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城市建筑和城市规划，有一位学者的英名是绝对不该忘却的，虽然他已仙逝了一年半。这位学者就是冯纪忠。
　　作为我国现代建筑的奠基人、我国城市规划专业和风景园林专业的创始人，冯纪忠名闻遐迩。他早年留学奥地利、德国，攻读建筑专业。1946年回国后，相继参加了南京的都市规划和解放后的上海都市规划。在同济大学任教时，创办了我国首个“城市规划专业”。上世纪70年代，他带着学生开始进行上海旧城改造的探索。1986年，他因松江“方塔园”获得美国建筑协会授予的荣誉院士称号。冯纪忠去世时，学界曾感慨：“中国建筑的一个时代结束了!”这位被称为“北有梁思成，南有冯纪忠”的大师级人物，直到其晚年，甚至去世之后才被人们所认识，故有人发出如此浩叹：“惜哉!惜哉!”
　　冯纪忠的名字是与他毕生追求的“公民建筑”理念紧密相连的。建立于上世纪60年代他提出的“建筑空间组合原理(空间原理)”基础之上的“公民建筑”理念，为冯纪忠赢得非凡的荣誉：2008年，他成为首届中国建筑传媒奖“杰出成就奖”得主。其获奖感言云：“所有的建筑都是公民建筑。”他铿锵有力地说：“我们这个时代，公民建筑才是真正的建筑，其他的建筑如果不是为公民服务，不能体现公民的利益，它就不是真正的建筑。”这一警策之语是否说得太绝对化了?答曰：非也!
　　从人类学的角度看，城市是人的habila(栖息地)，即人作为“万物之灵长”(莎士比亚语)聚集的地方。既然如此，城市的第一要务便是适合人的尺度。当然，这个尺度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改变，随着物质条件的丰裕而提升，但是、在人聚集和活动的地方，以人的自然需求为尺度仍然是必要的，否则，人就会感觉不适，城市就会变成和人相对立的存在物。恰如2月21日《人民日报》报道称：“在目前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人们看到的是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的变化，但与此同时，一些地方也出现了‘贵族化’倾向。一些城市热衷于表面繁荣、繁华的发展模式，忽视对百姓的服务功能，大楼越来越高，设施越来越洋、可普通百姓却感到生活不便、生存空间狭小。”
　　其实，这种“表面繁荣，百姓生活不便”的城市“贵族化”倾向在我国建筑中俯拾即是。就拿冯纪忠生前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时举的两则事例来说——
　　其一：“现在中国政府的办公大楼基本都差不多，都盖得很高、很大，而且门前都有很长很高的台阶。大楼梯，看着就让人紧张，看着就累，看着就让人害怕。”
　　其二：“现在中国每个城市都有很大的广场，不少广场很少使用，这是很大的浪费。这样的设计就不是公民建筑，因为没有考虑到普通百姓的使用。”
　　——寥寥数语，切中时弊!
　　冯纪忠痛斥的“城市广场”现象，早在100多年前就有过教训。法国城市规划者奥斯曼曾在主持巴黎城的大规模改造时有过一个“败笔”：将城市小巷改造成宽阔的大道和偌大的广场。当时，一位叫托马斯·班德尔的学者持反对意见：“在奥斯曼大兴土木的建设过程中，不仅贫穷者失去家园，还会使中产阶级感到这座为他们营造的新城市难以使用，他们在面对新的户外空间和空旷无人的大道、广场时无法移动自己的身体，完全瘫痪了。这种‘行走能力的丧失’被一位柏林的神经科医师名为‘广场焦虑’。”显然，“广场焦虑”与“公民建筑”在城市建筑理念上堪称“两股道上跑的车”。奥斯曼的改造规划最终被否决，可这种“广场焦虑”的现象却在我国诸多城市重演了。岂不悲哉也者!
　　或曰：难道旧城不需要改造?不。冯纪忠大师也没有如此武断。问题的症结是在于如何看待旧城改造，如何实施1日城改造。他是本着“建筑师应该关注普通百姓的生活，应该关心‘公民的需要’”的情结和精神来论述旧城改造的：“旧城改造是要改善普通百姓的生存条件．改变他们的居住状况，改变他们的环境，而不是完全重新来过。这样做会破坏城市的文脉。等有一天．大家意识到这样做不对的时候，你想恢复就很困难了。即使是按照原来的样子恢复了，也只是假古董。”说实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至多也只有100多年的历史．今天的中国社会还存有强烈的古代社会的遗迹。作为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旧城改造是情理之中的事，我们不可想象北京的胡同或上海的弄堂原封不动地全部保存下去。但也不能走极端——我们的城市规划几乎完全被栉比鳞次的高楼大厦、凌空飞跃的高速公路、宽阔硕大的广场等所主宰，忘记了胡同和弄堂对人的habitat的眷顾。值得世人激赏的是，上海继新天地之后，又成功地改造了泰康路上的田子坊。这乃是旧城改造“对人的habital的眷顾”的典范。
　　在《美国大都市的生与死》这本名著中，简‘雅各布森提出要尊重“城市人口的自发的多样化”，其理论预设当然也是以城市生活的多样化来反对城市模式的同一性和城市建筑的均质化。能否确立“公民建筑”的理念且予以实施，委实关涉_座城市的“生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