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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傅泾波，1900年出生于满族正红旗的一个贵族之家。曾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1920年，成为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和助手，长期伴随在司徒雷登左右，司徒雷登返美后，傅泾波一家也移居美国，司徒雷登的晚年全赖傅氏一家照料。1988年，傅泾波在美病逝，享年88岁。
在燕京，傅泾波是个谜一般的人物，司徒雷登在《在华五十年》一书中这样写到：“傅泾波之于我，就像我的儿子、同伴、秘书和联络官。”
1918年，年仅18岁的傅泾波陪同信仰上帝的父亲傅瑞卿，到天津参加了在那里召开的全国基督教青年大会。也是在那次大会上，尚在南京金陵神学院任教的司徒雷登被邀在大会上做了演讲，在他演讲完毕的时候，司徒雷登看到了他早就熟识的傅瑞卿。在此之前，对司徒雷登钦佩有加的傅瑞卿曾经请求司徒雷登在有机会的时候多指教他的儿子。司徒雷登走下台来，注意到了傅瑞卿身边的这个年轻人，并且跟他握手。司徒雷登大概没有想到，他精辟的讲演、高雅的风采，特别是他所散发出的难以形容的人格光辉深深地吸引了这个18岁的青年。
在与司徒雷登相遇的那一年，傅泾波正在北京大学读书，任侠好客的傅泾波身上颇有一些五陵少年“交结五都雄”的气质，当时学校里活跃人物大多与他来往频繁，其中就包括近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胡适、陈独秀和李大钊；至于校长蔡元培，那更是父亲傅瑞卿的老朋友。在他的朋友当中，还有当时尚未步入政坛的山西巨富孔祥熙、左翼文学家瞿秋白以及南开中学的周恩来。他甚至还通过溥仪的英籍老师庄士敦，去谒见过当时仍受到民国政府优待住在故宫里面的逊位皇帝。
在燕京大学，傅泾波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学生，他一边读书，一边帮助司徒雷登工作。1922年，傅泾波在司徒雷登的家人面前接受了司徒雷登为他进行的洗礼，成了一个皈依上帝的基督徒。
傅泾波转入燕京大学到底和司徒雷登有多大关联，现在还不好推测。不过，司徒雷登初到北京上任，人地生疏，无疑需要一个人际关系极为熟络的人作为助手。而因为司徒雷登人格魅力的吸引，傅泾波在这方面显示了他非凡的热心和能力。为了帮助司徒雷登迅速打开教育界的局面，1920年，傅泾波为司徒雷登在崇文门内盔甲厂（燕京大学迁址燕园之前的旧址）的住宅内，安排了12人参加的晚宴，出席者包括蔡元培、蒋梦麟、周贻春——当时最负盛名的学者和一流大学的校长，这令司徒雷登惊喜不已。司徒雷登觉得傅泾波“好像从他那世代都是高官的祖先那里继承了一种政治上的才智，他生来就有一种通晓官场心理学的本能”。
这种发现让司徒雷登对傅泾波青眼有加，在那次聚会之后的不久，司徒雷登跟傅泾波说起，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把燕京大学办成一所中国化的大学，一所生根于中国、为中国服务、有中国人管理和支持的大学，而不是沿袭传统教会大学的模式。司徒雷登进而说，达到这个目标的唯一途径就是要和中国社会沟通，这样他们自然乐于拿出精神和物质来支持。然而，他对于如何办好一所大学以及争取美国方面的支持都没有相当的把握，他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和中国社会沟通。但是这个工作又必须进行。司徒雷登说完这一切，问在他面前安静倾听的傅泾波：“你是否愿意帮助我从事这项工作？”傅泾波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回答。几天后，傅泾波决定答应司徒雷登，但是有3个条件：1.除差旅费外不接受任何薪酬；2.不参与燕京大学的任何校内事务；3.只对司徒一个人负责。
自此，傅泾波“生活道路的新起点”开始了。
就像司徒雷登深深地影响了傅泾波一样，傅泾波也深深地影响了司徒雷登。在傅泾波的影响下，司徒雷登在中国社会中成了一个“中国通”。从他出掌燕京到他出任大使的27年间，司徒雷登成功地把燕京大学办成了一所一流的中国化的教会大学。傅泾波在这个过程中究竟起了多大作用？根据现有的资料还不好定论，不过这个过程与傅泾波关联甚深则毫无疑问。
1946年，司徒雷登出任驻华大使的时候，如何安排傅泾波则成了难题：他此时更加需要傅泾波的帮助，但是根据安全守则，傅泾波作为一个普通中国人不能居身使馆之内。不过他们之间这种亦师亦友、情同父子的友谊得到了马歇尔的理解，最后还是马歇尔给傅泾波想出了“司徒雷登的私人顾问”的头衔，让傅泾波可以跻身美国大使馆内，并住在司徒雷登的邻室。
短暂的大使生涯让司徒雷登心力交瘁，随着南京的解放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彻底失败，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不得不踏上回美国的飞机，随行他的，还有傅泾波一家人。
1962年9月，在司徒雷登临终之前，他给傅泾波留下了两个遗愿：一是将当年周恩来送他的一只明代彩绘花瓶送还中国；二是将他的骨灰送回中国，安葬在燕京大学的校园内。为了在有生之年完成司徒雷登嘱托，傅泾波曾多次向中国驻美大使馆陈述司徒雷登的遗愿。1986年，他找到中国驻美大使韩叙，托韩叙将两封信带回国转交有关方面，其中有一封信是直接写给邓小平的，信中再次提到了司徒雷登的遗愿。
1988年，傅泾波在美病逝，享年88岁。
2004年4月，纪念傅泾波先生座谈会在北京大学未名湖临湖轩举行，这里曾经是司徒雷登居所。在座谈会上，北大副校长、学者郝平提出了傅泾波与中共具有极其微妙而密切的关系，主要根据大致是：
1.1949年4月，解放军即将发动渡江战役，为了安全起见，美国驻华使馆大部分工作人员和家眷都撤离南京，人们也劝司徒雷登撤到广州，但是傅泾波却极力反对，他和司徒雷登都认为，一旦南京失守，他们就有机会近距离和共产党接触，讨论中美关系。解放军占领南京之后，傅泾波马上代表司徒雷登拜访了中共派驻南京的外事主任黄华，而黄华又是周恩来点名派到南京并且允许和司徒雷登进行私人接触的人选。
2.中美关系解冻后的1972年，为了解中国的情况，美国政府组织了一批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到中国访问。傅泾波的小女儿傅海澜也是访华团成员。临行前，傅泾波将他写给周恩来的一封信托女儿带到中国，并在信中表达了他对中美之间开始重新对话的祝贺和欣喜，和想回国看看的愿望。收到信后，周恩来即向傅泾波发出秘密邀请。1973年，傅泾波在离国24年后回国，在北京住了10个月。当时正是“文革”时期，如果没有与中共的特殊关系，即使作为中共的客人，也不可能在北京一住就是10个月。
傅泾波在美国去世后，中国驻美大使韩叙、侨务参赞陈启道和大使馆武官，以及新华社驻美分社社长等人都前往悼念，并且参加了他的追悼会。这是中共在海外给予一位党外人士的最高礼遇。
（摘自重庆出版社《消逝的燕京》 作者：陈远）
在燕京，傅泾波是个谜一般的人物，司徒雷登在《在华五十年》一书中这样写到：“傅泾波之于我，就像我的儿子、同伴、秘书和联络官。”
1918年，年仅18岁的傅泾波陪同信仰上帝的父亲傅瑞卿，到天津参加了在那里召开的全国基督教青年大会。也是在那次大会上，尚在南京金陵神学院任教的司徒雷登被邀在大会上做了演讲，在他演讲完毕的时候，司徒雷登看到了他早就熟识的傅瑞卿。在此之前，对司徒雷登钦佩有加的傅瑞卿曾经请求司徒雷登在有机会的时候多指教他的儿子。司徒雷登走下台来，注意到了傅瑞卿身边的这个年轻人，并且跟他握手。司徒雷登大概没有想到，他精辟的讲演、高雅的风采，特别是他所散发出的难以形容的人格光辉深深地吸引了这个18岁的青年。
在与司徒雷登相遇的那一年，傅泾波正在北京大学读书，任侠好客的傅泾波身上颇有一些五陵少年“交结五都雄”的气质，当时学校里活跃人物大多与他来往频繁，其中就包括近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胡适、陈独秀和李大钊；至于校长蔡元培，那更是父亲傅瑞卿的老朋友。在他的朋友当中，还有当时尚未步入政坛的山西巨富孔祥熙、左翼文学家瞿秋白以及南开中学的周恩来。他甚至还通过溥仪的英籍老师庄士敦，去谒见过当时仍受到民国政府优待住在故宫里面的逊位皇帝。
在燕京大学，傅泾波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学生，他一边读书，一边帮助司徒雷登工作。1922年，傅泾波在司徒雷登的家人面前接受了司徒雷登为他进行的洗礼，成了一个皈依上帝的基督徒。
傅泾波转入燕京大学到底和司徒雷登有多大关联，现在还不好推测。不过，司徒雷登初到北京上任，人地生疏，无疑需要一个人际关系极为熟络的人作为助手。而因为司徒雷登人格魅力的吸引，傅泾波在这方面显示了他非凡的热心和能力。为了帮助司徒雷登迅速打开教育界的局面，1920年，傅泾波为司徒雷登在崇文门内盔甲厂（燕京大学迁址燕园之前的旧址）的住宅内，安排了12人参加的晚宴，出席者包括蔡元培、蒋梦麟、周贻春——当时最负盛名的学者和一流大学的校长，这令司徒雷登惊喜不已。司徒雷登觉得傅泾波“好像从他那世代都是高官的祖先那里继承了一种政治上的才智，他生来就有一种通晓官场心理学的本能”。
这种发现让司徒雷登对傅泾波青眼有加，在那次聚会之后的不久，司徒雷登跟傅泾波说起，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把燕京大学办成一所中国化的大学，一所生根于中国、为中国服务、有中国人管理和支持的大学，而不是沿袭传统教会大学的模式。司徒雷登进而说，达到这个目标的唯一途径就是要和中国社会沟通，这样他们自然乐于拿出精神和物质来支持。然而，他对于如何办好一所大学以及争取美国方面的支持都没有相当的把握，他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和中国社会沟通。但是这个工作又必须进行。司徒雷登说完这一切，问在他面前安静倾听的傅泾波：“你是否愿意帮助我从事这项工作？”傅泾波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回答。几天后，傅泾波决定答应司徒雷登，但是有3个条件：1.除差旅费外不接受任何薪酬；2.不参与燕京大学的任何校内事务；3.只对司徒一个人负责。
自此，傅泾波“生活道路的新起点”开始了。
就像司徒雷登深深地影响了傅泾波一样，傅泾波也深深地影响了司徒雷登。在傅泾波的影响下，司徒雷登在中国社会中成了一个“中国通”。从他出掌燕京到他出任大使的27年间，司徒雷登成功地把燕京大学办成了一所一流的中国化的教会大学。傅泾波在这个过程中究竟起了多大作用？根据现有的资料还不好定论，不过这个过程与傅泾波关联甚深则毫无疑问。
1946年，司徒雷登出任驻华大使的时候，如何安排傅泾波则成了难题：他此时更加需要傅泾波的帮助，但是根据安全守则，傅泾波作为一个普通中国人不能居身使馆之内。不过他们之间这种亦师亦友、情同父子的友谊得到了马歇尔的理解，最后还是马歇尔给傅泾波想出了“司徒雷登的私人顾问”的头衔，让傅泾波可以跻身美国大使馆内，并住在司徒雷登的邻室。
短暂的大使生涯让司徒雷登心力交瘁，随着南京的解放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彻底失败，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不得不踏上回美国的飞机，随行他的，还有傅泾波一家人。
1962年9月，在司徒雷登临终之前，他给傅泾波留下了两个遗愿：一是将当年周恩来送他的一只明代彩绘花瓶送还中国；二是将他的骨灰送回中国，安葬在燕京大学的校园内。为了在有生之年完成司徒雷登嘱托，傅泾波曾多次向中国驻美大使馆陈述司徒雷登的遗愿。1986年，他找到中国驻美大使韩叙，托韩叙将两封信带回国转交有关方面，其中有一封信是直接写给邓小平的，信中再次提到了司徒雷登的遗愿。
1988年，傅泾波在美病逝，享年88岁。
2004年4月，纪念傅泾波先生座谈会在北京大学未名湖临湖轩举行，这里曾经是司徒雷登居所。在座谈会上，北大副校长、学者郝平提出了傅泾波与中共具有极其微妙而密切的关系，主要根据大致是：
1.1949年4月，解放军即将发动渡江战役，为了安全起见，美国驻华使馆大部分工作人员和家眷都撤离南京，人们也劝司徒雷登撤到广州，但是傅泾波却极力反对，他和司徒雷登都认为，一旦南京失守，他们就有机会近距离和共产党接触，讨论中美关系。解放军占领南京之后，傅泾波马上代表司徒雷登拜访了中共派驻南京的外事主任黄华，而黄华又是周恩来点名派到南京并且允许和司徒雷登进行私人接触的人选。
2.中美关系解冻后的1972年，为了解中国的情况，美国政府组织了一批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到中国访问。傅泾波的小女儿傅海澜也是访华团成员。临行前，傅泾波将他写给周恩来的一封信托女儿带到中国，并在信中表达了他对中美之间开始重新对话的祝贺和欣喜，和想回国看看的愿望。收到信后，周恩来即向傅泾波发出秘密邀请。1973年，傅泾波在离国24年后回国，在北京住了10个月。当时正是“文革”时期，如果没有与中共的特殊关系，即使作为中共的客人，也不可能在北京一住就是10个月。
傅泾波在美国去世后，中国驻美大使韩叙、侨务参赞陈启道和大使馆武官，以及新华社驻美分社社长等人都前往悼念，并且参加了他的追悼会。这是中共在海外给予一位党外人士的最高礼遇。
（摘自重庆出版社《消逝的燕京》 作者：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