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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李兆麟曾在东北战场为驱逐日寇顽强战斗了14年，是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将领。
父亲生于1910年11月2日，原名李超兰，进行抗日救国地下工作时化名李烈生，在参加抗联后化名张寿篯。父亲志向高远，面对国土沦丧、政府无为的严酷现实，一腔热血的他曾在书箱上镌刻下“运思出奇，横扫千军”八个大字，表达收回祖国河山的雄心壮志。父亲的战友冯仲云将军曾经撰文评价他：“寿篯在北满享有盛名，人民敬之若神，称为民族英雄、北满抗日统帅。这绝不是偶然的成就，而是由于他在保卫祖国战争中不朽的功勋所得来的。”
1930年，父亲在北平中国大学就读期间加入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并加入共青团。1931年7月，父亲加入共产党。当年年底，父亲受抗日救国会的委派返回东北，到家乡辽阳一带组织抗日武装。他骑着家里的白马，联络辽阳、奉天（今沈阳）、本溪一带的“长江队”“燕子队”等山林队。在“为了祖国、民族要打鬼子”的号召下，这些山林队纷纷表示愿意联合起来抗日救国。次年3月，父亲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名义，在三家子陈楚英院内主持召开了有五十多人参加的各队领袖会议，宣告正式成立东北义勇军第二十四路军，以小堡为中心，在辽阳、奉天、本溪之间的广大地区开展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斗争。
父亲带领的这路抗日队伍不久就攻克铧子沟矿，活捉了前日本关东军工兵司令、八大矿矿长久留岛。1932年7月，义勇军已发展到六七千人，父亲又联络奉界的林子升和辽阳各地的山林队及东北义勇军第二十四路军近万人，于8月28日深夜攻打奉天，冲入南关和飞机场。敌伪公安队、城内伪军警和便衣队中的内应协同行动，破坏了航空处、兵工厂、电台，烧毁飞机库并烧坏飞机7架。这一壮举轰动了全中国，痛击了日本关东军司令部。
1932年冬，由于日寇从上海等地调集重兵加紧围剿义勇军，第二十四路义勇军被打散了，父亲被迫离开家乡辽阳，先后到本溪、沈阳，化名“孙正宗”，在煤矿和伪满军队里从事地下抗日活动，成立了“矿工抗日救国会”，策动伪军起义抗日。
1933年6月，由于叛徒告密，父亲受到日伪的追捕，奶奶和姑姑为了掩护父亲而被捕。因为家中无人，幸亏邻居一位大娘慌忙跑来报信，父亲才得以逃脱。之后，党组织调父亲到哈尔滨担任北满省委军委负责人，父亲化名“张寿篯”，参与抗日联军的创建工作。从此，他与家人彻底失去联络，再也没有回到家乡。
1934年6月29日，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在珠河正式成立，父亲任代理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寇对东北抗联进行了全面围剿，抗联部队损失巨大。1938年11月，党组织决定抗联队伍西征。
西征途中，在百里不见人烟的林海雪原，战士们身上带的粮食很快就吃光了，只得吃干蘑菇、皮带和发霉的烂马皮。饥饿、严寒及长途跋涉，令战士们疲惫不堪，不少战士还没有到达西征的目的地，就倒在皑皑白雪的林海里。零下40多度，战士们在森林里露营，当大家入睡后，父亲总是一边同其他领导同志研究第二天的行动计划，一边给篝火添柴。有时，父亲怕战士们冻坏身体，还不时把熟睡的战士叫起来活动活动再睡。在征途中遇到困难的时候，他经常鼓励大家说：“我们的西征就快到达目的地了，大家要坚持斗争，度过这黎明前的黑暗！”
经过一个月的长途跋涉，父亲的部队终于在当年12月底到达小兴安岭西麓海伦境内的六军三师后方白马石，与王明贵等领导率领的西征先头部队胜利会师。
1939年秋，王钧、王明贵率三支队去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活动，父亲在后方和年老体弱的战士及女同志照顾十几名伤病员。一场暴雨后，河水猛涨，低洼地一片汪洋。父亲他们被困在南北河东部的森林里达五十多天。身上的干粮吃光后，只得忍痛杀掉战马充饥。可是，最后连马皮都吃光了，河水仍没退去，他们只能捡些野菜、树叶充饥。每次分食物时，父亲总是先分给伤病员，然后给年老体弱的战士和女同志，轮到他自己时往往已经所剩无几。大家不忍心，就把自己分到的送给他一些，但父亲坚持不要。他还忍受着饥饿的痛苦，乐观地给大家讲古代的伯夷、叔齐宁愿饿死在首阳山也不食周粟的故事，鼓励大家克服困难。当同志们情绪低落时，父亲鼓励大家说：“我们宁肯饿死，也要忠于祖国，决不能动摇抗日到底的信念。”他还诙谐地说：“同志们，等到打跑了鬼子，我请你们吃饺子，咱们一块到哈尔滨去看京戏。你们看咋样？”逗得大家都笑了。
就在父亲他们危在旦夕的时刻，一个姓兰的交通员从中苏边境给父亲带来了重要信件，同时，还带来一些炒面和粮食。战士们见到吃的，恨不得一次吃个饱。可是由于长时间挨饿，一旦吃得过饱，就会立即断肠丧命。为此，父亲提醒并监督大家：先是喝稀米汤，然后再慢慢地增加食量，从而挽救了这二十多个战士的性命。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增兵东北达76万兵力，妄图一举消灭东北抗日联军。为了保存实力，抗联队伍转移到苏联境内，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即八十八旅）。在苏联，父亲坚持学习，不时派出小分队回东北打探情报。也正是在苏联，哥哥和我先后降生，按照苏联卫国英雄的名字取名为“力克”和“卓亚”，沿用至今。父亲希望我们也能成为对祖国有贡献的人。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周保中、冯仲云与父亲领导东北抗日联军向黑龙江、吉林进发，配合苏联红军痛击日本关东军，解放了沦陷14年的东北，终于“夺回我河山”。
东北光复后，父亲受党的派遣到滨江省政府任副主席，住着十分简陋的旧房间，连张床都没有。父亲的警卫员李桂林要去弄一张床，父亲坚决不让，他说：“老百姓还没有翻身，咱们要艰苦奋斗啊！”父亲和警卫员把两个旧木箱子一并，上边放一个草垫子说：“这不是挺好嘛，打游击的时候，我们哪里睡过这么好的床！”
苏军进驻哈尔滨后，苏军司令部为履行“中苏友好协定”（因当时苏联同国民党政府有外交关系），要求我党政机关和5000人的保安队撤出哈尔滨，开展农村工作，留一部分同志在城内从事地下工作。国民党政府于1945年12月下旬接收了哈尔滨和滨江省政府后，父亲即辞去滨江省副主席职务，以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出任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会长。他经常关心青年人的成长，成为哈尔滨一些进步青年的知心朋友。在哈尔滨军医大学毕业典礼上，他曾赠书信一封，信中写道：“同学们，你们现在已毅然踏上了进步的途径……探求真理的大道……我们决不能以此微微的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我们要加倍警惕……在斗争中来巩固既成的和平……取得真正民主和实现我们远大的理想。”
父亲在中苏友好协会工作期间，正是国共两党重庆谈判后的停战阶段。由于特殊环境下的工作，经常与国民党方面的上层人物打交道。他时时无情地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和平、撕毁停战协议的阴谋，敌人对他又怕又恨，多次想谋害他。但父亲总若无其事地说：“杀我干什么？我值几文钱？抗战这么多年，都说我是福将，日本鬼子的枪子儿在我的背包和棉大衣上打了八九个眼，也没碰到我的肉。” 他还说，“如果真遇上这事儿，要以我的血换哈尔滨人民不流血，那也是值得的。”没想到，一语成谶。
1946年3月8日，哈尔滨市第一次庆祝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在马迭尔饭店召开了庆祝大会。父亲为大会题词：“女同胞们！团结起来，为自己的解放而奋斗！”没想到，就在第二天，父亲在赴约时被敌人安插的特务蒙骗，喝下含有氰化钾的茶水，昏倒在地。一群潜伏的刽子手趁机蹿出，用刺刀、匕首朝他猛刺，将他残忍地杀害。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为中国革命而死难的亲人和先烈们安息吧！
（杨雪根据张卓亚口述及博客内容整理）
父亲生于1910年11月2日，原名李超兰，进行抗日救国地下工作时化名李烈生，在参加抗联后化名张寿篯。父亲志向高远，面对国土沦丧、政府无为的严酷现实，一腔热血的他曾在书箱上镌刻下“运思出奇，横扫千军”八个大字，表达收回祖国河山的雄心壮志。父亲的战友冯仲云将军曾经撰文评价他：“寿篯在北满享有盛名，人民敬之若神，称为民族英雄、北满抗日统帅。这绝不是偶然的成就，而是由于他在保卫祖国战争中不朽的功勋所得来的。”
1930年，父亲在北平中国大学就读期间加入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并加入共青团。1931年7月，父亲加入共产党。当年年底，父亲受抗日救国会的委派返回东北，到家乡辽阳一带组织抗日武装。他骑着家里的白马，联络辽阳、奉天（今沈阳）、本溪一带的“长江队”“燕子队”等山林队。在“为了祖国、民族要打鬼子”的号召下，这些山林队纷纷表示愿意联合起来抗日救国。次年3月，父亲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名义，在三家子陈楚英院内主持召开了有五十多人参加的各队领袖会议，宣告正式成立东北义勇军第二十四路军，以小堡为中心，在辽阳、奉天、本溪之间的广大地区开展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斗争。
父亲带领的这路抗日队伍不久就攻克铧子沟矿，活捉了前日本关东军工兵司令、八大矿矿长久留岛。1932年7月，义勇军已发展到六七千人，父亲又联络奉界的林子升和辽阳各地的山林队及东北义勇军第二十四路军近万人，于8月28日深夜攻打奉天，冲入南关和飞机场。敌伪公安队、城内伪军警和便衣队中的内应协同行动，破坏了航空处、兵工厂、电台，烧毁飞机库并烧坏飞机7架。这一壮举轰动了全中国，痛击了日本关东军司令部。
1932年冬，由于日寇从上海等地调集重兵加紧围剿义勇军，第二十四路义勇军被打散了，父亲被迫离开家乡辽阳，先后到本溪、沈阳，化名“孙正宗”，在煤矿和伪满军队里从事地下抗日活动，成立了“矿工抗日救国会”，策动伪军起义抗日。
1933年6月，由于叛徒告密，父亲受到日伪的追捕，奶奶和姑姑为了掩护父亲而被捕。因为家中无人，幸亏邻居一位大娘慌忙跑来报信，父亲才得以逃脱。之后，党组织调父亲到哈尔滨担任北满省委军委负责人，父亲化名“张寿篯”，参与抗日联军的创建工作。从此，他与家人彻底失去联络，再也没有回到家乡。
1934年6月29日，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在珠河正式成立，父亲任代理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寇对东北抗联进行了全面围剿，抗联部队损失巨大。1938年11月，党组织决定抗联队伍西征。
西征途中，在百里不见人烟的林海雪原，战士们身上带的粮食很快就吃光了，只得吃干蘑菇、皮带和发霉的烂马皮。饥饿、严寒及长途跋涉，令战士们疲惫不堪，不少战士还没有到达西征的目的地，就倒在皑皑白雪的林海里。零下40多度，战士们在森林里露营，当大家入睡后，父亲总是一边同其他领导同志研究第二天的行动计划，一边给篝火添柴。有时，父亲怕战士们冻坏身体，还不时把熟睡的战士叫起来活动活动再睡。在征途中遇到困难的时候，他经常鼓励大家说：“我们的西征就快到达目的地了，大家要坚持斗争，度过这黎明前的黑暗！”
经过一个月的长途跋涉，父亲的部队终于在当年12月底到达小兴安岭西麓海伦境内的六军三师后方白马石，与王明贵等领导率领的西征先头部队胜利会师。
1939年秋，王钧、王明贵率三支队去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活动，父亲在后方和年老体弱的战士及女同志照顾十几名伤病员。一场暴雨后，河水猛涨，低洼地一片汪洋。父亲他们被困在南北河东部的森林里达五十多天。身上的干粮吃光后，只得忍痛杀掉战马充饥。可是，最后连马皮都吃光了，河水仍没退去，他们只能捡些野菜、树叶充饥。每次分食物时，父亲总是先分给伤病员，然后给年老体弱的战士和女同志，轮到他自己时往往已经所剩无几。大家不忍心，就把自己分到的送给他一些，但父亲坚持不要。他还忍受着饥饿的痛苦，乐观地给大家讲古代的伯夷、叔齐宁愿饿死在首阳山也不食周粟的故事，鼓励大家克服困难。当同志们情绪低落时，父亲鼓励大家说：“我们宁肯饿死，也要忠于祖国，决不能动摇抗日到底的信念。”他还诙谐地说：“同志们，等到打跑了鬼子，我请你们吃饺子，咱们一块到哈尔滨去看京戏。你们看咋样？”逗得大家都笑了。
就在父亲他们危在旦夕的时刻，一个姓兰的交通员从中苏边境给父亲带来了重要信件，同时，还带来一些炒面和粮食。战士们见到吃的，恨不得一次吃个饱。可是由于长时间挨饿，一旦吃得过饱，就会立即断肠丧命。为此，父亲提醒并监督大家：先是喝稀米汤，然后再慢慢地增加食量，从而挽救了这二十多个战士的性命。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增兵东北达76万兵力，妄图一举消灭东北抗日联军。为了保存实力，抗联队伍转移到苏联境内，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即八十八旅）。在苏联，父亲坚持学习，不时派出小分队回东北打探情报。也正是在苏联，哥哥和我先后降生，按照苏联卫国英雄的名字取名为“力克”和“卓亚”，沿用至今。父亲希望我们也能成为对祖国有贡献的人。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周保中、冯仲云与父亲领导东北抗日联军向黑龙江、吉林进发，配合苏联红军痛击日本关东军，解放了沦陷14年的东北，终于“夺回我河山”。
东北光复后，父亲受党的派遣到滨江省政府任副主席，住着十分简陋的旧房间，连张床都没有。父亲的警卫员李桂林要去弄一张床，父亲坚决不让，他说：“老百姓还没有翻身，咱们要艰苦奋斗啊！”父亲和警卫员把两个旧木箱子一并，上边放一个草垫子说：“这不是挺好嘛，打游击的时候，我们哪里睡过这么好的床！”
苏军进驻哈尔滨后，苏军司令部为履行“中苏友好协定”（因当时苏联同国民党政府有外交关系），要求我党政机关和5000人的保安队撤出哈尔滨，开展农村工作，留一部分同志在城内从事地下工作。国民党政府于1945年12月下旬接收了哈尔滨和滨江省政府后，父亲即辞去滨江省副主席职务，以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出任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会长。他经常关心青年人的成长，成为哈尔滨一些进步青年的知心朋友。在哈尔滨军医大学毕业典礼上，他曾赠书信一封，信中写道：“同学们，你们现在已毅然踏上了进步的途径……探求真理的大道……我们决不能以此微微的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我们要加倍警惕……在斗争中来巩固既成的和平……取得真正民主和实现我们远大的理想。”
父亲在中苏友好协会工作期间，正是国共两党重庆谈判后的停战阶段。由于特殊环境下的工作，经常与国民党方面的上层人物打交道。他时时无情地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和平、撕毁停战协议的阴谋，敌人对他又怕又恨，多次想谋害他。但父亲总若无其事地说：“杀我干什么？我值几文钱？抗战这么多年，都说我是福将，日本鬼子的枪子儿在我的背包和棉大衣上打了八九个眼，也没碰到我的肉。” 他还说，“如果真遇上这事儿，要以我的血换哈尔滨人民不流血，那也是值得的。”没想到，一语成谶。
1946年3月8日，哈尔滨市第一次庆祝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在马迭尔饭店召开了庆祝大会。父亲为大会题词：“女同胞们！团结起来，为自己的解放而奋斗！”没想到，就在第二天，父亲在赴约时被敌人安插的特务蒙骗，喝下含有氰化钾的茶水，昏倒在地。一群潜伏的刽子手趁机蹿出，用刺刀、匕首朝他猛刺，将他残忍地杀害。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为中国革命而死难的亲人和先烈们安息吧！
（杨雪根据张卓亚口述及博客内容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