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曾经的远东金融中心，如今站上了新的起点。
　　3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下称《意见》）。会议提出，到2020年，将上海基本建成与中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当的国际金融中心、具有全球航运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航运中心。
　　《意见》是中央首次以国家文件的形式，对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下称“两个中心”）建设进行系统规划指导。这也是2005年6月中央批准浦东新区综合配套改革以来，第二次专门就上海的改革发展出台政策性文件。
　　多年愿望成真，但前路绝非坦途。上海自身正面临严峻的经济形势和转型压力，来自香港、北京等其他城市的挑战依然强劲，而依靠政策优惠即可一路畅通的时代已经结束。
　　在改革相对滞后、开放亦嫌不足的金融领域，上海能否突破政策环境的约束，承担更多创新和开放的职责，则是更严峻的挑战。
　　从根本上说，上海能否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取决于中国经济发展和人民币走向国际货币的进程。这是中国崛起带来的历史性机遇，也是历史性的挑战。
　　
　　金融开放 上海优先
　　
　　从1991年邓小平提出“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到1992年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大报告中提出“尽快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再到胡锦涛2004年视察上海时指示上海要建成国际金融中心，时至今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已然走过了18年的历程，仍鲜见重要突破。
　　这既有上海缺乏“一行三会”、四大商业银行总部的原因，也与中国的金融业政策环境有关。
　　在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建文看来，金融是国民经济中最关键的产业，但目前也是各大产业中市场化改革最滞后的环节，国际化程度很低。上海要发展金融产业也好，建设金融中心也好，制度层面的约束是最主要的约束。“不要说大的方面进行调整，连一个产品的创新也需要北京批。”
　　也正因此，上海金融业界和学界均对此次“两个中心”方案中的众多政策突破颇多期待。
　　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方案中，对金融服务业加大对外开放着墨颇多。
　　《意见》中提出，稳步推进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优先安排在上海发展；根据国家金融对外开放的总体程度，支持设在上海的合资证券公司、合资基金公司率先扩大开放范围。
　　《意见》赋予上海不少可具体操作的政策，如逐步扩大国际多边金融机构发行人民币债券规模，稳步启动在国内有长期业务经营的境外企业发行人民币债券，并适时启动符合条件的境外企业发行人民币股票。
　　此外，《意见》还提出了对在上海的外资法人银行给予企业所得税过渡期优惠政策；在上海开展引入外商独资信用评级机构试点，并允许其开展公司债券评级等业务；在洋山深水港区探索开展期货保税交割业务；培育和吸引具有综合经营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金融控股集团，积极发展各类金融业务等加大开放力度的政策。
　　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方星海表示，《意见》的出台，宣示了中国政府加大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态度，中国政府不会因为国际金融危机而关起大门、封闭金融市场。
　　这也对上海把握政策机遇，承担更多金融创新和开放的职责，提出了挑战。
　　
　　


　　国内金融中心之争
　　
　　《意见》提出，中国在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产品等方面重要的改革创新，原则在上海先行先试。这样，原须借道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一些金融创新，有望扩大到上海全市。
　　对于“先行先试”，上海期待已久。这既是金融业自身发展的迫切需求，也有利于上海在与其他国内城市的竞争中抢得先机。
　　在中国的金融大门完全开放之前，上海首先要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内金融中心，在金融资源，如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人才等方面达到集聚效应。
　　为此，上海不仅需要和手握监管审批大权的中央部委、“一行三会”打好交道，也需要处理与天津、北京、深圳等一系列追赶者的关系。
　　近年来，提及金融中心概念的内地城市有：北京，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深圳，港深国际金融中心；天津，北方金融中心；重庆，长江上游地区金融中心。
　　其中，在舆论上和部分政策支持上，天津对上海构成了相当大的威胁。2003年初，前央行行长戴相龙转任天津市市长，建设金融中心便提上议事日程。
　　2006年中，国务院批准天津滨海新区成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金融企业、金融业务、金融市场和金融开放等方面的重大改革，原则上可安排在天津滨海新区先行先试……”较短时间内，规模200亿元的渤海产业投资基金上马，私募股权基金集聚。彼时，上海金融界对天津获得的政策支持颇为眼热。
　　不过，对上海的国内金融中心地位构成更大威胁的城市是北京。由于中央部委、金融监管部门、大型银行总部大都设在北京，其在政策、资金、人脉等方面的优势，均非上海所能比。
　　2003年，有多年金融工作经验的王岐山担任北京市市长。是年，北京市政府交给北京特华财经研究所一项课题任务，一份《首都金融业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提出了北京市应当确立“金融立市”的指导思想，确立“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战略目标。
　　此后，北京金融业动作不断。2005年，华夏证券和北京证券重组，北京银行和华夏银行引进外资，北京农村商业银行组建一一落定。
　　在推动金融机构市场化重组和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方面，北京取得了上海至今未能实现的进展。
　　2005年5月，北京市政府发布《关于促进首都金融业发展的意见》，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对在京的金融企业和个人给予优惠。比如，对2005年2月1日后在京新设立或新迁入的金融企业给予一次性资金补助：对注册资本10亿元以上的，补助1000万元。
　　2006年1月，北京市对外发布《关于促进首都金融产业发展的意见实施细则》，详细规定了落户北京的金融机构及相关人员可以获得税收减免、资金补助、购租房补贴、进京户口、子女入学等多项优惠。
　　多位上海金融界人士认为，由于金融业方面的政策都集中在中央，上海目前在金融中心建设方面更多只是个市场交易中心。
　　不过，在中央的支持下和上海自身努力下，上海也已具备一定的优势。上海集中了股票市场、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和债券市场、外汇市场、票据市场、期货市场、金融期货市场、黄金市场，是全球要素市场最集聚的城市之一；在沪外资金融机构总数达到395家，是中国外资金融机构最集中的城市。
　　2007年12月，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曾对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给出建议。他建议上海不要寄希望于中央给出明令，让上海建成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这不是市场经济应当做的事，更何况即便中央支持，也很难冀望获得独特资源。上海应该做的事，是依据市场经济的原则，做出特色，使之成为事实上的中心。
　　
　　以航运促金融
　　
　　在多位上海金融高层人士看来，这次将建设国际航运中心从国家层面确定下来，对于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是个有力的支撑。
　　上海数年前即已确立“四个中心”（指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建设目标，其中金融中心是重中之重。如今，“四个中心”目标未变，但近年来已逐渐突出国际金融和航运中心两个重点，并希望以航运服务业的发展促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上海银监局局长阎庆民认为，金融中心与航运中心唇齿相依。纵览全球，任何一个金融中心比如伦敦，有关航运的金融服务与金融中心的形成，包括银行、信托、保险、租赁、基金等在内的金融板块与航运密不可分。金融与航运作为发展的两翼相辅相成、互为前提。
　　1996年1月，国务院在上海召开专题会议，首次研究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那时，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为152.6万标准箱。13年后，这个数字翻了18倍，达到了2800万标准箱。但在成为全球第一大货运港口、第二大集装箱港口之后，上海航运界普遍认为，吞吐量和一些硬件的领先，已并不那么重要；要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航运中心，还需要有发达的航运服务和软环境建设，尤其是航运金融方面的支持。
　　航运是典型的资本密集型行业，对金融配套的要求相当高。反过来看，航运业也为金融业创造了巨大需求。由于航运业具有单船造价高、回收周期长、风险高及周期性明显等特点，与航运相关的金融服务，主要包括船舶融资、航运保险，还包括结算、衍生品等内容。
　　航运业内人士称，目前，中国的大型航运企业都将保险投在外资保险机构，形成了大量资源和税收的流失。而若缺失了航运保险等航运金融支持，上海无法成为国际航运中心。
　　一位接近金融监管层的人士称，上海目前在金融中心建设方面更多只是个市场交易中心，但如果在航运中心方面给一些政策扶持，“金融业可以在那里面挤出很大发展空间，包括航运保险、租赁、信托等。”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上海地区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许培星表示，《意见》中这批航运中心新政策里，最具突破意义的当属“探索建立国际航运发展综合试验区”相关内容，其中包括发展离岸金融、在区内从事国际航运的企业免征营业税，可设境外账户，开展离岸金融以及国际结算等。
　　上海航运交易所总裁张页认为，此次对航运的一大政策支持是国务院批准开发上海航运指数期货。
　　在国际航运业，波罗的海综合运价指数（BDI）是最权威的运价指数，被称为国际航运行业的“晴雨表”。张页认为，上海也应推动自己的集装箱指数，并成为国际航运的风向标。
　　屠光绍亦曾表示，发展航运交易市场及航运金融服务业，将成为上海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金融中心建设的情况类似，上海在航运中心建设上也面临着国内多个城市的有力竞争。
　　2005年12月，洋山港成为当时国内首个保税港区。但其后数年，天津、大连、海南洋浦等港口相继成为中国的保税港区，上海的先发优势已然不再。
　　眼下，获得了一揽子政策支持的上海港，亦未到高枕无忧之时。毕竟，政策能起的作用也有限，而且其他港口城市同样没有停止对政策的争取。
　　
　　上海的瓶颈
　　
　　上海谋求确立国际金融中心的“名分”已有多年，此番“两个中心”方案获国务院通过，与上海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不无关联。
　　近年来，随着上海的制造业逐步被江苏等周边省份转移，上海只能寻求在更高层次的现代服务业以及先进制造业上有所发展。但是，上海急于转型，而转型并非易事。
　　对高端服务业，上海一直想做大，但一直做不大。一位接近上海决策层的专家称，问题在于，上海的服务业，除了资本市场，主要还是以上海本地为服务对象。“仅仅这个约束，就已经决定了你这块做不大，这跟整体体制和外部条件有很大关系。”
　　“上海希望借金融危机的倒逼作用，在金融和航运这两个现代服务业的重要领域，获得更有力的政策支持。”接近上海市政府的人士称。
　　《意见》获通过后，《人民日报》评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势在必行》中称，上海的进一步发展迫切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意见》将为上海突破资源环境承载力逐渐下降的制约，增强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和能力带来历史性机遇。
　　这也体现出中央对上海的政策支持，正是着眼于帮助其实现经济转型升级。
　　然而，上海建设“两个中心”，面临着体制、人才与法治环境等诸多瓶颈制约。
　　在2008年5月初的陆家嘴论坛上，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说，华尔街从业者大约有40万人，伦敦则有25万至30万人；截至2007年末，上海金融从业人员只有十余万人，专业素质和服务态度则有更大差距，这是一门必须要做的功课。
　　2008年6月，上海市副市长屠光绍出席中韩论坛时表示，“人才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第一要素。要积极创新人才激励机制，吸引全球金融人才。”
　　在引进外来人才方面，上海还面临的一个问题是，金融人事管理体制需要改革。上海金融企业沿袭了“党管干部”的传统，各金融机构向有“市管干部”和“委（指市金融工委）管干部”等分别。不过，自2008年11月浦发银行副行长由市委任命改为董事会聘任以来，上海金融人才体制改革已走向深入。
　　除了干部市场化，上海在金融国资管理体制上亦有新设想。接近上海决策层的人士透露，上海在金融国资整合上将向北京学习，提倡市场化与开放式重组，加大对外开放力度。
　　上海的另一大瓶颈在法治环境。一位外资银行在沪负责人则向《财经》记者表示，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个重要障碍，可能在于“很多标准与规则难以融入国际”。
　　屠光绍曾就这个问题表态，“既然是国际金融中心，人家会按照国际化的东西来评判，我们必须得取得国际上的认同。”
　　要做到这一点也非易事，尤其在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上。上海交通大学中美物流研究院院长助理赵一飞称，由于历史原因，目前伦敦、纽约、香港和新加坡等国际航运中心均属英美法系，航运业的文书、合同都是按照英美法系的法律制定，而过去数百年的案例已经锤炼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与航运相关的法律体系。与英美法系相比，中国更偏重大陆法系，且航运方面的相关法律制度尚不健全。因此，上海目前不可能完全去遵循国际航运法律体系。
　　无论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还是国际航运中心，都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国际’这两个字，分量是很重的。“上海一位金融管理层人士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