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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是原上海市政协委员、历任哈尔滨外国语学院院长、黑龙江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上海外国语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的王季愚同志逝世二十五周年。为了纪念这位外语教育界深孚众望的前辈，由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撰、赵劭坚等著述的《平凡人生——王季愚传略》一书，即将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本刊摘录其中一节，以飨读者。
奉命赴北平接受任务
1948年底，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境解放。易名为东北野战军的原东北民主联军奉中央命令进关，原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附设外国语学校改归东北局领导，学校也改名为“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简称“哈外专”）。
快速培养俄语翻译人才，为当时的军政需要服务，是在特殊时期、特殊情况下采取的一种特殊教育方式。随着我军在全国战场上取得节节胜利，经济恢复和建设摆上重要日程，对俄语人才的需求也日益增多。1949年春，中央决定哈外专扩大招生，从华北大学和华北革命大学抽调了几百名学生给哈外专，这是哈外专接收关内学生的开始。学校原来只有三百多名学生，扩大招生后，学生一下子猛增到二千名。学生人数增加，学校规模扩大，身处外语教学第一线的王季愚感到哈外专应从目前的俄语干部短训班教育模式，逐步向正规化外语教育过渡。
当时党中央在紧张筹备新中国成立的同时，也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做准备，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办好外语院校，加快外语人才的培养。
1949年8月，时任哈外专党政领导的王季愚接到东北局通知，要她到北平向中央负责同志汇报工作，接受任务。当时东北局在沈阳，王季愚到沈阳东北局开了两封介绍信，一封是给中央办公厅的，一封是给中央宣传部的。她到了北平，住在东四七条七十号第四野战军办事处。第二天，刘亚楼派车送她去香山，见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她简要汇报了哈外专的情况，报告了此行的任务。陆定一说他立刻和中央办公厅联系。见天色已晚，陆定一安排她住在香山，并留下她在北平的地址，叫她明天回去等候消息。
回到城里，王季愚去法通寺十号，看望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同事、桥儿沟东山的邻居张昕、陈荒煤夫妇。日本投降后，党中央从在延安的各机关、学校抽调干部，分赴东北、华东、华北等地开辟工作。王季愚被编入第二干部大队，开赴东北。延安到东北路途遥远，新区情况复杂，环境不安全，生活艰苦。组织上决定，年满十五岁的孩子可以参加工作，随父母同行；不满十五岁的孩子留在陕北，进保育院或保育院小学。保育院和“保小”收不了那么多孩子，有的就寄养在老乡家里。大战在即，天南地北，王季愚实在难以割舍她从上海带到延安的女儿王力凡和儿子王力平。考虑再三，她找到当时的延安大学党委书记宋侃夫，要求带十岁的王力凡一起走，五岁的王力平交给保育院。宋侃夫了解王季愚的情况，特别批准发一头毛驴给她们母女代步。保育院当时没有床位，王力平曾寄养在张昕、陈荒煤夫妇家里。
1949年6月，王力平随延安保育院小学来到北平，张昕听到消息，赶到华北军区招待所，找到王力平。
周总理要求十个月内向中央输送二百名翻译
再说老战友重逢，自有说不完的话题，王季愚看望了张昕和她的母亲廉维，见到了张瑞芳等张昕的家人。
张瑞芳的的父亲张基早年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政府，1928年不幸捐躯疆场。母亲廉维历经岁月的磨练，成为著名的“八路军老大姐”。在父母的影响下，张瑞芳及哥哥张伯、姐姐张楠、妹妹张昕、弟弟张进都投身了革命。
大家正聊着，周恩来副主席打电话来，问候廉维健康状况。张瑞芳告诉周副主席，王季愚来北平了，是来向中央汇报工作，接受任务的。现在在她家里等着。周副主席说，找王季愚汇报工作的文件是他签发的，他告诉张瑞芳，想到她家里来看看。要她告诉王季愚不要走，等他来。第三天下午，王季愚正在东屋午睡，突然张瑞芳来喊她，周副主席来了，赶快起来。王季愚赶紧整理了一下衣着，走出屋，见周副主席已经坐在院子里的葡萄棚下的椅子上，手里拿着折扇扇着。周副主席详细询问王季愚离开延安以后的情况，询问她的生活、家庭情况，听取了她关于哈外专情况的汇报。周副主席说，新中国成立在即，需要大批的翻译，要求哈外专在十个月内向中央输送二百名翻译。他详细询问了学校的情况，从教学的内容到学生的伙食都问到了。有些问题，如学生伙食标准，过去是军队学校，排级干部的待遇，现在划归地方了，怎么掌握？王季愚一时讲不清楚。周副主席关切地对她说，你是“一家之主”，要好好地关心学生，他们正在长身体，要有个适当伙食标准。王季愚感到非常惭愧。正巧，张瑞芳端来了一盘葡萄，招呼大家吃，给她解了围。后来，周副主席问她完成向中央输送二百名翻译的任务还有什么困难，她提出了一些具体问题。周副主席叫当时坐在一旁的王炳南一一记下，并关照找有关部门一起研究一下。
王季愚深切地感受到了周恩来副主席对外语教育的关心。在听完王季愚的汇报后，周恩来就外语学校的办学方针、政策和学生的日常生活一一作了具体、明确的指示。最后，他指示王季愚尽快将有关材料整理出来，请中央有关领导再听一次汇报。
几天后，王季愚接到一个印有“陆军”字样的信封，里面是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亲笔通知：
王季愚同志：
明日下午，三时，在我处讨论东北哈尔滨外语学校问题。除王炳南、钱俊瑞、安子文已由我处通知外，请你按时到会。
请王季愚同志携带计划。如何达到副主席所提出的要求，并为此提出具体要求。
地点在西四大院胡同五号
电话2.3693
中宣部陆定一
8月16日下午
陆定一等负责同志在听取王季愚汇报后，就涉及到的相关问题拟了七条决定，并以中央办公厅文件下发。还特意拨给学校三万元办学经费。学校根据周副主席指示，给每位学员每月增加了两斤猪肉。
周总理再次接见王季愚
时隔半年，1950年2月，周总理随毛主席出访苏联，回国途经哈尔滨，把王季愚和赵洵等五人找去，要她们把苏联移交秋林公司的一份材料立即翻译出来。那天晚上已经十一点了，见了总理以后，总理拿出秋林公司的材料问她们说，明天能翻译出来吗？王季愚翻了翻材料，看看只有二十几页，就回答说，可以。总理说，那明天上午九点我派人来取。在她们和总理谈话时，毛主席到总理房间来了，总理让她们和主席一一握手。主席身体很好，脚上穿一双白底布鞋，主席问大家：我们见过面吗？总理回答说，这两位女同志是从延安来的。临走时，总理还关心地问大家吃过晚饭没有。这次会见时，总理还问起二百名翻译的培养工作进行得如何？七条决定贯彻得怎样？还有什么困难没有？总理对半年前的一次谈话内容还记得这么清楚，真让她们敬佩。关于这次会见情况，王季愚在《回顾与展望》一文中提到：
那是1950年2月，总理从苏联回国，在哈尔滨住了两天，他把我和其他同志一共五个人请去，从晚上十一点钟谈到翌晨。总理首先问我去年8月份在北京汇报后情况如何，落实了没有。又像上一次一样，问得很细，我一一作了汇报。这次总理讲得很多，许多问题讲得很具体，而且声音响亮。讲的主要是关于政治思想工作。
1993年，由四川外国语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主编、国家教育委员会高等教育司审定、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外语教育要事录》记述了周恩来两次接见王季愚的情况，成为新中国外语教育的珍贵文献。
（标题系编者所加）
奉命赴北平接受任务
1948年底，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境解放。易名为东北野战军的原东北民主联军奉中央命令进关，原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附设外国语学校改归东北局领导，学校也改名为“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简称“哈外专”）。
快速培养俄语翻译人才，为当时的军政需要服务，是在特殊时期、特殊情况下采取的一种特殊教育方式。随着我军在全国战场上取得节节胜利，经济恢复和建设摆上重要日程，对俄语人才的需求也日益增多。1949年春，中央决定哈外专扩大招生，从华北大学和华北革命大学抽调了几百名学生给哈外专，这是哈外专接收关内学生的开始。学校原来只有三百多名学生，扩大招生后，学生一下子猛增到二千名。学生人数增加，学校规模扩大，身处外语教学第一线的王季愚感到哈外专应从目前的俄语干部短训班教育模式，逐步向正规化外语教育过渡。
当时党中央在紧张筹备新中国成立的同时，也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做准备，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办好外语院校，加快外语人才的培养。
1949年8月，时任哈外专党政领导的王季愚接到东北局通知，要她到北平向中央负责同志汇报工作，接受任务。当时东北局在沈阳，王季愚到沈阳东北局开了两封介绍信，一封是给中央办公厅的，一封是给中央宣传部的。她到了北平，住在东四七条七十号第四野战军办事处。第二天，刘亚楼派车送她去香山，见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她简要汇报了哈外专的情况，报告了此行的任务。陆定一说他立刻和中央办公厅联系。见天色已晚，陆定一安排她住在香山，并留下她在北平的地址，叫她明天回去等候消息。
回到城里，王季愚去法通寺十号，看望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同事、桥儿沟东山的邻居张昕、陈荒煤夫妇。日本投降后，党中央从在延安的各机关、学校抽调干部，分赴东北、华东、华北等地开辟工作。王季愚被编入第二干部大队，开赴东北。延安到东北路途遥远，新区情况复杂，环境不安全，生活艰苦。组织上决定，年满十五岁的孩子可以参加工作，随父母同行；不满十五岁的孩子留在陕北，进保育院或保育院小学。保育院和“保小”收不了那么多孩子，有的就寄养在老乡家里。大战在即，天南地北，王季愚实在难以割舍她从上海带到延安的女儿王力凡和儿子王力平。考虑再三，她找到当时的延安大学党委书记宋侃夫，要求带十岁的王力凡一起走，五岁的王力平交给保育院。宋侃夫了解王季愚的情况，特别批准发一头毛驴给她们母女代步。保育院当时没有床位，王力平曾寄养在张昕、陈荒煤夫妇家里。
1949年6月，王力平随延安保育院小学来到北平，张昕听到消息，赶到华北军区招待所，找到王力平。
周总理要求十个月内向中央输送二百名翻译
再说老战友重逢，自有说不完的话题，王季愚看望了张昕和她的母亲廉维，见到了张瑞芳等张昕的家人。
张瑞芳的的父亲张基早年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政府，1928年不幸捐躯疆场。母亲廉维历经岁月的磨练，成为著名的“八路军老大姐”。在父母的影响下，张瑞芳及哥哥张伯、姐姐张楠、妹妹张昕、弟弟张进都投身了革命。
大家正聊着，周恩来副主席打电话来，问候廉维健康状况。张瑞芳告诉周副主席，王季愚来北平了，是来向中央汇报工作，接受任务的。现在在她家里等着。周副主席说，找王季愚汇报工作的文件是他签发的，他告诉张瑞芳，想到她家里来看看。要她告诉王季愚不要走，等他来。第三天下午，王季愚正在东屋午睡，突然张瑞芳来喊她，周副主席来了，赶快起来。王季愚赶紧整理了一下衣着，走出屋，见周副主席已经坐在院子里的葡萄棚下的椅子上，手里拿着折扇扇着。周副主席详细询问王季愚离开延安以后的情况，询问她的生活、家庭情况，听取了她关于哈外专情况的汇报。周副主席说，新中国成立在即，需要大批的翻译，要求哈外专在十个月内向中央输送二百名翻译。他详细询问了学校的情况，从教学的内容到学生的伙食都问到了。有些问题，如学生伙食标准，过去是军队学校，排级干部的待遇，现在划归地方了，怎么掌握？王季愚一时讲不清楚。周副主席关切地对她说，你是“一家之主”，要好好地关心学生，他们正在长身体，要有个适当伙食标准。王季愚感到非常惭愧。正巧，张瑞芳端来了一盘葡萄，招呼大家吃，给她解了围。后来，周副主席问她完成向中央输送二百名翻译的任务还有什么困难，她提出了一些具体问题。周副主席叫当时坐在一旁的王炳南一一记下，并关照找有关部门一起研究一下。
王季愚深切地感受到了周恩来副主席对外语教育的关心。在听完王季愚的汇报后，周恩来就外语学校的办学方针、政策和学生的日常生活一一作了具体、明确的指示。最后，他指示王季愚尽快将有关材料整理出来，请中央有关领导再听一次汇报。
几天后，王季愚接到一个印有“陆军”字样的信封，里面是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亲笔通知：
王季愚同志：
明日下午，三时，在我处讨论东北哈尔滨外语学校问题。除王炳南、钱俊瑞、安子文已由我处通知外，请你按时到会。
请王季愚同志携带计划。如何达到副主席所提出的要求，并为此提出具体要求。
地点在西四大院胡同五号
电话2.3693
中宣部陆定一
8月16日下午
陆定一等负责同志在听取王季愚汇报后，就涉及到的相关问题拟了七条决定，并以中央办公厅文件下发。还特意拨给学校三万元办学经费。学校根据周副主席指示，给每位学员每月增加了两斤猪肉。
周总理再次接见王季愚
时隔半年，1950年2月，周总理随毛主席出访苏联，回国途经哈尔滨，把王季愚和赵洵等五人找去，要她们把苏联移交秋林公司的一份材料立即翻译出来。那天晚上已经十一点了，见了总理以后，总理拿出秋林公司的材料问她们说，明天能翻译出来吗？王季愚翻了翻材料，看看只有二十几页，就回答说，可以。总理说，那明天上午九点我派人来取。在她们和总理谈话时，毛主席到总理房间来了，总理让她们和主席一一握手。主席身体很好，脚上穿一双白底布鞋，主席问大家：我们见过面吗？总理回答说，这两位女同志是从延安来的。临走时，总理还关心地问大家吃过晚饭没有。这次会见时，总理还问起二百名翻译的培养工作进行得如何？七条决定贯彻得怎样？还有什么困难没有？总理对半年前的一次谈话内容还记得这么清楚，真让她们敬佩。关于这次会见情况，王季愚在《回顾与展望》一文中提到：
那是1950年2月，总理从苏联回国，在哈尔滨住了两天，他把我和其他同志一共五个人请去，从晚上十一点钟谈到翌晨。总理首先问我去年8月份在北京汇报后情况如何，落实了没有。又像上一次一样，问得很细，我一一作了汇报。这次总理讲得很多，许多问题讲得很具体，而且声音响亮。讲的主要是关于政治思想工作。
1993年，由四川外国语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主编、国家教育委员会高等教育司审定、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外语教育要事录》记述了周恩来两次接见王季愚的情况，成为新中国外语教育的珍贵文献。
（标题系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