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汉大学校园里,经常可以看到一位着西装、身板笔挺的老教授,由一位小姑娘陪伴着昂首散步,这就是国内鼎鼎大名的美国史泰斗、今年已届九十七岁的刘绪贻老先生。我认识刘先生多年了,但由于专业不同,平时接触并不多,只是常常读到他在报纸杂志上发表的一些鼓吹启蒙、批判现代新儒学的文章,深感老先生宝刀不老,有股年轻人的锐气。近获先生所赠《箫声剑影——九十七老人刘绪贻口述自传》(上)一书,一口气读完,掩卷沉思良久。一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近百年的坎坷经历和思想历程,历历如在眼前。书中有上个世纪初先生家乡湖北黄陂农村社会风貌和历史变迁的感性描述,有先生自幼求学立志报效国家民族的个人经历,有对传主的亲人、同学、朋友、恋人、老师和社会各色人等的栩栩如生的回忆,有在清华大学、武汉大学、西南联大以及后来远渡重洋负笈花旗的学习和见闻,有先生在重庆官场郁郁不得志和受排挤的现实体验,还有先生根据自己的所见和反思对中、美社会文化之比较。我惊异于先生记忆力之超群,他居然能在近百岁的高龄把幼时的场景和漫长生活中的种种细节作如此细致入微和有条不紊的描写,充分体现了一个卓越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学术天赋;更佩服先生头脑之清晰,不论是对外部现实环境还是对自己的心路历程的剖析,他都是那么客观冷静,尤其对自己的解剖,是那么的无情和深入,摆脱了中国传统文人通常极难避免的那种文过饰非、自我标榜的劣习。由于书的内容极为丰富,我不可能在这篇短文中一一评说,只就我最感兴趣的方面略谈一点感想,其中重点谈谈刘先生对西南联大时期三个著名的学术大师的评价。
　　首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刘先生对潘光旦先生的评价,非常不同凡响。潘光旦先生是当时名重一时的大学问家,不独从小熟读诗书,精通经史子集,小说、稗官野史、方志族谱无不涉猎;而且英语水平出类拔萃,英文写作词汇丰富、文采风流,甚至把《英汉综合大词典》都背得烂熟。他在清华读书时备受梁启超看重,夸他既可以做科学家,又可以做文学家;在留美期间也因成绩优异得到校方褒扬。回国后曾任清华、西南联大等多所著名大学的教授和教务长。他是在优生学、性心理学、教育学、民族学、谱牒学等方面都有重大贡献的“集学者、思想家、社会活动家于一身的通才”,“他的学识渊博为人所知,被学界称为‘学贯中西,融汇古今,打通文理’的学者”,“无论从成就还是影响力而言,他绝对是二十世纪中国性文化史上的第一流人物”。刘先生虽然对潘先生的一些观点如反对男女平等、赞同一夫多妻和包办婚姻、批评工业化等等并不认同,但对他的为人很是敬佩,认为他人格坚强,待人温厚诚恳,有幽默感,且学术上有自己的操守,是一个“肝胆相照、真正具有透明度的人”。但是直到耳顺之年被打成“右派”,经过一年的学习改造,摘掉了右派帽子,“自此以后,他就像换了个人,思想起了剧烈的变化。……有些言论甚至‘左’得令人惊讶。人们还认为,他这种思想的变化,不像有些人是为了投革命之机,也不像有些人是在权势威胁面前说假话,他是真诚的”。乃至于在“文革”中受迫害、患病得不到正常的治疗而病死,他也毫无怨言。为什么会这样?费孝通先生曾说,这是由于潘先生“人格不是一般的高,很难学”,这种高境界植根于儒家思想。而刘先生的评价则是:“可惜,潘先生读经太多太久,中了儒学的毒!”这真是石破天惊之言。正是由于儒家的爱国等于忠君的思想,以及出于儒家泛道德主义和诛心之论对上世纪五十年代“左”的一套的衷心认同,使大批中国知识分子在历次政治迫害中如同绵羊一般驯服,自觉地把自己的思想改造成与最高当局的要求一致,乃至于自轻自贱,尽弃所学。这种“境界”不唯不“高”,而且迂腐。但至今能够达到这一认识的人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仍属凤毛麟角。刘先生的胆识不由得不令人钦佩!
　　另一位是今天人们谈论很多的传奇人物吴宓先生,刘先生对他也有准确全面的评价。刘先生对吴先生一生的贡献和成就都有极高的肯定:“吴先生一生的成就中,内容最丰富扎实、最有说服力、最能得到学术界公认的,是作为一个诲人不倦的大学教授的业绩”,是“值得青史留名的大学教授”。但对于他的人格和为人处世,刘先生赞同钱钟书先生的评语,即“最终,他只是一个矛盾的自我,一位‘精神错位’的悲剧英雄。在他的内心世界中,两个自我仿佛黑夜中的敌手,冲撞着,撕扯着”,“隐藏于他心理之后的是一种新旧之间的文化冲突”。至于刘先生自己的评论,则更有过人之处,刘先生把吴宓一生所犯的严重错误归结为思想上的和道德上的两个方面,即吴宓自己所标榜的“殉道”和“殉情”。就殉道而言,“实际上他殉的是‘过时之道’,是对国计民生、匡时救世无益而有害之道,是使中华民族难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之道”。“直到今天,还有人对他尊孔崇儒大唱赞歌,这不是和赞扬一个屡犯错误而且坚持不改的青少年一样吗?”至于“殉情”,那么“他不是‘殉情’,他是不懂爱情、玩弄爱情,甚至是‘负情’”,“吴宓一生总在追求女性,几乎可以说是随时随地用情,并且为此不知耗费了多少时间、精力和金钱。……有理由认为,吴宓绝不是一个好恋人、好丈夫,而是一个不合格的恋人、不合格的丈夫”。吴宓的“负情”和“花心”确实是中国文人性格的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我曾在评论《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和《废都》中的庄之蝶时触及这个问题,认为这与中国传统的儒道文化对人的自然本性和“诚”的理解有某种内在的关联。这种观点用在吴宓身上,似乎也完全恰当,只是他还另外加上了一点世俗的心机和算计而已。而那些过高评价吴先生道德人品的人们其实也并没有错,只是他们并不清楚儒家道德的内在的玄机,即我所提出的“结构性伪善”,而只看到儒家光鲜的一面。刘先生对吴先生内心世界的揭示应该说是很深刻的,表明了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知人论世”的功力。
　　第三个重点评论的人物是冯友兰。刘先生在清华和西南联大都旁听过冯先生的讲课,并研读过他的“贞元六书”,对冯的哲学他有如下评价:“贞元六书的写作和发表,的确表明冯先生建立了一个新的、独立的哲学体系,成为一个杰出的哲学家。作为一个学者,我不独尊敬他,还喜欢读他的书,因为他的书文字朴实流畅,逻辑性很强,读起来舒服,读的时候容易被它说服。但是,读后反复琢磨,我并不同意冯先生的新理学思想体系。”其原因,一是冯先生的唯心主义先验论不能使人信服,二是所谓“旧邦新命”的政治抱负在刘先生看来“是不会有结果的,因为冯先生认为中西文化的不同并非质的不同,西方社会可以通过产业革命实现现代化,中国社会也可以通过产业革命实现现代化。他没有意识到继承了希腊、罗马文化传统的西方文化中含蕴有产生科学与民主的因素,而中国传统文化中则没有此种因素”。冯先生一味高谈形而上学,有意远离科学和现实生活,“这样的学术努力,当然是不能促进中国现代化的”,所谓“贞下起元”也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主观愿望而已。朱子之学并没有挽救宋王朝的败亡,“新理学是接着程朱理学讲的,虽融入了维也纳学派的新逻辑学,但本质上没有区别。对于抗日战争,怎么会有用呢?因此,对于作为思想家的冯友兰先生,在我心目中的分量是不太重的”。刘先生并非专攻哲学的,但这里寥寥数语,即已把冯先生的哲学之迂阔无用揭示得淋漓尽致。
　　可以看出,在刘先生那一辈深受儒家伦理熏陶的学者中,他几乎是一个异类、一个叛逆者,他虽然只在美国求学期间在西方社会中生活过两年半,但他是用一颗心在认真考察和分析,在追溯“五四”以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源头。他并不是崇美派,相反,他敏锐地看出了美国社会的诸多问题和缺陷,在生活中他也不能接受西方文化的一些与中国传统格格不入的方面;但他的确是从国家民族的未来发展出发,提出我们应该虚心努力地学习美国文化中的优秀品质。在最后一章“中美社会文化之比较”中,他提出美国的政治制度是首先值得我国学习的。正如叶笃正先生(刘先生留美时的好友,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在为本书所写的序言中称赞的,刘先生“认为美国生活水平和科技水平之高是个果,它背后的原因是它的制度,这个制度是华盛顿以及华盛顿之后的一些美国杰出总统和精英人物共同建立起来的”,这一观点比那种把美国的发达仅仅归结于它的科技的观点要“深入得多”。刘先生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我想与他自身的比较特殊的早期教育不无关系。据他自述,他最初受到的学校教育正值五四运动前夕,是由他那位思想激进、倾向共和的父亲亲自教他国民政府颁定的小学课本,课余的时候则学唐诗。“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则是后来才读的,虽然背得滚瓜烂熟,但并未被教导用来安身立命。到了十一、十二岁,刘先生在桃花庙小学随父读书时,当地有些新派知识分子常和他父亲来往,“他们聊天时往往涉及当时流行的社会思潮,我旁听时,特别受‘打倒孔家店’主张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再过两年,刘先生在道明小学就已经学了英语、生物和美术等课程。再后来,自从1929年起(刘先生十六岁),“我连续系统地受了十二年学校教育,而这种教育,基本上是在‘五四’启蒙运动的影响下进行的,对我的思想定型具有重大作用”,这种学习经历给刘先生跳出以往传统教育的樊篱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由此我也想到,鲁迅先生当年劝青年要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多读外国书,至今遭人诟病,其实是有一定道理的。他并不是要人们完全不读中国书,而只是要求“青年”首先接触西方的东西,开拓了眼界之后,再回过头来用科学的、客观的乃至于批判的眼光来读中国书,庶几可以避免中毒,这是符合心理学的规律的,人通常最难摆脱的是他早期所受到的教育。因此我虽然不反对读经,但一贯反对读经“从娃娃抓起”,刘先生的经历给我的主张又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根据。
　　
　　(《箫声剑影——九十七老人刘绪贻口述自传》(上卷),刘绪贻口述,余坦坦记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3月初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5月重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