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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新华网报道[1]说,教育部正在酝酿出台《教师教育标准》,将从政策角度对教师的资质和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以改变目前偏重书本知识、让学生死记硬背的教学方式,规定教师要读书、做研究并积极参与教育改革。这一系列教育政策与措施的出台,表明我国基础教育将迎来新一轮变革。在这样的形势下,作为基础教育内容的一部分,作为担负着全体公民信息素养、媒体素养、数字化素养教育重任的信息技术课程是否也需要变革?如果需要变革,为什么?如果变革,该朝什么方向发展?澄清上述问题,既是信息技术课程研究者的责任,也可以消除实践中的迷茫,为一线教师指明未来前进的方向。
人才培养需要展望未来,需要因应时代,需要在前瞻性教育理念下构想教育内容和设计教育结构。出生于20世纪80年末90年代初,被称为“数字土著”的一代,他们生活在数字化环境中,从未体验过没有电脑、没有电视、没有网络和手机的世界,他们甚至不去图书馆,只通过谷歌、百度等搜索引擎收集学习或研究资料。他们在数字化环境中的生活方式与属于“数字移民”的父辈们有很大不同,他们用自己创造的习语、隐喻进行交流,有属于他们群体约定俗成的交往方式,有很强的理解网上不同社群文化的能力,并能够快速做出反应。最重要的是,他们不断地进行信息文化、数字文化、媒体文化的创造,他们来到学校之前就具备了信息与媒体素养——会操作计算机上网、玩游戏、观看电影、听音乐等。对这些“数字土著”,我们现今的信息技术课程能为他们做些什么?我们目前的信息技术课程内容是否足够?答案明显是否定的。正如一些一线教师抱怨的:“当我要教他们如何使用搜索引擎打开网页时,他们已经在网上冲浪了。”在这一刻,我们往往有一种职业上的冲动,我们的信息技术课程应该尝试变革,也只有通过变革,才能因应学生的不同需求,以适应时代的发展。
那么,我们面临的上述窘境只是个别事例还是普遍现象?据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介绍,截至2009年12月30日,中国网民规模达到3.84亿人,其中,10~19岁网民占35.2%,并且一周上网时间大约19小时,10岁以下上网人数占整个网民群体的1.1%。我国现有2亿多中小学生,根据这些数据粗略估算,大约有67%的学生以网上生活作为其现实生活的一部分。由此可以断定,数字土著已经初步具备了信息素养,并且成为他们生活的必备技能。但我国现行信息技术课程内容还存在诸多问题。如,学生在小学阶段学过的内容,初中要学,甚至高中还要学,造成了大量的知识重复,使学生产生厌学情绪[3]。又如,一些教材简直就像某个应用软件的说明书或上机手册;一些教材对信息技术概念的描述不准确,给学生造成错误的印象;一些地方教材只在过去计算机教材的基础上增加了一点儿信息技术常识[4]。再如,虽然教师们很辛苦地备了教材、备了教法,但没有备学生,没有了解学生在学习这些内容之前,是否已经掌握了它们,教学变得“目中无人”[5]。因此,在一些中小学信息技术课堂上看到学生对教师讲授的内容不感兴趣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也可能是学习内容的组织不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学习方法的设计不当等原因造成的。教育科学出版社刚刚出版的《剑桥学习科学手册》中的后记《“如何学”之后是“学什么”》,我曾反复阅读过多遍,对西摩·佩帕特提出的诸多观点感同身受。其中的“与其让儿童学习他们憎恶的数学,不如让他们开发自己喜欢的数学”的观点让我深受启发。佩帕特还给自己提出了努力的方向——“教给学生方法,让他们能够找到自己的独特方法来创造自己喜欢的个性化数学”[6]。
为了改变信息技术课程的现状,我认为改革势在必行,其出发点是:从信息素养、媒体素养、数字化素养的教育,转变为信息文化素养、媒体文化素养、数字化文化素养的教育。根据区域教育发展的实际水平,采取信息素养教育与信息文化素养教育并行的策略。在教育和经济发达地区,也可以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采用双轨制或分层教学,以不同任务或项目的形式因材施教,这才是今后信息技术教育发展的正道。就目前社会经济、信息技术、学校教育的发展状况来看,我个人认为这一时机已经成熟,摆在我们教育管理者、研究者、实践者面前的任务就是去大胆地尝试和践行。
让人感到高兴的是,今年初登载在本刊上的《儿童数字文化创作课程的背景、观念、设计和案例》这篇来自一线教师的实践报告,就是对上述理念的具体实践,论文刊登后产生了不小的反响。著者是来自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的信息技术教师王继华和科学教师吴向东。我与两位教师交往多年,深知他们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还是“教师作为研究者”的榜样,他们以敢为人先的精神和敏锐的专业判断,就“数字化文化素养教育”进行了大胆的先行尝试,与我们研究者预测未来不同的是,他们创造了信息技术教育的未来。
两位教师首先以儿童数字文化创作课程冠名自己界定的新的信息技术教育内容,并把“让学生去设计和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数字文化作品”作为儿童数字文化课程的基本教学出发点,介绍了自2005年以来开展的两个实践案例。他们在论文的结尾写道:“儿童是数字文化创新的主体,他们的思想不受羁绊,掌握技术快、运用能力强,往往为成人所不及。我们需要做的是,通过合适的儿童数字文化创作课程,发掘和保护他们这份难得的创造禀赋。儿童数字文化创作课程正是基于这样的观念而提出来的,旨在让儿童依据自己的喜好和思考,通过创作数字文化作品来表现他们生活的一类新型信息技术课程。它为发展学生高层次的创新能力和数字文化素养,为改革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提供了新的思想和范式。”[7]由此可看出,他们具有与佩帕特相类似的观点。
一句话,来自先进校优秀教师的尝试实践为我们编订和实践未来信息技术课程提供了基础。尽管从信息文化素养、媒体文化素养、数字化文化素养教育核心的视角来看,上述儿童数字文化创作课程还不尽完善,其目标与内容还存在一定差距,我们也应看到,就此个案对促进信息技术课程发展的意义来说,他们的努力已经向课程发展目标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他们在培养学生进行数字化文化创造的同时,自己也在进行着文化创造。这就是来自一线的先进实践报告的价值所在。我相信,这一实践必将成为促进新一轮信息技术课程改革的催化剂。
当然,信息文化素养、媒体文化素养、数字化文化素养教育的内容远远不止于此,它是一个内涵丰富、结构理性、体系逻辑的内容体系。对这一体系的建构,是我们研究者和一线教师今后通过共同努力所要探索的目标。我的认知与技术实验室正在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今后将会形成一系列研究成果与大家分享。
就现阶段研究的结论来看,我们认为,信息文化素养教育(在此以信息文化素养涵盖媒体文化素养和数字化文化素养,以信息素养涵盖媒体素养和数字化素养。下同)与信息素养教育核心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参与”与“文化创造”。信息素养教育的目的是培养识别与读写信息,以及灵活运用信息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其参与信息化社会的态度;信息文化素养教育的核心价值与本质特征与大众文化素养有相同之处,它强调参与和创造,就像我们每时每刻都生活着、参与着、创造着我们的文化一样,信息文化素养教育就是培养“数字土著”进行数字文化创造的能力。关于这一点,我曾经在2002年12期《中国远程教育》杂志上发表文章《浅析ThinkQuest的教育意义和价值》[8],介绍了国外开展儿童协作创作,以丰富互联网教育资源并培养文化创造能力的网站制作竞赛。这一竞赛形式的学习活动,将分布在世界上三个以上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儿童通过互联网结成伙伴团队,在网上开展文学与艺术、科学与数学、运动与健康等作品创作。这一竞赛,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工业发达国家的信息技术教育中开展得有声有色,当时主要目的是为了丰富网上的教育资源。但从今天来看,它还应该具有另一层更深的意蕴,那就是信息文化与数字文化素养教育。因此,我在该文中指出了,作为人才培养的新模式,信息技术教育的新目标,“不但要培养信息的消费者,还要培养信息的生产者”,以此来满足信息文化素养教育的需要。另外,从2004年到2008年,中央电教馆组织实施了“远程合作学习姊妹学校项目”,我作为首席专家在设计和指导东西部教师开展儿童合作学习时,深深感到那些儿童喜爱的、与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符合他们对世界认知方式的学习主题,往往都是学习效果最好的。为此,我在《中国教育报》上撰文指出了:作为教育工作者,应该思考佩帕特为我们提出的命题“‘如何学’之后‘是学什么’”[9]。
当然,我们在展望未来的同时,还要关注现实。在我国,由于地域差异巨大,各地区的经济和教育发展水平不尽相同,就信息技术教育的现状而论,应该分为两步走,采用双轨制,即信息素养教育与信息文化素养教育并行。在一些信息技术普及和发达地区可以尝试开展包含信息素养教育在内的信息文化素养教育,而信息技术尚未普及、欠发达的地区,则继续目前的信息素养教育。用这种分层教学的方式,可以解决信息技术教育中“吃不饱”或“吃不了”等实际问题。当然,这一切的基础,首先应该建立在对信息文化素养课程结构和标准的研究上。现在,我的研究室成员和吴向东、王继华老师已经在行动,期待着有更多的教师们加入这一行列,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和实践。
本文将向从事信息技术教育的教师们传达如下三个信息:第一,根据我们的预测,下一轮课程改革中,信息技术教育的目标将会由现今的以信息技术操作教育为主体的信息素养、媒体素养、数字化素养教育,转向以信息文化识读与创造为基础的信息文化素养、媒体文化素养、数字化文化素养教育;第二,在我国,未来信息技术教育的合理实施方案将会是一个按照不同发展水平实施不同内容,教育分级或分层的双轨制教育体系;第三,目前包括学习科学在内的学科教育研究,已经进入一个研究“学什么”的时代,那些问题化、主题化等与儿童对世界认知规律相符合的课程形式,将被重新认识并得到重视。现如今,先进校优秀教师们已经开始将探讨“学什么”的问题付诸实践了。我们期待着有更多勇于探索的一线教师马上行动起来,为创建信息文化素养、媒体文化素养、数字化文化素养教育课程贡献一份力量。
参考文献
[1][5]教育部酝酿出台教师教育标准 [EB/OL].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6/27/c_12269156.htm,2010-7-1.
[2]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CNNIC第25次,2010年1月)[EB/OL].http://labs.chinamobile.com/report/view_29277, 2010-7-1.
[3]郭芳.中小学信息技术教材存在的问题探讨[J].课程·教材·教法,2007(1):66-70.
[4]沈复兴,陈星火.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的问题与思考[J].中国电化教育,2002(9).
[6]R.基思·索耶主编,徐晓东等译.剑桥学习科学手册[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0(4).
[7]王继华,吴向东.儿童数字文化创作课程的背景、观念、设计和案例[J].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2010(1).
[8]徐晓东.浅析ThinkQuest的教育意义和价值[J].中国远程教育,2002(12):62-64.
[9]徐晓东.跨越时空学习 共同享受快乐——互联网因学习而精彩[N].中国教育报,2008.10.10.
人才培养需要展望未来,需要因应时代,需要在前瞻性教育理念下构想教育内容和设计教育结构。出生于20世纪80年末90年代初,被称为“数字土著”的一代,他们生活在数字化环境中,从未体验过没有电脑、没有电视、没有网络和手机的世界,他们甚至不去图书馆,只通过谷歌、百度等搜索引擎收集学习或研究资料。他们在数字化环境中的生活方式与属于“数字移民”的父辈们有很大不同,他们用自己创造的习语、隐喻进行交流,有属于他们群体约定俗成的交往方式,有很强的理解网上不同社群文化的能力,并能够快速做出反应。最重要的是,他们不断地进行信息文化、数字文化、媒体文化的创造,他们来到学校之前就具备了信息与媒体素养——会操作计算机上网、玩游戏、观看电影、听音乐等。对这些“数字土著”,我们现今的信息技术课程能为他们做些什么?我们目前的信息技术课程内容是否足够?答案明显是否定的。正如一些一线教师抱怨的:“当我要教他们如何使用搜索引擎打开网页时,他们已经在网上冲浪了。”在这一刻,我们往往有一种职业上的冲动,我们的信息技术课程应该尝试变革,也只有通过变革,才能因应学生的不同需求,以适应时代的发展。
那么,我们面临的上述窘境只是个别事例还是普遍现象?据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介绍,截至2009年12月30日,中国网民规模达到3.84亿人,其中,10~19岁网民占35.2%,并且一周上网时间大约19小时,10岁以下上网人数占整个网民群体的1.1%。我国现有2亿多中小学生,根据这些数据粗略估算,大约有67%的学生以网上生活作为其现实生活的一部分。由此可以断定,数字土著已经初步具备了信息素养,并且成为他们生活的必备技能。但我国现行信息技术课程内容还存在诸多问题。如,学生在小学阶段学过的内容,初中要学,甚至高中还要学,造成了大量的知识重复,使学生产生厌学情绪[3]。又如,一些教材简直就像某个应用软件的说明书或上机手册;一些教材对信息技术概念的描述不准确,给学生造成错误的印象;一些地方教材只在过去计算机教材的基础上增加了一点儿信息技术常识[4]。再如,虽然教师们很辛苦地备了教材、备了教法,但没有备学生,没有了解学生在学习这些内容之前,是否已经掌握了它们,教学变得“目中无人”[5]。因此,在一些中小学信息技术课堂上看到学生对教师讲授的内容不感兴趣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也可能是学习内容的组织不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学习方法的设计不当等原因造成的。教育科学出版社刚刚出版的《剑桥学习科学手册》中的后记《“如何学”之后是“学什么”》,我曾反复阅读过多遍,对西摩·佩帕特提出的诸多观点感同身受。其中的“与其让儿童学习他们憎恶的数学,不如让他们开发自己喜欢的数学”的观点让我深受启发。佩帕特还给自己提出了努力的方向——“教给学生方法,让他们能够找到自己的独特方法来创造自己喜欢的个性化数学”[6]。
为了改变信息技术课程的现状,我认为改革势在必行,其出发点是:从信息素养、媒体素养、数字化素养的教育,转变为信息文化素养、媒体文化素养、数字化文化素养的教育。根据区域教育发展的实际水平,采取信息素养教育与信息文化素养教育并行的策略。在教育和经济发达地区,也可以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采用双轨制或分层教学,以不同任务或项目的形式因材施教,这才是今后信息技术教育发展的正道。就目前社会经济、信息技术、学校教育的发展状况来看,我个人认为这一时机已经成熟,摆在我们教育管理者、研究者、实践者面前的任务就是去大胆地尝试和践行。
让人感到高兴的是,今年初登载在本刊上的《儿童数字文化创作课程的背景、观念、设计和案例》这篇来自一线教师的实践报告,就是对上述理念的具体实践,论文刊登后产生了不小的反响。著者是来自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的信息技术教师王继华和科学教师吴向东。我与两位教师交往多年,深知他们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还是“教师作为研究者”的榜样,他们以敢为人先的精神和敏锐的专业判断,就“数字化文化素养教育”进行了大胆的先行尝试,与我们研究者预测未来不同的是,他们创造了信息技术教育的未来。
两位教师首先以儿童数字文化创作课程冠名自己界定的新的信息技术教育内容,并把“让学生去设计和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数字文化作品”作为儿童数字文化课程的基本教学出发点,介绍了自2005年以来开展的两个实践案例。他们在论文的结尾写道:“儿童是数字文化创新的主体,他们的思想不受羁绊,掌握技术快、运用能力强,往往为成人所不及。我们需要做的是,通过合适的儿童数字文化创作课程,发掘和保护他们这份难得的创造禀赋。儿童数字文化创作课程正是基于这样的观念而提出来的,旨在让儿童依据自己的喜好和思考,通过创作数字文化作品来表现他们生活的一类新型信息技术课程。它为发展学生高层次的创新能力和数字文化素养,为改革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提供了新的思想和范式。”[7]由此可看出,他们具有与佩帕特相类似的观点。
一句话,来自先进校优秀教师的尝试实践为我们编订和实践未来信息技术课程提供了基础。尽管从信息文化素养、媒体文化素养、数字化文化素养教育核心的视角来看,上述儿童数字文化创作课程还不尽完善,其目标与内容还存在一定差距,我们也应看到,就此个案对促进信息技术课程发展的意义来说,他们的努力已经向课程发展目标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他们在培养学生进行数字化文化创造的同时,自己也在进行着文化创造。这就是来自一线的先进实践报告的价值所在。我相信,这一实践必将成为促进新一轮信息技术课程改革的催化剂。
当然,信息文化素养、媒体文化素养、数字化文化素养教育的内容远远不止于此,它是一个内涵丰富、结构理性、体系逻辑的内容体系。对这一体系的建构,是我们研究者和一线教师今后通过共同努力所要探索的目标。我的认知与技术实验室正在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今后将会形成一系列研究成果与大家分享。
就现阶段研究的结论来看,我们认为,信息文化素养教育(在此以信息文化素养涵盖媒体文化素养和数字化文化素养,以信息素养涵盖媒体素养和数字化素养。下同)与信息素养教育核心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参与”与“文化创造”。信息素养教育的目的是培养识别与读写信息,以及灵活运用信息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其参与信息化社会的态度;信息文化素养教育的核心价值与本质特征与大众文化素养有相同之处,它强调参与和创造,就像我们每时每刻都生活着、参与着、创造着我们的文化一样,信息文化素养教育就是培养“数字土著”进行数字文化创造的能力。关于这一点,我曾经在2002年12期《中国远程教育》杂志上发表文章《浅析ThinkQuest的教育意义和价值》[8],介绍了国外开展儿童协作创作,以丰富互联网教育资源并培养文化创造能力的网站制作竞赛。这一竞赛形式的学习活动,将分布在世界上三个以上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儿童通过互联网结成伙伴团队,在网上开展文学与艺术、科学与数学、运动与健康等作品创作。这一竞赛,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工业发达国家的信息技术教育中开展得有声有色,当时主要目的是为了丰富网上的教育资源。但从今天来看,它还应该具有另一层更深的意蕴,那就是信息文化与数字文化素养教育。因此,我在该文中指出了,作为人才培养的新模式,信息技术教育的新目标,“不但要培养信息的消费者,还要培养信息的生产者”,以此来满足信息文化素养教育的需要。另外,从2004年到2008年,中央电教馆组织实施了“远程合作学习姊妹学校项目”,我作为首席专家在设计和指导东西部教师开展儿童合作学习时,深深感到那些儿童喜爱的、与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符合他们对世界认知方式的学习主题,往往都是学习效果最好的。为此,我在《中国教育报》上撰文指出了:作为教育工作者,应该思考佩帕特为我们提出的命题“‘如何学’之后‘是学什么’”[9]。
当然,我们在展望未来的同时,还要关注现实。在我国,由于地域差异巨大,各地区的经济和教育发展水平不尽相同,就信息技术教育的现状而论,应该分为两步走,采用双轨制,即信息素养教育与信息文化素养教育并行。在一些信息技术普及和发达地区可以尝试开展包含信息素养教育在内的信息文化素养教育,而信息技术尚未普及、欠发达的地区,则继续目前的信息素养教育。用这种分层教学的方式,可以解决信息技术教育中“吃不饱”或“吃不了”等实际问题。当然,这一切的基础,首先应该建立在对信息文化素养课程结构和标准的研究上。现在,我的研究室成员和吴向东、王继华老师已经在行动,期待着有更多的教师们加入这一行列,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和实践。
本文将向从事信息技术教育的教师们传达如下三个信息:第一,根据我们的预测,下一轮课程改革中,信息技术教育的目标将会由现今的以信息技术操作教育为主体的信息素养、媒体素养、数字化素养教育,转向以信息文化识读与创造为基础的信息文化素养、媒体文化素养、数字化文化素养教育;第二,在我国,未来信息技术教育的合理实施方案将会是一个按照不同发展水平实施不同内容,教育分级或分层的双轨制教育体系;第三,目前包括学习科学在内的学科教育研究,已经进入一个研究“学什么”的时代,那些问题化、主题化等与儿童对世界认知规律相符合的课程形式,将被重新认识并得到重视。现如今,先进校优秀教师们已经开始将探讨“学什么”的问题付诸实践了。我们期待着有更多勇于探索的一线教师马上行动起来,为创建信息文化素养、媒体文化素养、数字化文化素养教育课程贡献一份力量。
参考文献
[1][5]教育部酝酿出台教师教育标准 [EB/OL].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6/27/c_12269156.htm,2010-7-1.
[2]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CNNIC第25次,2010年1月)[EB/OL].http://labs.chinamobile.com/report/view_29277, 2010-7-1.
[3]郭芳.中小学信息技术教材存在的问题探讨[J].课程·教材·教法,2007(1):66-70.
[4]沈复兴,陈星火.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的问题与思考[J].中国电化教育,2002(9).
[6]R.基思·索耶主编,徐晓东等译.剑桥学习科学手册[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0(4).
[7]王继华,吴向东.儿童数字文化创作课程的背景、观念、设计和案例[J].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2010(1).
[8]徐晓东.浅析ThinkQuest的教育意义和价值[J].中国远程教育,2002(12):62-64.
[9]徐晓东.跨越时空学习 共同享受快乐——互联网因学习而精彩[N].中国教育报,2008.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