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音乐家阿炳（1893-1950），原名华彦钧，江苏无锡人。自幼随其父华清和当道士，习音乐。后沦为街头艺人，双目失明。生前留下琵琶曲《大浪淘沙》、《昭君出塞》、《龙船》，二胡曲《二泉映月》、《寒春风曲》、《听松》等。
　　“民间艺人”与“人民艺术家”的距离有多远？
　　读完《二泉映月——十六位亲见者回忆阿炳》，总算丈量出了这段路程的切实数据。
　　生命是一道洪流，泥沙俱下，越伟大的生命越能造成吓人的气势，浪花与泡沫飞扬，攻城掠地，他的力量覆盖浸泡了太多的滩地。传记作者就是来收拾这一川的遗物，从中揣摩那股蓬勃不羁的生命力。最简易的办法是，把他的人生分成好的、能示人的，以及坏的、不能见天日的部分，然后大加斧凿，削足适履。
　　打动人的一定是真实粗粝的人生。读记述阿炳生前行状的这本小书，我不时陷入遐想之中，因为他活起来了。该书意在还原阿炳的真实人生风貌，令人备感亲切：一个穿长衫、戴一副断腿眼镜、头挽道髻的艺人活生生站在面前：为跟艺人袁仁义学胡琴，他“一个人摸到了”师傅家，三十分钟的路程，中间还有一个渡口，赶到师傅家时，“他发黑破旧的蓝布衫上到处都是烂泥，明显是在路上摔跤了”；为了拉好《梅花三弄》，他先后拜师十八位。
　　他身背琵琶，一手搭在妻子肩上，一手拉胡琴，学鸡鸣狗叫、市井喧哗，在街头演奏收入不满意时，他“就会发脾气、骂人，阿炳的声音高得很，一定要周围的人再凑”，甚至会用二胡拉出丧音诅咒大家。编新闻，骂邪恶，淋漓尽致，一幅火爆草根脾性；有钱就吃茶吃酒吃鸦片，落得家徒四壁。尤武忠道长说：“一季香汛的收入如果正常开支，可以应付两年的生活，但都被他一下子就吃光了。”“早饭吃不吃无所谓，起来后就吃茶、吃鸦片。”烟瘾发作时，“鸦片枪里的灰都被吃得干干净净”。他的形象甚至令孩子害怕，“如果从侧面看，就会发现墨镜后面的眼窝深陷，看不见眼珠，整个头部像一个骷髅。而且阿炳的牙齿粗大、发黄，确实有点怕人”……他的生命犹如一条游龙，左冲右突，自成一格。
　　在这种混沌的状态里，音乐伯乐发现了千里马的才华，他进入了庙堂。人们惊异于他的音乐才华，试图让其作品流传于世，泽及后代。遗憾的是，只录了六支曲子，阿炳便吐血而亡，把无尽的伤悲留给了新中国。当病重在床、吐血不止的阿炳获知中央音乐学院邀请自己举办二胡、琵琶独奏音乐会的消息时，“两行眼泪，落在了这个几乎从来没有哭过的硬汉子的脸上，我清楚地记得当时他对我说的话：我恐怕去不了了，谢谢共产党，谢谢杨先生和你们对我的关心！”
　　他窥见了曙光，但死在渴望光明的路上。他死的时候身边没有亲人，“据说面孔上已经被老鼠咬掉了一块肉”。按照无锡市博物馆钱宗奎老人的说法，阿炳墓毁于1966年秋，而谈景清老人的说法是，1974年平整土地，阿炳墓被“彻底扒平”，后来建工厂，又惨遭焚烧，“焚烧后推入旁边的河中”。
　　有人为他的曲子命名“光明行”，把一个因嫖娼毁了眼睛、卖艺糊口的民间艺人，擢升为新政权的歌者，这种改写为阿炳打上了浓烈的意识形态底色。接下来的影片中，阿炳被改写成一个抗暴英雄，身世被篡改，人生经历面目全非。他的命运全是恶势力强加所致，删除了吃喝嫖赌抽，还给他安排了一个情投意合的妻子，他成了“音乐家”，最后在妻子坟头创作出名曲《二泉映月》。1979年由导演严寄洲掌勺的这部110分钟彩色故事片，假借艺术创作之名，彻底杀死了民间艺人阿炳。那是一个跟阿炳无关的阿炳故事，情感俗套故事老套的意识形态宣传品。压迫反抗，命运悲惨，红旗一来百花盛开。熟悉情况的周仁娣老人回忆道：“群众反映大到不得了了，主要是说这部电影不现实。像我们这种晓得阿炳事情的人，看上去就没有意思了，觉得假。”
　　阿炳的草根性，决定了生活与艺术是同一的，剥离了我们不喜欢的生活，他的艺术也无从落地。没有谁会纯粹为艺术而活着，那往往都是后人的曲解所致。
　　阿炳生而不幸，成年后梅毒和鸦片又勒住了他的咽喉。他胡乱跟女人滚在一起，无后，死后凄惨，尸骨无存。他那尊被供奉于闹市的大理石墓，更像是一个炫耀的雕塑，而非安息之所。
　　他的那些自娱自乐的曲子被精致处理后，已经不太像有烟火味的音乐了，变成了供人赏玩的器物。身后名和身前事，走形得如此厉害，可是他未曾料到的吧？
　　（摘编自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