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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敌斗争需要，中国工农红军的技术侦察情报工作情况直到本世纪初才得以解密。揭开被尘封了60多年的历史幕布，人们才发现在历史长河中，蕴藏着无数无名英雄的无限辉煌。
1931年10月的一天，上海沪东华德路的一栋楼房里，走出了两名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其中一人戴着深度近视镜，直奔火车站。过了几天，上海沪西康脑脱路的一栋楼房内，也有两名学生模样的青年出门，其中一人也戴着深度近视镜，他们先到闹市买了衣帽化装成商人再奔火车站。过了南京，他们通过我党多条秘密交通线，跋山涉水，进入鄂豫皖苏区，一个月后，他们才在鄂豫皖根据地新集的红四方面军总部见面。前述第一位戴眼镜青年名叫宋侃夫，他后来回忆：“我终于赶到了新集。有红军站岗，领我到中央分局。在军委我见到了从徐州、蚌埠、六安先期进入鄂豫皖苏区的蔡威、王子纲同志。他们两位和我们是中央特科同学。在新的环境、新的生活开始的时候，旧友重逢，怎不令人激动呢？”
这4位年轻人就是中共中央派到鄂豫皖苏区筹建无线电联络工作的人员。在第一对青年人中，22岁的宋侃夫，1925年入团，1926年转为党员，曾担任上海法南区委秘书长、组织部长。1931年初，进中央特科学习无线电报务，9个月后，赴鄂豫皖苏区，在军委参谋部担任电务处长，负责谍报和机要工作。宋侃夫回忆：“中央特科向我们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宋侃夫和徐以新同志到鄂豫皖去。并要求我们在动身之前记好四套密码。为了避免进入苏区时发生意外，密码不能写在纸上，要背熟记在心里。要我记住的是三套：同中央苏区、湘鄂西苏区、赣东北苏区联系的密码。要徐以新记住的是与上海中央联系的密码。”一路陪同宋侃夫的“弟弟”就是只有19岁的徐以新。徐以新1927年入团，参加过南昌起义，曾担任贺龙的机要秘书。1930年赴苏联留学，是所谓“28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半个。他到鄂豫皖军委报到后，很快就被提拔为军委政治部副主任、省委委员。1933年8月，因反对张国焘分裂党的路线被关押。跟随部队三过草地、雪山，直到三个方面军会师才获自由，任四方面军高级参谋。而他们在中央特科无线电班的同学蔡威，24岁，同济大学高材生，1924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为党员。与他同行的王子纲，1929年入党，原来是天津《庸报》译电员。后来，宋侃夫、蔡威、王子纲这3人都成了红四方面军无线电侦察破译专家。
在中共党史上，有一个神秘的“中共中央特科”，曾经让敌人胆战心惊，让人民胆壮心雄。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无数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被杀。全国57000多共产党员，最后只剩下不足万人。但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是杀不绝也吓不倒的。全国随即爆发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黄麻起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全国土地革命战争深入发展，出现了17块革命根据地。在1927年11月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央决定筹建中央特科。中央特科的出现，标志着中共中央政治保卫机构的正式建立，标志着中共隐蔽战线的开辟。随着特科第四科科长李强的秘密电台研制成功，周恩来亲手编制的共产党第一部密码“豪密”的启用，以及第一个无线电培训班结业，中共不仅有了第一部电台、第一套密码（至今无人能够破译），而且还有一支扩大了的“德技双馨”的无线电队伍。
宋侃夫、王子纲、蔡威、徐以新4名骨干，原本就是具有大学文化、又经过大革命锻炼的青年共产党员中的佼佼者，现在又经过中央特科培训，耳濡目染，对“特科是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的党的战斗堡垒”（陈云评价）有了切身体验。他们接受了中央特科的六大特质：忠诚，无畏，慎独，机敏，能干，互助，拥有了中央特科的“红色基因”。1931年10月，中央派遣他们到了鄂豫皖苏区，白手起家，只用了一个月，就利用从历次战斗中缴获来的废旧器材组装了一只收报机，由王子纲抄收敌军电台新闻。12月23日，红四方面军攻下黄安，缴获敌军六十九师电台一部，检修后于1932年3月开通了红四方面军第一部电台。4颗“红色火种”不仅搞好报务，而且开办培训班，培训新学员。
据宋侃夫回忆：“1932年三四月间，我们这个电台正式呼叫，首先呼叫的是中央苏区。王子纲同志报务十分精通，手法极好。与中央苏区叫通后，我立即就判断出和我们通报的是我们很熟识的老康（即曾三同志）。因为通报密码是我从上海带到苏区来的，译电工作一直就落在我的身上。开始通报，报文极其简单，因为张国焘还是怕敵人听到，不大放心。第一封电报是向中央苏区汇报了黄安大捷的情况。我们陆续收到中央一些政策性文件，如土地政策、工商业政策、俘虏政策、地富政策等。紧接着与湘鄂西、赣东北苏区也相继叫通。”
时任鄂豫皖苏区电信处秘书长的王子纲回忆：“鄂豫皖苏区召开第一次党代会时，刚刚建立的电台听到了中央苏区电台的呼叫。这是一份上海党中央向鄂豫皖苏区党代会发来的贺电。电文送到会场宣读，全体代表兴奋地站起来热烈欢呼，掌声经久不息。”
鄂豫皖苏区第一部红色电台诞生后，使用宋侃夫从上海党中央带来的密码，先后同中央、湘赣、湘鄂西3个革命根据地沟通联络，从根本上改变了鄂豫皖苏区远离中央、孤军苦战的局面，使之与全国苏区连成一片。
鄂豫皖苏区领导认识到无线电联络的重要，从多方面给予支持。一是优选有文化的“红小鬼”举办训练班。1932年7月，陈福初、肖全夫等一批头脑灵活的年轻红军，从总部手枪队进入训练班；二是引进人才。蔡威发现敌军一三八旅电台报务员马文波被解放后表现良好，便立即找他谈话，请示上级，聘请他当了训练班教员。1933年，红四方面军又先后成立了无线电二台、三台、四台、五台。
红四方面军的无线电侦察工作，是在无线电通联工作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实现的。宋侃夫回忆：“为了对付敌人的围攻，我们开始建立对敌人的侦察情报工作，我和蔡威同志集中搞破译。”“有一次，王子纲值班，他发现了国民党军田颂尧、邓锡侯的电台。这两个电台移动时一定会发：‘QRC’（贵台何处？）、‘QRA’（贵台何名？），就这样，红四方面军从电台上知道了敌人的行止情况，侦察工作也就从此开始了。”“慢慢积累摸索，就把敌人的番号、驻地、电台符号都搞清楚了。” 1933年2月，红四方面军西征开辟了川陕苏区。蒋介石立即委任田颂尧为川陕“剿匪”督办。敌军以38个团分左、中、右3个纵队，对红四方面军发动“三路围攻”。蔡威率二台跟随王树声的红七十三师赴南江前线一个月，积累了许多密码资料。回到毛浴镇，他和宋侃夫、王子纲共同研究，终于把田颂尧部队密码电文1至9的角码排列出来！为了攻下0范围的角码，蔡威常常一个人坐在桌前，冥思苦想，废寝忘食。有几次被炭火烧了鞋、裤，竟全然不知。一次，他出去解手，通讯员见他一只脚穿鞋，一只脚踩在地上，口中还念念有词。便问：“蔡台长，你怎么只穿一只鞋子啊？”蔡威才猛然醒悟。就这样他苦战一个月，终于把0字角码攻克下来，破解了田颂尧部的所有密码。
那段时间，只要敌台以“通密”发报，蔡威不用译电，就可以拿起电话向徐向前直接报告敌人密电内容。敌军收发报台还在校对，我军领导已经可以先敌研究对策。蔡威“数码脑袋”的高速运算，超过了敌人的译电速度。而情报的第一价值恰恰就在于速度。“先敌而知”这样的世界奇迹，只有在具有铁的信仰、娴熟的技术、天才的智慧和铁的担当的共产党人手中，才能实现。
1933年5月，红四方面军在抗击敌军“三路围攻”时，王子纲用了不到一个小时就成功破译了敌人的密码。所以，红四方面军对敌人的一举一动都能了如指掌，空山坝战斗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5月20日，红四方面军总部根据侦察电台的情报，掌握了敌军作战部署和企图，决定以10个团的兵力发起空山坝战斗。徐向前先以一个团插入敌左侧后，21日拂晓突然向空山坝西南之敌发动进攻，将敌部署打乱；我军主力随即向敌正面和右翼猛攻，激战三昼夜，歼敌7个团，击溃6个团，俘敌5000人，缴枪3000多支。其他两路敌军见势不妙，仓皇退逃，我军乘胜追击，取得了反“三路围攻”的决定性胜利。
之后，蔡威又相继破解了刘湘等四川各路军阀所使用的“统密”“智密”“苏密”，而且还破译了蒋介石在四川周边嫡系部队的密码。“三路围攻”被粉碎后，红四方面军主动发起仪南、营渠、宣达三大进攻战役。之后，红四方面军扩展到5个军，8万人，进入鼎盛时期。
1933年10月，蒋介石委任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统辖四川大小军阀20万大军发动“六路围攻”，宣称“3个月内肃清赤匪”，来势汹汹。蔡威带领二台跟随总指挥徐向前转战各地。
1934年春节临近，蔡威截获敌军一个密电，破译后内容是：“司令回万县过年，第五路军现由参谋长代行指挥。”原来，刘湘部署了“六路围攻”后，其中第五路围攻军，以二十一军军长王陵基为司令，下辖24个团，万县是王陵基金屋藏娇“小老婆家”。“第五路军司令回姨太家过年啦”！这个国民党军阀之间司空见惯的官场炫耀权势信息，传到红军“千里眼、顺风耳”那里，立即变成了无价之宝。蔡威立即上报徐向前。正在寻找反击战机的徐向前闻之大喜，立即下令集中3个师兵力，在农历腊月二十六夜，一举歼灭敌二十三军郝耀庭部和二十一军七旅大部，击毙郝耀庭，活捉旅长张邦本，使王陵基被撤职。战后，徐向前让红四方面军总部参谋徐深吉送一批罐头、香烟、鱼肉慰劳蔡威和电台的同志们。徐深吉（后晋升中将）握着蔡威的手十分钦佩地称赞道：“每一次战斗，你都破译了敌军的密码，创造了胜利机会。你手中握有雄兵十万啊！”
1934年3月，刘湘发布第二期总攻令。紧急关头，蔡威突然发现，侦听来的电文全是乱字，原来刘湘各部都换了新密码。他夜以继日守着电台侦听分析，实在疲劳了，就用冷水洗洗头，抽支烟提提神，两只大眼睛深深陷进去。徐向前见他日渐消瘦的脸颊，心疼地劝说他多注意休息。蔡威说：“战斗有间隙，而电台侦听不能中断。”经过反复比对分析，蔡威终于再次破译刘湘新密码，为我军反攻选准了突破点。经过青龙观、黄猫垭等恶战，红四方面军终于粉碎了“六路围攻”。
陈福初（开国少将，后任总参三部政委）回忆：“在反‘六路围攻’期间，经常会出现这样情况：方面军总指挥部下令说，敌人次日凌晨5点开始进攻，我们部队应于4点半进入阵地待命。果然，敌人次日5点准时开始进攻，时间、地点、兵力都准确无误。有些师长、团长不解，问政委陈昌浩：‘真神啊！哪来这么准确的情报？’陈昌浩神秘地笑笑：‘我屋里供着一位活菩萨呢！敌人准备进攻时，菩萨就把敌人出动时间和行动方向告诉我们了。’”
1934年11月，红四方面军在毛浴镇召开粉碎“六路围攻”庆功大會，蔡威因“功绩卓著”受到表彰，徐向前奖励他300块大洋。蔡威全部分发给了电台工作人员。
破译敌军密电，不仅能够消灭敌人，而且能够趋利避害，保存自己。红四方面军报务员李永悌（后任总参三部副部长、少将）回忆：“1935年4月中旬的一天，在离江油城只有几里远的小山村，双方电台发生干扰，敌台得知我们的电台就在附近，要求派飞机进行轰炸。蔡台长破译敌人这一密电后，命令全台人员立即向后转移了十余里地。我们刚离开不久，敌机就飞来把我们原来的驻地给轰炸了。”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一路遭受国民党军围追堵截，形势严峻。中央指示红四方面军西进策应。红四方面军把西进策应中央红军作战作为头等大事，蔡威领导的二台全力以赴侦察、破译敌军密电，不再承担通报等其他任务。1935年1月4日，二台破译了敌人在中央红军周围部署的情报，便迅速向中央发报。电报全文不过300来字，却将当时中央红军周围分布的敌军17支部队的位置、人数和动向悉数告知。这份电报，对于正在抢渡乌江的中央红军很有帮助。长征结束后，毛泽东在见到在四方面军技侦部门工作的宋侃夫时，表扬四方面军二局人员劳苦有功。朱德在1936年5月谈到红一、四方面军在最困难时期互相提供情报时，说：“这深刻体现了一、四方面军的战斗情谊，天下红军是一家嘛！”
1935年6月18日，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在懋功城外，迎来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也为两军情报共享和交流提供了更大平台。中央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是红军破译敌军密电的“创始者”，他十分尊重蔡威，会师不久，就约上三局局长王诤，在曾三陪同下会见蔡威。 被誉为中央军委“破译三杰”之一的邹毕兆深情地回忆说：“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两个破译单位的关系很融洽。四方面军的破译工作，从1933年开始，一台、二台、三台都是既搞通讯报务，又做破译工作。担任破译工作的是蔡威、宋侃夫同志，后来二台专做破译工作。蔡威同志在二台，他破译能力强。有时我们在一起破译敌人的密码。”
1935年8月26日，蔡威领导的红四方面军技侦电台侦悉：胡宗南发现红军北上，即令其第四十九师于8月27日由樟腊向包座急进，企图会同独立旅一个团在包座河一线堵截红军北上。徐向前立即赶到毛泽东住所建议：攻打包座的任务由四方面军的部队承担，以红三十军为主攻部队，以红四军一部相配合，红一军为预备队。毛泽东对徐向前的建议表示同意和赞许。
8月29日黄昏，包座战斗开始。红三十军的一个团经一夜激战，扫清外围据点，攻占大戒寺。8月31日下午3点，当敌第四十九师3个团全部进入预设口袋后，红军马上对敌发起总攻。这一仗，敌第四十九师被毙、伤、俘5000余人，丢下七八百头牦牛及骡马，这些正是刚过草地的红军急需的物资。包座战斗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第一个大胜仗。此仗胜利不仅使红军得到了补充，而且粉碎了蒋介石妄图把红军困死在草地的图谋，扫除了进军甘南的障碍。包座战斗，蔡威功不可没。
蔡威生于1907年，原名蔡泽鏛。他既有大学文化，更有坚强党性。1932年一天，蔡威带领的二台在平汉铁路广水站、卫家店之间被敌军包围。危急之际，蔡威临危不惧，下令掩埋电台。敌人狂喊：“抓活的！抓活的！”子弹“嗖嗖嗖”地从蔡威身边飞过，黑压压的敌人紧追不舍。“那时，我正好走在蔡威同志的后边，看到他把身上的东西一件一件地丢掉，接着从包里掏出一个小本子，一面走，一面放在嘴里嚼，把本子全部嚼烂吞进肚子里。后来，别的同志告诉我，他是电台台长蔡威，他吃的是密码本。我感到蔡威同志很不简单，在万分危急的关头，想的不是自身的安危，而是党的机密”。这是当年14岁的红军小战士胡正先（后来任总参三部副部长）的回忆。当年电台警卫员陈福初（后来任总参三部政委）也看到了同样的情景。因为他在电台时间更长，所以他更了解内情：“蔡台长经常教育我们：‘人在密码在，人亡密码亡’，这是红军无线电台铁的纪律，也是中央特科的优秀传统。蔡台长身体力行。”
当年，徐向前得知无线电二台遇险，立即命令二一八团长徐深吉率部队返回抢救，打退偷袭之敌，挖回电台，使得二台化险为夷。
“蔡威遇险吞食密码本”的故事，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都被当作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通信院校进行忠诚和保密教育的一个经典案例。
由于张国焘对抗中央北上方针，红四方面军三过雪山、草地，严重损害了蔡威的健康。1936年8月，他身患伤寒，生命垂危，但仍躺在担架上破译了马步芳、鲁大昌、朱绍良、蒋介石的密电。9月22日，蔡威逝世，年仅29岁。他没有留下一句遗嘱，这位守口如瓶的无线电破译专家，实现了自己的诺言：“活着烂在肚子里，死了带进棺材里。”他把一切秘密都带进了坟墓，留给战友们的只有一个蔡威的名字。
当天下午，在甘肃岷州卓尔坪村举办了一个隆重而特殊的葬礼。在长征中能以棺材入殓，并由红四方面军最高指挥员徐向前致悼词、红军总司令朱德亲自送葬的英烈，仅此一位。
在蒋介石“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血腥政策下，蔡威进入中央特科，“上不禀父母，下不传子女”，姓名也从“蔡泽鏛”变成了“蔡威”，这样做也是为了保护他的家庭。他的妻子薛品瑄望眼欲穿，身心交瘁，在儿子蔡作祥9岁那年去世。蔡作祥随奶奶长大，20岁到银行当干部。1955年民政部门清理烈士身份，蔡泽鏛被列为“失踪人员”，蔡作祥也被遣散回家。蔡作祥曾听母亲说，父亲在上海与秘密党员周泽万有联系，他便千方百计找到周泽万。周如实地证明：蔡泽鏛改名蔡威，是秘密党员。他的去向对我们保密。
1982年春节，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徐深吉和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宋侃夫、邮电部长王子纲3位老战友聚会。3位老人有个心愿：一定要为无名英雄蔡威找家寻亲。3位老将军的执著，穿越了波涛万里的历史长河。徐深吉查阅大量档案，惊喜地发现红四方面军一张名册里，记录蔡威是“福建福鼎”人。1982年2月24日，徐深吉署名的《怀念一位“无名英雄”——回忆红军长征中的蔡威烈士》在《福建日报》发表。1984年，中央派宋侃夫到福建省任整党联络组长，宋侃夫特意和时任省委书记项南以及党史办工作人员谈及寻找蔡威之事。
1985年春节，蔡作祥的子女找到宁德地委党史办，要求落实爷爷蔡泽鏛的烈士身份。当副主任黄锤超看到周泽万证明材料中有“蔡威”的名字时，犹如石破天惊，分外惊喜，他马上向省委报告。蔡作祥之子蔡述波接到省委通知专程赶往北京，面见爷爷的老战友宋侃夫、王子纲、马文波，证明情况属实。很快，一份报告呈送国家主席李先念和徐向前元帅，得到批复同意。
1986年10月6日，宁德地、县两级召开纪念红军长征胜利暨蔡威烈士牺牲50周年报告大会，宋侃夫、肖全夫、李永悌、胡正先和马文波夫人（马文波病卧在床）等老同志，来到了老战友的故里。报告会上，宋侃夫声音颤抖地说：“我是替蔡威同志回来看望父老乡亲的！”一语刚落，全场掌声雷动，与会者纷纷落泪。
1998年5月，蔡威烈士长孙蔡述道前往甘肃岷州卓尔坪村，找到89岁的老人李俊明，李俊明当年曾经亲见蔡威下葬。在李俊明的引导下，蔡述道在蔡威的墓前行跪拜大礼起灵。烈士的骸骨完整。半个月后，宁德市区人头攒动，万人空巷，迎接紅军传奇英雄回家。在亲人的簇拥下，蔡泽鏛终于回到蔡家大院，回到了70年前离开的故居。随后，蔡威烈士的遗骸与他的妻子薛品瑄合葬于公墓。
2005年，宁德的蔡威故居被评为福建省四大红色名人故居之一（毛泽东、朱德、张鼎丞、蔡威）。故居里挂着时任国防部长迟浩田的题词“蔡威事迹展陈馆”。2008年7月1日，开馆仪式上，一位白发老人作了讲话。他就是当年目睹蔡威吞食密码本的14岁小红军胡正先，时年90岁。他此时成了蔡威烈士在京老战友中唯一的健在者。
长江后浪推前浪，无形战线上的老一辈英雄将士，都随着历史烟云渐渐远去。但是，中央特科的红色基因，却将永世长存。
（责任编辑：胡北）
来自中央特科的“火种”
1931年10月的一天，上海沪东华德路的一栋楼房里，走出了两名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其中一人戴着深度近视镜，直奔火车站。过了几天，上海沪西康脑脱路的一栋楼房内，也有两名学生模样的青年出门，其中一人也戴着深度近视镜，他们先到闹市买了衣帽化装成商人再奔火车站。过了南京，他们通过我党多条秘密交通线，跋山涉水，进入鄂豫皖苏区，一个月后，他们才在鄂豫皖根据地新集的红四方面军总部见面。前述第一位戴眼镜青年名叫宋侃夫，他后来回忆：“我终于赶到了新集。有红军站岗，领我到中央分局。在军委我见到了从徐州、蚌埠、六安先期进入鄂豫皖苏区的蔡威、王子纲同志。他们两位和我们是中央特科同学。在新的环境、新的生活开始的时候，旧友重逢，怎不令人激动呢？”
这4位年轻人就是中共中央派到鄂豫皖苏区筹建无线电联络工作的人员。在第一对青年人中，22岁的宋侃夫，1925年入团，1926年转为党员，曾担任上海法南区委秘书长、组织部长。1931年初，进中央特科学习无线电报务，9个月后，赴鄂豫皖苏区，在军委参谋部担任电务处长，负责谍报和机要工作。宋侃夫回忆：“中央特科向我们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宋侃夫和徐以新同志到鄂豫皖去。并要求我们在动身之前记好四套密码。为了避免进入苏区时发生意外，密码不能写在纸上，要背熟记在心里。要我记住的是三套：同中央苏区、湘鄂西苏区、赣东北苏区联系的密码。要徐以新记住的是与上海中央联系的密码。”一路陪同宋侃夫的“弟弟”就是只有19岁的徐以新。徐以新1927年入团，参加过南昌起义，曾担任贺龙的机要秘书。1930年赴苏联留学，是所谓“28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半个。他到鄂豫皖军委报到后，很快就被提拔为军委政治部副主任、省委委员。1933年8月，因反对张国焘分裂党的路线被关押。跟随部队三过草地、雪山，直到三个方面军会师才获自由，任四方面军高级参谋。而他们在中央特科无线电班的同学蔡威，24岁，同济大学高材生，1924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为党员。与他同行的王子纲，1929年入党，原来是天津《庸报》译电员。后来，宋侃夫、蔡威、王子纲这3人都成了红四方面军无线电侦察破译专家。
在中共党史上，有一个神秘的“中共中央特科”，曾经让敌人胆战心惊，让人民胆壮心雄。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无数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被杀。全国57000多共产党员，最后只剩下不足万人。但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是杀不绝也吓不倒的。全国随即爆发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黄麻起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全国土地革命战争深入发展，出现了17块革命根据地。在1927年11月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央决定筹建中央特科。中央特科的出现，标志着中共中央政治保卫机构的正式建立，标志着中共隐蔽战线的开辟。随着特科第四科科长李强的秘密电台研制成功，周恩来亲手编制的共产党第一部密码“豪密”的启用，以及第一个无线电培训班结业，中共不仅有了第一部电台、第一套密码（至今无人能够破译），而且还有一支扩大了的“德技双馨”的无线电队伍。
宋侃夫、王子纲、蔡威、徐以新4名骨干，原本就是具有大学文化、又经过大革命锻炼的青年共产党员中的佼佼者，现在又经过中央特科培训，耳濡目染，对“特科是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的党的战斗堡垒”（陈云评价）有了切身体验。他们接受了中央特科的六大特质：忠诚，无畏，慎独，机敏，能干，互助，拥有了中央特科的“红色基因”。1931年10月，中央派遣他们到了鄂豫皖苏区，白手起家，只用了一个月，就利用从历次战斗中缴获来的废旧器材组装了一只收报机，由王子纲抄收敌军电台新闻。12月23日，红四方面军攻下黄安，缴获敌军六十九师电台一部，检修后于1932年3月开通了红四方面军第一部电台。4颗“红色火种”不仅搞好报务，而且开办培训班，培训新学员。
红四方面军的无线电通联大发展
据宋侃夫回忆：“1932年三四月间，我们这个电台正式呼叫，首先呼叫的是中央苏区。王子纲同志报务十分精通，手法极好。与中央苏区叫通后，我立即就判断出和我们通报的是我们很熟识的老康（即曾三同志）。因为通报密码是我从上海带到苏区来的，译电工作一直就落在我的身上。开始通报，报文极其简单，因为张国焘还是怕敵人听到，不大放心。第一封电报是向中央苏区汇报了黄安大捷的情况。我们陆续收到中央一些政策性文件，如土地政策、工商业政策、俘虏政策、地富政策等。紧接着与湘鄂西、赣东北苏区也相继叫通。”
时任鄂豫皖苏区电信处秘书长的王子纲回忆：“鄂豫皖苏区召开第一次党代会时，刚刚建立的电台听到了中央苏区电台的呼叫。这是一份上海党中央向鄂豫皖苏区党代会发来的贺电。电文送到会场宣读，全体代表兴奋地站起来热烈欢呼，掌声经久不息。”
鄂豫皖苏区第一部红色电台诞生后，使用宋侃夫从上海党中央带来的密码，先后同中央、湘赣、湘鄂西3个革命根据地沟通联络，从根本上改变了鄂豫皖苏区远离中央、孤军苦战的局面，使之与全国苏区连成一片。
鄂豫皖苏区领导认识到无线电联络的重要，从多方面给予支持。一是优选有文化的“红小鬼”举办训练班。1932年7月，陈福初、肖全夫等一批头脑灵活的年轻红军，从总部手枪队进入训练班；二是引进人才。蔡威发现敌军一三八旅电台报务员马文波被解放后表现良好，便立即找他谈话，请示上级，聘请他当了训练班教员。1933年，红四方面军又先后成立了无线电二台、三台、四台、五台。
破译密电 红军如虎添翼
红四方面军的无线电侦察工作，是在无线电通联工作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实现的。宋侃夫回忆：“为了对付敌人的围攻，我们开始建立对敌人的侦察情报工作，我和蔡威同志集中搞破译。”“有一次，王子纲值班，他发现了国民党军田颂尧、邓锡侯的电台。这两个电台移动时一定会发：‘QRC’（贵台何处？）、‘QRA’（贵台何名？），就这样，红四方面军从电台上知道了敌人的行止情况，侦察工作也就从此开始了。”“慢慢积累摸索，就把敌人的番号、驻地、电台符号都搞清楚了。” 1933年2月，红四方面军西征开辟了川陕苏区。蒋介石立即委任田颂尧为川陕“剿匪”督办。敌军以38个团分左、中、右3个纵队，对红四方面军发动“三路围攻”。蔡威率二台跟随王树声的红七十三师赴南江前线一个月，积累了许多密码资料。回到毛浴镇，他和宋侃夫、王子纲共同研究，终于把田颂尧部队密码电文1至9的角码排列出来！为了攻下0范围的角码，蔡威常常一个人坐在桌前，冥思苦想，废寝忘食。有几次被炭火烧了鞋、裤，竟全然不知。一次，他出去解手，通讯员见他一只脚穿鞋，一只脚踩在地上，口中还念念有词。便问：“蔡台长，你怎么只穿一只鞋子啊？”蔡威才猛然醒悟。就这样他苦战一个月，终于把0字角码攻克下来，破解了田颂尧部的所有密码。
那段时间，只要敌台以“通密”发报，蔡威不用译电，就可以拿起电话向徐向前直接报告敌人密电内容。敌军收发报台还在校对，我军领导已经可以先敌研究对策。蔡威“数码脑袋”的高速运算，超过了敌人的译电速度。而情报的第一价值恰恰就在于速度。“先敌而知”这样的世界奇迹，只有在具有铁的信仰、娴熟的技术、天才的智慧和铁的担当的共产党人手中，才能实现。
1933年5月，红四方面军在抗击敌军“三路围攻”时，王子纲用了不到一个小时就成功破译了敌人的密码。所以，红四方面军对敌人的一举一动都能了如指掌，空山坝战斗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5月20日，红四方面军总部根据侦察电台的情报，掌握了敌军作战部署和企图，决定以10个团的兵力发起空山坝战斗。徐向前先以一个团插入敌左侧后，21日拂晓突然向空山坝西南之敌发动进攻，将敌部署打乱；我军主力随即向敌正面和右翼猛攻，激战三昼夜，歼敌7个团，击溃6个团，俘敌5000人，缴枪3000多支。其他两路敌军见势不妙，仓皇退逃，我军乘胜追击，取得了反“三路围攻”的决定性胜利。
之后，蔡威又相继破解了刘湘等四川各路军阀所使用的“统密”“智密”“苏密”，而且还破译了蒋介石在四川周边嫡系部队的密码。“三路围攻”被粉碎后，红四方面军主动发起仪南、营渠、宣达三大进攻战役。之后，红四方面军扩展到5个军，8万人，进入鼎盛时期。
1933年10月，蒋介石委任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统辖四川大小军阀20万大军发动“六路围攻”，宣称“3个月内肃清赤匪”，来势汹汹。蔡威带领二台跟随总指挥徐向前转战各地。
1934年春节临近，蔡威截获敌军一个密电，破译后内容是：“司令回万县过年，第五路军现由参谋长代行指挥。”原来，刘湘部署了“六路围攻”后，其中第五路围攻军，以二十一军军长王陵基为司令，下辖24个团，万县是王陵基金屋藏娇“小老婆家”。“第五路军司令回姨太家过年啦”！这个国民党军阀之间司空见惯的官场炫耀权势信息，传到红军“千里眼、顺风耳”那里，立即变成了无价之宝。蔡威立即上报徐向前。正在寻找反击战机的徐向前闻之大喜，立即下令集中3个师兵力，在农历腊月二十六夜，一举歼灭敌二十三军郝耀庭部和二十一军七旅大部，击毙郝耀庭，活捉旅长张邦本，使王陵基被撤职。战后，徐向前让红四方面军总部参谋徐深吉送一批罐头、香烟、鱼肉慰劳蔡威和电台的同志们。徐深吉（后晋升中将）握着蔡威的手十分钦佩地称赞道：“每一次战斗，你都破译了敌军的密码，创造了胜利机会。你手中握有雄兵十万啊！”
1934年3月，刘湘发布第二期总攻令。紧急关头，蔡威突然发现，侦听来的电文全是乱字，原来刘湘各部都换了新密码。他夜以继日守着电台侦听分析，实在疲劳了，就用冷水洗洗头，抽支烟提提神，两只大眼睛深深陷进去。徐向前见他日渐消瘦的脸颊，心疼地劝说他多注意休息。蔡威说：“战斗有间隙，而电台侦听不能中断。”经过反复比对分析，蔡威终于再次破译刘湘新密码，为我军反攻选准了突破点。经过青龙观、黄猫垭等恶战，红四方面军终于粉碎了“六路围攻”。
陈福初（开国少将，后任总参三部政委）回忆：“在反‘六路围攻’期间，经常会出现这样情况：方面军总指挥部下令说，敌人次日凌晨5点开始进攻，我们部队应于4点半进入阵地待命。果然，敌人次日5点准时开始进攻，时间、地点、兵力都准确无误。有些师长、团长不解，问政委陈昌浩：‘真神啊！哪来这么准确的情报？’陈昌浩神秘地笑笑：‘我屋里供着一位活菩萨呢！敌人准备进攻时，菩萨就把敌人出动时间和行动方向告诉我们了。’”
1934年11月，红四方面军在毛浴镇召开粉碎“六路围攻”庆功大會，蔡威因“功绩卓著”受到表彰，徐向前奖励他300块大洋。蔡威全部分发给了电台工作人员。
破译敌军密电，不仅能够消灭敌人，而且能够趋利避害，保存自己。红四方面军报务员李永悌（后任总参三部副部长、少将）回忆：“1935年4月中旬的一天，在离江油城只有几里远的小山村，双方电台发生干扰，敌台得知我们的电台就在附近，要求派飞机进行轰炸。蔡台长破译敌人这一密电后，命令全台人员立即向后转移了十余里地。我们刚离开不久，敌机就飞来把我们原来的驻地给轰炸了。”
天下红军是一家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一路遭受国民党军围追堵截，形势严峻。中央指示红四方面军西进策应。红四方面军把西进策应中央红军作战作为头等大事，蔡威领导的二台全力以赴侦察、破译敌军密电，不再承担通报等其他任务。1935年1月4日，二台破译了敌人在中央红军周围部署的情报，便迅速向中央发报。电报全文不过300来字，却将当时中央红军周围分布的敌军17支部队的位置、人数和动向悉数告知。这份电报，对于正在抢渡乌江的中央红军很有帮助。长征结束后，毛泽东在见到在四方面军技侦部门工作的宋侃夫时，表扬四方面军二局人员劳苦有功。朱德在1936年5月谈到红一、四方面军在最困难时期互相提供情报时，说：“这深刻体现了一、四方面军的战斗情谊，天下红军是一家嘛！”
1935年6月18日，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在懋功城外，迎来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也为两军情报共享和交流提供了更大平台。中央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是红军破译敌军密电的“创始者”，他十分尊重蔡威，会师不久，就约上三局局长王诤，在曾三陪同下会见蔡威。 被誉为中央军委“破译三杰”之一的邹毕兆深情地回忆说：“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两个破译单位的关系很融洽。四方面军的破译工作，从1933年开始，一台、二台、三台都是既搞通讯报务，又做破译工作。担任破译工作的是蔡威、宋侃夫同志，后来二台专做破译工作。蔡威同志在二台，他破译能力强。有时我们在一起破译敌人的密码。”
1935年8月26日，蔡威领导的红四方面军技侦电台侦悉：胡宗南发现红军北上，即令其第四十九师于8月27日由樟腊向包座急进，企图会同独立旅一个团在包座河一线堵截红军北上。徐向前立即赶到毛泽东住所建议：攻打包座的任务由四方面军的部队承担，以红三十军为主攻部队，以红四军一部相配合，红一军为预备队。毛泽东对徐向前的建议表示同意和赞许。
8月29日黄昏，包座战斗开始。红三十军的一个团经一夜激战，扫清外围据点，攻占大戒寺。8月31日下午3点，当敌第四十九师3个团全部进入预设口袋后，红军马上对敌发起总攻。这一仗，敌第四十九师被毙、伤、俘5000余人，丢下七八百头牦牛及骡马，这些正是刚过草地的红军急需的物资。包座战斗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第一个大胜仗。此仗胜利不仅使红军得到了补充，而且粉碎了蒋介石妄图把红军困死在草地的图谋，扫除了进军甘南的障碍。包座战斗，蔡威功不可没。
烈士英魂五十年后回家
蔡威生于1907年，原名蔡泽鏛。他既有大学文化，更有坚强党性。1932年一天，蔡威带领的二台在平汉铁路广水站、卫家店之间被敌军包围。危急之际，蔡威临危不惧，下令掩埋电台。敌人狂喊：“抓活的！抓活的！”子弹“嗖嗖嗖”地从蔡威身边飞过，黑压压的敌人紧追不舍。“那时，我正好走在蔡威同志的后边，看到他把身上的东西一件一件地丢掉，接着从包里掏出一个小本子，一面走，一面放在嘴里嚼，把本子全部嚼烂吞进肚子里。后来，别的同志告诉我，他是电台台长蔡威，他吃的是密码本。我感到蔡威同志很不简单，在万分危急的关头，想的不是自身的安危，而是党的机密”。这是当年14岁的红军小战士胡正先（后来任总参三部副部长）的回忆。当年电台警卫员陈福初（后来任总参三部政委）也看到了同样的情景。因为他在电台时间更长，所以他更了解内情：“蔡台长经常教育我们：‘人在密码在，人亡密码亡’，这是红军无线电台铁的纪律，也是中央特科的优秀传统。蔡台长身体力行。”
当年，徐向前得知无线电二台遇险，立即命令二一八团长徐深吉率部队返回抢救，打退偷袭之敌，挖回电台，使得二台化险为夷。
“蔡威遇险吞食密码本”的故事，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都被当作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通信院校进行忠诚和保密教育的一个经典案例。
由于张国焘对抗中央北上方针，红四方面军三过雪山、草地，严重损害了蔡威的健康。1936年8月，他身患伤寒，生命垂危，但仍躺在担架上破译了马步芳、鲁大昌、朱绍良、蒋介石的密电。9月22日，蔡威逝世，年仅29岁。他没有留下一句遗嘱，这位守口如瓶的无线电破译专家，实现了自己的诺言：“活着烂在肚子里，死了带进棺材里。”他把一切秘密都带进了坟墓，留给战友们的只有一个蔡威的名字。
当天下午，在甘肃岷州卓尔坪村举办了一个隆重而特殊的葬礼。在长征中能以棺材入殓，并由红四方面军最高指挥员徐向前致悼词、红军总司令朱德亲自送葬的英烈，仅此一位。
在蒋介石“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血腥政策下，蔡威进入中央特科，“上不禀父母，下不传子女”，姓名也从“蔡泽鏛”变成了“蔡威”，这样做也是为了保护他的家庭。他的妻子薛品瑄望眼欲穿，身心交瘁，在儿子蔡作祥9岁那年去世。蔡作祥随奶奶长大，20岁到银行当干部。1955年民政部门清理烈士身份，蔡泽鏛被列为“失踪人员”，蔡作祥也被遣散回家。蔡作祥曾听母亲说，父亲在上海与秘密党员周泽万有联系，他便千方百计找到周泽万。周如实地证明：蔡泽鏛改名蔡威，是秘密党员。他的去向对我们保密。
1982年春节，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徐深吉和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宋侃夫、邮电部长王子纲3位老战友聚会。3位老人有个心愿：一定要为无名英雄蔡威找家寻亲。3位老将军的执著，穿越了波涛万里的历史长河。徐深吉查阅大量档案，惊喜地发现红四方面军一张名册里，记录蔡威是“福建福鼎”人。1982年2月24日，徐深吉署名的《怀念一位“无名英雄”——回忆红军长征中的蔡威烈士》在《福建日报》发表。1984年，中央派宋侃夫到福建省任整党联络组长，宋侃夫特意和时任省委书记项南以及党史办工作人员谈及寻找蔡威之事。
1985年春节，蔡作祥的子女找到宁德地委党史办，要求落实爷爷蔡泽鏛的烈士身份。当副主任黄锤超看到周泽万证明材料中有“蔡威”的名字时，犹如石破天惊，分外惊喜，他马上向省委报告。蔡作祥之子蔡述波接到省委通知专程赶往北京，面见爷爷的老战友宋侃夫、王子纲、马文波，证明情况属实。很快，一份报告呈送国家主席李先念和徐向前元帅，得到批复同意。
1986年10月6日，宁德地、县两级召开纪念红军长征胜利暨蔡威烈士牺牲50周年报告大会，宋侃夫、肖全夫、李永悌、胡正先和马文波夫人（马文波病卧在床）等老同志，来到了老战友的故里。报告会上，宋侃夫声音颤抖地说：“我是替蔡威同志回来看望父老乡亲的！”一语刚落，全场掌声雷动，与会者纷纷落泪。
1998年5月，蔡威烈士长孙蔡述道前往甘肃岷州卓尔坪村，找到89岁的老人李俊明，李俊明当年曾经亲见蔡威下葬。在李俊明的引导下，蔡述道在蔡威的墓前行跪拜大礼起灵。烈士的骸骨完整。半个月后，宁德市区人头攒动，万人空巷，迎接紅军传奇英雄回家。在亲人的簇拥下，蔡泽鏛终于回到蔡家大院，回到了70年前离开的故居。随后，蔡威烈士的遗骸与他的妻子薛品瑄合葬于公墓。
2005年，宁德的蔡威故居被评为福建省四大红色名人故居之一（毛泽东、朱德、张鼎丞、蔡威）。故居里挂着时任国防部长迟浩田的题词“蔡威事迹展陈馆”。2008年7月1日，开馆仪式上，一位白发老人作了讲话。他就是当年目睹蔡威吞食密码本的14岁小红军胡正先，时年90岁。他此时成了蔡威烈士在京老战友中唯一的健在者。
长江后浪推前浪，无形战线上的老一辈英雄将士，都随着历史烟云渐渐远去。但是，中央特科的红色基因，却将永世长存。
（责任编辑：胡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