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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形势对中国经济无疑是巨大的挑战,但未必不是一次令我们的企业脱胎换骨的机遇。
最近关于珠三角的新闻特别多:大批企业倒闭,张茵的玖龙纸业被指是“血汗工厂”,东莞爆出了童工丑闻。这些新闻表面上看起来各不相干,实际上,其背后却有一条共同的线索。那就是,珠三角“低成本数量扩张模式”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时过境迁
人们喜欢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来形容事物轮回变换的规律,这个说法在改革开放30年整的今日中国,具有特别的意味。珠三角无疑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这里曾经产出的不仅仅是不计其数的廉价纺织品、电子产品和玩具,同时还有中国最前沿的经济理念和市场意识,这些物质和精神的产出,使得珠三角一度成为中国最为活跃的经济区。
然而,势易时移,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以及中国经济的纵深化倾向越来越明显,珠三角的优势依然不复存在,甚至变成了劣势。在人民币升值、以美国为首的外部需求疲软,以及新《劳动合同法》促使的成本提升等一系列变量的重新作用下,原有的平衡格局已经被打破。产业集群的同质化导致的内耗还在不断加剧,汇率变动导致的贸易风险不断增强,而一直低廉和丰富的劳动力开始寻求重新定价,同时伴随而来的还有对这一模式的道德拷问。这一切都意味着,珠三角模式,乃至其代表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都到了需要重新定位的时刻。
美国著名战略管理学家波特把经济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廉价劳动力、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驱动发展阶段”;第二阶段是大规模投资、改善技术装备成为支撑经济发展主要因素的“投资驱功发展阶段”;第三阶段是创新能力及其水平成为驱动经济发展主要动力的“创新驱动发展阶段”;第四阶段是“财富驱动发展阶段”。
按照这个划分标准,珠三角乃至中国的经济发展正面临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即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过渡的阶段。这种过度对于保持一个地区和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是必须完成的,但它同时也必然是充满痛苦的。
中国纺织工业协会日前在鲁、苏、浙、粤、冀、闽6省的调研结果显示:在人民币升值、原材料及人工成本不断上涨、出口退税降低的情况下,2/3的企业利润率只有O.62%,其它1/3企业尽管利润占据了整个行业的80%,但是毛利润率也仅在6%至10%之间。许多企业在这种低利甚至无利的情况下已经难以为继,纷纷倒闭,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从未变得如此迫切。
祸福相倚
然而,在中国人的哲学观里,一直都有祸福相因、祸福相倚的思想。对于珠三角和中国经济,我们远没有到悲观的时候。目前的形势对中国经济无疑是巨大的挑战,但未必不是一次令我们的企业脱胎换骨的机遇。在这一点上,日本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今的中国和1970年代的日本在宏观经济和产业结构及产业政策方面有很大的相似性,一方面人口结构老龄化使国内储蓄率高企,从而推动投资增长,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由于消费量较低,产能扩张必须依靠出口增长加以消化,外贸顺差不断扩大,外汇储备快速上升导致流动性膨胀而且货币面临升值压力。环境、资源和劳动力成本压力迫使企业在产业链上向更高附加值转移,收入水平提高带动的消费结构升级加速了产业升级的步伐。
据了解,广东省决策层对于珠三角产业升级,目标已经清晰——希望最终实现“产业的高级化(高技术及高附加值)与协调化(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如前所述,这将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对于正在经历这一切的企业而言,它们无疑正在经历自创业以来的“二次革命”,而这次革命所带来的影响也必将更为深刻。
最近关于珠三角的新闻特别多:大批企业倒闭,张茵的玖龙纸业被指是“血汗工厂”,东莞爆出了童工丑闻。这些新闻表面上看起来各不相干,实际上,其背后却有一条共同的线索。那就是,珠三角“低成本数量扩张模式”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时过境迁
人们喜欢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来形容事物轮回变换的规律,这个说法在改革开放30年整的今日中国,具有特别的意味。珠三角无疑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这里曾经产出的不仅仅是不计其数的廉价纺织品、电子产品和玩具,同时还有中国最前沿的经济理念和市场意识,这些物质和精神的产出,使得珠三角一度成为中国最为活跃的经济区。
然而,势易时移,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以及中国经济的纵深化倾向越来越明显,珠三角的优势依然不复存在,甚至变成了劣势。在人民币升值、以美国为首的外部需求疲软,以及新《劳动合同法》促使的成本提升等一系列变量的重新作用下,原有的平衡格局已经被打破。产业集群的同质化导致的内耗还在不断加剧,汇率变动导致的贸易风险不断增强,而一直低廉和丰富的劳动力开始寻求重新定价,同时伴随而来的还有对这一模式的道德拷问。这一切都意味着,珠三角模式,乃至其代表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都到了需要重新定位的时刻。
美国著名战略管理学家波特把经济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廉价劳动力、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驱动发展阶段”;第二阶段是大规模投资、改善技术装备成为支撑经济发展主要因素的“投资驱功发展阶段”;第三阶段是创新能力及其水平成为驱动经济发展主要动力的“创新驱动发展阶段”;第四阶段是“财富驱动发展阶段”。
按照这个划分标准,珠三角乃至中国的经济发展正面临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即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过渡的阶段。这种过度对于保持一个地区和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是必须完成的,但它同时也必然是充满痛苦的。
中国纺织工业协会日前在鲁、苏、浙、粤、冀、闽6省的调研结果显示:在人民币升值、原材料及人工成本不断上涨、出口退税降低的情况下,2/3的企业利润率只有O.62%,其它1/3企业尽管利润占据了整个行业的80%,但是毛利润率也仅在6%至10%之间。许多企业在这种低利甚至无利的情况下已经难以为继,纷纷倒闭,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从未变得如此迫切。
祸福相倚
然而,在中国人的哲学观里,一直都有祸福相因、祸福相倚的思想。对于珠三角和中国经济,我们远没有到悲观的时候。目前的形势对中国经济无疑是巨大的挑战,但未必不是一次令我们的企业脱胎换骨的机遇。在这一点上,日本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今的中国和1970年代的日本在宏观经济和产业结构及产业政策方面有很大的相似性,一方面人口结构老龄化使国内储蓄率高企,从而推动投资增长,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由于消费量较低,产能扩张必须依靠出口增长加以消化,外贸顺差不断扩大,外汇储备快速上升导致流动性膨胀而且货币面临升值压力。环境、资源和劳动力成本压力迫使企业在产业链上向更高附加值转移,收入水平提高带动的消费结构升级加速了产业升级的步伐。
据了解,广东省决策层对于珠三角产业升级,目标已经清晰——希望最终实现“产业的高级化(高技术及高附加值)与协调化(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如前所述,这将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对于正在经历这一切的企业而言,它们无疑正在经历自创业以来的“二次革命”,而这次革命所带来的影响也必将更为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