问我有什么病，我有爱钱病吧回想那段忙碌的时间，如果当初没有停下来，财富要比现在多得多，但停下来是对的，让我重新获得了作为人的价值。这个病不太容易复发，但就像感冒，平日也要想办法不要让自己受凉。现在每做一件事，我都会想“是否非做不可？”如果必须要做，那就要把工作量压缩到不影响我日常的生活。
每个人都该为自己设定一个点，到这个点就停止。有人说你只会说空话，你已经是既得利益者了。我不是，大家看来我很成功，但在文创界整个食物链里，原创者是被剥削的底层，所有跟我合作的人都赚到钱，我得的只是本分赚到的那部分，也必须要承受整个食物链给我的压力。譬如《绝对小孩》2000年左右已经画完，我往抽屉一扔，直到2008年才出。并不是沉得住气，而是没想过要出版。我不太考虑当下市场是否需要，而是看自己是否愿意。电视剧《粉红女郎》2003年在大陆播放，正好遇到“非典”，很多人不出门，反而增加了收视率。有个朋友说，你一定要到上海来，你不知道有多火！如果我是重视名利的人，肯定会立刻飞奔过去，但我没有。直到前几年，我陪太太的爸爸到上海，吃饭时有人对餐厅老板说，那是《粉红女郎》的作者，老板出来说，“都不要钱！”但这些不能改变我什么。《大家都有病》六年前画完，出版社要赶紧出书，我觉得时候还没有到，拖到如今。看起来有损失，但只要按自己意愿，就算不上损失。真正的损失是照别人意思去做，那样的损失也许当下看不到，但若干年后你会发现，损失太多。
才华没什么了不起
有人要慢生活，有人喜欢快节奏，快慢没有准则，关键是你是否有自主权决定是快还是慢。在《大家都有病》的新书发布会上，陈年（凡客诚品CEO）强调“无我”的观念，我不同意。他已经是一个企业家，当然希望“无我”，大家无我，才能有他，所有的企业都是如此。我理解的“无我”，是坚定的“我”。佛教书中说，一个人被打了一巴掌，不说什么，笑一笑走了，因为他的自我太强，对外界没所谓。我们现在最缺乏的就是自我。你有权利选择去做一个CEO，也有权利选择做一个流浪汉，到人生尽头，很难说两者哪个更有价值。
人都会彷徨，我也会怀疑画画是否真是我的选择，有段时间也想，我是不是应该去做点别的。恰值台湾航空公司对外招飞行员，我发现我符合所有要求，觉得能开飞机好棒！但是太太说，飞机好多人可以开，台湾只你一个可以做职业漫画家。那天开始我知道，漫画就是我一辈子要做的事情。
五年前有个记者访问我，问我既然有余力做别的，是否感觉自己在浪费才华？当时我回答，我是在浪费才华与浪费生命之间徘徊。现在我的答案确定了：与其浪费生命，我宁愿浪费才华。
才华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很多人觉得它可以令人有所成就，甚至如果野心再大一点，可以青史留名。但对我来说着都是狗屁，我生来不是为了创作，也不是为了满足读者，而是正好有画画的能力，并从中得到愉快，其他都是红利。
在我脑海中，至少还有七八本书的题材可以画，但在这个位置上，我更希望把漫画艺术化，让世界知道，华人世界并不仅仅把漫画当作消费品，而是能与欧美的艺术漫画比肩。换句话说，我想画大画。今年杭州动漫节，我的三张画拍卖了44.8万元，让我知道漫画艺术化在大陆是有市场的。但又画大画又画四格，我的生活必然会被压缩。如果确定画大画，我会把出版停掉，这样就不会压缩生活了。
五年前，我还有一丝丝念想，希望我的作品可以留下来，但这五年间，经历的许多事情让我有所改变。太太生过一次大病，让我把许多事情看得更透彻，连最后一点点迷思都破灭了。比如家人的重要性，我太太生病时，家人并不在意，是靠我们自己走过来；一些朋友，正值盛年却突然死亡，譬如一个开餐厅的朋友，上次见面他还开心地告诉我要把店开到北京、上海，不到一个月就故去了；台湾广告教父孙大伟，正开会忽然不能说话，写条子说头很痛，倒下去就再也没有醒来。他们会渐渐被人忘记，顶多花上几个月、几年时间，还有朋友是业务员，恐怕死去第二个星期就没有人再谈起他了。那生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喜怒、压力，都是感受到了才是真的，感受不到，即使你死后被人当做上帝般崇拜，又有什么意义？
自此我再不想可以留下些什么了。
爱情幸存者
对人际交往，我有阴影。高中考大学最需要鼓励时，我最好的朋友来家里看我，看起来好像陪了我一下午，临走的时候说，“你考不上的”。至今我没有办法真正地相信别人。我对朋友是看淡的，因为知道人世孤单，最终要回到自己，人还是要多花时间在自己身上。年轻人不要觉得生命很长，生命短到你无法想象。这时代，人的报废率很高，吃的、喝的、呼吸的，都已被污染，也不容易快乐。
所幸我有个同时是最好朋友的太太。我常讲“空难理论”，如果大家的爱情都陷落，我和太太的爱情也会像空难的幸存者那样存活下来，因为我们从恋爱到结婚，都只是两个人的事情。中国人嫁娶，总先将价码摊开在桌面上，女人提供的是漂亮、清白、贤惠，男人提供的是英俊、多金，却都无关于彼此的自我到底是什么样。为什么离婚率越来越高？是因为当初娶的就不是那个人。但我是靠本能找到她的，那时她在台湾做到《联合报》副主编，前景无限，虽然我已是小有名气的漫画家，但收入、社会地位都差她一截。但她觉得喜欢一个人，便无所谓别人怎么讲。我们结婚那天，只知会了父母，结婚之后，她辞了工作，是为了帮我。我们平日相处，还是像恋爱时那样，常常示爱。爱情严格说来是性欲往上升华的那部分，当你拥有自我，找到一个对象，不会因为她的成就、家世改变，这其间就有了真爱的成分。真爱能维持多久？要看你婚后能花多少心思。
我们常常旅行，曾经我非常喜欢新加坡，一年要去两次，没想到华人可以过得这么干净有序。新加坡也跟我谈过，愿意提供房子，只要以后我的作品都打上“Made in Singapore”。还是太太敏感，说这是个太小的地方，报纸上常是一辆车压死一只猫的新闻，文化单薄，不能久住。我还想过去日本，但移民有点麻烦。也考虑过来北京，毕竟1999年时的北京，还能让我感受到血液里的熟悉感，但因为孩子教育，不能定居，只好跑来跑去。跑的过程中发现北京变了，已经不是我想住的地方，它不适宜散步，两个区域之间间隔太远。我更喜欢以前的北京，想起胡同都会心痛。之前逛什刹海、南锣鼓巷，走在那里就觉得心情好，前年再去，差点晕倒在路边。我们学习西方的商业模式，以财富为终极，却不知这个模式在西方的发展是缓慢的，它给予人们时间将进步来带来的负面东西慢慢消化和修正。比如巴黎有专门的法律，规定老房子可以住人但不许改变，连装空调都不行，以此维持了整个城市的历史记忆。但发展过后，北京剩下什么？上海剩下什么？人没有记忆就很难过下去，城市没有记忆，住在里面的人就会生病。
年龄大了，发现还是台北最合适，熟悉带来便利和放松，闭着眼睛也知道可以去哪里。在台北我基本不和人联系，台湾媒体以为我在大陆，大陆媒体以为我在台北，这种误解给我一个真空，可以保留自我的生活。你会发现，这其间我没有用“家”字。家到底在哪儿呢？也许不过一个抽象的概念吧。我和太太、孩子三个人在一起的地方就是家了，除此之外，哪儿都不是家，包括台北，即使我在那里出生，记忆都消失了，住过的日式房子已经拆了，和太太曾经约会过的店都关了大半。我很担心自己变成一个没有记忆的人。家的感觉被慢慢破坏，难道进步一定要靠破坏才能完成吗？
所以我不再问我的根在哪儿，如果确认了自我的价值，我就有了根。
如果明天就是世界末日，我唯一遗憾的，就是这次宣传结束，我没能回到台北整整一个月什么都不做。我跟太太说好了，这个月只做想做的事情，散散步，整理一下房间，有什么想画的，就慢慢画出来。宣传是件很累的事，我要休息，别的，没什么可遗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