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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社会学的构想，宏观社会结构可以以微观社会互动过程为基础来建立。如果以此为分析框架去审视，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社会的脸面运作过程及其模式，与更大的系统——政府组织和企业组织系统有惊人的耦合性，他们存在有相同的结构特质。如果再进一步考察，我们会看到企业系统的活力状态与政府、企业结构模式有着极强的瓜葛。因此，探寻社会表象背后的深层结构，推动政府对企业活力的关照，是本文的基本考虑。
一、面子观中呈现出来的偏正结构模型
“面子”是任何一个在中国生活的人或接触过中国人的人都能感受到的一种文化心理现象。“面子”的第一个元素是“脸”。 “脸”在中国的基本含义是表示一个个体（指一个行动单位，包括个人、群体和组织）根据（为迎合）其所处的社会圈儿而认同的做人标准， 比如道德规范等。当个体的自我形象一旦展现出来之后，自然会受到来自该个体所处社会圈儿的各种反应、议论和评估。所谓的面子，“就是人们期望自己在他人面前或公共场合受到人们的尊敬或赞颂，或表现出一种特殊的地位，借此获得自尊心的满足，感到脸面的光彩和荣耀。”它既是自尊和虚荣的混合物，又是社会地位的实力或象征。其中获得的正面自我认定在中国叫“有面子”，也就是获得良好的名声、声誉、社会赞许或感到很风光。负面的自我认定叫“没面子”，也相当于名誉扫地、无地自容、羞愧难当之类。因此，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一个个体的“面子”有无或大小，是根据他的“脸”的展示情况而定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要获得良好的社会赞誉，他首先要看自己做得怎么样。儒家的“君子人格”和对“修身”的反复强调正是配合着这点来说的。
但事实上，这一脸面运作的理想模式，在中国现实社会中却是很难发生的。试想，一个可以根据个体的行为表现来对其发出的正反评价或议论而无需顾及他本人的自我感受的社会，首先要假定这个社会是一个畅所欲言、直言不讳的社会。显然，如果一个社会可以容忍不同声音的存在，容许不同地位间的平等对话，或者办事不徇私情，无需看人脸色行事，那么，这个社会就无所谓面子问题，即使有面子问题也不过是角色的印象整饰问题。 现实中国社会中，其社会交往首先是建立在（至少是形式上的）和气、义气、人情、成人之美类的心理基础之上的。这意味着人们的所作所为处处要考虑到他人的感受，以免伤害到他人的面子 。由此，面子问题所表现出来的心理倾向总是力图要奉承对方或不得罪对方。顺应着这种心理惯性，有面子与没面子，也不再来自于个体的自我形象本身，而是来自于他人给不给该个体这个面子。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感到了一种单边力量，一种压力或权力的存在，该力量总是竭力确保互动中的一方无论自己做得如何都要通过另一方以给满足的方式来让自己有面子。在中国社会，我们在经验上会看到，中国人往往会在结构设置和关系运作上来确保这一点的实现。如果以A和B来表示两个人，那么，在A和B这一具体的面子运作结构中，所表现出来的关系是A>B或B>A情形的不对称关系。也就是说，这面子不是自己给自己的（尽管自己从主观上可以努力去挣），而是由别人来给、来支持的，即“面子”不是通过自我人格、尊严与荣誉等自我形象树立来的，而是个体要求别人对自己尊重与顺从而得来。
从上面的研究框架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在构成上为了确保面子的维护，会形成一个与之相匹配的结构——偏正结构。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模式中，社会才能保持面子力量的单向性，既让脸面的运作尽可能朝着有利于给面子的方向发展。偏正结构作为汉语语法的一种构词方式，他的含义是修饰词语中心词所构成的特定关系。中心词可以延伸的意思有中央、中间、核心、重点、重心、中正、正中；而“偏”则表示旁边的、侧面的、不重要的、倾斜的、不正的、辅助的意思。偏正的关系在修辞上是限定于被限定的关系，偏是限定的，正是被限定的。將此语法结构用在社会结构上，也就是考察边位于中心位置的特定关系。
我们必须注意的是，从角色互动上看，一旦偏正结构形成，就等于一个权威与非权威关系的建立。而中国社会的另一个假定是，权威总是（合法性地）同正确性划等号的，权威即是正确，正确即是权威。所以说肯定权威就要肯定其正确性，肯定了正确性就要肯定其权威性。总之，在这样的结构里，所谓正位的正确性要么是不容置疑的，要么其本身就得由权威者来界定，而不是由客观事实或检验来证明；如果偏位要让正位认错，那也不再是认错，而只意味着在丢他的脸或不给他面子。结果情况往往变成了即使权威者知道自己错了，也要把错的当成对的来执行。
二、从面子结构模型看企业与政府的角色关系
“角色”本是戏剧中的名词，指演员扮演的剧中人物。社会学把角色引入其中并理解为“与人们的某种社会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权利、义务规范与行为模式。”美国社会学家林顿（Ｒ.Linton）则把“角色”定义为“在任何特定场合作为文化构成部分提供给行为者的一组规范”。 在他看来，角色是由社会文化塑造的，角色表演是根据文化所规定的剧本进行的。角色的外延既指自然人，也包括各种社会组织。
在计划经济场景下，我们常常把传统计划体制下的政企关系比喻为“父子关系”或“婆媳关系”，企业本身是一级行政单位，企业经理是带有行政级别的官员，这恰恰说明了两者之间的角色关系。计划经济场景下的企业与政府关系这一偏正结构模式与中国面子结构模式的一致性已无需过多论证，而且这一结构模式已被市场经济否定也为社会所公认。然而，需要追问的是，在市场经济场景下，企业与政府偏正结构关系模式的改变是否有水到渠成的效果？从社会学上讲，一个个体一旦形成角色模式，如若改变是极其不轻松的。在政府与企业关系系统中，作为一种职业化的社会角色，政府无疑具有一定的模式化，被认为是“正义的化身”。 在公共管理领域中，有一句耳熟能详几乎成为不证自明的公理的话，即政府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这种行为因为带有正义色彩而获得社会的认可，它们很容易地被自我肯定并保留下来，并潜移默化为成为一种习惯或带有倾向性的行为方式。而企业作为一般经营性社会组织，特别是民营企业，不仅不被社会认可，甚至有“罪”的嫌疑。出于对市场上假冒伪劣商品的屡禁不止愤恨，同时又进一步强化了公众对政府的支持与依赖。社会聚合了民意，社会的态度左右着政府和企业在中国的生存状态。如果一项制度或者一种现象在社会上的容忍度高，那么它就有了继续存在的充分理由，如果社会容忍度低，那么它就可能被驱逐出去或者被处于严厉的控制之下。
由是，计划经济下形成的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偏正结构关系，会存在一种惯性并继续发挥作用。在面子运作结构中，随着一方地位的升迁，偏位一方可能会发展到正位，但结构始终是主从性质，只不过是偏正主体发生了变化。同样，市场经济要求政府与企业关系也应发生改变，但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是极其不情愿的，因为，给了企业面子本身就意味着政府没有了面子，就意味着政府利益的缺损。所以，政府普遍存有不适应的心理状态，官本位思想残留导致权力与权利的关系紧张，也正源于此，政府经常出现角色错位问题。政府角色错位，给政府自身和社会经济各方面造成了不良的后果。一方面，政府干预过多，精力过散，负担过重，不可避免会出现忽略大局、决策失误、效率低下的问题；另一方面，压抑了企业、市场、社会的活力，延缓了它们的发育和成长。同时，也干扰了经济运行的正常秩序，使得市场信息扭曲变形，社会经济各要素难以按市场规则正常配置和运作。
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新经济迅速发展及市场经济的不断调整和完善，行政管理理念和方法的创新发展成为一种巨大的社会需要和社会发展动力。由于行政指导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政实务中日益显现出特殊的功效性和适应性，行政指导已越来越多地运用于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与行政管理过程中，成为当代行政管理和行政法学的重要范畴。但是由于一些行政机关的官本位意识以及长期的偏正结构惯性使然，行政指导常常被操作成了行政强制或行政指令（命令）措施。政府是一个人的群体，政府的人员是由一般的公民担任的，他们具有双重的身份，一方面具有公民的需求，有作为个体——人的面子、角色，另一方面必须通过本职工作来实现政府的服务，代表政府，因此，从心理上彻底改变角色模式实为不易。有媒体报道，河南省扶沟县城郊乡李堂村村民因编织、贩卖草苫子致富，被该乡树为典型。最近，这个已经形成规模化生产，并辐射全国十几个省市区的草苫子市场，却因“影响县城形象”，遭当地政府全面封杀，面临夭折。 这种 “政府的面子比农民的饭碗更值钱”的现象充分诠释了偏正结构政企关系的负向功能。
三、企業活力的政府关照
1.偏正结构政企关系对企业活力的抑制
企业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生命系统”，是一个自身与外界不断发生交互作用的系统。作为一个社会生命系统，企业活力是其生命力的整体体现。所谓企业活力是指企业作为有机体通过自身素质和能力在与外界环境交互作用的良性循环中所呈现出来的自我发展的旺盛生命力的状态。其中，交互作用是指企业的活力状态既不完全取决于外界环境，也不完全取决于自身素质，这两个方面是在不断的相互作用，也就是说，既要看到外界环境对企业活力的影响，又要看到企业充分发挥活力对外界环境所提出的要求；良性循环是指在内外环境的交互作用中，要不断地向更好的方向转化，并在转化中达成新的平衡，促使这样的循环往复。要分析企业活力不能仅从企业这个小圈子来找原因，因为企业活力的基础在于企业内部，在于企业自身的素质与能力，而外部环境因素又是企业活力或影响状态的制约因素。企业生命内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在空间上，企业是具有存在和活动能力的生命结构；在时间上，企业遵循着自身规律（沿着演化路径）不断运动和变化，体现为一种生命过程，与企业生命周期密切关联。因此，企业存在是空间特征和时间特征的结合，企业活力表现为企业结构活力和企业过程活力的结合，并体现在企业与环境互动过程中。
企业活力系统中，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是一对重要关系。由于政府处于强势的、优越的、主导的地位，因此，如果政府随意干预企业甚至侵犯企业经营自主，企业活力也就不可能正常的释放，即使在内部张力的推动下有所提升，也是极其有限的。可以说，极强的政府面子和不平等的角色关系，严重抑制了企业的创业精神和企业活力。
2.企业活力提升对政府角色的排斥与诉求
政府与企业处于什么样的关系，取决于政府的角色定位，而政府权力的大小，即是衡量政府角色定位的关键性变量，同时又是政府角色定位的重要表征。
市场经济是由法律创制并按照法律规则运作的有序经济，是以市场为中心，以政府为保障的高度自律性经济。市场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我调整，排斥政府过多的直接干预。政府的职责不是直接干预或介入市场，不是作为市场主体出现，更不是通过行政命令的手段调节市场关系，而是要充分依靠、发挥法律作用。由主要依赖资本、资源、劳动力投入，转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使提高效率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就必须由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让位给政府调控、市场主导、企业创造经济增长的模式。政府减少资源配置权，主要职能转向公共管理和服务后，对经济的影响仍无处不在。重要的是通过它设计的体制框架和政策环境，更大限度地发挥市场作用，放手让企业创造经济增长。同时，政府从维护全局、长远和公众利益出发，通过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等政策工具，对企业行为进行引导和施加影响，矫正企业的非正常行为，实现经济高效、协调、快速、可持续发展。
3.政府对企业活力的关照路径
第一，建立新的理念：政府的面子源于企业而非自身的权威
由于公众纳税给政府，是让政府提供更好和更优质的服务，因而纳税人与政府是主人与公仆的关系。在经济学意义上讲，“政府”是一个虚拟的概念。政府自身不会创造出任何社会财富，也不可能凭空有给社会成员增加收入的能力。由于在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个人收入中必要的公共开支、社保、扩大再生产等部分已被扣除，又由于在所有制上实行“一大二公”，分配过程的体制性特征掩盖了国家、政府与个人之间的真实经济关系。市场经济应当还这种被颠倒的经济关系以本来面目。这个“本来面目”就是“人民养活政府”。“人民养活政府”，或者说“纳税人养活政府”，这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是社会普遍公认的经济准则。我们所说的政府权威，是指政府在管理公共事务过程中形成的得到人民认同的威望和影响力。
第二，形成新的结构：一切为了企业的政府服务型偏正结构
政府活动的“操作性本质” 有权力取向、服务和影响取向构成，所谓权力取向的政府领导模式，是指政府领导的影响力是单向的，其运行是“从较高势能点出发的自上而下的线性运动过程” 所谓服务和影响取向，是指政府不再单方面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而是为参与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的公民、群体、组织提供法律、政策保证，提供“游戏规则”，提供信息服务。政府必须为企业运作提供更好的环境，包括体制环境、政策环境、人文环境，也包括一般的生态环境。
第三，干预的自我阈限：
从政府角色看，尽管政府的主要功能是服务，但同时又有干预职能。干预的自我阈限是政府对企业活力关照的关键。基于这一考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无论在方向、范围上还是在手段、措施上,都必须被严格地限定在一个合理的界阈之内。从理论上看，行政权力与民事权利（含商事权利）之间泾渭分明、井水不犯河水。行政权的效力射程原则上仅局限于行政法律关系之中。行政权对市场经济的干预不得非法侵入意思自治领域、侵害市场主体的商事权利（如，不得擅自对私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实现国有化征收）。否则，公法与私法、经济法（实质上是行政法的特别法）与商法（实质上是民法的特别法）的划分也就丧失了意义。
参考文献：
[1]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北京大学出版社[M].2005年版，第142页
[2]任京生:从东到西看关系，南方日报出版社[M].2003年版，第97页
[3]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浙江人民出版社[M].1989年版，第87页
[4]杨国枢:中国人的性格与行为:形成与蜕变.中华心理学刊[J].1981年，第23期
[5]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M].第140页
[6]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M].第311～312页
[7]2005年11月14日《河南商报》
[8]邱霈恩:新世纪领导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p123)
[9]（美)丹尼尔.A.雷恩:管理思想的演进[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p114
一、面子观中呈现出来的偏正结构模型
“面子”是任何一个在中国生活的人或接触过中国人的人都能感受到的一种文化心理现象。“面子”的第一个元素是“脸”。 “脸”在中国的基本含义是表示一个个体（指一个行动单位，包括个人、群体和组织）根据（为迎合）其所处的社会圈儿而认同的做人标准， 比如道德规范等。当个体的自我形象一旦展现出来之后，自然会受到来自该个体所处社会圈儿的各种反应、议论和评估。所谓的面子，“就是人们期望自己在他人面前或公共场合受到人们的尊敬或赞颂，或表现出一种特殊的地位，借此获得自尊心的满足，感到脸面的光彩和荣耀。”它既是自尊和虚荣的混合物，又是社会地位的实力或象征。其中获得的正面自我认定在中国叫“有面子”，也就是获得良好的名声、声誉、社会赞许或感到很风光。负面的自我认定叫“没面子”，也相当于名誉扫地、无地自容、羞愧难当之类。因此，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一个个体的“面子”有无或大小，是根据他的“脸”的展示情况而定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要获得良好的社会赞誉，他首先要看自己做得怎么样。儒家的“君子人格”和对“修身”的反复强调正是配合着这点来说的。
但事实上，这一脸面运作的理想模式，在中国现实社会中却是很难发生的。试想，一个可以根据个体的行为表现来对其发出的正反评价或议论而无需顾及他本人的自我感受的社会，首先要假定这个社会是一个畅所欲言、直言不讳的社会。显然，如果一个社会可以容忍不同声音的存在，容许不同地位间的平等对话，或者办事不徇私情，无需看人脸色行事，那么，这个社会就无所谓面子问题，即使有面子问题也不过是角色的印象整饰问题。 现实中国社会中，其社会交往首先是建立在（至少是形式上的）和气、义气、人情、成人之美类的心理基础之上的。这意味着人们的所作所为处处要考虑到他人的感受，以免伤害到他人的面子 。由此，面子问题所表现出来的心理倾向总是力图要奉承对方或不得罪对方。顺应着这种心理惯性，有面子与没面子，也不再来自于个体的自我形象本身，而是来自于他人给不给该个体这个面子。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感到了一种单边力量，一种压力或权力的存在，该力量总是竭力确保互动中的一方无论自己做得如何都要通过另一方以给满足的方式来让自己有面子。在中国社会，我们在经验上会看到，中国人往往会在结构设置和关系运作上来确保这一点的实现。如果以A和B来表示两个人，那么，在A和B这一具体的面子运作结构中，所表现出来的关系是A>B或B>A情形的不对称关系。也就是说，这面子不是自己给自己的（尽管自己从主观上可以努力去挣），而是由别人来给、来支持的，即“面子”不是通过自我人格、尊严与荣誉等自我形象树立来的，而是个体要求别人对自己尊重与顺从而得来。
从上面的研究框架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在构成上为了确保面子的维护，会形成一个与之相匹配的结构——偏正结构。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模式中，社会才能保持面子力量的单向性，既让脸面的运作尽可能朝着有利于给面子的方向发展。偏正结构作为汉语语法的一种构词方式，他的含义是修饰词语中心词所构成的特定关系。中心词可以延伸的意思有中央、中间、核心、重点、重心、中正、正中；而“偏”则表示旁边的、侧面的、不重要的、倾斜的、不正的、辅助的意思。偏正的关系在修辞上是限定于被限定的关系，偏是限定的，正是被限定的。將此语法结构用在社会结构上，也就是考察边位于中心位置的特定关系。
我们必须注意的是，从角色互动上看，一旦偏正结构形成，就等于一个权威与非权威关系的建立。而中国社会的另一个假定是，权威总是（合法性地）同正确性划等号的，权威即是正确，正确即是权威。所以说肯定权威就要肯定其正确性，肯定了正确性就要肯定其权威性。总之，在这样的结构里，所谓正位的正确性要么是不容置疑的，要么其本身就得由权威者来界定，而不是由客观事实或检验来证明；如果偏位要让正位认错，那也不再是认错，而只意味着在丢他的脸或不给他面子。结果情况往往变成了即使权威者知道自己错了，也要把错的当成对的来执行。
二、从面子结构模型看企业与政府的角色关系
“角色”本是戏剧中的名词，指演员扮演的剧中人物。社会学把角色引入其中并理解为“与人们的某种社会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权利、义务规范与行为模式。”美国社会学家林顿（Ｒ.Linton）则把“角色”定义为“在任何特定场合作为文化构成部分提供给行为者的一组规范”。 在他看来，角色是由社会文化塑造的，角色表演是根据文化所规定的剧本进行的。角色的外延既指自然人，也包括各种社会组织。
在计划经济场景下，我们常常把传统计划体制下的政企关系比喻为“父子关系”或“婆媳关系”，企业本身是一级行政单位，企业经理是带有行政级别的官员，这恰恰说明了两者之间的角色关系。计划经济场景下的企业与政府关系这一偏正结构模式与中国面子结构模式的一致性已无需过多论证，而且这一结构模式已被市场经济否定也为社会所公认。然而，需要追问的是，在市场经济场景下，企业与政府偏正结构关系模式的改变是否有水到渠成的效果？从社会学上讲，一个个体一旦形成角色模式，如若改变是极其不轻松的。在政府与企业关系系统中，作为一种职业化的社会角色，政府无疑具有一定的模式化，被认为是“正义的化身”。 在公共管理领域中，有一句耳熟能详几乎成为不证自明的公理的话，即政府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这种行为因为带有正义色彩而获得社会的认可，它们很容易地被自我肯定并保留下来，并潜移默化为成为一种习惯或带有倾向性的行为方式。而企业作为一般经营性社会组织，特别是民营企业，不仅不被社会认可，甚至有“罪”的嫌疑。出于对市场上假冒伪劣商品的屡禁不止愤恨，同时又进一步强化了公众对政府的支持与依赖。社会聚合了民意，社会的态度左右着政府和企业在中国的生存状态。如果一项制度或者一种现象在社会上的容忍度高，那么它就有了继续存在的充分理由，如果社会容忍度低，那么它就可能被驱逐出去或者被处于严厉的控制之下。
由是，计划经济下形成的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偏正结构关系，会存在一种惯性并继续发挥作用。在面子运作结构中，随着一方地位的升迁，偏位一方可能会发展到正位，但结构始终是主从性质，只不过是偏正主体发生了变化。同样，市场经济要求政府与企业关系也应发生改变，但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是极其不情愿的，因为，给了企业面子本身就意味着政府没有了面子，就意味着政府利益的缺损。所以，政府普遍存有不适应的心理状态，官本位思想残留导致权力与权利的关系紧张，也正源于此，政府经常出现角色错位问题。政府角色错位，给政府自身和社会经济各方面造成了不良的后果。一方面，政府干预过多，精力过散，负担过重，不可避免会出现忽略大局、决策失误、效率低下的问题；另一方面，压抑了企业、市场、社会的活力，延缓了它们的发育和成长。同时，也干扰了经济运行的正常秩序，使得市场信息扭曲变形，社会经济各要素难以按市场规则正常配置和运作。
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新经济迅速发展及市场经济的不断调整和完善，行政管理理念和方法的创新发展成为一种巨大的社会需要和社会发展动力。由于行政指导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政实务中日益显现出特殊的功效性和适应性，行政指导已越来越多地运用于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与行政管理过程中，成为当代行政管理和行政法学的重要范畴。但是由于一些行政机关的官本位意识以及长期的偏正结构惯性使然，行政指导常常被操作成了行政强制或行政指令（命令）措施。政府是一个人的群体，政府的人员是由一般的公民担任的，他们具有双重的身份，一方面具有公民的需求，有作为个体——人的面子、角色，另一方面必须通过本职工作来实现政府的服务，代表政府，因此，从心理上彻底改变角色模式实为不易。有媒体报道，河南省扶沟县城郊乡李堂村村民因编织、贩卖草苫子致富，被该乡树为典型。最近，这个已经形成规模化生产，并辐射全国十几个省市区的草苫子市场，却因“影响县城形象”，遭当地政府全面封杀，面临夭折。 这种 “政府的面子比农民的饭碗更值钱”的现象充分诠释了偏正结构政企关系的负向功能。
三、企業活力的政府关照
1.偏正结构政企关系对企业活力的抑制
企业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生命系统”，是一个自身与外界不断发生交互作用的系统。作为一个社会生命系统，企业活力是其生命力的整体体现。所谓企业活力是指企业作为有机体通过自身素质和能力在与外界环境交互作用的良性循环中所呈现出来的自我发展的旺盛生命力的状态。其中，交互作用是指企业的活力状态既不完全取决于外界环境，也不完全取决于自身素质，这两个方面是在不断的相互作用，也就是说，既要看到外界环境对企业活力的影响，又要看到企业充分发挥活力对外界环境所提出的要求；良性循环是指在内外环境的交互作用中，要不断地向更好的方向转化，并在转化中达成新的平衡，促使这样的循环往复。要分析企业活力不能仅从企业这个小圈子来找原因，因为企业活力的基础在于企业内部，在于企业自身的素质与能力，而外部环境因素又是企业活力或影响状态的制约因素。企业生命内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在空间上，企业是具有存在和活动能力的生命结构；在时间上，企业遵循着自身规律（沿着演化路径）不断运动和变化，体现为一种生命过程，与企业生命周期密切关联。因此，企业存在是空间特征和时间特征的结合，企业活力表现为企业结构活力和企业过程活力的结合，并体现在企业与环境互动过程中。
企业活力系统中，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是一对重要关系。由于政府处于强势的、优越的、主导的地位，因此，如果政府随意干预企业甚至侵犯企业经营自主，企业活力也就不可能正常的释放，即使在内部张力的推动下有所提升，也是极其有限的。可以说，极强的政府面子和不平等的角色关系，严重抑制了企业的创业精神和企业活力。
2.企业活力提升对政府角色的排斥与诉求
政府与企业处于什么样的关系，取决于政府的角色定位，而政府权力的大小，即是衡量政府角色定位的关键性变量，同时又是政府角色定位的重要表征。
市场经济是由法律创制并按照法律规则运作的有序经济，是以市场为中心，以政府为保障的高度自律性经济。市场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我调整，排斥政府过多的直接干预。政府的职责不是直接干预或介入市场，不是作为市场主体出现，更不是通过行政命令的手段调节市场关系，而是要充分依靠、发挥法律作用。由主要依赖资本、资源、劳动力投入，转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使提高效率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就必须由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让位给政府调控、市场主导、企业创造经济增长的模式。政府减少资源配置权，主要职能转向公共管理和服务后，对经济的影响仍无处不在。重要的是通过它设计的体制框架和政策环境，更大限度地发挥市场作用，放手让企业创造经济增长。同时，政府从维护全局、长远和公众利益出发，通过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等政策工具，对企业行为进行引导和施加影响，矫正企业的非正常行为，实现经济高效、协调、快速、可持续发展。
3.政府对企业活力的关照路径
第一，建立新的理念：政府的面子源于企业而非自身的权威
由于公众纳税给政府，是让政府提供更好和更优质的服务，因而纳税人与政府是主人与公仆的关系。在经济学意义上讲，“政府”是一个虚拟的概念。政府自身不会创造出任何社会财富，也不可能凭空有给社会成员增加收入的能力。由于在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个人收入中必要的公共开支、社保、扩大再生产等部分已被扣除，又由于在所有制上实行“一大二公”，分配过程的体制性特征掩盖了国家、政府与个人之间的真实经济关系。市场经济应当还这种被颠倒的经济关系以本来面目。这个“本来面目”就是“人民养活政府”。“人民养活政府”，或者说“纳税人养活政府”，这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是社会普遍公认的经济准则。我们所说的政府权威，是指政府在管理公共事务过程中形成的得到人民认同的威望和影响力。
第二，形成新的结构：一切为了企业的政府服务型偏正结构
政府活动的“操作性本质” 有权力取向、服务和影响取向构成，所谓权力取向的政府领导模式，是指政府领导的影响力是单向的，其运行是“从较高势能点出发的自上而下的线性运动过程” 所谓服务和影响取向，是指政府不再单方面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而是为参与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的公民、群体、组织提供法律、政策保证，提供“游戏规则”，提供信息服务。政府必须为企业运作提供更好的环境，包括体制环境、政策环境、人文环境，也包括一般的生态环境。
第三，干预的自我阈限：
从政府角色看，尽管政府的主要功能是服务，但同时又有干预职能。干预的自我阈限是政府对企业活力关照的关键。基于这一考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无论在方向、范围上还是在手段、措施上,都必须被严格地限定在一个合理的界阈之内。从理论上看，行政权力与民事权利（含商事权利）之间泾渭分明、井水不犯河水。行政权的效力射程原则上仅局限于行政法律关系之中。行政权对市场经济的干预不得非法侵入意思自治领域、侵害市场主体的商事权利（如，不得擅自对私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实现国有化征收）。否则，公法与私法、经济法（实质上是行政法的特别法）与商法（实质上是民法的特别法）的划分也就丧失了意义。
参考文献：
[1]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北京大学出版社[M].2005年版，第142页
[2]任京生:从东到西看关系，南方日报出版社[M].2003年版，第97页
[3]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浙江人民出版社[M].1989年版，第87页
[4]杨国枢:中国人的性格与行为:形成与蜕变.中华心理学刊[J].1981年，第23期
[5]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M].第140页
[6]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M].第311～312页
[7]2005年11月14日《河南商报》
[8]邱霈恩:新世纪领导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p123)
[9]（美)丹尼尔.A.雷恩:管理思想的演进[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p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