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本文认为，钱钟书在文学创作上完成了两次心理转型——从传统忧患意识到现代忧患意识，从非理性主义到现代理性主义，由此入手，文章论述了钱钟书的创作成就，及其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价值、地位。
[关键词] 钱钟书 创作心里 忧患感 心理感 历史感
钱钟书的文学创作既有现实主义品格，又有现代主义品格，这种肯定代表了这些年来学术界对以《围城》为代表的钱钟书文学创作的总体评价。本文试图以创作心理研究为主线，把钱钟书这样一个学贯中西、融通古今的学者型作家，放到波澜壮阔、传统与现代双重变奏的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中，对他的文学创作——以现代的白话文体写的全部作品、适当考虑旧体诗和外文作品——作深层把握，并观照整个20 世纪的中国文学和以后更长时间内的文学走向。亦即，我们要阐释钱钟书文学创作深刻的人生忧患感、深沉的文化心理感和深蕴的历史感。
第一，与大多数中国现代作家相比，钱钟书与中国文学传统有更深的亲缘, 然而，他的作品又有更强烈的现代色彩。原因在于他完成了从以社会伦理为本体的传统忧患意识到以人类学哲学为本体的现代忧患意识的心理转型。在完成其主要的现代作品之前，钱钟书已是一个出色的旧体诗人和中国古代文艺批评史家(1)。钱钟书作为一个对西方文学传统和现代文化思潮有深层把握的现代作家，他与中国文学传统的深切亲缘并没有产生归附意识，而是予以冷峻的观照。在此应该提及他早年的两篇英文论文，一是《中国古剧中的悲剧》(2) ，文章在与西方戏剧比较中，认为中国悲剧缺乏西方那种由崇高引起的激情意识，使观众只简单地停留在对悲剧人物的个人同情中。一是他为《中国年鉴》(1944 - 45) 写的《中国文学》一文, 他对中国小说的评论很值得我们注意。他说:“中国讽刺作家只徘徊在表层, 从未深入探察人性的根本颓败。…正如中国戏剧家缺乏‘悲剧的正义’的意识，中国讽刺作家也缺乏火一般地将所触及的污秽事物净化的狂暴的愤恨(3)。”很少有别的中国现代作家能像钱钟书那样对自己所属的知识阶层作出尖锐的讽刺和无情的批判，其程度之激烈, 的确做到如他自己所说的“火一般地将所触及的污秽事物净化的狂暴的愤恨”，在他最亲密的交游圈子中都曾引起不满(4)。对中国文学传统的亲缘和现代审视使钱钟书在创作心态上，完成了从传统忧患意识到现代忧患意识的转型。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传统文学的精神是被社会伦理高度规范化的, 所谓“文以载道”。“文以载道”说充分体现了以社会伦理为主导的价值座标系统 (5)。在此价值系统中，贯穿于整个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忧患意识是中国文艺以社会伦理为本体的突出表现。这种忧患意识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可谓渊源流长，绵延不绝。钱钟书身处国弱民穷、“忧患遍均安得外”(6)的现代中国，当他把心智投向文学传统时，对作为中国文学主导精神之一的忧患意识有更深刻的体验。
第二，对整个人类意义上的人性弱点和人性困境的揭示。钱钟书的创作是扎在人性那颗鼓胀起勃的虚荣心上的一根刺，在《围城》里，虚荣满街在跑，如苍蝇灰尘，飞粘在每一个人身上，买假文凭的方鸿渐、伪造剧作家签名赠书的范小姐等等，他要通过虚荣心这一普遍的人性弱点来描写来揭示人性的颓败时，却又自然而然由男及女、由上层到下层、由有识到无知。所以有研究者说，钱钟书是对人类虚荣心有高度兴趣的作家[7]。
对于钱钟书这样一个吞吐百家的学者型作家来说，我认为要打破常规“影响模式”研究，重要的不是去考察他所受影响的方式和程度，而是要探讨他对非理性主义的消纳。这种消纳集中体现在下面两个事实反差中:
一、他的作品有现代性，但是他的创作手法又背离现代性，我们几乎看不出有现代主义色彩的叙事技巧和其他手法。二、在创作心理态势上, 现代主义通常所具的神秘感、恐惧感和骚动感被高度消解了，反而呈现一种强烈的理智感，以至开始出现对情感的抑制。我认为这种创作手法和创作心理上的反现代性与作品本身的现代品格形成的鲜明对照，标明他完成了另一次心理转型：从非理性主义到现代理性主义。
这表现有两点：第一、艺术意向的理蕴化。
在钱钟书的艺术传达中，自觉地把哲理品格作为最高的追求，形象的描写逐渐向哲理品格的陶铸推移，从而呈现由形而下的形体性向形而上的精神性递进的趋势。
第二、艺术情感的理智化人们往往简单化地把钱钟书作品的情感浓度不足归结为运典过多, 引譬过繁。我觉得要深入到他创作心理上去考虑。我很愿意拈出对他旧体诗的一个精到的一字之评“紧”来描述。[8] 这一“紧”在他的现代作品中体现得更充分, 其内涵也较丰富, 不是泛泛的“以理抑情”和“才大于情”所能涵盖。
一、以理抑情。钱钟书对这种理智感是有自觉的, 他总想放松自己，让一直紧绷着理智之弦舒缓下来，但很难，只有当叙事完成一个段落或全部完成时，才出现抑制的零度，就像在紧张工作之余或中途暂停松口气一样，钱钟书的情感才有完全的抒发。
二、情来扰理。哲学思维的高强度介入不仅造成对情感的抑制。《围城》就出现这种情况，最明显的事实就是哲学主题与整体文学形象还有脱节，也即生存困境的揭示没有完全到位。正如杨绛所说的，如果能让方鸿渐和唐晓芙结为眷属,再吵架闹翻，这样结婚如进出“围城”的意义就阐发得更透辟了。这里没有透辟下去的原因，我认为在于：钱钟书艺术情感哲理化有些过火，从而在“紧”的心理态势中出现了一种失控。
三、钱钟书的创作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智性型作家群最高的文学成就。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容评估过高, 但他给中国文学发展的参照价值应予重视。
钱钟书的文学创作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中途停止了, 他带给20世纪中国文学的启示还是非常深刻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为什么只有鲁迅这么一个理性的高峰——它如阳光下孤独的雪峰一直在傲视我们。近半个世纪前,当钱钟书完成《围城》之后, 着手创作另一部长篇小说《百合心》, 可惜没有完成。从作者本人提供的创作意图来说, [9]作品会有更强的哲理品格。这种理智感对于钱钟书自身的创作来说, 可能过强了, 但对于大多数中国作家来说, 又是太缺乏了。他们能轻易地避开了钱钟书“紧”的心理障碍, 恰恰说明他们的创作心理结构上有严重的缺陷。没有经历过这种心理障碍如果是由学识贫瘠和智性弱化直接引起的, 那么, 这也是种心理障碍, 一种没有障碍的障碍。因而, 钱钟书个人的创作心理障碍又是整个中国文学发展的心理障碍——它阻碍了中国文学向更高层次发展。在下个世纪或更长时期内, 中国文学要想取得长足的发展或突破性的进展, 就必须集体体验钱钟书的心理障碍。这种体验当然是令人不快的,因为它会遏制渲泄的快感； 甚至是痛苦的,如本世纪初王国维“抑”于哲学与诗歌中,如本世纪40年代钱钟书艺术创造力在“紧”的态势中严重失常。但正如钱钟收在一篇散文中说的“人生虽然痛苦, 却并不悲观”。中国文学必须向着痛苦微笑, 那样在理性的殿堂里, 鲁迅才不再寂寞身单, 中国文学才再会有一次辉煌。
参考文献：
[1] 1934 年和1940 年钱钟书先后自行刊印过两部旧体诗集《中书君诗》和《中书君近诗》.
[2] 该文刊于《天下月刊》1卷1 期, 1935 年8 月.
[3] 转引[ 美] 胡志德《钱钟书》中译本第39—40页,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0 年.
[4]《围城》里有一句话, 说做教授的秘诀是先把 “讲义当著作出版, 再把著作当讲义”, 钱钟书后来说此言引起朋友们的抗议, 公开声明说改为“先把图书馆的书放到自己的书里,再把自己的书放到图书馆里”。参《杂言——关于著作的》,《观察》4 卷2 期, 1948 年3 月6 日.
[5]《论复古》,《大公报》1934 年10 月17 日.
[6] 这是钱钟书在湖南蓝田师院时写的, 转引吴忠匡《记钱钟书先生》,《随笔》1988 年4 期.
[7] 参E·冈恩《被冷落的缪斯》第5 章, 引文见《钱钟书杨绛研究资料集》第152 页,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 年.
[8]钱钟书曾对吴忠匡谈诗云:“或者病吾诗一 ‘紧’字, 是亦知言”。吴忠匡《记钱钟书先生》,《随笔》1989 年4 期.
[9]参《〈围城〉重印前记》.
[关键词] 钱钟书 创作心里 忧患感 心理感 历史感
钱钟书的文学创作既有现实主义品格，又有现代主义品格，这种肯定代表了这些年来学术界对以《围城》为代表的钱钟书文学创作的总体评价。本文试图以创作心理研究为主线，把钱钟书这样一个学贯中西、融通古今的学者型作家，放到波澜壮阔、传统与现代双重变奏的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中，对他的文学创作——以现代的白话文体写的全部作品、适当考虑旧体诗和外文作品——作深层把握，并观照整个20 世纪的中国文学和以后更长时间内的文学走向。亦即，我们要阐释钱钟书文学创作深刻的人生忧患感、深沉的文化心理感和深蕴的历史感。
第一，与大多数中国现代作家相比，钱钟书与中国文学传统有更深的亲缘, 然而，他的作品又有更强烈的现代色彩。原因在于他完成了从以社会伦理为本体的传统忧患意识到以人类学哲学为本体的现代忧患意识的心理转型。在完成其主要的现代作品之前，钱钟书已是一个出色的旧体诗人和中国古代文艺批评史家(1)。钱钟书作为一个对西方文学传统和现代文化思潮有深层把握的现代作家，他与中国文学传统的深切亲缘并没有产生归附意识，而是予以冷峻的观照。在此应该提及他早年的两篇英文论文，一是《中国古剧中的悲剧》(2) ，文章在与西方戏剧比较中，认为中国悲剧缺乏西方那种由崇高引起的激情意识，使观众只简单地停留在对悲剧人物的个人同情中。一是他为《中国年鉴》(1944 - 45) 写的《中国文学》一文, 他对中国小说的评论很值得我们注意。他说:“中国讽刺作家只徘徊在表层, 从未深入探察人性的根本颓败。…正如中国戏剧家缺乏‘悲剧的正义’的意识，中国讽刺作家也缺乏火一般地将所触及的污秽事物净化的狂暴的愤恨(3)。”很少有别的中国现代作家能像钱钟书那样对自己所属的知识阶层作出尖锐的讽刺和无情的批判，其程度之激烈, 的确做到如他自己所说的“火一般地将所触及的污秽事物净化的狂暴的愤恨”，在他最亲密的交游圈子中都曾引起不满(4)。对中国文学传统的亲缘和现代审视使钱钟书在创作心态上，完成了从传统忧患意识到现代忧患意识的转型。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传统文学的精神是被社会伦理高度规范化的, 所谓“文以载道”。“文以载道”说充分体现了以社会伦理为主导的价值座标系统 (5)。在此价值系统中，贯穿于整个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忧患意识是中国文艺以社会伦理为本体的突出表现。这种忧患意识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可谓渊源流长，绵延不绝。钱钟书身处国弱民穷、“忧患遍均安得外”(6)的现代中国，当他把心智投向文学传统时，对作为中国文学主导精神之一的忧患意识有更深刻的体验。
第二，对整个人类意义上的人性弱点和人性困境的揭示。钱钟书的创作是扎在人性那颗鼓胀起勃的虚荣心上的一根刺，在《围城》里，虚荣满街在跑，如苍蝇灰尘，飞粘在每一个人身上，买假文凭的方鸿渐、伪造剧作家签名赠书的范小姐等等，他要通过虚荣心这一普遍的人性弱点来描写来揭示人性的颓败时，却又自然而然由男及女、由上层到下层、由有识到无知。所以有研究者说，钱钟书是对人类虚荣心有高度兴趣的作家[7]。
对于钱钟书这样一个吞吐百家的学者型作家来说，我认为要打破常规“影响模式”研究，重要的不是去考察他所受影响的方式和程度，而是要探讨他对非理性主义的消纳。这种消纳集中体现在下面两个事实反差中:
一、他的作品有现代性，但是他的创作手法又背离现代性，我们几乎看不出有现代主义色彩的叙事技巧和其他手法。二、在创作心理态势上, 现代主义通常所具的神秘感、恐惧感和骚动感被高度消解了，反而呈现一种强烈的理智感，以至开始出现对情感的抑制。我认为这种创作手法和创作心理上的反现代性与作品本身的现代品格形成的鲜明对照，标明他完成了另一次心理转型：从非理性主义到现代理性主义。
这表现有两点：第一、艺术意向的理蕴化。
在钱钟书的艺术传达中，自觉地把哲理品格作为最高的追求，形象的描写逐渐向哲理品格的陶铸推移，从而呈现由形而下的形体性向形而上的精神性递进的趋势。
第二、艺术情感的理智化人们往往简单化地把钱钟书作品的情感浓度不足归结为运典过多, 引譬过繁。我觉得要深入到他创作心理上去考虑。我很愿意拈出对他旧体诗的一个精到的一字之评“紧”来描述。[8] 这一“紧”在他的现代作品中体现得更充分, 其内涵也较丰富, 不是泛泛的“以理抑情”和“才大于情”所能涵盖。
一、以理抑情。钱钟书对这种理智感是有自觉的, 他总想放松自己，让一直紧绷着理智之弦舒缓下来，但很难，只有当叙事完成一个段落或全部完成时，才出现抑制的零度，就像在紧张工作之余或中途暂停松口气一样，钱钟书的情感才有完全的抒发。
二、情来扰理。哲学思维的高强度介入不仅造成对情感的抑制。《围城》就出现这种情况，最明显的事实就是哲学主题与整体文学形象还有脱节，也即生存困境的揭示没有完全到位。正如杨绛所说的，如果能让方鸿渐和唐晓芙结为眷属,再吵架闹翻，这样结婚如进出“围城”的意义就阐发得更透辟了。这里没有透辟下去的原因，我认为在于：钱钟书艺术情感哲理化有些过火，从而在“紧”的心理态势中出现了一种失控。
三、钱钟书的创作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智性型作家群最高的文学成就。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容评估过高, 但他给中国文学发展的参照价值应予重视。
钱钟书的文学创作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中途停止了, 他带给20世纪中国文学的启示还是非常深刻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为什么只有鲁迅这么一个理性的高峰——它如阳光下孤独的雪峰一直在傲视我们。近半个世纪前,当钱钟书完成《围城》之后, 着手创作另一部长篇小说《百合心》, 可惜没有完成。从作者本人提供的创作意图来说, [9]作品会有更强的哲理品格。这种理智感对于钱钟书自身的创作来说, 可能过强了, 但对于大多数中国作家来说, 又是太缺乏了。他们能轻易地避开了钱钟书“紧”的心理障碍, 恰恰说明他们的创作心理结构上有严重的缺陷。没有经历过这种心理障碍如果是由学识贫瘠和智性弱化直接引起的, 那么, 这也是种心理障碍, 一种没有障碍的障碍。因而, 钱钟书个人的创作心理障碍又是整个中国文学发展的心理障碍——它阻碍了中国文学向更高层次发展。在下个世纪或更长时期内, 中国文学要想取得长足的发展或突破性的进展, 就必须集体体验钱钟书的心理障碍。这种体验当然是令人不快的,因为它会遏制渲泄的快感； 甚至是痛苦的,如本世纪初王国维“抑”于哲学与诗歌中,如本世纪40年代钱钟书艺术创造力在“紧”的态势中严重失常。但正如钱钟收在一篇散文中说的“人生虽然痛苦, 却并不悲观”。中国文学必须向着痛苦微笑, 那样在理性的殿堂里, 鲁迅才不再寂寞身单, 中国文学才再会有一次辉煌。
参考文献：
[1] 1934 年和1940 年钱钟书先后自行刊印过两部旧体诗集《中书君诗》和《中书君近诗》.
[2] 该文刊于《天下月刊》1卷1 期, 1935 年8 月.
[3] 转引[ 美] 胡志德《钱钟书》中译本第39—40页,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0 年.
[4]《围城》里有一句话, 说做教授的秘诀是先把 “讲义当著作出版, 再把著作当讲义”, 钱钟书后来说此言引起朋友们的抗议, 公开声明说改为“先把图书馆的书放到自己的书里,再把自己的书放到图书馆里”。参《杂言——关于著作的》,《观察》4 卷2 期, 1948 年3 月6 日.
[5]《论复古》,《大公报》1934 年10 月17 日.
[6] 这是钱钟书在湖南蓝田师院时写的, 转引吴忠匡《记钱钟书先生》,《随笔》1988 年4 期.
[7] 参E·冈恩《被冷落的缪斯》第5 章, 引文见《钱钟书杨绛研究资料集》第152 页,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 年.
[8]钱钟书曾对吴忠匡谈诗云:“或者病吾诗一 ‘紧’字, 是亦知言”。吴忠匡《记钱钟书先生》,《随笔》1989 年4 期.
[9]参《〈围城〉重印前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