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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方向明现在是以出版文艺图书为主业的海浪出版社的社长。
他是一个绿色和平主义者。吃药时，哪怕一张说明书，如果背面是空白的，他一定留着写字;倘若背面都是字，他也要放到废纸箱中。妻子有时说他：“又卖不了几个钱，你怎么这么小气！”他说：“不是小气，要不，码成堆了，你送给收购废品的吧。”久而久之，妻子也习惯了他的作派。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新闻出版事业刚从寒冬中醒来，方兴未艾，读者真正是如饥似渴，所有的图书，所有的报刊，都被抢购一空。全国闹纸荒。说起来，当下的人们也许不相信，当年买布的布票、买粮的粮票尚未取消，又多了买书的书票，刚刚复刊不久的《人民文学》和《收获》就要凭票征订。那时，他在一家杂志社工作，杂志的发行量是大几十万。可是，有订数，就是没有纸印刷，供不应求，很多订数只好放弃。
南平造纸厂的邬厂长曾经是方向明插队时的带队干部，也算有点交情，他专门登门拜访，邬厂长给他面子，也只批给他十吨的新闻纸。
他们聊天，邬厂长忧心忡忡地说：“新闻纸是用松树来做的，现在是松树没长大，就被砍伐了，我们省的松树是越来越少了，一路砍到了江西，也不晓得以后要怎么办哩。”
方向明插队的王台，曾经被誉为“绿色金库”。朱德来视察过。周恩来题词：“青山常在，永续利用”，以示肯定。可是，就是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也已经有许多山像陈佩斯的脑袋，光光秃秃的了。如果所有的青山都是光光秃秃的，那么，这个国家就有点像陈佩斯了，如何“永续利用”？
从造纸厂回来后，他就把纸张与青山联系在一起了，看到每一页纸张，就像看到一片绿叶，他都会想到那一脉青山。
方向明平素喜好养狗和种树。他最多的时候曾经养十三四只狗，有好几回把街上流浪的土狗也带回了家。就像他养的狗未必是名犬一样，他种的花木也未必是那种搔首弄姿的盆景之类。马路拓宽，不少树木被挖出，遗弃路旁，他心有戚戚焉，将其弄回，买一大盆，栽下。有朋友说，你这是什么盆景啊，一点也不好看，不如扔了。他心想，我和你说不清，你玩赏花木，所以花木也要长得风骚，我是把树木也当作绿色的生命，道不同，不相与语。他又想，龚自珍有《病梅馆记》，用龚的观点看，那些玩赏花木之人，把花木搞得扭扭曲曲，病病歪歪，正是对正直的扭曲，正是对生命的摧残，方向明不愿意这么做，也不想看这种病态的生命，更不想把玩所谓的病态之美了。
方向明闲时，常常拿湿布擦净阔叶树上的粉尘，每当干这活时，他就会想起刘心武的一篇小说《我爱每一片绿叶》，是的，他也爱每一片绿叶。他看着自己擦洗过的绿叶，青翠可人，仿佛开心地向他欢笑，此时的心情最为恬淡，最是愉悦。
儿子小时，他常对儿子说：“爱惜一张纸，就是爱惜好几片的绿叶啊！你知道吗，纸是用树木制成的。”他絮絮叨叨地把他到南平造纸厂与邬厂长的谈话告诉儿子。儿子小时似乎不以为然，后来出国读书，德国人与他老爸一样爱惜纸张。德国的纸质用品，比如笔记本，比国内要贵上十倍，于是，儿子调侃他：“爸，你的秉性怎么这么像德国佬啊！”
方向明说：“所以，我把你送到德国去啊。到德国，首先要学道德，最重要的道德就是要敬惜字纸，爱惜树木，爱惜生养我们的地球。”
前面是调侃，后面几句话有点说教了，抑或有点酸？其实，方向明心里还有几句话，怕酸，没有说出来。台湾慈济文化机构的一个朋友对他说过：走路，也应该轻手轻脚的，踩重了，我们脚下的大地也会痛啊！
是的，大地也会痛的！
此时，上午七点许，方向明吃了早饭，准备上班。
他站在家门口的龙眼树下，随手摘了几粒龙眼，哇，好甜！他想，这大地是最为神奇的了，种龙眼长龙眼，种荔枝长荔枝，你种下什么它长什么。可是，大地每天每时，每分每秒，都要被践踏，被蹂躏，谁正眼看过大地？谁正眼看过泥土？谁？想到这一层，善感的他眼睛有点湿润。他俯下身，在树边抓了一把泥土，紧紧揉捏着，和着他手心的汗，很快，将那泥土捏成了团。
方向明是文人，文人自然有文人的情怀。他想，无价的东西是最为宝贵的，比如，这手上的泥土。他想不起谁的文章中有这么一句话：融入地母的怀抱。是啊，大地是一切生命的襁褓。他想，他要留一条遗言了，死了时，要把他埋到深山老林中，埋在一棵大树旁，千万不要骨灰盒，他要融入地母的怀抱，他要变成泥土。如果有了骨灰盒，还要多少年才能融入啊！不要，不要，千万不要！他想，肥树，这多好，肥这绿色的地球，这多好！安眠在丛林中，这多好！
写遗言？遗言只能写给儿子。方向明的思路从大地、泥土、深山、绿树、死亡、肥树等，又拉回到了现实，拉回到这没有生气的冷冷冰冰的水泥的丛林。
儿子远在天边。他想儿子了。
不过，此时，他想的却是儿子上大学后，他整理儿子的书房，书本、笔记本，有保留价值的，他都替儿子收藏起来。凭他的经验，当年纪大了时，回头重读曾经用过的老课本，那将唤起往日的记忆，那将百感交集，那肯定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可是，比这些有收藏价值的课本要多出许多的则是儿子的教辅，什么“顶尖练习”啊，什么“状元试卷”啊，什么“黄金手册”啊，全是各种各样的练习题，一套一套的，一套都是几十本，乱七八糟，让人眼花缭乱。他翻了翻，每一本都是新崭崭的，儿子不曾做这些课外作业。这是让他欣慰的，他想，倘若儿子真把这些作业全给做了，我的天，那儿子不是变成神经病，也将被折磨成弓着背的小老头了。真是老天有眼！后来，他让妻子把这些教辅全卖了，一斤五六毛钱，竟然卖了一两百元！天呐，这要多少的树木啊？！
他对教辅痛恨至极。什么教辅，全世界都没有教辅，只有中国有。教辅，简直就是出版社与教育当局合伙摧残孩子！简直就是为了小集团的利益在蹂躏地球，在践踏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家园！
二
方向明待过的时代出版社也出版教辅，哦，不对，他所在的省的出版社，大多靠教辅维持生存。
儿子小时候，学校指定买某一出版社的教辅，其中有的就是时代版的。儿子向他要钱，他说：“这就不要订了吧，这是我们出版社出的，我有样书，我拿给你。”儿子说：“不行啊，老师说每个人都要订。”见儿子嘟着嘴，生气了，他也只好掏钱买自己出版社出的教辅。
在时代出版社任副社长时，方向明曾经分管过文史编辑室。文史编辑室有时也出一些古籍。古籍读物的责任编辑，多是老先生。老先生的外形通常是模式化的：头发斑白，眼镜镜片与学问一样深厚，神色灰暗，脸苦苦的，弓着背近似骆驼……这些，都是常年伏案工作的结果。有时候，一本古籍折腾下来，就要花老先生一两年的时间。
在出版社，有那么一段时间，奖金主要是根据编辑的文字量加经济效益来决定。古籍难编，加倍算文字量。可是，到了年底，因为没有经济效益，编古籍的那几个编辑拿不到多少奖金。方向明为这些老先生抱不平。他找社长伍家齐理论。伍社长也以为是，同意按原有文字量的三倍计工作量，可是，还是多不了几个钱。
方向明说：“古籍多难编。可是，你看文教编辑室的寒暑假作业，那算什么？却算那么多文字量，却有那么多奖金，这公平吗？！”
伍社长与方向明的关系不错，提醒他说：“你不要随便乱说，文教编辑室是我们社的经济支柱，一乱说，就会得罪人。”
方向明说：“那编古籍的这些老先生就活该多劳而少得？编1 1=2难道比编古籍更累人？”教辅当然不只1 1=2，方向明说话不无夸张。
伍社长说：“他们都是老同志了，不会计较这些。你不是对我说过吗，鲁迅、陈独秀他们编《新青年》，不仅没有编辑费甚至没有稿费，全是义务劳动。”
方向明是说过这话，可是，这哪跟哪呀，牛头不对马嘴嘛！既然社长已经表态了，他也无奈，只是嘀咕道：“这太不公平了，同在一个单位，就这么不公平……”
伍社长又用方向明的话回答说：“那天，你在团支部会上不是对年轻人说：谁告诉你生活是公平的？这话是谁说的？”
伍社长对付方向明的办法，就是用方的话来堵方的嘴。
方向明说：“哦，是宋美龄对她外甥女说的。”
伍家齐拍拍他的肩膀说：“老弟，就这样吧，很多事是命定的。谁告诉你生活是公平的？谁叫他们在文史编辑室呢？”
是的，是命，要大富大贵，可是，谁叫你不生在帝王家呢？大富大贵，往往难免大起大落，要杀头时，帝王家人又感叹，如何不生在百姓家呢？是的，没有什么为何，是命。
方向明又想起，几年前，时代出版社分管文教的副社长游乐调到一家小出版社当社长，他把手上的教辅资源给带走了，那家小出版社一下子增加两三千万的码洋，而时代出版社却被折腾得摇摇欲坠。不久，那家小出版社的社长成了力挽狂澜的能人，让一家濒临破产的出版社起死回生。许多业内报刊报道游乐社长的先进事迹，他成了“有突出贡献的出版家”，获得了这个奖那个奖，总之，一大串。有一个记者肉麻地写道：“游乐是出版精英，我们要是能克隆一批游乐，那么，中国的出版就有希望了。”这是捧他还是害他？这是为他筑台还是替他挖坑？当年，方向明就在心里骂道：我操，这就是出版精英了，还克隆！不就是一套又一套的教辅吗？不就是教辅赚了钱，用人民币买下了版面吗？不就是在自家出钱的版面上自吹自擂吗？搞什么搞啊，哼，还克隆！
方向明在时代出版社当了几年副社长后，有了由副处转为正处的机会。当年，他和嫦娥都有转正的机会。人事部门的领导问他：“你们两个，一个要出去工作，一个要留在本社工作，你觉得谁出去合适啊？”
方向明不假思索地说：“我出去合适。”
“为什么？”人事处长假装吃惊地问。
“因为常副社长常年分管文教，她对文教熟悉，而教辅教材是时代出版社的经济命脉。她若出去，不利于时代出版社的稳定发展。至于我，分管一些一般图书和期刊，那都是烧钱的玩意，我出去了，无关大碍。”他从来都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结果，他被“充军”到一家常年亏损的与时代出版社有一样名字的《时代风》杂志社当社长，收入减少了三分之二，他感叹曰：辛辛苦苦三十年，一下子回到了解放前。
教辅在而出版社“兴”，教辅失而出版社“衰”，这搞什么出版，这是什么屌出版社！这是“吃孩子”！
三
此时，他在上班路上。
他在想今天的工作。今天要干些什么事呢？一上班就要开一场离退休老同志的座谈会。这会不是他要开的，而是离退休干部要求开的。他出差刚刚回来，诸事猬集，想推迟一两天开，还不行，老同志说马上就要开。问要解决什么问题，召集人说，他也不知道，到时开会了就知道了。
老干部能有什么事？方向明心中有数，无非又是要什么待遇了。
下午是出版局和出版发行集团的一个联席会议，这内容倒是知道的，是关于“教辅资质”问题的会议，海浪出版社虽然做了七八年的教辅，却没有教辅资质。多少年了，多少出版社都在做教辅，怎么突然提起教辅资质问题呢？据传，没有教辅资质的出版社要退出教辅市场，这真是让他头痛的一场会。
果然不出所料，老干们逼迫他开会，要解决的就是待遇问题。说时代出版社的退休人员，每月生活补助已经从五百元提到了一千元，可是，我们海浪社，还只是三百元，他们强烈要求提高到六百元。有一个老干部还说，他们也不想闹事，可是，据他所知，现在只要凑齐了五个人，就算是一次群体性事件了。
方向明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五个人就算啊，政策吃得很透啊，怎么我都不知道呢？五个人就算？我也想组织五六个人去上访哩！你以为我爱干啊？把我弄下台吧，那老汉还要谢你了。退休了，不好好享受生活，扯什么淡啊！ 面对这些老人，理由一套一套的，什么革命元勋，是他们创下的家业;什么你也有退休的时候等等。
狗屁！什么家业，当年，什么书不好卖，不是纸张还供不应求吗？后来，不就是靠教辅赚钱吗？现在出版社穷得叮当也不会响，他们怎么就不想想他们没有留下一家好的出版社？他们甚至没有完成原始积累，倒是留下一大堆的债务！
方向明想起自己的父母，他们是从企业退休的，退休后，除了退休金，是一分钱也没有啊！而出版社的退休人员，不仅有生活补贴，还有过节费。可是，他们还要请愿，还要再加钱。他们固然有文化，这文化就用到这些事上来吗？是这些臭知识分子的觉悟高，还是自己父母那样工人阶级的觉悟高？哈，这不可比哈，一是猪油，一是水，水和猪油是永远不会水乳交融的。方向明想，自己是工人的儿子，自己更大程度上是一个工人，自己现在整天全身心地忙上忙下，忙里忙外，本质上说就是做工的人，就是工人。
老干部们仍在慷慨激昂地陈述着，什么一起分享社会进步的成果啊，什么和谐社会要从和谐单位开始啊……
方向明却心不在焉，他的心在跑马，在飞翔。他想他们社欠的一千多万债务，达达印刷厂天天催着他还债;纸张站也在催款;有一个民营书商，人死了，债还没讨回，他老婆扬言要到他家吃饭，我的妈呀，那还得了，寡妇来了是非多！
方向明想着员工的困难。打字员，扣除社保、医保等，一个月只有八百元的工资，餐餐自己带饭;一个老职工，孤儿寡母的，为了抚养孩子成人，自己仅有的两千多元钱全都供孩子上学用了，餐餐不是面包，就是方便面，潦潦草草地对付自己。前几天，眼前发黑，人晕倒了，腰椎骨裂，开刀，用四根钉子固定。医生说，人家要用电钻固定，可她只要一摁就进去了，骨质疏松得厉害，真的是豆腐渣……
诸如此类的困难职工，还有好些个。
想着这些在岗位上埋头干活的困难职工，再看看眼前这些老干部的合理要求，方向明心中五味杂陈，既有怜悯之感，又有鄙夷之情，他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教辅，已经大有危机了！
教辅占了海浪出版社收入的百分之七八十，教辅要没了，资金链就断了，哪怕现在这样少的收入也难保了，至少难以维持。这日子怎么过呢？他这个破社长怎么当呢？虽然他很痛恨教辅，可是，教辅是出版社养家活口之所赖，屁股指挥脑袋，他还离不开教辅啊！
会议仍在进行，方向明的思路也在继续驰骋。
这时，一个老干部的话刺激了他：“听说，社领导经常吃吃喝喝，少吃几餐，少喝几杯，就足够改善我们这些为社里做过重大贡献的老同志的生活了。”
这话很有道理啊，方向明曾在日记中感叹：整天不是我请他人吃喝，就是他人请我吃喝，醉生梦死，真是醉生梦死！搞什么出版啊，简直就是搞关系，出版几乎成了公关产业了，搞什么搞！
此时，方向明听了，却感到这话极大地刺伤了自己。颦蹙双眉，紧握五指，手在打颤，他真想拍桌骂娘。
理智提醒他，冷静，冷静，要冷静！不能发火，千万不能对老同志发火。他起身，走了出去。
一到会议室外，他就大口大口地深呼吸。
吃吃喝喝？好像我是腐败分子啊！他想起了与吃吃喝喝有关的一切。是的，他经常吃喝。他整天求爷爷告奶奶。有了解出版行情的人说他，你这个社长，不就是丐帮帮主嘛！那些油头粉面的教育官员，不少让他极为厌恶，甚至鄙视！中国，都靠这些屌人办教育，能不办出让学生纷纷下跪这样的局面吗？有一次，在一个学区跑发行，学区校长在他面前一字排开十杯白酒，说：“喝吧，一杯一千本。”他二话不说，一杯一杯往下倒;一次，一个县教育局长，酒喝得半醉不醉，与他勾肩搭背，看他理着光头，竟在他头上乱摸;还有一个市的教育局长，一上来，就给他下马威，装啤酒的二两杯，倒上三杯60度白酒，说：“这三杯下肚，再说话。”空腹，他就这么咕噜咕噜，沉沉喝下。
有教育官员到省城，他一定要搞好接待的。有的教育局长直言道：“哎，老兄，叫一两个美女出来吧，你们出版社的美女一定是高品位的哈，也让我们见识见识高端美女。”他就让一两个会喝酒的美女编辑上场。有的美女编辑随和，帮他应付场面;有的美女编辑清高，直接顶撞他：“我是编辑，又不是交际花，不去！”是啊，她们是编辑，没有义务去陪酒。他无语。
经常，深夜，他和他的同事，互相搀扶着，呻吟着回到宾馆，其神态，酷似电影《战友》中，中朝战士负伤后的情状。
有一回，为了应付山东某市的教育局长，方向明直喝得眼冒金星，头磕在楼梯上，血流满面，额头上缝了三针，成为他“光荣的徽章”。
体检表明，方向明尿酸高，不能喝啤酒;重度脂肪肝，不能喝白酒;湿热重，不能喝红酒。总之，他再不能喝酒了。可是，每次在这样的场合，他都带头冲锋陷阵——说起来还真有点悲壮啊——他经常是吃了解酒药，比如海王金樽等，再上战场。他常常想起鲁迅那篇魏晋文章与药与酒的关系，他与文章没有关系了，倒是与药与酒有了不解之缘。他无奈地自语：我这是喝酒配药啊！
老干部的意思是，他们天天在酒桌上鬼混。方向明想，没听说过“酒精考验”吗？酒场如战场，酒场如官场，是那么好混的吗？你也来混混？每醉一次酒，就相当于得了一场肝病！不说别的，单是没话找话说，你能应付得过来吗？单是赔笑脸，强颜欢笑，你会干吗？你愿意干吗？那些大鱼大肉，吃了倒胃，吃了爱吐！吃了胃酸太多，还要吃小苏打！
不过，一想到老同志与他的父母一样，是属于另一时代的人;一想到与其他大社、富社比，他们退休后的待遇确实偏低，他的心境也渐渐平和下来。
溜了一圈，他回到会场。老干们还在议论纷纷，见方向明面有素色地进来了，一时间哑然。
这下，该是方向明表态了。
方向明按照自己的思路，从对教辅的痛恨，说到出版社离开教辅难以生存;从职工一个月一千多元收入，说到若干职工的生存困境;从他一身是病及医生的忠告，说到他为跑发行怎样地虚与委蛇、奋不顾身…… 最后，他打着赵本山的口气说：“我们社的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我在任职发言时就表过态，我是乌纱帽放在办公桌上办公。谁要了，随时可以收回。这不是气话，不是自我表现的话，这是大实话，是心里话。我这么说吧，如果这次教辅能保住，各位老领导、老同志的待遇不变，为什么要变呢？我为什么不想做好人呢？做好人谁不会呢？对不对？如果教辅丢了，如果我们社因为没有教辅资质被强行出局了，那我也无能为力了，那不是增加收入的问题，是原有的福利也保不住了。社里首先要保证第一线职工的收入，是不是？至少员工要发得出工资吧，是不是？不知道我讲的有没有道理，如果有道理，就希望你们理解我，支持我，行行好，帮帮我。”情不自禁，他冒出乞求的话语。
没想到的是，他的发言竟赢得了热烈的掌声。老同志听他说的都是大实话，也无话可说，直感叹出版竟然沦落到如此境地！
老干会后，回到办公室，他关了门，独坐，不时摇头，心里嘀咕“没法干，没法干……”鬼使神差，他从书柜里抱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找到了《共产党宣言》读了起来，当他读到这一段话时，甚至泪流满面：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方向明管不了什么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他就觉得现在这样的物质社会或商业社会，让人人变得唯利是图。这是一个野蛮的物质主义时代。遥想当年，当他还是一个知青的时候，当他还是一个工人的时候，他是多么敬仰作家、学者和编辑，他们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像仰望星空一样仰望他们;他像面对圣殿一样面对出版社、报刊社……可如今，古人说的“九儒十丐”，竟又成了实况，文人和编辑们又成了一群可怜虫，出版社的社长成了“丐帮帮主”。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一切神圣的东西全都失去了光环。方向明想，自己搞了将近三十年的出版，老同志问的是啊，出版怎么竟沦落到这样的境地？！
四
下午到出版局开会。
先是传达文件。按照新的规定，没有教辅资质的出版社不能继续出版教辅读物，就像行医要有资质一样，就像开车要有驾照一样，出版教辅的出版社要有教辅资质。如果没有，应该立即出局。
在省里，只有三家出版社有教辅资质。不管你历史问题，不管你生存问题，不管，什么都不管，就是说，不管你死活。
道理总是极为正确的。领导说，文艺社应该安心去出版文艺图书。可是，你党社不也应该安心去出版党建读物吗？你少儿社不也应该安心去出版儿童读物吗？你为什么却有教辅资质呢？我为什么就没有呢？
方向明向管理当局苦苦求情，摆出了海浪社的种种困难。可是，他们说，他们管不了这许多，他们是吃这碗饭的，只管执行上级的指示，只能按规定办。他们还提醒方向明，不要钻牛角尖，不要讲这些空道理，现在不是讲道理的时候，是执行行政命令的时候。
他们总是有理，而方向明们总是不要讲道理。道理是被垄断的。
不久前，方向明出了一趟差，参加全国文艺出版社的年会。
会上，他向各兄弟出版社请教教辅问题。结果是，绝大部分出版社都有做教辅，和他一样，都较大程度地依赖教辅。
甲社长说：没有配套措施的政策能够实行吗？如果就这样贯彻下去，发生群体性事件怎么办？不是说稳定压倒一切吗？我们根本没有理睬上面这一套，照样做。
乙社长说：上面发这类文件，有时是为了交差——我们这么规定了哈，这样对上也就好交代了，也可以推卸责任——可是，我们怎么能当真呢，那不是自己搞自己吗？那不是自己整自己吗？我们省是连上面的文件都没有转发。
丙社长说：我们省是集团出面，把教辅统筹起来，统一归教育社做，但是，集团每年给我们七百万元的支助。
丁社长说：什么文件规定，中国有多少文件规定，有多少法律法规，有几条实行了？中央说，房地产不能乱涨价啊，可是，谁听了？不是还在疯狂地涨吗？为什么很多单位、很多部门都不按规定办，我们搞出版的就非要按规定办不可呢？
……
叽叽喳喳，众口一词，声讨不让做教辅的规定，声讨没有配套措施的所谓改革。
想到文艺社年会的情况，再看现在这个会，方向明极为无奈。在他印象中，外省出版社似乎什么事都可以做，什么书都能出，管理当局为出版社保驾护航。可是，在本省，每次会议，听到的就是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想到这，他心头的邪火直冒。在会上，他把以上各兄弟单位的观点陈述一遍。由于他情绪激动，在表述时，仿佛是在声讨。
出版局分管出版社的笪副局长听不下去了：“照你这么说，我们都不要执行上级的文件规定了？那我们不是行政不作为吗？”
方向明说：“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其他省的情况，是不是有值得我们参考的地方？其他省的出版管理部门，都是千方百计地帮助出版社渡过难关，我们为什么处处为难出版社呢？一有一条政策可以收拾出版社的，就如获至宝，为什么不对具体政策做具体分析呢？为什么不看看有没有可操作性呢？”
笪副局长提高了嗓门：“方向明，你违规操作的事还少吗？”
方向明也不示弱：“如果没有弹性，出版社能生存吗？”
大约没有出版社的人敢这样顶撞管理者吧，笪副局长十分恼怒，口不择言：“你要首先考虑你的乌纱帽能不能生存！”
说到乌纱帽，方向明冒火了，他竟当着一堆处级干部骂道：“我操，你以为我在乎这乌纱帽？老子在任职的会上就说了，我把乌纱帽放在桌面上办公，谁想要了，随时可以收走！”他声嘶力竭，几近喊出这几句话。 出版社的社长们都沉默不语。出版局的头头们一愣一愣的。副局长先生毕竟是一级一级爬上来的，爬到副厅级，当然晓得怎么掌控局面了。沉默了一二分钟，峰回路转，他突然堆出一堆真诚的假笑：“你别急嘛，别上火嘛，你的乌纱帽也不是我们就能收的，对不对？这是你们出版集团的事嘛，这还要通过省委宣传部嘛，这是没来由的事嘛。你急什么急啊？”
方向明也静静心，借此机会说了一大通出版社的种种困难，说了出版社职工如何的低收入，说了出版人怎样的没尊严。
笪副局长仿佛很震惊：“这是真的？你们职工的收入就一千多元？”
方向明说：“是的。我是说部分职工，但也不在少数。你们有兴趣的话，我可以为你们提供工资单。”
这次会议，也不知道是不是方向明捣乱的结果，结果是不了了之。
会后，笪副局长在电梯口对方向明说：“你不要误会啊，其实我们都在帮助你们啊！”语调似乎和缓了许多，并说：“我们打算把时间给模糊了，你们要整改，我们不提时间，这样，你们是不是可以有弹性了？”
方向明也客气道：“非常感谢，非常感谢！”他又软中带硬地说了一句：“老汉现在工作的唯一动力，就是提高职工的待遇，让职工生活得有尊严，其他一切，都无所谓了。”
笪副局长嬉笑道：“你才几岁啊，也老汉老汉的。”
方向明用经典表述结束了言不由衷的对话：“今天天气，哈哈，真还不错哈。”
为了稳定军心，方向明只对班子成员传达了会议精神，让大家想对策。他仿佛是在为自己打气：“一定要摆脱依赖教辅的局面。一定！一定！我有一个梦想，那就是，经过三五年的努力，让我们海浪社没有教辅也能生存。”话刚说完，他自己也感到虚脱般的无力，“可是，这几年怎么过呢？我们还有一身的债务，唉唉，无力回天啊！无力回天……”班子成员神色凝重，一律无语。
后来，本省出版界形容方向明这次发言时说，“他发飙了”。发飙，为什么不发呢？真是发飙了！
……
方向明感到身心俱疲。心想，他一天中要扮演多少个角色啊，与员工谈话，他像部队的指导员一样，要做许多思想工作;与学者、作家谈话，他也要略知一二，也要让自己成为学者和作家;与发行商谈话，他就得让自己变成一个商人了;还要与形形色色的宣传官员、教育官员、出版官员折腾……累，实在是累！
他想，出版的精英分子，应该是社会的最优秀的人才。社会上其他精英，一般只具有单一属性，比如，生产冰箱的，他永远面对的就是冰箱，冰箱的设计、生产和推销。搞政治的，他就天天玩官场那一套。但出版人至少具有三种以上的职业属性。第一，他具有企业属性，与企业一样他需要推销产品，而一般一家企业的产品都是单一的，而出版的每一件产品是不同的;第二，出版具有文化或事业属性，是精神产品，每一产品，在与作者商谈和向读者推销时，都要有话语准备;第三，因为中国出版是官办出版，要与形形色色的官员打交道。所以，搞出版的这一伙人，尤其是出版社的领导层，都是复合型人才。找一个书生容易，找一个纯粹的商人也多，找官员那有官场的规则，找一个搞出版的在以上三个方面都能应付的复合型人才，很难！所以，出版竞争从根本上看就是人才竞争。人是根本的因素，所有的事都是靠人做出来的。我们最缺少的是懂出版而又对出版很有激情的人。可是，他现在搞的是什么出版啊，他有什么激情啊！激情，狗屁，是一肚子的邪火！
方向明一天的工作就这么结束了。
晚上十点多离开办公室。这个时间段，电梯只方向明一人。到了一楼时，他突发奇想，把电梯从二层开始，三层、四层、五层，一直摁到最顶层，让它空跑！走出电梯，他莫名其妙地“哈哈哈”地笑出了声，没来由地开心极了。
出了办公楼，买了一根冰棒，啃着冰棒时，想起小时候，很多工人在礼堂长条椅上睡午觉，他悄悄潜入，点着了一串鞭炮，拔腿就跑……
他的性格中有捣乱的因子？此时，他就好想捣乱。
一整天都是坐，也没有时间锻炼。他现在要走路回家，既是锻炼，也是思考，他要回想一天的工作，要考虑明天的事务。
他家在郊外，要走一个多小时哩。一路上，一天的事在他脑子里过电影。他也在想自己发飙的事。
虽然，他自认为自己是不设防的人，因为不设防，对于他这样没背景、没靠山的人而言，就是最大的设防。但是，他也觉得这是修炼不够的表现。何必呢，何必呢，屁股指挥脑袋，自己对教辅是那么的深恶痛绝，自己要是坐在笪副局长的位置上，说不定比出版局的那些人出手更狠，肯定不会让教辅继续残害孩子。自己竟为自己痛恨的东西争得面红耳赤，唉，唉唉，自己可真够分裂的！何必呢，何苦呢，真是何苦来哉！
前面有一易拉罐，他来了兴致，一路踢着易拉罐回家。老大一个人，像孩子一样，不时引来路人观望。他还真的踢了一个多小时的易拉罐。这小玩意还真被他踢回到家门口。
于是，一天的烦恼全没了。
上周吧，也是步行回家，看见两个孩子在跳绳。方向明想，这个我也会啊！老夫聊发少年狂，他让那两个孩子借他跳跳。他跳出了一身臭汗。可是，一不小心，跌了一个狗吃屎，膝盖上渗出了血，这会儿还疼哩！
他想，自己怎么变得像孩子一样呢？怎么这么淘气呢？怎么老想着捣乱呢？太累了，还是自己老了？
到家时，他捡起易拉罐玩赏，像是玩赏他的小玩意，像是玩赏他的童年，他好开心啊！
责任编辑 石华鹏
方向明现在是以出版文艺图书为主业的海浪出版社的社长。
他是一个绿色和平主义者。吃药时，哪怕一张说明书，如果背面是空白的，他一定留着写字;倘若背面都是字，他也要放到废纸箱中。妻子有时说他：“又卖不了几个钱，你怎么这么小气！”他说：“不是小气，要不，码成堆了，你送给收购废品的吧。”久而久之，妻子也习惯了他的作派。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新闻出版事业刚从寒冬中醒来，方兴未艾，读者真正是如饥似渴，所有的图书，所有的报刊，都被抢购一空。全国闹纸荒。说起来，当下的人们也许不相信，当年买布的布票、买粮的粮票尚未取消，又多了买书的书票，刚刚复刊不久的《人民文学》和《收获》就要凭票征订。那时，他在一家杂志社工作，杂志的发行量是大几十万。可是，有订数，就是没有纸印刷，供不应求，很多订数只好放弃。
南平造纸厂的邬厂长曾经是方向明插队时的带队干部，也算有点交情，他专门登门拜访，邬厂长给他面子，也只批给他十吨的新闻纸。
他们聊天，邬厂长忧心忡忡地说：“新闻纸是用松树来做的，现在是松树没长大，就被砍伐了，我们省的松树是越来越少了，一路砍到了江西，也不晓得以后要怎么办哩。”
方向明插队的王台，曾经被誉为“绿色金库”。朱德来视察过。周恩来题词：“青山常在，永续利用”，以示肯定。可是，就是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也已经有许多山像陈佩斯的脑袋，光光秃秃的了。如果所有的青山都是光光秃秃的，那么，这个国家就有点像陈佩斯了，如何“永续利用”？
从造纸厂回来后，他就把纸张与青山联系在一起了，看到每一页纸张，就像看到一片绿叶，他都会想到那一脉青山。
方向明平素喜好养狗和种树。他最多的时候曾经养十三四只狗，有好几回把街上流浪的土狗也带回了家。就像他养的狗未必是名犬一样，他种的花木也未必是那种搔首弄姿的盆景之类。马路拓宽，不少树木被挖出，遗弃路旁，他心有戚戚焉，将其弄回，买一大盆，栽下。有朋友说，你这是什么盆景啊，一点也不好看，不如扔了。他心想，我和你说不清，你玩赏花木，所以花木也要长得风骚，我是把树木也当作绿色的生命，道不同，不相与语。他又想，龚自珍有《病梅馆记》，用龚的观点看，那些玩赏花木之人，把花木搞得扭扭曲曲，病病歪歪，正是对正直的扭曲，正是对生命的摧残，方向明不愿意这么做，也不想看这种病态的生命，更不想把玩所谓的病态之美了。
方向明闲时，常常拿湿布擦净阔叶树上的粉尘，每当干这活时，他就会想起刘心武的一篇小说《我爱每一片绿叶》，是的，他也爱每一片绿叶。他看着自己擦洗过的绿叶，青翠可人，仿佛开心地向他欢笑，此时的心情最为恬淡，最是愉悦。
儿子小时，他常对儿子说：“爱惜一张纸，就是爱惜好几片的绿叶啊！你知道吗，纸是用树木制成的。”他絮絮叨叨地把他到南平造纸厂与邬厂长的谈话告诉儿子。儿子小时似乎不以为然，后来出国读书，德国人与他老爸一样爱惜纸张。德国的纸质用品，比如笔记本，比国内要贵上十倍，于是，儿子调侃他：“爸，你的秉性怎么这么像德国佬啊！”
方向明说：“所以，我把你送到德国去啊。到德国，首先要学道德，最重要的道德就是要敬惜字纸，爱惜树木，爱惜生养我们的地球。”
前面是调侃，后面几句话有点说教了，抑或有点酸？其实，方向明心里还有几句话，怕酸，没有说出来。台湾慈济文化机构的一个朋友对他说过：走路，也应该轻手轻脚的，踩重了，我们脚下的大地也会痛啊！
是的，大地也会痛的！
此时，上午七点许，方向明吃了早饭，准备上班。
他站在家门口的龙眼树下，随手摘了几粒龙眼，哇，好甜！他想，这大地是最为神奇的了，种龙眼长龙眼，种荔枝长荔枝，你种下什么它长什么。可是，大地每天每时，每分每秒，都要被践踏，被蹂躏，谁正眼看过大地？谁正眼看过泥土？谁？想到这一层，善感的他眼睛有点湿润。他俯下身，在树边抓了一把泥土，紧紧揉捏着，和着他手心的汗，很快，将那泥土捏成了团。
方向明是文人，文人自然有文人的情怀。他想，无价的东西是最为宝贵的，比如，这手上的泥土。他想不起谁的文章中有这么一句话：融入地母的怀抱。是啊，大地是一切生命的襁褓。他想，他要留一条遗言了，死了时，要把他埋到深山老林中，埋在一棵大树旁，千万不要骨灰盒，他要融入地母的怀抱，他要变成泥土。如果有了骨灰盒，还要多少年才能融入啊！不要，不要，千万不要！他想，肥树，这多好，肥这绿色的地球，这多好！安眠在丛林中，这多好！
写遗言？遗言只能写给儿子。方向明的思路从大地、泥土、深山、绿树、死亡、肥树等，又拉回到了现实，拉回到这没有生气的冷冷冰冰的水泥的丛林。
儿子远在天边。他想儿子了。
不过，此时，他想的却是儿子上大学后，他整理儿子的书房，书本、笔记本，有保留价值的，他都替儿子收藏起来。凭他的经验，当年纪大了时，回头重读曾经用过的老课本，那将唤起往日的记忆，那将百感交集，那肯定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可是，比这些有收藏价值的课本要多出许多的则是儿子的教辅，什么“顶尖练习”啊，什么“状元试卷”啊，什么“黄金手册”啊，全是各种各样的练习题，一套一套的，一套都是几十本，乱七八糟，让人眼花缭乱。他翻了翻，每一本都是新崭崭的，儿子不曾做这些课外作业。这是让他欣慰的，他想，倘若儿子真把这些作业全给做了，我的天，那儿子不是变成神经病，也将被折磨成弓着背的小老头了。真是老天有眼！后来，他让妻子把这些教辅全卖了，一斤五六毛钱，竟然卖了一两百元！天呐，这要多少的树木啊？！
他对教辅痛恨至极。什么教辅，全世界都没有教辅，只有中国有。教辅，简直就是出版社与教育当局合伙摧残孩子！简直就是为了小集团的利益在蹂躏地球，在践踏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家园！
二
方向明待过的时代出版社也出版教辅，哦，不对，他所在的省的出版社，大多靠教辅维持生存。
儿子小时候，学校指定买某一出版社的教辅，其中有的就是时代版的。儿子向他要钱，他说：“这就不要订了吧，这是我们出版社出的，我有样书，我拿给你。”儿子说：“不行啊，老师说每个人都要订。”见儿子嘟着嘴，生气了，他也只好掏钱买自己出版社出的教辅。
在时代出版社任副社长时，方向明曾经分管过文史编辑室。文史编辑室有时也出一些古籍。古籍读物的责任编辑，多是老先生。老先生的外形通常是模式化的：头发斑白，眼镜镜片与学问一样深厚，神色灰暗，脸苦苦的，弓着背近似骆驼……这些，都是常年伏案工作的结果。有时候，一本古籍折腾下来，就要花老先生一两年的时间。
在出版社，有那么一段时间，奖金主要是根据编辑的文字量加经济效益来决定。古籍难编，加倍算文字量。可是，到了年底，因为没有经济效益，编古籍的那几个编辑拿不到多少奖金。方向明为这些老先生抱不平。他找社长伍家齐理论。伍社长也以为是，同意按原有文字量的三倍计工作量，可是，还是多不了几个钱。
方向明说：“古籍多难编。可是，你看文教编辑室的寒暑假作业，那算什么？却算那么多文字量，却有那么多奖金，这公平吗？！”
伍社长与方向明的关系不错，提醒他说：“你不要随便乱说，文教编辑室是我们社的经济支柱，一乱说，就会得罪人。”
方向明说：“那编古籍的这些老先生就活该多劳而少得？编1 1=2难道比编古籍更累人？”教辅当然不只1 1=2，方向明说话不无夸张。
伍社长说：“他们都是老同志了，不会计较这些。你不是对我说过吗，鲁迅、陈独秀他们编《新青年》，不仅没有编辑费甚至没有稿费，全是义务劳动。”
方向明是说过这话，可是，这哪跟哪呀，牛头不对马嘴嘛！既然社长已经表态了，他也无奈，只是嘀咕道：“这太不公平了，同在一个单位，就这么不公平……”
伍社长又用方向明的话回答说：“那天，你在团支部会上不是对年轻人说：谁告诉你生活是公平的？这话是谁说的？”
伍社长对付方向明的办法，就是用方的话来堵方的嘴。
方向明说：“哦，是宋美龄对她外甥女说的。”
伍家齐拍拍他的肩膀说：“老弟，就这样吧，很多事是命定的。谁告诉你生活是公平的？谁叫他们在文史编辑室呢？”
是的，是命，要大富大贵，可是，谁叫你不生在帝王家呢？大富大贵，往往难免大起大落，要杀头时，帝王家人又感叹，如何不生在百姓家呢？是的，没有什么为何，是命。
方向明又想起，几年前，时代出版社分管文教的副社长游乐调到一家小出版社当社长，他把手上的教辅资源给带走了，那家小出版社一下子增加两三千万的码洋，而时代出版社却被折腾得摇摇欲坠。不久，那家小出版社的社长成了力挽狂澜的能人，让一家濒临破产的出版社起死回生。许多业内报刊报道游乐社长的先进事迹，他成了“有突出贡献的出版家”，获得了这个奖那个奖，总之，一大串。有一个记者肉麻地写道：“游乐是出版精英，我们要是能克隆一批游乐，那么，中国的出版就有希望了。”这是捧他还是害他？这是为他筑台还是替他挖坑？当年，方向明就在心里骂道：我操，这就是出版精英了，还克隆！不就是一套又一套的教辅吗？不就是教辅赚了钱，用人民币买下了版面吗？不就是在自家出钱的版面上自吹自擂吗？搞什么搞啊，哼，还克隆！
方向明在时代出版社当了几年副社长后，有了由副处转为正处的机会。当年，他和嫦娥都有转正的机会。人事部门的领导问他：“你们两个，一个要出去工作，一个要留在本社工作，你觉得谁出去合适啊？”
方向明不假思索地说：“我出去合适。”
“为什么？”人事处长假装吃惊地问。
“因为常副社长常年分管文教，她对文教熟悉，而教辅教材是时代出版社的经济命脉。她若出去，不利于时代出版社的稳定发展。至于我，分管一些一般图书和期刊，那都是烧钱的玩意，我出去了，无关大碍。”他从来都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结果，他被“充军”到一家常年亏损的与时代出版社有一样名字的《时代风》杂志社当社长，收入减少了三分之二，他感叹曰：辛辛苦苦三十年，一下子回到了解放前。
教辅在而出版社“兴”，教辅失而出版社“衰”，这搞什么出版，这是什么屌出版社！这是“吃孩子”！
三
此时，他在上班路上。
他在想今天的工作。今天要干些什么事呢？一上班就要开一场离退休老同志的座谈会。这会不是他要开的，而是离退休干部要求开的。他出差刚刚回来，诸事猬集，想推迟一两天开，还不行，老同志说马上就要开。问要解决什么问题，召集人说，他也不知道，到时开会了就知道了。
老干部能有什么事？方向明心中有数，无非又是要什么待遇了。
下午是出版局和出版发行集团的一个联席会议，这内容倒是知道的，是关于“教辅资质”问题的会议，海浪出版社虽然做了七八年的教辅，却没有教辅资质。多少年了，多少出版社都在做教辅，怎么突然提起教辅资质问题呢？据传，没有教辅资质的出版社要退出教辅市场，这真是让他头痛的一场会。
果然不出所料，老干们逼迫他开会，要解决的就是待遇问题。说时代出版社的退休人员，每月生活补助已经从五百元提到了一千元，可是，我们海浪社，还只是三百元，他们强烈要求提高到六百元。有一个老干部还说，他们也不想闹事，可是，据他所知，现在只要凑齐了五个人，就算是一次群体性事件了。
方向明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五个人就算啊，政策吃得很透啊，怎么我都不知道呢？五个人就算？我也想组织五六个人去上访哩！你以为我爱干啊？把我弄下台吧，那老汉还要谢你了。退休了，不好好享受生活，扯什么淡啊！ 面对这些老人，理由一套一套的，什么革命元勋，是他们创下的家业;什么你也有退休的时候等等。
狗屁！什么家业，当年，什么书不好卖，不是纸张还供不应求吗？后来，不就是靠教辅赚钱吗？现在出版社穷得叮当也不会响，他们怎么就不想想他们没有留下一家好的出版社？他们甚至没有完成原始积累，倒是留下一大堆的债务！
方向明想起自己的父母，他们是从企业退休的，退休后，除了退休金，是一分钱也没有啊！而出版社的退休人员，不仅有生活补贴，还有过节费。可是，他们还要请愿，还要再加钱。他们固然有文化，这文化就用到这些事上来吗？是这些臭知识分子的觉悟高，还是自己父母那样工人阶级的觉悟高？哈，这不可比哈，一是猪油，一是水，水和猪油是永远不会水乳交融的。方向明想，自己是工人的儿子，自己更大程度上是一个工人，自己现在整天全身心地忙上忙下，忙里忙外，本质上说就是做工的人，就是工人。
老干部们仍在慷慨激昂地陈述着，什么一起分享社会进步的成果啊，什么和谐社会要从和谐单位开始啊……
方向明却心不在焉，他的心在跑马，在飞翔。他想他们社欠的一千多万债务，达达印刷厂天天催着他还债;纸张站也在催款;有一个民营书商，人死了，债还没讨回，他老婆扬言要到他家吃饭，我的妈呀，那还得了，寡妇来了是非多！
方向明想着员工的困难。打字员，扣除社保、医保等，一个月只有八百元的工资，餐餐自己带饭;一个老职工，孤儿寡母的，为了抚养孩子成人，自己仅有的两千多元钱全都供孩子上学用了，餐餐不是面包，就是方便面，潦潦草草地对付自己。前几天，眼前发黑，人晕倒了，腰椎骨裂，开刀，用四根钉子固定。医生说，人家要用电钻固定，可她只要一摁就进去了，骨质疏松得厉害，真的是豆腐渣……
诸如此类的困难职工，还有好些个。
想着这些在岗位上埋头干活的困难职工，再看看眼前这些老干部的合理要求，方向明心中五味杂陈，既有怜悯之感，又有鄙夷之情，他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教辅，已经大有危机了！
教辅占了海浪出版社收入的百分之七八十，教辅要没了，资金链就断了，哪怕现在这样少的收入也难保了，至少难以维持。这日子怎么过呢？他这个破社长怎么当呢？虽然他很痛恨教辅，可是，教辅是出版社养家活口之所赖，屁股指挥脑袋，他还离不开教辅啊！
会议仍在进行，方向明的思路也在继续驰骋。
这时，一个老干部的话刺激了他：“听说，社领导经常吃吃喝喝，少吃几餐，少喝几杯，就足够改善我们这些为社里做过重大贡献的老同志的生活了。”
这话很有道理啊，方向明曾在日记中感叹：整天不是我请他人吃喝，就是他人请我吃喝，醉生梦死，真是醉生梦死！搞什么出版啊，简直就是搞关系，出版几乎成了公关产业了，搞什么搞！
此时，方向明听了，却感到这话极大地刺伤了自己。颦蹙双眉，紧握五指，手在打颤，他真想拍桌骂娘。
理智提醒他，冷静，冷静，要冷静！不能发火，千万不能对老同志发火。他起身，走了出去。
一到会议室外，他就大口大口地深呼吸。
吃吃喝喝？好像我是腐败分子啊！他想起了与吃吃喝喝有关的一切。是的，他经常吃喝。他整天求爷爷告奶奶。有了解出版行情的人说他，你这个社长，不就是丐帮帮主嘛！那些油头粉面的教育官员，不少让他极为厌恶，甚至鄙视！中国，都靠这些屌人办教育，能不办出让学生纷纷下跪这样的局面吗？有一次，在一个学区跑发行，学区校长在他面前一字排开十杯白酒，说：“喝吧，一杯一千本。”他二话不说，一杯一杯往下倒;一次，一个县教育局长，酒喝得半醉不醉，与他勾肩搭背，看他理着光头，竟在他头上乱摸;还有一个市的教育局长，一上来，就给他下马威，装啤酒的二两杯，倒上三杯60度白酒，说：“这三杯下肚，再说话。”空腹，他就这么咕噜咕噜，沉沉喝下。
有教育官员到省城，他一定要搞好接待的。有的教育局长直言道：“哎，老兄，叫一两个美女出来吧，你们出版社的美女一定是高品位的哈，也让我们见识见识高端美女。”他就让一两个会喝酒的美女编辑上场。有的美女编辑随和，帮他应付场面;有的美女编辑清高，直接顶撞他：“我是编辑，又不是交际花，不去！”是啊，她们是编辑，没有义务去陪酒。他无语。
经常，深夜，他和他的同事，互相搀扶着，呻吟着回到宾馆，其神态，酷似电影《战友》中，中朝战士负伤后的情状。
有一回，为了应付山东某市的教育局长，方向明直喝得眼冒金星，头磕在楼梯上，血流满面，额头上缝了三针，成为他“光荣的徽章”。
体检表明，方向明尿酸高，不能喝啤酒;重度脂肪肝，不能喝白酒;湿热重，不能喝红酒。总之，他再不能喝酒了。可是，每次在这样的场合，他都带头冲锋陷阵——说起来还真有点悲壮啊——他经常是吃了解酒药，比如海王金樽等，再上战场。他常常想起鲁迅那篇魏晋文章与药与酒的关系，他与文章没有关系了，倒是与药与酒有了不解之缘。他无奈地自语：我这是喝酒配药啊！
老干部的意思是，他们天天在酒桌上鬼混。方向明想，没听说过“酒精考验”吗？酒场如战场，酒场如官场，是那么好混的吗？你也来混混？每醉一次酒，就相当于得了一场肝病！不说别的，单是没话找话说，你能应付得过来吗？单是赔笑脸，强颜欢笑，你会干吗？你愿意干吗？那些大鱼大肉，吃了倒胃，吃了爱吐！吃了胃酸太多，还要吃小苏打！
不过，一想到老同志与他的父母一样，是属于另一时代的人;一想到与其他大社、富社比，他们退休后的待遇确实偏低，他的心境也渐渐平和下来。
溜了一圈，他回到会场。老干们还在议论纷纷，见方向明面有素色地进来了，一时间哑然。
这下，该是方向明表态了。
方向明按照自己的思路，从对教辅的痛恨，说到出版社离开教辅难以生存;从职工一个月一千多元收入，说到若干职工的生存困境;从他一身是病及医生的忠告，说到他为跑发行怎样地虚与委蛇、奋不顾身…… 最后，他打着赵本山的口气说：“我们社的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我在任职发言时就表过态，我是乌纱帽放在办公桌上办公。谁要了，随时可以收回。这不是气话，不是自我表现的话，这是大实话，是心里话。我这么说吧，如果这次教辅能保住，各位老领导、老同志的待遇不变，为什么要变呢？我为什么不想做好人呢？做好人谁不会呢？对不对？如果教辅丢了，如果我们社因为没有教辅资质被强行出局了，那我也无能为力了，那不是增加收入的问题，是原有的福利也保不住了。社里首先要保证第一线职工的收入，是不是？至少员工要发得出工资吧，是不是？不知道我讲的有没有道理，如果有道理，就希望你们理解我，支持我，行行好，帮帮我。”情不自禁，他冒出乞求的话语。
没想到的是，他的发言竟赢得了热烈的掌声。老同志听他说的都是大实话，也无话可说，直感叹出版竟然沦落到如此境地！
老干会后，回到办公室，他关了门，独坐，不时摇头，心里嘀咕“没法干，没法干……”鬼使神差，他从书柜里抱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找到了《共产党宣言》读了起来，当他读到这一段话时，甚至泪流满面：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方向明管不了什么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他就觉得现在这样的物质社会或商业社会，让人人变得唯利是图。这是一个野蛮的物质主义时代。遥想当年，当他还是一个知青的时候，当他还是一个工人的时候，他是多么敬仰作家、学者和编辑，他们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像仰望星空一样仰望他们;他像面对圣殿一样面对出版社、报刊社……可如今，古人说的“九儒十丐”，竟又成了实况，文人和编辑们又成了一群可怜虫，出版社的社长成了“丐帮帮主”。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一切神圣的东西全都失去了光环。方向明想，自己搞了将近三十年的出版，老同志问的是啊，出版怎么竟沦落到这样的境地？！
四
下午到出版局开会。
先是传达文件。按照新的规定，没有教辅资质的出版社不能继续出版教辅读物，就像行医要有资质一样，就像开车要有驾照一样，出版教辅的出版社要有教辅资质。如果没有，应该立即出局。
在省里，只有三家出版社有教辅资质。不管你历史问题，不管你生存问题，不管，什么都不管，就是说，不管你死活。
道理总是极为正确的。领导说，文艺社应该安心去出版文艺图书。可是，你党社不也应该安心去出版党建读物吗？你少儿社不也应该安心去出版儿童读物吗？你为什么却有教辅资质呢？我为什么就没有呢？
方向明向管理当局苦苦求情，摆出了海浪社的种种困难。可是，他们说，他们管不了这许多，他们是吃这碗饭的，只管执行上级的指示，只能按规定办。他们还提醒方向明，不要钻牛角尖，不要讲这些空道理，现在不是讲道理的时候，是执行行政命令的时候。
他们总是有理，而方向明们总是不要讲道理。道理是被垄断的。
不久前，方向明出了一趟差，参加全国文艺出版社的年会。
会上，他向各兄弟出版社请教教辅问题。结果是，绝大部分出版社都有做教辅，和他一样，都较大程度地依赖教辅。
甲社长说：没有配套措施的政策能够实行吗？如果就这样贯彻下去，发生群体性事件怎么办？不是说稳定压倒一切吗？我们根本没有理睬上面这一套，照样做。
乙社长说：上面发这类文件，有时是为了交差——我们这么规定了哈，这样对上也就好交代了，也可以推卸责任——可是，我们怎么能当真呢，那不是自己搞自己吗？那不是自己整自己吗？我们省是连上面的文件都没有转发。
丙社长说：我们省是集团出面，把教辅统筹起来，统一归教育社做，但是，集团每年给我们七百万元的支助。
丁社长说：什么文件规定，中国有多少文件规定，有多少法律法规，有几条实行了？中央说，房地产不能乱涨价啊，可是，谁听了？不是还在疯狂地涨吗？为什么很多单位、很多部门都不按规定办，我们搞出版的就非要按规定办不可呢？
……
叽叽喳喳，众口一词，声讨不让做教辅的规定，声讨没有配套措施的所谓改革。
想到文艺社年会的情况，再看现在这个会，方向明极为无奈。在他印象中，外省出版社似乎什么事都可以做，什么书都能出，管理当局为出版社保驾护航。可是，在本省，每次会议，听到的就是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想到这，他心头的邪火直冒。在会上，他把以上各兄弟单位的观点陈述一遍。由于他情绪激动，在表述时，仿佛是在声讨。
出版局分管出版社的笪副局长听不下去了：“照你这么说，我们都不要执行上级的文件规定了？那我们不是行政不作为吗？”
方向明说：“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其他省的情况，是不是有值得我们参考的地方？其他省的出版管理部门，都是千方百计地帮助出版社渡过难关，我们为什么处处为难出版社呢？一有一条政策可以收拾出版社的，就如获至宝，为什么不对具体政策做具体分析呢？为什么不看看有没有可操作性呢？”
笪副局长提高了嗓门：“方向明，你违规操作的事还少吗？”
方向明也不示弱：“如果没有弹性，出版社能生存吗？”
大约没有出版社的人敢这样顶撞管理者吧，笪副局长十分恼怒，口不择言：“你要首先考虑你的乌纱帽能不能生存！”
说到乌纱帽，方向明冒火了，他竟当着一堆处级干部骂道：“我操，你以为我在乎这乌纱帽？老子在任职的会上就说了，我把乌纱帽放在桌面上办公，谁想要了，随时可以收走！”他声嘶力竭，几近喊出这几句话。 出版社的社长们都沉默不语。出版局的头头们一愣一愣的。副局长先生毕竟是一级一级爬上来的，爬到副厅级，当然晓得怎么掌控局面了。沉默了一二分钟，峰回路转，他突然堆出一堆真诚的假笑：“你别急嘛，别上火嘛，你的乌纱帽也不是我们就能收的，对不对？这是你们出版集团的事嘛，这还要通过省委宣传部嘛，这是没来由的事嘛。你急什么急啊？”
方向明也静静心，借此机会说了一大通出版社的种种困难，说了出版社职工如何的低收入，说了出版人怎样的没尊严。
笪副局长仿佛很震惊：“这是真的？你们职工的收入就一千多元？”
方向明说：“是的。我是说部分职工，但也不在少数。你们有兴趣的话，我可以为你们提供工资单。”
这次会议，也不知道是不是方向明捣乱的结果，结果是不了了之。
会后，笪副局长在电梯口对方向明说：“你不要误会啊，其实我们都在帮助你们啊！”语调似乎和缓了许多，并说：“我们打算把时间给模糊了，你们要整改，我们不提时间，这样，你们是不是可以有弹性了？”
方向明也客气道：“非常感谢，非常感谢！”他又软中带硬地说了一句：“老汉现在工作的唯一动力，就是提高职工的待遇，让职工生活得有尊严，其他一切，都无所谓了。”
笪副局长嬉笑道：“你才几岁啊，也老汉老汉的。”
方向明用经典表述结束了言不由衷的对话：“今天天气，哈哈，真还不错哈。”
为了稳定军心，方向明只对班子成员传达了会议精神，让大家想对策。他仿佛是在为自己打气：“一定要摆脱依赖教辅的局面。一定！一定！我有一个梦想，那就是，经过三五年的努力，让我们海浪社没有教辅也能生存。”话刚说完，他自己也感到虚脱般的无力，“可是，这几年怎么过呢？我们还有一身的债务，唉唉，无力回天啊！无力回天……”班子成员神色凝重，一律无语。
后来，本省出版界形容方向明这次发言时说，“他发飙了”。发飙，为什么不发呢？真是发飙了！
……
方向明感到身心俱疲。心想，他一天中要扮演多少个角色啊，与员工谈话，他像部队的指导员一样，要做许多思想工作;与学者、作家谈话，他也要略知一二，也要让自己成为学者和作家;与发行商谈话，他就得让自己变成一个商人了;还要与形形色色的宣传官员、教育官员、出版官员折腾……累，实在是累！
他想，出版的精英分子，应该是社会的最优秀的人才。社会上其他精英，一般只具有单一属性，比如，生产冰箱的，他永远面对的就是冰箱，冰箱的设计、生产和推销。搞政治的，他就天天玩官场那一套。但出版人至少具有三种以上的职业属性。第一，他具有企业属性，与企业一样他需要推销产品，而一般一家企业的产品都是单一的，而出版的每一件产品是不同的;第二，出版具有文化或事业属性，是精神产品，每一产品，在与作者商谈和向读者推销时，都要有话语准备;第三，因为中国出版是官办出版，要与形形色色的官员打交道。所以，搞出版的这一伙人，尤其是出版社的领导层，都是复合型人才。找一个书生容易，找一个纯粹的商人也多，找官员那有官场的规则，找一个搞出版的在以上三个方面都能应付的复合型人才，很难！所以，出版竞争从根本上看就是人才竞争。人是根本的因素，所有的事都是靠人做出来的。我们最缺少的是懂出版而又对出版很有激情的人。可是，他现在搞的是什么出版啊，他有什么激情啊！激情，狗屁，是一肚子的邪火！
方向明一天的工作就这么结束了。
晚上十点多离开办公室。这个时间段，电梯只方向明一人。到了一楼时，他突发奇想，把电梯从二层开始，三层、四层、五层，一直摁到最顶层，让它空跑！走出电梯，他莫名其妙地“哈哈哈”地笑出了声，没来由地开心极了。
出了办公楼，买了一根冰棒，啃着冰棒时，想起小时候，很多工人在礼堂长条椅上睡午觉，他悄悄潜入，点着了一串鞭炮，拔腿就跑……
他的性格中有捣乱的因子？此时，他就好想捣乱。
一整天都是坐，也没有时间锻炼。他现在要走路回家，既是锻炼，也是思考，他要回想一天的工作，要考虑明天的事务。
他家在郊外，要走一个多小时哩。一路上，一天的事在他脑子里过电影。他也在想自己发飙的事。
虽然，他自认为自己是不设防的人，因为不设防，对于他这样没背景、没靠山的人而言，就是最大的设防。但是，他也觉得这是修炼不够的表现。何必呢，何必呢，屁股指挥脑袋，自己对教辅是那么的深恶痛绝，自己要是坐在笪副局长的位置上，说不定比出版局的那些人出手更狠，肯定不会让教辅继续残害孩子。自己竟为自己痛恨的东西争得面红耳赤，唉，唉唉，自己可真够分裂的！何必呢，何苦呢，真是何苦来哉！
前面有一易拉罐，他来了兴致，一路踢着易拉罐回家。老大一个人，像孩子一样，不时引来路人观望。他还真的踢了一个多小时的易拉罐。这小玩意还真被他踢回到家门口。
于是，一天的烦恼全没了。
上周吧，也是步行回家，看见两个孩子在跳绳。方向明想，这个我也会啊！老夫聊发少年狂，他让那两个孩子借他跳跳。他跳出了一身臭汗。可是，一不小心，跌了一个狗吃屎，膝盖上渗出了血，这会儿还疼哩！
他想，自己怎么变得像孩子一样呢？怎么这么淘气呢？怎么老想着捣乱呢？太累了，还是自己老了？
到家时，他捡起易拉罐玩赏，像是玩赏他的小玩意，像是玩赏他的童年，他好开心啊！
责任编辑 石华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