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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杜甫之外，白居易被誉为唐代诗人中的第三极。
白居易能有此殊荣，与诗仙、诗圣并驾，自有其不同凡响之处。除了诗歌创作本身是彼时的翘楚之外，他对后世影响巨大——不仅在诗风上，更是在精神上——他真正实现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儒家思想。他对中唐之后文人（如对宋代的苏轼等）的影响不亚于陶渊明对中唐之前文人的影响。
【《长恨歌》的背后】
贞元十六年（800），29岁的白居易进士及第，是同榜中年龄最小的一位。贞元十九年（803），白居易考中了吏部的书判拔萃科。同榜的还有元稹、崔玄亮。元白漫长、浓烈的交谊便始于彼时。次年，白居易与元稹、崔玄亮等同被授予秘书省校书郎。此时白居易尚未婚姻，生活悠闲，租住在已故德宗朝宰相关播的常乐坊旧宅，以文会友。
才子们除了在家小酌，还游遍长安各大名胜、风景，赋诗不少。白居易写过一首诗，嫌孤夜漫长，“艳质无由见，寒衾不可亲。何堪最长夜，俱作独眠人”。学者们根据白诗中各种直白、隐晦的怀恋碎片推测，大约27岁左右，他在洛阳与一位15岁的姑娘湘灵相爱了。从少年开始发奋，其间白父辞世，白居易想必也无暇顾及其他。彼时读书有了一定成绩、告一段落时，爱神降临。两人一见钟情，开始了一段热恋。
白居易与湘灵断续相处了几年，两个人门第悬殊，但仍怀有美好的愿景。湘灵为白居易做过鞋子，也曾一晌贪欢，匆匆离开时将镜子落下了，“美人与我别，留镜在匣中”。
由于白居易要在宣州参加乡试、府试，接着又去长安赶考，准备策赋，参加制举，两个人聚少离多。每一次分别都是那样心痛，远行的人强忍离愁，守望的人肝肠寸断。可惜从秋到春，都盼不回归人。
担任校书郎后不久，白居易将家人从洛阳搬迁到长安附近的下邽。白居易的母亲有“心疾”，精神不正常。白居易的父亲去世后，家境贫困，白母的疾病加重。当年白居易去宣城时，其母就有过一次自尽未遂，故身边不能离开看护者。因此，白居易就算在长安再适意，也无法逃脱照顾家人的责任。
与湘灵的感情不可能再维系，本来就难以在一起，搬家之后更没有理由回乡探望，这一次别离也算永诀。不知湘灵是否真的甘心，白居易其实有些不甘心。他的不甘心都写在了《长恨歌》中。元和元年（806）十二月，陈鸿、王质夫等与白居易在周至县仙游寺游玩时，王质夫举杯邀请白居易为玄宗、贵妃的故事写诗以作记录，《长恨歌》由此而来。
长诗以玄宗、贵妃为表，以他与湘灵为里，尤其是写到贵妃死后，一声声的离情别怨分明是诗人对自己内心凄苦的描摹。即使是华贵的精工绣着翡翠鸟的缎被，也会孤寒，只能挑尽油灯不成眠。而结尾处的“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完全是当年与湘灵“比肩行”“连理枝”的翻版。正是如此，才有“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悲鸣！
恨虽恨，遗憾归遗憾，如同玄宗在马嵬坡不得不舍妃子保命，白居易在婚姻方面也只能舍弃心上人，去寻求合适的门第。门当户对在唐代天经地义，无可厚非，何况白居易正处于仕途上升期，无论白家还是白居易自己，甚至湘灵和湘灵家人，可能都不会想到让湘灵作正室。
元和元年（806）四月，白居易考过了宪宗设的制举考试。从进士及第算起，这是六七年间通过的第三次大考。元白二人双双高中。是年冬十二月，白居易被授予周至县尉。
34岁未婚，白居易难免为自己的婚姻焦急。赴周至做县尉后，他数次在诗作中表达出孤单、盼望伴侣的心思，种两株松树作亲友，以冲淡家中的空荡；栽一株蔷薇作女眷，以盈实寂寞之情。种树、栽花不久，良缘乍现。
元和三年夏，白居易以37岁“高龄”初婚，娶了弘农杨氏家族的女子。白居易的两次婚姻都是与杨家结亲。第一位夫人是杨虞卿、杨汝士的堂妹，第二位夫人是他们的亲妹妹。第一位夫人与白居易生育四位女儿，大约在白居易55岁牧苏州之前辞世。一两年后，白居易续娶，58岁时喜得贵子，可惜儿子三岁夭亡。
饱含离愁别恨的《长恨歌》虽为白居易的闲暇之作，但却意外地成全了他的仕途。《长恨歌》完成后，迅速流布于坊间，很有可能也传到了宫中。宪宗继位初，励精图治，关注前朝尤其是玄宗朝的得失，对广为传诵的《长恨歌》留意也在情理之中。宪宗能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对白居易由不喜到喜欢，《长恨歌》应该起了很大作用。白居易的才情弥补了他对策太直白的不足，帮助他进入朝堂。
元和二年（807）秋，在周至县尉任职仅数月的白居易便被调任，做了京兆府进士考试官，成为翰林院学士，次年改官左拾遗。由此，白居易开始了兢兢业业的几年谏官生涯，写了大量讽喻诗，编为《新乐府》。
【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
元和三年（808）四月，白居易入翰林院。与他同入翰林院的另外五人——李程、王涯、裴洎、李绛、崔群后来都做了宰相，唯独白居易一生空做宰相梦——仕途失志与其直言劝谏有关。
同年九月，淮南节度使王锷入朝，巨量进奉博宪宗欢心，又贿赂宦官，谋得宰相一职。白居易却上书揭露王锷在淮南的不当行为，力谏反对对王锷的任命，未果。接下来的几年，白居易屡陈时政，对出兵打仗、官员任命、宫廷管理等都有献疏；无论权倾一时的达官贵人，还是气焰嚣张的宦官，他皆敢于抨击。完成于左拾遗任上的《新乐府》更是针砭时弊，上至朝堂政事、宫廷娱乐，下至百姓生活、市井风俗，凡是引起白居易注意的均被记录，入木三分地揭示出“繁华”背后的凄惨，引起诸多政客的不满。
白居易的直言也令宪宗不悦。尽管宪宗采纳了白居易的减免租税、放归宫人、绝地方进奉、禁止南方地区掠夺平民卖为奴仆等，但宪宗在对于他的“论执强鲠”不能接受。某次在殿内对话时，因白居易脱口而出“陛下误矣”，“帝变色”。幸好李绛从旁劝解，赞扬宪宗“陛下启言者路，故群臣敢论得失”，才保白居易逃过一劫。
元和五年（810）五月五日，白居易左拾遗秩满，没有按照常规在朝廷继续升职，而是從朝廷的官员（内官）转为为京兆府户曹参军（属于地方官员，外官），但仍担任翰林学士。白居易深知这是“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可他却不以为意。 次年，白居易的母亲去世，他辞官回家守孝，在下邽金氏村过起了农居生活。回到田园生活，白居易有效陶之心，忙时入田，闲时垂钓，雨季时不出舍门。出身高门大户的妻子不习惯村居生活，归宁后久不回来，白居易只能孤灯独饮，读书抚琴，诗笔不停。
元和八年（813）夏，白居易服除，为母守丧结束，却没有被补官，一直到下一年冬季被授予太子左赞善大夫。太子左赞善大夫为正五品，品级不算低，不过属于太子府的谏议大夫，掌规谏太子过失、赞礼仪等事，基本属于闲职。
丁忧后一年半才重返仕途，又是一个不痛不痒的职位，更令白居易对世事莫测、官场险恶有体会。几年的赋闲中，白居易应该是愁思多于恬淡，有深饮浅酌时的回忆，有不得志不尽意的惆怅，有百思不得其解的无奈。让白居易愁绪满怀的另一个原因是亲人的離世。白母去世前后，他不足三岁的长女金銮子夭亡，病中的白居易肝肠寸断。难以排解的伤怀促动他向佛道靠拢。从下邽闲居开始，白居易思想观念逐渐从前期儒家的学而优则仕的积极进取、忠君报恩，转变为后期混杂有强烈的佛、道出世、归隐的念头，最终形成了白居易独特的既兼济天下、又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和处世风格。
【元白唱和】
白居易在下邽丁忧赋闲的四年间，身体不好，生活拮据，没有了俸禄仅靠田地收成很难养家，多亏有好友元稹的资助。元稹分俸也算投桃报李——几年前，在元稹为母丁忧赋闲时，白居易曾解囊相助。
白居易与元稹以“元白”著称。他们在当时的名气不亚于现在的明星、网红。如长庆四年（824），元稹在去越州赴任的路上经过杭州，与白居易一同游览钱塘江湖心岛上的永福寺，引来路人围观。围观的原因就是因为“元白”一同现身，百姓久闻“元白”大名，现在听说本人来了，聚集路边为了一睹二人风采。
元白深厚的交谊始于贞元十九年（803），二人皆考中吏部的书判拔萃科。次年，二人又同被授予秘书省校书郎。元稹虽已结婚并携妻子随岳父住在东都洛阳，但时而往来长安，白居易尚未婚姻。一群才子们日常以吟诗、游历、酒宴、混迹娱乐区为乐。永贞元年（805）冬天，元白二人为来年的制举考试备考，白居易租住于元稹家附近的华阳观。第二年，二人又再次上榜。
元和四年（809）春，元稹出使剑南东川，元和五年（810）被调回，在驿站中遇到当红宦官刘士元等，因争住上房而发生冲突，元稹被宦官用马鞭抽打受伤，且被赶出。宪宗偏袒宦官，处罚元稹。白居易上书三次为元稹求情，直陈利弊，可惜宪宗丝毫不为所动，仍将元稹贬为江陵士曹。
其实，从两人相识到元稹辞世的近三十年间，基本上是聚少离多。两人虽长期不能相聚，他们友情的笃深却素来被传为佳话。《唐才子传》评价他们是“虽骨肉未至，爱慕之情，可欺金石，千里神交，若合符契”。
元和五年，元稹被贬江陵从长安离开时，正值白居易从翰林院回家，两人邂逅，从永寿寺南一路骑马并行到白居易所居住的新昌里北，依依惜别。当晚，元稹住在蓝田的山北寺，白居易职务在身不得离京，他让弟弟赶去送行，又送去他写的诗轴，以供元稹路上消遣。对元稹的惦念令白居易日日计算元稹的行程，夜里不免梦到元稹。巧的是，次晨梦醒竟然收到元稹寄来的诗。诗中说，“是夕远思君，思君瘦如削”。
贬谪、差旅途中，白居易每到驿亭，必先下马在墙柱之间寻觅元稹的诗。而元稹收到白居易的信时，激动得掉泪，以至于让妻子、女儿受到惊吓，以为出了什么大事。
两位挚友的交流主要靠诗书传递，这也形成了元白诗的特点之一——“唱和元白”。这些唱和诗对当时诗风影响很大。在后期，元稹刺越州，白居易刺杭州、苏州时，他们还设计了专门的“诗筒”用以诗歌传递。
他们的唱和除了互通思想、表达感情，最根本的原因是出自对诗歌写作的热爱。元和十年正月到三月，元稹被短暂召回长安。其间与白居易同游城南，二十多里的路上都在对诗，同游的朋友樊宗宪、李景信无从接口。也因此，白居易被时人称为“诗仙”“诗魔”。
大和五年（831）七月，元稹暴病而亡。白居易为元稹作了墓志铭。以元白的关系，白居易不肯收润笔，但元家执意要送。白居易将总价六七十万钱的“谢文之贽”捐出，重修了洛阳龙门香山寺。
【东坡草堂】
元和九年（814）冬，白居易被召回担任太子左赞善大夫，成了东宫官员。再回长安，租住在长安城南的昭国里。此次担任的官职很不重要，门前冷落，仅有张籍等为数不多的朋友常来造访。
元和十年（815），长安发生了令人震惊的刺杀案。宰相武元衡清早离家上朝时，被节度使李师道派遣的刺客凶残地杀害并被削首；刺客们同时还去袭击了裴度，裴度由于帽子比较厚未被砍死而躲过一劫。白居易也深感震撼，他认为这样“国辱臣死”、史无前例的案件，即使是小官也不能沉默。
这次直谏又为白居易惹来大祸，他被加以“越职言事”的罪名，追究他身为东宫官员而先于朝廷官员讨论朝政。有人提出将白居易贬到偏远的地方做刺史，而王涯更甚，说白居易不适合管理郡县，全不念当年白居易为他求情之事。于是白居易被贬至江州任司马。
唐代各州所设的司马职位基本上是安置被贬谪的官员，并无实际的工作可做。白居易在江州三年半后，才在当年同入翰林院的好友、彼时为宰相的崔群的努力下，接到被派往忠州任刺史的圣旨。
近四年的江州生活令白居易的思想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先前在下邽丁忧时的效仿陶渊明、投身佛道、出世归隐的念头更加强烈，对政务方面则变得融通、豁达，感觉世事皆可原谅。在给好友、姻亲杨虞卿的信中，白居易写道，“人生未死间，见千变万化，若不情恕于外，理遣于中，欲何为哉”。对不能理解的事情“宽恕”的同时，放下的是斗志。他以命运无常、命该如此说服自己接受现状。
元和十一年秋，白居易作《琵琶行》。诗歌中，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白居易毫不掩饰地泪湿青衫，而日常生活中，他则以无为于政务、游荡于山林表现自己的“安时顺命”，以遣岁月。也就是在写《琵琶行》前后，白居易初登庐山后便爱不能舍，着手在香炉峰下、遗爱寺旁修建草庐。庐外乔松参天，修竹千杆，榴红莲白，飞泉溅石，白居易愿“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书，终老于斯”。 草堂落成后款待宾客，白居易深夜给元稹写信，信中说有“三泰奉报”好友。草堂为一泰，另两泰是家人团聚和薪水充足。对比去江州半年时写给元稹的《与元九书》中“江风苦寒，岁暮鲜欢，夜长少睡”，这封信中则泰然许多，白居易称自己是“形骸且健，方寸甚安”——由此可知期间一番心路。
在忠州的一年多，白居易仍然过着独善其身、陶冶性情的生活。他每天劳作不休，在城东面的坡地上种了许多花树，为自己营造一个现世安好的场所，自斟自饮地到日暮西山。这块东面的高地成了白居易忠州的“草堂”，令其流连忘返。
白居易对“东坡”的痴迷热爱，直启苏轼。苏轼在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开始自号“东坡”。苏轼在黄州住宅东面开垦田地以补贴家用，且认为贬谪黄州的经历与白居易贬谪江城、忠州类似，由此取“东坡”为号。
【我心本无乡，心安是归处】
白居易于宝历三年（827，也是文宗的大和元年）回到洛阳后，文宗已经继位，白居易被诏到长安授予从三品的秘书监。次年二月，白居易在裴度、韦处厚等人的举荐下被授为正三品的刑部侍郎，白居易的入相梦再次燃起。可惜随后，政局变化得更错综复杂，韦处厚于年底暴亡，裴度受到排挤，白居易也放弃了最后的努力，报国丹心彻底无处安放。
大和三年（829）四月，白居易再次分司东都，任职太子宾客。从彼时到辞世，白居易安居洛阳，专心于个人生活。大和五年（831），独子阿崔夭亡，同年，元稹辞世，白居易的心情一度绝望，他更多地投身到佛道中，以诗酒伎乐移情。开成四年（839），白居易患风痹，遣散乐妓，卖掉豢养的马匹，生活趋于清淡，多与僧人往来。
老友纷纷谢世，节度使林立，宦官专权，文宗无能为力。武宗登基后，71岁的白居易致仕辞官。多年风云变幻已让白居易修行“成佛”，早已将荣辱得失看淡。会昌六年（846）八月，白居易卒，得年75岁。
从年轻时创制“闲适诗”，到老年沉浸于洛阳的文酒诗会、参禅悟道，白居易完成了开启后世读书人的“生存智慧”——对政治知进知退，更注重独善其身。
“白居易对中国文学史、文化史、民族性的意义超过他诗的文学价值。他从理性到养生，是中国人变化的一个趋势”。这是一种勘破，也是一种放弃，是理想的转移，不再以忧国忧民为第一或唯一使命，士的个人生活丰富了，懂得营建私生活，开始从仗剑天涯转变成竹酒花园。这种趋势从王维时就有发端，但王维晚年认为自己的怯懦是德有亏欠，而从白居易始则变为自然而然的、理所应当的行为。
白居易对朝鲜、日本的影响更是众所周知。日本文人不僅对白诗文学习、领悟，兴起唱和的风潮，还以梦到白居易为荣耀的雅事。事实上，白居易对日本的影响超越了文学本身。白居易诗文和生活中的雅静、精致、唯美、忧伤、散淡符合日本传统审美的趋势，也对其起到了加固的作用。
1968年，川端康成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的讲话中说：日本的美学特色可以用“雪月花时最怀友”的诗句表达出来，“以‘雪、月、花’几个字来表现四季时令变化的美，在日本这是包含着山川草木、宇宙万物、大自然的一切，以至人的感情的美，是有其传统的”。而这句“雪月花时最怀友”的来源，则是白居易的《寄殷协律》，“五岁优游同过日，一朝消散似浮云。琴诗酒伴皆抛我，雪月花时最忆君”。
（作者系文史学者）
白居易能有此殊荣，与诗仙、诗圣并驾，自有其不同凡响之处。除了诗歌创作本身是彼时的翘楚之外，他对后世影响巨大——不仅在诗风上，更是在精神上——他真正实现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儒家思想。他对中唐之后文人（如对宋代的苏轼等）的影响不亚于陶渊明对中唐之前文人的影响。
【《长恨歌》的背后】
贞元十六年（800），29岁的白居易进士及第，是同榜中年龄最小的一位。贞元十九年（803），白居易考中了吏部的书判拔萃科。同榜的还有元稹、崔玄亮。元白漫长、浓烈的交谊便始于彼时。次年，白居易与元稹、崔玄亮等同被授予秘书省校书郎。此时白居易尚未婚姻，生活悠闲，租住在已故德宗朝宰相关播的常乐坊旧宅，以文会友。
才子们除了在家小酌，还游遍长安各大名胜、风景，赋诗不少。白居易写过一首诗，嫌孤夜漫长，“艳质无由见，寒衾不可亲。何堪最长夜，俱作独眠人”。学者们根据白诗中各种直白、隐晦的怀恋碎片推测，大约27岁左右，他在洛阳与一位15岁的姑娘湘灵相爱了。从少年开始发奋，其间白父辞世，白居易想必也无暇顾及其他。彼时读书有了一定成绩、告一段落时，爱神降临。两人一见钟情，开始了一段热恋。
白居易与湘灵断续相处了几年，两个人门第悬殊，但仍怀有美好的愿景。湘灵为白居易做过鞋子，也曾一晌贪欢，匆匆离开时将镜子落下了，“美人与我别，留镜在匣中”。
由于白居易要在宣州参加乡试、府试，接着又去长安赶考，准备策赋，参加制举，两个人聚少离多。每一次分别都是那样心痛，远行的人强忍离愁，守望的人肝肠寸断。可惜从秋到春，都盼不回归人。
担任校书郎后不久，白居易将家人从洛阳搬迁到长安附近的下邽。白居易的母亲有“心疾”，精神不正常。白居易的父亲去世后，家境贫困，白母的疾病加重。当年白居易去宣城时，其母就有过一次自尽未遂，故身边不能离开看护者。因此，白居易就算在长安再适意，也无法逃脱照顾家人的责任。
与湘灵的感情不可能再维系，本来就难以在一起，搬家之后更没有理由回乡探望，这一次别离也算永诀。不知湘灵是否真的甘心，白居易其实有些不甘心。他的不甘心都写在了《长恨歌》中。元和元年（806）十二月，陈鸿、王质夫等与白居易在周至县仙游寺游玩时，王质夫举杯邀请白居易为玄宗、贵妃的故事写诗以作记录，《长恨歌》由此而来。
长诗以玄宗、贵妃为表，以他与湘灵为里，尤其是写到贵妃死后，一声声的离情别怨分明是诗人对自己内心凄苦的描摹。即使是华贵的精工绣着翡翠鸟的缎被，也会孤寒，只能挑尽油灯不成眠。而结尾处的“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完全是当年与湘灵“比肩行”“连理枝”的翻版。正是如此，才有“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悲鸣！
恨虽恨，遗憾归遗憾，如同玄宗在马嵬坡不得不舍妃子保命，白居易在婚姻方面也只能舍弃心上人，去寻求合适的门第。门当户对在唐代天经地义，无可厚非，何况白居易正处于仕途上升期，无论白家还是白居易自己，甚至湘灵和湘灵家人，可能都不会想到让湘灵作正室。
元和元年（806）四月，白居易考过了宪宗设的制举考试。从进士及第算起，这是六七年间通过的第三次大考。元白二人双双高中。是年冬十二月，白居易被授予周至县尉。
34岁未婚，白居易难免为自己的婚姻焦急。赴周至做县尉后，他数次在诗作中表达出孤单、盼望伴侣的心思，种两株松树作亲友，以冲淡家中的空荡；栽一株蔷薇作女眷，以盈实寂寞之情。种树、栽花不久，良缘乍现。
元和三年夏，白居易以37岁“高龄”初婚，娶了弘农杨氏家族的女子。白居易的两次婚姻都是与杨家结亲。第一位夫人是杨虞卿、杨汝士的堂妹，第二位夫人是他们的亲妹妹。第一位夫人与白居易生育四位女儿，大约在白居易55岁牧苏州之前辞世。一两年后，白居易续娶，58岁时喜得贵子，可惜儿子三岁夭亡。
饱含离愁别恨的《长恨歌》虽为白居易的闲暇之作，但却意外地成全了他的仕途。《长恨歌》完成后，迅速流布于坊间，很有可能也传到了宫中。宪宗继位初，励精图治，关注前朝尤其是玄宗朝的得失，对广为传诵的《长恨歌》留意也在情理之中。宪宗能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对白居易由不喜到喜欢，《长恨歌》应该起了很大作用。白居易的才情弥补了他对策太直白的不足，帮助他进入朝堂。
元和二年（807）秋，在周至县尉任职仅数月的白居易便被调任，做了京兆府进士考试官，成为翰林院学士，次年改官左拾遗。由此，白居易开始了兢兢业业的几年谏官生涯，写了大量讽喻诗，编为《新乐府》。
【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
元和三年（808）四月，白居易入翰林院。与他同入翰林院的另外五人——李程、王涯、裴洎、李绛、崔群后来都做了宰相，唯独白居易一生空做宰相梦——仕途失志与其直言劝谏有关。
同年九月，淮南节度使王锷入朝，巨量进奉博宪宗欢心，又贿赂宦官，谋得宰相一职。白居易却上书揭露王锷在淮南的不当行为，力谏反对对王锷的任命，未果。接下来的几年，白居易屡陈时政，对出兵打仗、官员任命、宫廷管理等都有献疏；无论权倾一时的达官贵人，还是气焰嚣张的宦官，他皆敢于抨击。完成于左拾遗任上的《新乐府》更是针砭时弊，上至朝堂政事、宫廷娱乐，下至百姓生活、市井风俗，凡是引起白居易注意的均被记录，入木三分地揭示出“繁华”背后的凄惨，引起诸多政客的不满。
白居易的直言也令宪宗不悦。尽管宪宗采纳了白居易的减免租税、放归宫人、绝地方进奉、禁止南方地区掠夺平民卖为奴仆等，但宪宗在对于他的“论执强鲠”不能接受。某次在殿内对话时，因白居易脱口而出“陛下误矣”，“帝变色”。幸好李绛从旁劝解，赞扬宪宗“陛下启言者路，故群臣敢论得失”，才保白居易逃过一劫。
元和五年（810）五月五日，白居易左拾遗秩满，没有按照常规在朝廷继续升职，而是從朝廷的官员（内官）转为为京兆府户曹参军（属于地方官员，外官），但仍担任翰林学士。白居易深知这是“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可他却不以为意。 次年，白居易的母亲去世，他辞官回家守孝，在下邽金氏村过起了农居生活。回到田园生活，白居易有效陶之心，忙时入田，闲时垂钓，雨季时不出舍门。出身高门大户的妻子不习惯村居生活，归宁后久不回来，白居易只能孤灯独饮，读书抚琴，诗笔不停。
元和八年（813）夏，白居易服除，为母守丧结束，却没有被补官，一直到下一年冬季被授予太子左赞善大夫。太子左赞善大夫为正五品，品级不算低，不过属于太子府的谏议大夫，掌规谏太子过失、赞礼仪等事，基本属于闲职。
丁忧后一年半才重返仕途，又是一个不痛不痒的职位，更令白居易对世事莫测、官场险恶有体会。几年的赋闲中，白居易应该是愁思多于恬淡，有深饮浅酌时的回忆，有不得志不尽意的惆怅，有百思不得其解的无奈。让白居易愁绪满怀的另一个原因是亲人的離世。白母去世前后，他不足三岁的长女金銮子夭亡，病中的白居易肝肠寸断。难以排解的伤怀促动他向佛道靠拢。从下邽闲居开始，白居易思想观念逐渐从前期儒家的学而优则仕的积极进取、忠君报恩，转变为后期混杂有强烈的佛、道出世、归隐的念头，最终形成了白居易独特的既兼济天下、又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和处世风格。
【元白唱和】
白居易在下邽丁忧赋闲的四年间，身体不好，生活拮据，没有了俸禄仅靠田地收成很难养家，多亏有好友元稹的资助。元稹分俸也算投桃报李——几年前，在元稹为母丁忧赋闲时，白居易曾解囊相助。
白居易与元稹以“元白”著称。他们在当时的名气不亚于现在的明星、网红。如长庆四年（824），元稹在去越州赴任的路上经过杭州，与白居易一同游览钱塘江湖心岛上的永福寺，引来路人围观。围观的原因就是因为“元白”一同现身，百姓久闻“元白”大名，现在听说本人来了，聚集路边为了一睹二人风采。
元白深厚的交谊始于贞元十九年（803），二人皆考中吏部的书判拔萃科。次年，二人又同被授予秘书省校书郎。元稹虽已结婚并携妻子随岳父住在东都洛阳，但时而往来长安，白居易尚未婚姻。一群才子们日常以吟诗、游历、酒宴、混迹娱乐区为乐。永贞元年（805）冬天，元白二人为来年的制举考试备考，白居易租住于元稹家附近的华阳观。第二年，二人又再次上榜。
元和四年（809）春，元稹出使剑南东川，元和五年（810）被调回，在驿站中遇到当红宦官刘士元等，因争住上房而发生冲突，元稹被宦官用马鞭抽打受伤，且被赶出。宪宗偏袒宦官，处罚元稹。白居易上书三次为元稹求情，直陈利弊，可惜宪宗丝毫不为所动，仍将元稹贬为江陵士曹。
其实，从两人相识到元稹辞世的近三十年间，基本上是聚少离多。两人虽长期不能相聚，他们友情的笃深却素来被传为佳话。《唐才子传》评价他们是“虽骨肉未至，爱慕之情，可欺金石，千里神交，若合符契”。
元和五年，元稹被贬江陵从长安离开时，正值白居易从翰林院回家，两人邂逅，从永寿寺南一路骑马并行到白居易所居住的新昌里北，依依惜别。当晚，元稹住在蓝田的山北寺，白居易职务在身不得离京，他让弟弟赶去送行，又送去他写的诗轴，以供元稹路上消遣。对元稹的惦念令白居易日日计算元稹的行程，夜里不免梦到元稹。巧的是，次晨梦醒竟然收到元稹寄来的诗。诗中说，“是夕远思君，思君瘦如削”。
贬谪、差旅途中，白居易每到驿亭，必先下马在墙柱之间寻觅元稹的诗。而元稹收到白居易的信时，激动得掉泪，以至于让妻子、女儿受到惊吓，以为出了什么大事。
两位挚友的交流主要靠诗书传递，这也形成了元白诗的特点之一——“唱和元白”。这些唱和诗对当时诗风影响很大。在后期，元稹刺越州，白居易刺杭州、苏州时，他们还设计了专门的“诗筒”用以诗歌传递。
他们的唱和除了互通思想、表达感情，最根本的原因是出自对诗歌写作的热爱。元和十年正月到三月，元稹被短暂召回长安。其间与白居易同游城南，二十多里的路上都在对诗，同游的朋友樊宗宪、李景信无从接口。也因此，白居易被时人称为“诗仙”“诗魔”。
大和五年（831）七月，元稹暴病而亡。白居易为元稹作了墓志铭。以元白的关系，白居易不肯收润笔，但元家执意要送。白居易将总价六七十万钱的“谢文之贽”捐出，重修了洛阳龙门香山寺。
【东坡草堂】
元和九年（814）冬，白居易被召回担任太子左赞善大夫，成了东宫官员。再回长安，租住在长安城南的昭国里。此次担任的官职很不重要，门前冷落，仅有张籍等为数不多的朋友常来造访。
元和十年（815），长安发生了令人震惊的刺杀案。宰相武元衡清早离家上朝时，被节度使李师道派遣的刺客凶残地杀害并被削首；刺客们同时还去袭击了裴度，裴度由于帽子比较厚未被砍死而躲过一劫。白居易也深感震撼，他认为这样“国辱臣死”、史无前例的案件，即使是小官也不能沉默。
这次直谏又为白居易惹来大祸，他被加以“越职言事”的罪名，追究他身为东宫官员而先于朝廷官员讨论朝政。有人提出将白居易贬到偏远的地方做刺史，而王涯更甚，说白居易不适合管理郡县，全不念当年白居易为他求情之事。于是白居易被贬至江州任司马。
唐代各州所设的司马职位基本上是安置被贬谪的官员，并无实际的工作可做。白居易在江州三年半后，才在当年同入翰林院的好友、彼时为宰相的崔群的努力下，接到被派往忠州任刺史的圣旨。
近四年的江州生活令白居易的思想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先前在下邽丁忧时的效仿陶渊明、投身佛道、出世归隐的念头更加强烈，对政务方面则变得融通、豁达，感觉世事皆可原谅。在给好友、姻亲杨虞卿的信中，白居易写道，“人生未死间，见千变万化，若不情恕于外，理遣于中，欲何为哉”。对不能理解的事情“宽恕”的同时，放下的是斗志。他以命运无常、命该如此说服自己接受现状。
元和十一年秋，白居易作《琵琶行》。诗歌中，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白居易毫不掩饰地泪湿青衫，而日常生活中，他则以无为于政务、游荡于山林表现自己的“安时顺命”，以遣岁月。也就是在写《琵琶行》前后，白居易初登庐山后便爱不能舍，着手在香炉峰下、遗爱寺旁修建草庐。庐外乔松参天，修竹千杆，榴红莲白，飞泉溅石，白居易愿“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书，终老于斯”。 草堂落成后款待宾客，白居易深夜给元稹写信，信中说有“三泰奉报”好友。草堂为一泰，另两泰是家人团聚和薪水充足。对比去江州半年时写给元稹的《与元九书》中“江风苦寒，岁暮鲜欢，夜长少睡”，这封信中则泰然许多，白居易称自己是“形骸且健，方寸甚安”——由此可知期间一番心路。
在忠州的一年多，白居易仍然过着独善其身、陶冶性情的生活。他每天劳作不休，在城东面的坡地上种了许多花树，为自己营造一个现世安好的场所，自斟自饮地到日暮西山。这块东面的高地成了白居易忠州的“草堂”，令其流连忘返。
白居易对“东坡”的痴迷热爱，直启苏轼。苏轼在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开始自号“东坡”。苏轼在黄州住宅东面开垦田地以补贴家用，且认为贬谪黄州的经历与白居易贬谪江城、忠州类似，由此取“东坡”为号。
【我心本无乡，心安是归处】
白居易于宝历三年（827，也是文宗的大和元年）回到洛阳后，文宗已经继位，白居易被诏到长安授予从三品的秘书监。次年二月，白居易在裴度、韦处厚等人的举荐下被授为正三品的刑部侍郎，白居易的入相梦再次燃起。可惜随后，政局变化得更错综复杂，韦处厚于年底暴亡，裴度受到排挤，白居易也放弃了最后的努力，报国丹心彻底无处安放。
大和三年（829）四月，白居易再次分司东都，任职太子宾客。从彼时到辞世，白居易安居洛阳，专心于个人生活。大和五年（831），独子阿崔夭亡，同年，元稹辞世，白居易的心情一度绝望，他更多地投身到佛道中，以诗酒伎乐移情。开成四年（839），白居易患风痹，遣散乐妓，卖掉豢养的马匹，生活趋于清淡，多与僧人往来。
老友纷纷谢世，节度使林立，宦官专权，文宗无能为力。武宗登基后，71岁的白居易致仕辞官。多年风云变幻已让白居易修行“成佛”，早已将荣辱得失看淡。会昌六年（846）八月，白居易卒，得年75岁。
从年轻时创制“闲适诗”，到老年沉浸于洛阳的文酒诗会、参禅悟道，白居易完成了开启后世读书人的“生存智慧”——对政治知进知退，更注重独善其身。
“白居易对中国文学史、文化史、民族性的意义超过他诗的文学价值。他从理性到养生，是中国人变化的一个趋势”。这是一种勘破，也是一种放弃，是理想的转移，不再以忧国忧民为第一或唯一使命，士的个人生活丰富了，懂得营建私生活，开始从仗剑天涯转变成竹酒花园。这种趋势从王维时就有发端，但王维晚年认为自己的怯懦是德有亏欠，而从白居易始则变为自然而然的、理所应当的行为。
白居易对朝鲜、日本的影响更是众所周知。日本文人不僅对白诗文学习、领悟，兴起唱和的风潮，还以梦到白居易为荣耀的雅事。事实上，白居易对日本的影响超越了文学本身。白居易诗文和生活中的雅静、精致、唯美、忧伤、散淡符合日本传统审美的趋势，也对其起到了加固的作用。
1968年，川端康成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的讲话中说：日本的美学特色可以用“雪月花时最怀友”的诗句表达出来，“以‘雪、月、花’几个字来表现四季时令变化的美，在日本这是包含着山川草木、宇宙万物、大自然的一切，以至人的感情的美，是有其传统的”。而这句“雪月花时最怀友”的来源，则是白居易的《寄殷协律》，“五岁优游同过日，一朝消散似浮云。琴诗酒伴皆抛我，雪月花时最忆君”。
（作者系文史学者）