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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大变局并非仅限于晚清，晚明也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过。突然提出晚明的历史大变局，并非故意耸人听聞，而是希望人们放宽历史的视野，回过头去看一看16世纪下半叶至17世纪中叶的中国曾经发生的巨变。
“全球化”初露端倪的时代
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世界历史出现了大变局，历史学家称为地理大发现时代或大航海时代。欧洲的航海家发现了绕过非洲好望角通往印度和中国的新航路，以及美洲新大陆，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西方历史学家把这一标志作为中世纪与近代划分的里程碑，并非毫无道理。这一转折，最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全球化”的初露端倪。从此，人们的活动不再局限于某一个洲，而是全球各大洲，包括新发现的美洲。人们的视野与活动所及，不再是半个地球，而是整个地球，因此称之为一个“全球化”初露端倪的时代，是毫不为过的。
在一般人心目中，“全球化”似乎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才出现的新事物，其实不然。美国学者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与约瑟夫·奈（Joseph S.
Nye）在他们的论著《全球化：来龙去脉》中，对“全球性因素”与“全球化”的界定是具有历史纵深感的：“全球性因素是指世界处于洲际层次上的相互依存的网络状态。这种联系是通过资本、商品、信息、观念、人员、军队，以及与生态环境相关的物质的流动及其产生影响而实现的”；“我们认为，全球性因素是一种古已有之的现象。而全球化，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指全球因素增加的过程”。有的学者倾向于认为：“全球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5世纪末开始的地理大发现时代，此后世界市场从欧洲拓展到美洲、亚洲和非洲，世界各大洲之间的经济联系大大加强，国际贸易迅速增加，世界市场雏形初具，“全球化”初露端倪。
倘若以为这是初出茅庐者的一家之言，那么不妨看一看权威的见解。当代著名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的一大贡献就在于，它以一种历史的深邃感阐述了“世界体系”的起源，即16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开始以西北欧为中心，形成“世界性经济体系”，它是崭新的“世界上前所未有的社会体系”。年鉴派大师布罗代尔在其巨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的第三卷中，阐述了“世界经济”与“经济世界”的形成过程，他认为，“世界经济”延伸到全球，形成“全世界市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的转折点就是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由于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欧洲一鼓作气地（或几乎如此）挪动了自己的疆界，从而创造了奇迹”。
美国学者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震动国际学术界的著作《白银资本》，其副标题就叫作《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而他所讨论的时间段，恰恰是1500年至1800年。他认定，从地理大发现到工业革命之前的时代，已经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如果问题到此为止，那么还不至于引起众说纷纭的争论。弗兰克的创造性在于，突破欧洲中心论的窠臼，明白无误地指出，1500年至1800年，“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换言之，当时的经济中心不在欧洲，而在亚洲特别是中国。
晚明中国：贸易顺差与巨额白银资本的流入
在这个“全球化”初露端倪的时代，中国当然不可能置身
事外。
葡萄牙人绕过非洲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占领印度西海岸的贸易重镇果阿、东西洋交通咽喉马六甲，以及香料群岛以后，从1524年起，在中国东南沿海进行走私贸易。当葡萄牙人获得澳门贸易的许可以后，澳门开始成为沟通东西方经济的重要商埠，成为晚明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渠道，也是晚明中国在大航海时代与全球经济发生关系的中介。它的意义，不仅对于葡萄牙，而且对于中国，都是不可低估的。澳门从16世纪80年代进入了黄金时代，一跃而为葡萄牙与印度、中国、日本贸易航线的重要枢纽港口。以澳门为中心的几条国际贸易航线第一次把中国商品运向全球各地。澳门的转口贸易，把中国卷入全球贸易网络之中，使中国经济首次面对全球（东半球与西半球）经济的新格局。
晚明历史大变局的帷幕慢慢揭开。
西班牙人的东来，大大拓展了这种历史大变局的深度与广度。西班牙人到达美洲以后，绕过美洲南端，进入太平洋，来到菲律宾群岛。1580年以后，西班牙的马尼拉当局，为生丝、丝织品、棉布、瓷器等中国商品，找到了一条通向墨西哥的航路——太平洋海上丝绸之路。这迥然不同于以往的海上丝绸之路，它不再局限于东北亚或东南亚，而是越过大半个地球，由亚洲通向美洲的远程贸易。“马尼拉大帆船”（Manila Galleon）满载中国商品，横渡太平洋，前往墨西哥。这就是驰名于历史的、持续了二百多年的沟通马尼拉与阿卡普尔科的大帆船贸易。马尼拉大帆船运去的中国商品，特别是生丝与丝织品，在墨西哥、秘鲁、巴拿马、智利都成了抢手货，并且直接导致西班牙美洲殖民地以本地蚕丝为原料的丝织业的衰落。
“马尼拉大帆船”的货源来自福建沿海的自由贸易港——月港（以后升格为海澄县），由于它的繁荣，一直有“小苏杭”的美誉。随着贸易的发展，福建商人逐渐移居马尼拉，专门从事贸易中介业以及其他工商业。因此史家评论说，马尼拉不过是中国与美洲之间海上丝绸之路的中转站，“马尼拉大帆船”严格说来是运输中国货的大帆船。
稍后来到远东的荷兰人，为了和葡萄牙、西班牙展开商业竞争，1602年建立了统一的“联合东印度公司”，这就是在远东显赫一时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它把总部建在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而把目光盯住东南亚、日本和中国。16世纪末至17世纪中，东方的商业大权几乎为荷兰人所独占，他们以马来半岛、爪哇、香料群岛为基地，向中国和日本发展，台湾很快成为进口中国商品的固定贸易中转地。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新兴的欧洲强国，在与中国的贸易中，无一例外地都处于贸易逆差之中，而中国始终处于贸易顺差之中。由于这种贸易以中国的丝绸为主角，因此被西方学者概括为“丝— 银”对流。以葡萄牙而言，它从澳门运往果阿、里斯本的中国商品有生丝、丝织品、黄金、水银、麝香、朱砂、茯苓、瓷器等，其中数量最大的是生丝；而它从里斯本、果阿运回澳门的商品有白银、胡椒、苏木、檀香等，其中数量最大的是白银。这些白银是墨西哥、秘鲁生产的，由葡萄牙、西班牙商人运往塞维利亚、里斯本，再运往果阿。以至于当时的马德里商人说，葡萄牙人从里斯本运往果阿的白银几乎全部经由澳门进入了中国。 这种结构性贸易逆差，所反映的决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贸易问题，而是贸易各方生产水平、经济实力的体现。葡、西两国及其殖民地无法用香料等初级产品与中国工艺精良的高级商品在贸易上达成平衡，必须支付巨额白银货币。关于这一点，弗兰克《白银资本》说得最为深刻：“外国人，包括欧洲人，为了与中国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国人支付白银，这也确实表现为商业上的‘纳贡’”；“‘中国贸易’造成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是，中國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他进一步发挥道：“16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的尼德兰（荷兰）或18世纪的英国在世界经济中根本没有霸权可言”；“在1800年以前，欧洲肯定不是世界经济的中心”。
弗兰克的这种大胆论断，引起了外国学者和中国学者的异议。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当然可以继续讨论。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它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晚明历史大变局的存在，以及中国在其中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这种情况是和晚清历史大变局截然不同的。
不论你对此作何评价，巨额白银资本的流入中国总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中国学者全汉升从大量第一手资料中提炼出结论：1571年至1821年间，从美洲运往马尼拉的白银共计4亿西元（比索），其中二分之一或更多一些，流入了中国。全氏的这一研究成果受到西方学者的广泛关注。
有鉴于此，弗兰克对巨额白银资本流入中国问题做了一个系统总结，他在《白银资本》中认为中国通过“丝— 银”贸易获得了世界白银产量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相比较而言，弗兰克的估计比全汉升保守多了，即便如此，也足够令人震惊了。
这无论如何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辉煌！这种辉煌出现在晚明时期，它以无可争议的姿态显示，以往的所谓定论—— 晚明时期中国经济已经走上了下坡路，是多么不堪一击。
由于中国出口的商品如生丝、丝织品、棉布、瓷器等，主要来自太湖流域，以及东南沿海地区，巨额白银资本的流入，毫无疑问刺激了这些地区经济的蓬勃发展，市场机制的日益完备。全汉升不无感慨地说：“由此可知，在近代西方工业化成功以前，中国工业的发展，就其使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强大的竞争力来说，显然曾经有过一页光荣的历史。”由此看来，在欧洲工业革命发生以前，中国江南的经济水平是领先于欧洲的，至少并不比欧洲落后。
（选自《国史十六讲》，中华书局。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明清史专家）
“全球化”初露端倪的时代
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世界历史出现了大变局，历史学家称为地理大发现时代或大航海时代。欧洲的航海家发现了绕过非洲好望角通往印度和中国的新航路，以及美洲新大陆，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西方历史学家把这一标志作为中世纪与近代划分的里程碑，并非毫无道理。这一转折，最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全球化”的初露端倪。从此，人们的活动不再局限于某一个洲，而是全球各大洲，包括新发现的美洲。人们的视野与活动所及，不再是半个地球，而是整个地球，因此称之为一个“全球化”初露端倪的时代，是毫不为过的。
在一般人心目中，“全球化”似乎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才出现的新事物，其实不然。美国学者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与约瑟夫·奈（Joseph S.
Nye）在他们的论著《全球化：来龙去脉》中，对“全球性因素”与“全球化”的界定是具有历史纵深感的：“全球性因素是指世界处于洲际层次上的相互依存的网络状态。这种联系是通过资本、商品、信息、观念、人员、军队，以及与生态环境相关的物质的流动及其产生影响而实现的”；“我们认为，全球性因素是一种古已有之的现象。而全球化，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指全球因素增加的过程”。有的学者倾向于认为：“全球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5世纪末开始的地理大发现时代，此后世界市场从欧洲拓展到美洲、亚洲和非洲，世界各大洲之间的经济联系大大加强，国际贸易迅速增加，世界市场雏形初具，“全球化”初露端倪。
倘若以为这是初出茅庐者的一家之言，那么不妨看一看权威的见解。当代著名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的一大贡献就在于，它以一种历史的深邃感阐述了“世界体系”的起源，即16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开始以西北欧为中心，形成“世界性经济体系”，它是崭新的“世界上前所未有的社会体系”。年鉴派大师布罗代尔在其巨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的第三卷中，阐述了“世界经济”与“经济世界”的形成过程，他认为，“世界经济”延伸到全球，形成“全世界市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的转折点就是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由于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欧洲一鼓作气地（或几乎如此）挪动了自己的疆界，从而创造了奇迹”。
美国学者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震动国际学术界的著作《白银资本》，其副标题就叫作《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而他所讨论的时间段，恰恰是1500年至1800年。他认定，从地理大发现到工业革命之前的时代，已经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如果问题到此为止，那么还不至于引起众说纷纭的争论。弗兰克的创造性在于，突破欧洲中心论的窠臼，明白无误地指出，1500年至1800年，“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换言之，当时的经济中心不在欧洲，而在亚洲特别是中国。
晚明中国：贸易顺差与巨额白银资本的流入
在这个“全球化”初露端倪的时代，中国当然不可能置身
事外。
葡萄牙人绕过非洲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占领印度西海岸的贸易重镇果阿、东西洋交通咽喉马六甲，以及香料群岛以后，从1524年起，在中国东南沿海进行走私贸易。当葡萄牙人获得澳门贸易的许可以后，澳门开始成为沟通东西方经济的重要商埠，成为晚明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渠道，也是晚明中国在大航海时代与全球经济发生关系的中介。它的意义，不仅对于葡萄牙，而且对于中国，都是不可低估的。澳门从16世纪80年代进入了黄金时代，一跃而为葡萄牙与印度、中国、日本贸易航线的重要枢纽港口。以澳门为中心的几条国际贸易航线第一次把中国商品运向全球各地。澳门的转口贸易，把中国卷入全球贸易网络之中，使中国经济首次面对全球（东半球与西半球）经济的新格局。
晚明历史大变局的帷幕慢慢揭开。
西班牙人的东来，大大拓展了这种历史大变局的深度与广度。西班牙人到达美洲以后，绕过美洲南端，进入太平洋，来到菲律宾群岛。1580年以后，西班牙的马尼拉当局，为生丝、丝织品、棉布、瓷器等中国商品，找到了一条通向墨西哥的航路——太平洋海上丝绸之路。这迥然不同于以往的海上丝绸之路，它不再局限于东北亚或东南亚，而是越过大半个地球，由亚洲通向美洲的远程贸易。“马尼拉大帆船”（Manila Galleon）满载中国商品，横渡太平洋，前往墨西哥。这就是驰名于历史的、持续了二百多年的沟通马尼拉与阿卡普尔科的大帆船贸易。马尼拉大帆船运去的中国商品，特别是生丝与丝织品，在墨西哥、秘鲁、巴拿马、智利都成了抢手货，并且直接导致西班牙美洲殖民地以本地蚕丝为原料的丝织业的衰落。
“马尼拉大帆船”的货源来自福建沿海的自由贸易港——月港（以后升格为海澄县），由于它的繁荣，一直有“小苏杭”的美誉。随着贸易的发展，福建商人逐渐移居马尼拉，专门从事贸易中介业以及其他工商业。因此史家评论说，马尼拉不过是中国与美洲之间海上丝绸之路的中转站，“马尼拉大帆船”严格说来是运输中国货的大帆船。
稍后来到远东的荷兰人，为了和葡萄牙、西班牙展开商业竞争，1602年建立了统一的“联合东印度公司”，这就是在远东显赫一时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它把总部建在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而把目光盯住东南亚、日本和中国。16世纪末至17世纪中，东方的商业大权几乎为荷兰人所独占，他们以马来半岛、爪哇、香料群岛为基地，向中国和日本发展，台湾很快成为进口中国商品的固定贸易中转地。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新兴的欧洲强国，在与中国的贸易中，无一例外地都处于贸易逆差之中，而中国始终处于贸易顺差之中。由于这种贸易以中国的丝绸为主角，因此被西方学者概括为“丝— 银”对流。以葡萄牙而言，它从澳门运往果阿、里斯本的中国商品有生丝、丝织品、黄金、水银、麝香、朱砂、茯苓、瓷器等，其中数量最大的是生丝；而它从里斯本、果阿运回澳门的商品有白银、胡椒、苏木、檀香等，其中数量最大的是白银。这些白银是墨西哥、秘鲁生产的，由葡萄牙、西班牙商人运往塞维利亚、里斯本，再运往果阿。以至于当时的马德里商人说，葡萄牙人从里斯本运往果阿的白银几乎全部经由澳门进入了中国。 这种结构性贸易逆差，所反映的决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贸易问题，而是贸易各方生产水平、经济实力的体现。葡、西两国及其殖民地无法用香料等初级产品与中国工艺精良的高级商品在贸易上达成平衡，必须支付巨额白银货币。关于这一点，弗兰克《白银资本》说得最为深刻：“外国人，包括欧洲人，为了与中国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国人支付白银，这也确实表现为商业上的‘纳贡’”；“‘中国贸易’造成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是，中國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他进一步发挥道：“16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的尼德兰（荷兰）或18世纪的英国在世界经济中根本没有霸权可言”；“在1800年以前，欧洲肯定不是世界经济的中心”。
弗兰克的这种大胆论断，引起了外国学者和中国学者的异议。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当然可以继续讨论。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它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晚明历史大变局的存在，以及中国在其中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这种情况是和晚清历史大变局截然不同的。
不论你对此作何评价，巨额白银资本的流入中国总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中国学者全汉升从大量第一手资料中提炼出结论：1571年至1821年间，从美洲运往马尼拉的白银共计4亿西元（比索），其中二分之一或更多一些，流入了中国。全氏的这一研究成果受到西方学者的广泛关注。
有鉴于此，弗兰克对巨额白银资本流入中国问题做了一个系统总结，他在《白银资本》中认为中国通过“丝— 银”贸易获得了世界白银产量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相比较而言，弗兰克的估计比全汉升保守多了，即便如此，也足够令人震惊了。
这无论如何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辉煌！这种辉煌出现在晚明时期，它以无可争议的姿态显示，以往的所谓定论—— 晚明时期中国经济已经走上了下坡路，是多么不堪一击。
由于中国出口的商品如生丝、丝织品、棉布、瓷器等，主要来自太湖流域，以及东南沿海地区，巨额白银资本的流入，毫无疑问刺激了这些地区经济的蓬勃发展，市场机制的日益完备。全汉升不无感慨地说：“由此可知，在近代西方工业化成功以前，中国工业的发展，就其使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强大的竞争力来说，显然曾经有过一页光荣的历史。”由此看来，在欧洲工业革命发生以前，中国江南的经济水平是领先于欧洲的，至少并不比欧洲落后。
（选自《国史十六讲》，中华书局。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明清史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